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君

　　一

　　1938年8月14日这天，一艘插着意大利国旗的轮船缓缓靠拢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乘客蜂拥下船，老舍也踱出船舱，一脚踏进人流中。与老舍同行的还有何容、老向、萧伯青等人。站在重庆的土地上，大家都长舒一口气。来不及细睹陪都风采，老舍一行直奔青年会而去。

　　本年7月，九江沦陷，使得武汉局势骤然吃紧。许多机关单位纷纷往大后方搬迁，“文协”总部却按兵不动，继续有条不紊忙碌。卲力子一个电话打来，语气中满是急迫，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老舍这才下决心把“文协”总部迁到重庆。

　　“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几个月前刚刚在汉口成立。它是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旨在团结爱国作家，不分党派，共同抗日。“文协”的领导权成了争论的焦点问题，国共双方都不愿领导权落在对方手里。为了团结抗日，周恩来提议由老舍主持工作。老舍无党无派，文坛上久负盛名，自然顺利通过。建设和谐“文协”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老舍肩头。老舍高票当选为总务部部长（相当于今天的作协主席）。老舍推脱不过，只得笑纳。

　　青年会“地方清净，床铺上没有臭虫，房价便宜，而且有已经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1]，对于流动人员的吸引力非同一般。老舍一行赶到时，宿舍已经人满为患。这样优越的条件，老舍他们宁愿打地铺，当候补，也舍不得离开。青年会负责人格外开恩，让他们住进了楼东的机器房。机器房潮湿阴暗，又颇吵闹。可有总比没有强。

　　没过几日，“文协”总部设在了临江门的一间出租房内。老舍与何容也搬进了青年会楼上一间向阳的屋子。房间宽敞明亮，开窗可见青山绿水，窗下是一张九屉桌，两边各放一张床。老舍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二

　　顾不上去各处看看，一来重庆，老舍就忙上了。“文协”的宗旨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训练文艺新军”，通俗地讲就是，把文艺送到广大民众当中，更好地宣传抗日救国，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为广大官兵干部提供精神食粮，培养文艺事业的接班人。抗日救国是时代的主旋律，文艺家要围绕主旋律创作。

　　老舍一上台就开办了“通俗文艺讲习班“，主抓人才培养工作，亲自披挂上阵讲授“通俗文艺的技巧”等课程，大力提倡通俗文艺创作，满足战时民众的精神需要。老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早在武汉就率先开始通俗文艺创作。京剧、通俗小说都在老舍笔下汩汩流出。刚来重庆，就推出了自己的通俗文集《三一集》。

　　老舍对通俗文艺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之前，他与富少舫已成为知己朋友，为写鼓词，他一有空闲就去找老富学唱大鼓书。几个月下来，愣是学会了《白帝城》的一大段，并且腔调全是摹拟刘（宝全）派的。老舍觉得只有这样，写鼓词才不至于盲人摸象。《新栓娃娃》、《文盲自叹》、《陪都巡礼》、《王小赶驴》，一部一部赶着趟儿，很快就在茶楼酒肆传唱开。

　　身为“文协”掌门人，老舍的职责还包括筹集经费，召开工作会议，等等。为建设和谐“文协”，老舍忙上忙下，前后奔波，茶话会，座谈会，一个接一个，各种纪念会搞得如火如荼，还要举办前线慰问团，劳军筹款晚会，工作日程上总是排得满满的，说老舍日理万机毫不为过。

　　可即使是这样“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免不了遭到政府当局的猜忌。为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文协在中苏友好协会的“文化俱乐部”召开纪念大会。纪念会由老舍主持。刚一上台，几个彪形大汉就闯进了会场，几步冲上主席台，大叫大嚷，把老舍连推带搡拉下舞台。老舍怒气盈胸，双目圆睁，口里“嗯嗯”不住！主席台下更是乱成一团，大家纷纷往外跑，门口到处布满便衣特务[2]。

　　老舍毫不畏惧，继续热情洋溢地主持文协工作。不为所动地进行各种活动，多次举办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大会，还举办了“庆祝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诞辰纪念会”，茅盾、洪深、张恨水的50周年纪念会，以及高尔基、普希金、罗曼·罗兰等世界伟大作家的逝世纪念会。一时间，文坛上热闹非凡。周恩来也出席许多纪念会与老舍探讨各种问题，有时还请他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吃便饭、聊天，老舍常是默默听着。国民党当局坐不住了，“文协”越来越不听党国的话，跟共党频繁接触，岂有此理！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放出话来：“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老舍当即给张道藩写信，声明道：“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3]接掌文协大权的时候，老舍就曾经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4]这时的老舍很明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政治上的立场是中立的，随着对国共两党的深入了解，老舍的政治天平逐渐开始朝共产党倾斜，国民党老爷的行为让他越来越失望，对于共产党则表示理解同情，但直到去美国前，他也仍然是个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人道主义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还需进一步了解观察。但有一条是老舍始终坚持的，那就是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事业。

　　国民党当局表面不再说什么，背转身则咬牙道：好你个老舍！不怕我治不了你！

　　文协成立的时候，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教育部满口应承解决活动经费，可如今眼见文协不服管束，怎能轻易放款。于是，借口财政紧张，迟迟拖欠文协经费。为了维持文协正常运转不受影响，老舍四处奔走，一方面向当局索要拖欠的经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向社会名流借贷。为苦撑文协，老舍简直使出浑身解数，义务劳动不说，还要用自己的钱贴补。为了抗日救国，老舍忠肝义胆，硬是咬紧牙关，撑到抗战胜利完成了“文协”的使命。

　　团结压倒一切，抗战第一就是老舍的工作方针、“执政理念”。如果有谁违反这一原则，老舍就会勃然大怒，加以讨伐。梁实秋就曾撞在老舍的枪眼上。1938年12月，梁实秋出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他发表了一封征稿信，主张“于抗战有关的，我们最欢迎。与抗战无关的，我们也欢迎”，委婉地表达了对抗战文艺与政治过于紧密，做工粗糙的不满。立即在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作家剑拔弩张与梁实秋对峙，猛烈炮轰其牢骚言论，还有一些作家则为梁呐喊助威。老舍眼看形势不妙，义愤填膺，愤然捉笔，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梁实秋兴师问罪，因张道藩的干预，此信才没有发表[5]。老舍在信中认为梁不该说“不知文坛坐落何处”等挑衅话语。这分明是要破坏文艺界的团结局面，又是文人相轻的臭毛病，老舍愤慨地想。

　　对于梁对抗战文艺流露的不满，老舍却没有加以指责。其实，老舍心如明镜，他很清楚抗战文艺的毛病所在，然而这不是时势所迫吗？日本人的飞机隔三岔五光顾一次，现在又物价飞涨，作家贫病交迫，哪有心思精雕细琢。老舍又在思考着如何呼吁社会都来关心穷苦作家的生活，怎样想办法为作家们提高些稿费，他们的生活太苦了。

　　三

　　即便再忙再苦，劳神费心，老舍也不曾丢下笔杆子。写作不仅是他赖以谋生的饭碗，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事业。老舍说过：活着，我就要写作。在他的心中，写作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初到重庆，老舍并不适应。重庆的热是出了名的。晚上，床铺热得他无法入睡，迫不得已，买来凉席，依旧汗如雨下。城里树少，风也不多，屋里的桌椅都热得烫手。可一旦投入写作，任凭热浪滔天，蚊虫肆虐，老舍也是雷打不动，稳如泰山。署名老舍的稿子在各类报刊上频频出现，密度之大，让人惊叹！

　　来重庆前，老舍就以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名满天下。随着全面抗战的到来，老舍也卷进了民族革命的时代洪流里。除了负责文协工作，老舍还忙着撰写大量的杂文，鼓词、京剧、相声等也在老舍手中挥舞起来。什么对抗战有利，什么可以很好地鼓舞同胞的抗日激情，老舍就创作什么。战争让老舍顾不上细致构思。抗战几年，老舍只出版了两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老舍似乎丢弃了他最拿手的老本行。朋友们有的替他惋惜，对此，老舍却不以为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认为自己虽做不成了莎士比亚，但能为国家做些牺牲，实在是件荣耀的事情，也是每个国民应尽的义务。

　　如果说伦敦为中国逼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老舍，那么重庆则为中国献出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老舍。抗战时期，大后方舞台上急需大量的剧本以满足演出需要，现有的剧本量少质低。为了能够更直观地宣传抗日，弘扬民族精神，老舍受文协理事会之命，开始创作话剧。相对于小说，话剧具有生产周期短，易突击，写成即可上演，立刻收到宣传效果等特点。因此，老舍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写作话剧上。虽然以前他从未写过话剧，但老舍凭着一股勤奋勇敢的劲头，很快就创作出了《残雾》，一经上演，立刻受到广泛的欢迎。老舍又再接再励，与宋之的联袂创作了《国家之至上》，在大后方舞台上多次演出，赢得大家的一致好评，宋之的是专业剧作家，老舍通过与他合作，学习到许多写作戏剧的技巧。老舍渐渐由业余票友改为专业演员，一发而不可收拾，又创作了《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他还与赵清阁合写了《王老虎》、《桃李春风》等话剧。应该说，老舍这时期的剧本创作还处于习作阶段，加上战争的恶劣影响，需求的急迫，以及老舍积劳成疾造成的不便，有许多戏剧难免成了应时的宣传工具，老舍自己也表白说：“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乱。文字好，话剧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了文艺性；顾文艺，丢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本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6]对于自己的剧本创作老舍也不满意，并且赌气说不写剧本了，还是要回到他擅长的小说中来，在这一大段牢骚话中，可以看出老舍早已把戏剧的创作技巧摸的一清二楚，这还是老舍戏剧生涯的起跑阶段，它的重要作用是为后来能写出《龙须沟》、《茶馆》等优秀剧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老舍是个乐于学习的人。小说、戏剧、散文现在都能在老舍手中玩得转了，他又把目光贪婪地瞄向新诗的创作。对于古体诗，老舍并不陌生，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可对于新诗，尤其是长诗，在他可是新鲜事物。老舍以为，技不压身，多多益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好。1939年6月28日，老舍亲率北路慰劳团由重庆出发，经成都北出剑阁，过西安，又到兰州、青海等地慰劳抗日将士，行程二万里，历时五个多月，于12月9日返回重庆。老舍沿途所见所闻，觉得用诗的形式表达最为恰当。于是创作出了他一生唯一的长诗《剑北篇》，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在创作话剧《王老虎》时，老舍有幸结识剧中的原型人物萧亦五，于是老舍动了写小说的念头。那时，正当重庆奇暑的季节，老舍开始写起了他的小说，原计划是一部中篇，写到五六万字时，仍觉意犹未尽，索性改成了长篇。老舍的创作环境极其艰苦，天气热不说，头上的敌机还经常来骚扰，钻防空洞是常有的事，冯玉祥得知后，就让老舍住到他的陈家桥公馆里写作。由于盲肠炎发作，老舍住进了医院，病稍稍好些，老舍就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7]终于在1942年12月11日全部写完，名为《火葬》。病重中，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老舍，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个多产作家之一。

　　久不写长篇，老舍颇感生疏，老舍对自己的要求一向极为严格，他认为《火葬》的写作是失败的。老舍说：“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我写了文城，可是写完再看，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它！这个方法要不得！”[8]由于缺乏对沦陷区生活的了解，让老舍感到自己的小说有失真的地方，许多地方不免停留于表面化的描写，而不能透入骨髓地刻画。对于这篇小说耿耿于怀，他想要另作一部以洗刷自己心中的愧悔。

　　四

　　繁忙的工作之余，老舍也会挂念远在北平的老母亲，还有那“狠心”抛下的妻儿，她们日寇铁蹄下的生活想必很苦。

　　1937年深秋的一天，老舍把大部分的积蓄留在家里，只随身携带50块钱，毅然抛妻别子，单枪匹马，南下抗日。如今一别多年，思乡的苦闷，对家人的愧疚，常让老舍忍不住自责。老舍“每一空闲下来，必然的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被叱要哭，想到泪也就流下来”。每每此时，老舍总要手握酒杯，自斟自饮，畅饮两杯，努力忘却怀乡之苦。

　　1942年12月26日接到家书，方知老母已于一年前病逝。老舍带着对母亲的无限追思与愧悔，写下了动情的《我的母亲》一文。在他的生命当中另一位重要的老人刘大叔也差不多同时离开，老舍小时候家穷，是刘大叔牵着他的手把他送进学堂的。如果不是刘大叔，哪有我老舍今天。两行热泪静悄悄地流淌。无眠的夜里老舍承受着丧亲之痛与怀乡之苦的夹击。

　　朋友才是摆脱苦闷与孤独的良药。老朋友罗常培、赵水澄等的来访常会让老舍忘掉一切不快。老舍与朋友们在一起，仿佛换了个人，幽默风趣的话张口就来，常常惹得朋友开怀大笑。对待朋友老舍向来是慷慨好施，竭力为朋友排忧解难。老朋友富少舫唱的鼓词老舍包写，富少舫的养女富贵花识字老舍包教，就连富少舫两口子吵架也是老舍调解。朋友们来看老舍没有一次是空着肚子回去的，老舍总要把他们带到小馆子里撮一顿。自己财政紧张，也要抢着付账：“我比你宽裕些，我来！”文学青年曾克来重庆找工作，老舍亲自教她写作，见她行李过少，当场把自己的俄国毛毯塞给她。对待朋友，老舍恨不得掏出心窝子。

　　在重庆，老舍结识了京沪文坛上的许多文人朋友，像曹禺、冰心、梁实秋等等。每个与老舍交往过的人都为他的热情真挚所感动。老舍从不摆名人架子，也从不故作高深。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老舍是一个活泼有趣平易近人的好人。为了筹款劳军，老舍毫不顾惜自己的形象，勾白了鼻子，扎起小辫与富少舫一起演双簧戏，拉着梁实秋登台说对口相声。给别人带去温暖与欢乐的同时，也把幸福留给了自己。

　　五

　　1943年11月，胡絜青携带儿女，偷偷逃出北平，辗转千里，来到重庆。老舍此时，尚在医院养病。病好出院，分别六年的一家人才得以团聚。从此，老舍才结束流浪的生活，在北碚的林语堂留下的房子定居下来。之前老舍一直是处于漂泊状态，居无定所。妻儿的到来，终于补偿了老舍的思家之痛。每天，家里都是挤得满满的，朋友们前来探望，特别是家在沦陷区的，总要向胡絜青详细询问北平的情况。胡絜青竭尽所能地把在北平的所见所闻所感，全部告诉他们。老舍也点一支烟，陪坐在旁边。几个月的时光，朋友们把要问的问完时，就不谈这些话题了。老舍却异乎寻常地关心起来，把在北平的每个熟人都挨个问了一遍，说到高兴处，老舍还要起身模仿表演，惹得妻子也要佩服他对北平的熟悉。有一天，老舍对妻子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9]妻子带来的这些情况激发了老舍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灵感。他在心中已为这部小说打起了腹稿，立志要写一部百万字的大部头。此时，文协总部的会员作家有许多已经去了各地的分会，会务相对较少。于是，老舍推掉一切应酬，公开登报谢绝约稿，集中精力写起了他的长篇小说。这就是老舍重要的作品之一《四世同堂》，1942年初开始创作，原定两年内完成，由于贫病交迫，动荡的时局，写作经常受到干扰，直到1945年年底仅写成计划中的三分之二。即《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写作这两部小说时，老舍一直身体不好，有时一提起笔思考，就感觉天旋地转，用老舍自己的话说，这些小说是靠玩命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