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落木

　　

　　2012年夏天，我回国看母亲，只待了两个星期，而我在这两个星期内看朋友，三五成群地在外面吃饭，却没有多想母亲。我回国的理由是去看母亲，其实我是跟朋友玩去了。母亲一如既往，生活在我的身后。她自从我出生就在那里，我把她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虽然我也知道母亲身体非常不好，但是去世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理性上知道，感性上我没有任何感觉。我自私而固执地觉得，只要我精神上抻着她，她就会永远在那里。

　　在我回家的两个星期，她似乎一切还好，我陪她去了附近的医院看病，我在医院里排队拿药，但是我很茫然无措。母亲一天要吃那么多药，我有一点担心她会混乱，她过来数数那些药，非常清晰地说：“我怎么能吃混了？我一清二楚！”

　　我无言。母亲是非常能干的人，她从来都不糊涂。晚上我常常回来很晚，母亲等门，听到我敲门，她一边念叨说这么晚了才回来，一边给我开门。我进门，母亲的收音机仍然开着，我总是不解地说：“您怎么还听收音机啊？”母亲哼哼两声，不理我，继续回到床上听广播。有时候我夜里醒来，听见收音机还在响，就到母亲的房间去，把收音机关上。我刚关上，母亲就睁开眼睛问：“你干什么？”然后翻个身睡了，我觉得非常奇怪，人怎么能张着耳朵睡觉呢？我觉得人睡觉的时候，耳朵是闭上的，什么也听不到的。

　　不仅母亲是听着广播睡觉的，其实父亲也是。父亲以前总是把他的“半导体”放在床头，他躺着听书、听广播。我早就习惯了他跟他的收音机在一起。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似乎继承了这个传统，她也把收音机放在床头，躺在那里，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摇着扇子。

　　听着广播睡觉，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睡着的。我在家的几天，晚上只要听到收音机里还有声音，就起来替她关收音机，我希望她睡得好。夏天的时候，她的身体凉凉的，很舒服，我有时就故意跟她撒娇，靠在她身上凉快凉快。她笑，把我推一边去。母女之间的这些小动作，是我跟她甜美的一部分。

　　母亲去世的那年秋天，我搬到南方来，重新开始一个人的生活。那个秋天，我天天听耶鲁大学Shelly Kagan教授的课程《死亡》，是一门哲学入门课。母亲去世，我心肝碎裂，不能提笔写母亲，也不能写自己的感觉，我除了哭，不会干别的。只要任何人提“母亲”这个词，我都会泪流满面，无法抑制。我极度想要理解死亡的意义，希望这个课能帮助我走出来。我每天上班、教课，回到家上网、阅读、听课，我翻来覆去地听，想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死亡。

　　我听啊听，有一天我发现，我跟父亲母亲一样，也开始枕着广播睡觉了。

　　四年了，我几乎天天都是听着广播睡觉，甚至到了没有广播就不能睡觉这个地步。我喜欢听哲学著作、历史、话题讨论等，这些广播成了我最亲密的睡觉的伴侣。我听了很多的讲座，因为这些广播，我也了解了很多知识，开阔了眼界。

　　父母的习惯就这么无意识地传给了我，从父亲的一个两块砖那么大的半导体到母亲的半块砖大的收音机到我的手机，广播的器材不同，但广播里的声音伴着我们睡觉。在安静的夜晚，广播里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可感的朋友，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入眠。偶尔醒来，我会很专注地听广播，在我的专注里，睡眠又来临了，我又渐渐地消失在黑色的睡眠里。我现在完全理解了父亲和母亲，理解了广播对他们的意义，因为我切身地体会着。

　　秋天时儿子来访，他在夜里听着小提琴独奏睡觉，我诧异地想到我的儿子也在夜里枕着音乐睡觉。今年夏天在法国，先生跟他的家人谈到我，说我跟大哲学家们“睡觉”，家人大笑，我也跟着笑，笑的时候，我的泪水流了出来，因为我突然想到我现在的这个习惯是父亲和母亲的习惯，因为这个习惯，我跟我的父母密切相连，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习惯而密切相连，我是他们的延续，我是他们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