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金娜

　　我从小跟数学不对付，对数学课的恐惧超越一切。别人怀念校园时光的时候，我一想到数学就心如止水。早恋再好玩，我也不想回到与数学角斗的岁月去。

　　最初对数学产生恍惚的反感，跟6岁时参加的智力测试有关。有这么一道题，我放下笔就知道自己完蛋了。“一年有几个月？”我记得自己的震惊，又怕周围同学发现我的犹豫，只好在混乱的心情里写下我认为最接近真相的答案：11。

　　我真不知道一年有12个月吗？好像是知道，可又好像根本没在意过这事。冬天到了我就穿棉鞋，吃冻梨；夏天到了我就穿凉鞋，吃西瓜；秋天可以放风筝，吃柿饼；春天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我不记得了，东北的春天短得像个喷嚏。有了这些生活经验，不用数数我每年也都过得挺好。

　　于是我把责任推给冬天太冷，被我弄丢的12月，感觉跟一二月没多大区别。属于冬天的那大段日子根本是一团糊，谁有心思查数。不久后，班里一个男生被单独叫到数学老师办公室，有小道消息说他在智力测试里得了140分，要被重点培养。大家都羡慕他，我只顾着庆幸没人发现我可能是个傻瓜。

　　我从此对日历产生了说不清的距离感，这感觉又延伸到从任何书里看见一连串数字就觉得冷飕飕，不信任。我在学校喜欢写作文、画板报和养蚕宝宝，数学成绩平庸但不算坏。

　　上五年级以后，情况开始变糟，因为我惧怕新换的数学班主任。不过我还是参加了风靡一时的校外奥数班，因为想着奥数班再可怕也不会比校内数学课更可怕，额外花了钱，奥数老师总不好意思像班主任那样严厉。除此之外，我还暗自抱着一种接近魔幻的雄心：自己去奥数班后说不定“砰”一下就在数学方面开窍了，从此一鸣惊人什么的。

　　奥数班里摆着长条木桌，上百个小黑脑袋像挤在豆荚里，氧气不太够用。家长们总在半开的门外闲闲地聊天，我猜他们在刺探彼此的孩子有多聪明，有多大可能在未来成为18岁就考上博士的神气天才。

　　我基本可以确定，自己在奥数班里一道题都没学明白。但我记得奥数老师下发“鸡兔同笼”问题的那天，空气里有种令人激动的紧张感，让我心底又燃起了虚无的希望。奥数老师用神圣的语调朗诵：“今有雉兔同笼，上有25头，下有94足，问雉兔各几何？”见下面孩子都一脸茫然，他用白话解释了一遍，然后就开始计时。

　　“你瞅我干啥？动你自己的脑子不会啊？”我身边的小胖子捂住自己的草稿纸，急哧呼啦地瞪我。我也想动脑子，可脑子一点想动的意思都没有。鸡和兔在一起玩耍的逗趣画面也跟着我手心里的汗一起蒸发了。小胖子时不时高举他的草稿纸，眯眼检查进程，喉咙里发出欣赏的嘶嘶声。我在一边咬着笔，思索牛顿先生与居里夫人所理解而我不能理解的深奥快乐到底是什么样的，心里非常酸楚。

　　总算熬到时间的尽头，老师公布答案，小胖子攥拳喊了一声“漂亮！”揉揉肚子以示庆祝后，他转头看我的草稿纸，眼睛越睁越大。漫天飞舞的数字当中站着一只怪物，头上长着密密麻麻的兔子头，脚下长着疙疙瘩瘩的鸡爪子，一旁笼子里开出肥胖的涂黑的花。我后来再没去过奥数班，不知道那小胖子有没有替我一鸣惊人。

　　上初中后，念书开始玩真的了。为什么非要钻研超越了日常功能的数学，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我花在思考这个问题上的时间超越了学习的时间。参加数学考试，我总像发烧进赌场，交卷后喜忧不辨，沉沉地趴在书桌上发抖。数学月考成绩贴榜——照常从下往上找自己的名字，希望这次能多花一会儿时间，然而还是很快就找到了。我对数学课的记忆渐渐变成灰色的了。

　　有时窗外春光正好，蝉声带着清新的希望，我就卷起袖子，立志跟一元二次方程拼了；有时赶上雷雨天，白炽灯惨淡地罩着一切，我便团起袖子呆坐，猜测妈妈晚上会不会炖排骨。更多时候，我整个人僵坐在空白的草稿纸堆里，仰望着无穷宇宙奥秘的门口，长久地怅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