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秋萍

　　

　　在我的人生中，有过四次搬家经历。

　　第一次搬家是在我参加工作两年后，说是搬家，其实是搬单位。那时家就是单位，单位就是我的家。我的单位是某个部局的一个二级部门，和局机关一起在一个晴天夕照阳、雨天四处漏水的单面楼上办公。楼上有我们七个年轻人，大家都以单位为家，住在单位安排的宿舍里，平时办公、偶尔做饭、待人接物浑然一处。那似乎是一个集体贫穷、集体共享美好的时代，在我日后二十年的记忆中，再也没有找到过一次像那个时候的开怀大笑。

　　我们七个人中，月工资最高的也只有350元，我们常常入不敷出，穷得叮当响，但我们有的是办法解决眼前的困境。我们每周的周末都要安排其中的一个人回到乡下的老家，在菜园子里搜刮，带来一大堆新鲜蔬菜，或者借着父母的宠爱，将家中贮藏的土特产背来共享。于是，拌黄瓜、泡花生、炒玉米、甜杏仁常常是我们的下酒菜，很多个周末，我们都陶醉在两元一斤的高梁酒里，忘乎所以地唱歌、跳舞、弹琴。我至今记得，一个天气晴朗的早上，我们刚一上班，就被局长集体叫去挨了一顿批，局长揉着发黑的眼圈，让我们挨个说出到底是谁在他的头顶跳了一整夜，如果说不出那个人，就让我们集体在局委会上做检讨。原来我们在二两烧酒的怂恿下，竟然忘记了我们的楼下就是局长的办公室，难怪他老人家发那么大的火。但那时，我们七个都低着头，抿着嘴，没有一个发声。局长一看我们集体沉默，拍了一下桌子，说“你们真是英雄，但以后还得请英雄们‘脚下留情’。”局长义气，没有让我们集体做检讨，我们也义气，再也没有在局长的头顶唱歌弹跳，而是将阵地转移到了长街上。晚饭后，我们就并排吼着歌去长街上溜达，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将城里的每个巷道都逛遍，偶尔在夜市上喝啤酒吃西瓜，闹腾到深夜，又高喉咙大嗓子地唱着归来，一个一个从单位的大铁门上翻过。后来，随着单位人员的增多，单位楼已发挥不了它的安置作用，我们便搬向一个新的地方。搬家的时候，我们七个约定，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我们搬多少次家，我们的友谊都终生不变。

　　新单位安排得很人性化，除了办公的地方，还给每家搭建了一间独立的灶房，配备了自来水和煤仓。下班后，家家灶房里都烟雾缭绕，大家边做饭，边聊天，说家长里短，交流做菜的经验，若到兴起之处，便将各家所做的菜端到院子的石桌上混着吃。我女儿恰好那时出生，办公带孩子常常让我神情恍惚，焦头烂额。好在院子里的人个个都是做饭、带孩子的高手，谁家饭先熟了就在谁家混，谁闲了就帮着带孩子。那时候，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日子和忙碌的工作之中，几乎没有想起我们七个中的任何一个人来。

　　说起来，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如果新的温暖多一点，对旧的挂念就会少一点，或者说对旧人旧事的思念就不再那么强烈。我搬入新单位后，开始我们七个一周还能聚一次，后来一个一个都结婚生子，无论是做母亲的，还是做父亲的，都深陷在自己的日子里难以脱身，聚会的次数便越来越少，一年一年，关系也慢慢地淡了。偶尔听到彼此的消息，也感觉不咸不淡。偶尔在街上碰见了，也只是打个不痛不痒的招呼，说说孩子而已。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七个人中，有人升了官，有人发了财，但这些都好像和彼此再也没有多大的关系，顶多只是一个认识的人的事情而已。是呀，当年最精彩的部分已经过去了，谁还能记得曾经的约定，曾经的誓言？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当初的搬家，我们七个还会是当初的七个吗？谁知道呢？其实谁都知道的。

　　我第二次搬家是在女儿三岁的时候。那时整个中国已兴起了“楼房热”，大杂院里的同事们前前后后都搬入了新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随着众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个人深夜裹着棉衣在公厕里瑟瑟发抖的日子，总是令人寒颤和尴尬的。于是东挪西借，终于在一个叫“百户楼”的小区里买了一个两居室的二手房。

　　百户楼是一个庞杂的社会群落。首先这个小区带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痕迹，是我所生活的小城里第一幢居民楼。在总共100户人的楼房里，有些曾经是单位的福利房，有些是商品房。作为小城里的第一幢居民楼，起初能住进去的不是富商，就是混迹政界的大小官员。它包含着同城里比邻而居的人群身上的优越感、富足感，曾是无数个普通人艳羡和叹息的对象。待到我搬进去的时候，这个小区已呈现出了它的第二个特点，即随着十几年来新城改造的加速，个人资产在部分人手中急剧增长的时代。他们，因为单位的性质和行业的优势，而比其他的社会群体，占有更多资源（比如房产）。一部分居民因为单位二次、甚至三次建房，而搬离到环境更好的小区,百户楼的住房便衰落了下来，周围的环境和设施也逐渐趋于破败。因此，小区内的平民开始增多。这一部分人群的背景极为复杂，有卖菜的，跑车的，鳏寡孤独的，他们将曾经让人羡慕的优越感，渐次稀释为一种来路不明、去向未知的淡漠感。百户楼就这样一天一天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就是作为一个外来户，住进了百户楼。因为女儿成长的需要，我必须选择便于她就医上学的附近住地，百户楼便进入了我们全家人的视野。百户楼小区外围餐馆、小店林立，对面是集贸市场，这让我的婆婆很满意。集贸市场的工商管理者、菜贩子及买菜人员，构成主要人群。快餐店人员流动性很大，这不必说，而小便利店、水果摊及五金店等，通常是消息——来自报纸、电视的官方消息，民间小道消息以及谣言——的汇集和扩散地，因此很难说百户楼的周围是风清月白之所，但我却和我的家人真心实意的在那里居住了十年之久。集贸市场是婆婆和我最经常光顾的地方，一个以嘴和胃为中心而展开的消费景观，构成了人们生活最须臾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第一次接触房主，百户楼这套房产曾经的拥有者，他财大气粗，在小城里有几个店铺，但因多次逃避交暖气费而榜上有名，他因要将所欠电费过户到我名下而让我心生厌弃。“财富造成的贪婪人比贪婪造成的富人要多得多”，这句名言就是我在他的身上验证的。我家在三楼，早晚光线充足，虽然面积小，有点拥挤，但经过精心的改造之后，书房厨房兼而有之，住起来还是挺舒心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一天一天见证着女儿的成长，看着她由一个逗号一样的小人儿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我家的楼下，是一位独身老太太。冷漠孤傲，曾经，女儿晾到窗台上的一只鞋不慎掉落到她院里，她气呼呼地把无辜的鞋子扔到了垃圾桶。一次，我的一本书掉了下去，我偷偷溜进她家院子去捡，猛抬头，看她冷冷地站在门口，吓一大跳，但她的品味可鉴。她搬走都好几年了，我还能回忆起她家院子不一般的景致：两株桂树东西走向，门神一般齐齐立在门边。桂树间是一架南北走向的葡萄架。那一架葡萄，每到盛夏，绿荫纷披。它们的绿，气势汹汹，日日翻滚，似涌起的海浪，每天都不同。葡萄藤不知节制地生长，它们的触丝渐渐攀上我们阳台的水泥栏杆，仿佛一把将亲爱的人抱住再不愿松手，然后安然地生出叶子来，一朵，一朵，再一朵，像我的盆栽，真是倒了巧。黄昏，我常直接坐桌子上，面向窗外，抬头是红彤彤的晚霞，低眉是满满的绿藤，看书，听音乐，或者呆想——这就是荫泽。

　　她家除了这些，还有石榴树、李子树、杏树。最抒情的要数院中的芍药，从初春的紫芽到仲春的绿叶，再到暮春的硕花……花草给人的享受，每一天都不同，整个人都被熏染得伏贴。有些睡不着的夜，靠在西窗边，偷看她家硕壮的芍药花——每每想起，有恍然隔世之感。芍药花那么肥大，还有我家一只燕子一份功劳。那年，窗檐外的窝中，不幸摔下一只乳燕，扑愣着嫩翅挣扎。我很难过地看着老太太拿一把铁铲把小燕子铲起来，埋到她的芍药根部。第二年，芍药开得又旺又烈，到底有一缕幽魂在。

　　因为楼下的院子，那些年的四季，我都有花看，真是美得很。特别是那个独居的老太太，她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她满头白发，偶尔在路上遇着，我们相互笑一下致意。她家始终静静的，没有喧嚣——跟植物们在一起，再闹腾的人，都会归于沉静。

　　在百户楼的房子里，还有一个住得开心的人，就是我婆婆。因为百户楼里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一起挖地、健身、打牌、聊天，在彼此身上得到慰藉。有人说，中国业已进入老龄社会。如果看看我居住的小区，这种说法很容易获得认同。我婆婆来自农村，性格厚道内向，乐于帮人，很受那些老年人的欢迎，十多年来，她在小区里建立了牢靠的人际关系，以至于谁家做的小吃，都愿意给她送来尝尝。关于小区里的家长里短，主要来自婆婆之口，我和先生几乎不与小区的任何人交往。

　　可以说我在百户楼的十多年，是春暖花开、岁月静好的。在女儿高中未毕业之前，我是不打算再搬家的。然而人生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有些事情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就在某天的某个时辰等着你。某天晚上，先生着急的打电话告诉我，我们所在的小区城墙塌陷，已拉起了警戒线，也就是说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繁盛到衰落、富足到贫穷、老城到新城的百户楼要拆迁了。这于我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预示着我将要像小鸟失去树木一样失去我的家园。拆迁令是十日后下达的，强硬的不容置疑。我们背着包裹行囊，像战场上败下阵的残兵败将，拖着疲惫的身心，到处找房子。

　　在我第三次搬家之后不到一月时间，百户楼便被夷为平地。它带着我的青葱岁月和许多血肉丰满的记忆，永远被埋葬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下。第三次，我搬的实际不是家，准确地说只是为一些旧物租赁了一个安放的房子而已。家园已毁，此生已无家可归。我租的这套房子是油田的一个小区，环境优雅，周围花草树木葱葱郁郁。我在此居住了将近两年时间，几乎不认识一个人，也从未一次有过家的感觉。倒是那些花草树木甚是合我心意。春风刚到，迎春花就已迫不及待地俏立枝头，接着是贴梗海棠，它们穿红披绿热烈抵达，接着是桃花杏花灼灼其华，接着是白玉兰，大朵大朵地堆砌放肆，还有红叶李、锦缎花，它们是我在这个不是家的地方度过了安静而丰富的两年，让我真真正正倾心于每一个值得敬仰的生灵，每一棵值得爱恋的人间草木。

　　如果说我在这个租赁的房子里还拥有过尘世的一刹那芳华，我想那是来自于一个孩子和她的一条小狗。那是一个春日的早晨，我在阳台上读书、听音乐，无意间低头，就看到了楼下广场上的一个景致：老槐树上霞光万丈，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和一身咖色卷毛的狗在奔跑，孩子快，小狗也快，孩子猫腰喘气，小狗便抬头吐舌头，然后她们便亲密地握手，拥抱。那真是一只神奇的小狗，它竟能双足站立，给小女孩做鬼脸状。我一下子被这个场景吸引，扔下书，跑下楼，我想和这两个可爱的精灵一起戏耍，我想将这两个小精灵留存在我的相机和我的文字里。阳光像牛奶一样波洒在我们身上，草坪上的蒲公英提着裙子跑，孩子和小狗追着我跑，整个世界都在春光中奔跑了起来。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呵斥声，让我们的笑声凝固。回头，是一个黑沉着脸的女子站在身后，是小女孩的母亲。她拽着小女孩的胳膊，小女孩拽着卷毛狗，她们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的视线。阳光下一下子少了两个精灵，一些尘土不再踩起，一些花草因此寂寞。对整个春天来说，这算多大的损失呢。我想我是对不住那个小姑娘和她的卷毛狗的，她们的生活、她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和陌生人疏离的，而我的出现却给了她们一个意外，并且又无情的粉碎了这个意外。

　　第四次搬家，和前三次有所不同的是我搬的是新居。真正地，属于自己的新居，也就是说我彻底地拥有和占有了这套新居，从此我将是它的主人。为此，我债台高筑，筋疲力尽，但处在满屋崭新的光华之中，我竟然产生了满满的知足感，以至于一度忽视了它的存在带给我的精神压力和伤害。但我知道，这套新居，它还只是我名义上的家，因为我对它还不是完全熟悉，晚上起夜还要开着灯，它和我之间还没有完完整整的生活联系，尽管我想用一日三餐的烟火来熏染它，使它尽快地从钢筋水泥的冰冷中，步入到柔软温暖的红尘之中，可我和它之间终究还欠缺着时光的磨砺，我们一起经历的还实在太少太少了。

　　我也深切地知道，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也不是我们全家人的，它还是电视机的、电冰箱的、洗衣机的、醋和味精的、米的、面粉的、书刊或毛巾的。当我回到家里，躺在床或沙发上休息，我的衣服也回了家，也在衣帽架上休息了，我的皮鞋也休息了，在鞋架上。

　　我更深切的知道，这个家还是灰尘的。我每天清扫了它们，第二天它们又来了。它们和我一样，在风中漂泊，过了多久的无根的日子？它们终于借着一场大风，从纱窗里，逮准了机会，钻进屋子，然后栖落。它们把我的家，也当成了自己的家。它们不嫌简陋，不厌吵闹，平心静气地住了下来。我知道它们将会一直住下来，我也没有理由赶走它们，虽然我花费了很大的一沓人民币才买下这房子，可是在灰尘眼里，在拖鞋皮鞋洗衣机电视机……的眼里，人民币跟我这个人是一样，是陌生而无用的。它们都不认为，房子是我的。它们甚至认为，房子本来就是它们的。它们没有生命的概念，没有时间的观念，当然也没有先来与后到。在电视机眼里，也许，我也是灰尘，在灰尘眼里，也许，我又是电视机。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把它想象成什么，它就是什么。关键是你得爱它，你得舍得用你的时光和它相处，让你们成为彼此的一部分。

　　回忆四十年来的搬家历程，不知是反映了变动、不稳定，还是反映了改革和发展，虽然自始至终，我都是房奴，但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搬家是个体力活，即使有了全套服务的搬家公司，也还得花力气。尤其是书，看的书不多，但搬的书却死沉死沉的，打点起来活活要人命。还有就是旧物，扔又舍不得，不扔又白白占地方，白白地自我霉烂、自我死亡。其实理论上我完全懂得，家庭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充斥着多余的物什。家里东西摆设的道理与写文章是一样的，精少为佳。应该在增购新物品的同时搞精简，这件事上是需要割舍的魄力的。

　　在我的新居里，有宽敞的卧室和高大的书柜，然而我或躺或坐其间，想起的却是总是那些过去的年代、过去的家、过去的人事，它们就这样无影无踪地过去了，都一去不复返了。如《兰亭序》所言，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其实搬不搬家，时光都在不停地迁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