李　怡

　　主持人语

　　连续几期我们都在讨论“散文观”，其实，在这个时代，散文的命运并不坏。最引人争议的还是诗歌：在文学整体边缘化的当下，诗歌肯定是边缘的边缘，我们的诗歌为什么会退居到生活与时代的边缘？它还能有什么作为？这些问题置放到了我们的重庆，更有其特殊的意义。重庆文学的古老历史，从来就是诗歌的历史，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夸耀的叙事文学成就还是这样的稀少，在当代中国小说的繁盛景观中，重庆小说虽然也尽心尽力，但尚未进入佳境，倒是重庆新时期诗歌的种种表现，已经成了中国批评界不能回避的话题。在今天，我们的“诗意”究竟应该是什么？诗意的山城还可以做什么？这些东西似乎天然就应该在这个地域展开讨论。

　　这一期，我们梳理和回顾重庆文学的标志性文体——诗歌。

　　林贤治先生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批评中的忧患意识曾经打动过许多的读者，今天，他的刀锋指向是中国诗歌，在他关于中国诗歌史古往今来的漫议中，不时闪烁的“自由”、“个性”的诉求格外引人注目，显然，关于诗歌艺术的这一思考已经指涉了更为广大的中国式的生存环境，指涉了我们关于生存的最基本的态度——或许已经不是“艺术”二字所能够概括得了的了，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存在中，所谓的“艺术”常常不也成了我们某种软弱的借口吗？林贤治的论断至少令我们警惕。

　　如果说林贤治先生的大论是对整个中国新诗的忧患，那么另外两篇出自青年学子的论述则是关于重庆诗歌的更具体的揭示。无论尚有争议的“重庆文学史”怎么确定范围，我们都会承认这样的事实：在与“重庆”有关的文学长河中，最为亮丽的光影便属于诗歌，包括途经重庆的外省诗人的“题刻”，也包括本土诗人的在重庆内外的各种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思维已经深化为重庆文学素质的一部分，为本区域文学的发展产生着某种举足轻重的潜在的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素质，却留下了许多没有被破解的秘密：在重庆的文学历史中，诗歌创作的绵长却也没有为我们贡献更多的影响深远的本土“大师”，而且，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们的诗歌优势几乎不再存在，包括一些本土的诗人都已经远走他乡。

　　这究竟又是因为什么？

　　真正珍惜重庆文学的诗歌精神，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这一现象的感叹和赞美之中，更多的应该是严肃的学术思考。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