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贻辰

　　

　　记忆里，我的高三透着一股涩涩的蜂蜜味道。那是独属于外婆的特色菜——冰镇苦瓜散发出的诱人香气。苦瓜洗净，切片，裹上厚厚的蜂蜜，再塞进冰箱。等到中午放学的我跨进家门，这道冰冰脆脆又甜甜苦苦的菜就上桌了。

　　在那张散发着多重味道的餐桌前，我和外婆的话题总是天马行空不着边界。我和她聊我的作家梦想，聊成绩聊八卦，她总是嫌弃地摆摆手，让我“赶紧吃完饭去睡午觉”，偶尔她会抽出新到的报纸，跟我推荐一番其中的文章，想了想又叮嘱，“作业写完了再看”。

　　算上那年，我和外婆已经相伴整整17年了。父母因为在外地工作，把还是婴儿的我扔给了外婆和外公。那年，身为高中教师的外婆已经到退休的年纪了。我成了她最后一个学生。

　　笔都拿不稳的年纪，我活动的空间被外婆束缚在了一张书桌上，我要练字，还要写日记。我不懂日记是什么，桌子那头的外婆就问我，想不想妈妈。七八岁的孩子一下子被戳中了伤心事，我哇哇大哭。外婆摸摸我的头说，给你妈妈写点东西吧。我一撇一捺地写着心里的委屈，外婆在一边看着我，从来都是笑，眼睛眯着，勾勒出一个弯弯的弧度。

　　在每一个缺失母爱的日子里，她给我的生活裹上了一层厚厚的蜜糖。

　　小时候，她和外公轮流替我背书包，送我上学。为了把我的书桌塞满各式各样的童话书，她几乎把学校图书馆的童话故事给搬空了。时至今日，我都快忘记那些故事的内容了，只记得无数个夜里，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我和外婆在灯泡投射的暖黄色灯光下，抱在一起，她给我讲那些故事，讲那些番茄土豆，讲那些大湖大江。印象里，她似乎从不帮我回避那些苦，却会挖一勺浓浓的蜂蜜给我，教我品味生活的甜，学会自己与生活和解。

　　毕业那年，父母希望我留在成都本地的媒体工作，只有外婆一个人最先站出来，支持我去北京实习。外婆跟我说，人活一辈子，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后来北漂的日子，我在冬天睡过没有暖气的屋子，裹着三层衣服冻得直哆嗦，也踏过深一脚浅一脚的淤泥，在刚发过洪水散发恶臭的村落穿梭。在冻得发抖的屋子里，我的手一遍遍划过手机屏幕，看着作者一栏自己的名字偷偷乐；在洪水村被蚊虫叮得满身是包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写下“痛并快乐着”。不知怎么的，这时候总是能想起外婆。

　　我看过外婆年轻时写的文章，记在泛黄的笔记本上，字里行间有少女鲜活的苦恼。她在师范学院读书时，每次放假，家境优越的闺密总会接上她去自己家，做一顿白米粥，入口的细粮软软甜甜的，配上肉和绿油油的青菜，油香四溢。那味道让她至今难忘，“稀饭是甜的”。

　　只是后来，这些鲜活的情绪越来越少出现在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了。她越来越像一个真的老人，周末逛街的时候，看见乞讨的人她会哆哆嗦嗦从钱包里掏钱；陪我在河边打扑克牌时，她老是记不住花色；有时候炒菜，盐会多放一大勺，那味道可真苦。

　　高一那年，家乡遇上了大地震，在摇摇晃晃的单人床上，我从午觉中惊醒，听到她用沙哑的声音吼叫着我的小名：“快跑啊小石头，地震啊！”我从卧室冲出来，和她一起跑出院子。在逐渐模糊的双眼里，我看清了她的手，褶皱完全占领了那双手，血液看起来像是已经被熬干。但是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外公外调工作，那双手拉扯大了三个大学生。

　　我是她带大的第4个大学生。跨越30多年，生活条件改善了，食物也变得多样了，唯一没变的，好像是外婆有些糟糕的厨艺。冰镇苦瓜算是她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食物了，高三那年几乎三天两头就得和这道“外婆家招牌菜”打个照面。那东西看起来很好做，可工作后的我无数次尝试，却怎么也做不出外婆饭桌上的那种味道。

　　最后一次吃到冰镇苦瓜，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外婆眼睛红了，她说，“你是我这辈子教的最后一个学生。毕业快乐。”她夹了一大筷子冰镇苦瓜给我。我鼻头酸酸的，最后瓮声瓮气地回了一句：“外婆，毕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