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越来越老了，耳鸣、听力不好已经好多年，近来越来越严重。这回到医院里一查，说是严重老年性失聪。能治吗？医生说，这是没办法的。
母亲得到这个结果，回来家里，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是自己没用了，以后怎么办。
岁月不但击跨了母亲的身体，也击碎了母亲要强的心。伤感涌上我的心头，同时，还有惭愧。我与母亲同住小城，地处也不远，但忙这忙那的，说实话，探望并不频繁，更少好好谈过，这下，我觉得再也等不起了，不然会留给自己不能弥补的伤痛。
那个下午，我与母亲相邻坐着。母亲真的听不见了，我要大叫，而且要多次大叫，母亲才会听到一些。母亲说，面对面只能看着人家的嘴巴在张合，就是听不见。母亲用了一个比喻，就像看电视一样。在此之前，我有时候来看望母亲，客厅的电视机总是轰轰地响，那是母亲把音量调到最大，我不习惯，还有点厌烦呢——干嘛开得这么大的。
以前在母亲的履历表上看到过，母亲很年轻时，就任副乡长了，我们还开过玩笑，怎么以后就没有再提升上来了呢。而母亲却坦然说，都提拔，哪来的这么多官让你当。
对于母亲的从前，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真的知之甚少。如果母亲“仙逝”了，就是永远的空白和遗憾。
“妈，你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大声地喊起来。“呀？”母亲侧过身子，问着，显然没有听清。
“你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对着她的耳朵，再加大了声音，这哪里是喊，简直是吼了。
“哦——”这下听清楚了。母亲慢慢说起来。母亲年少时只读过几个月的书，解放初，20岁左右，参加扫盲。母亲说，每一次回家，扒在饭桌上，点着煤油灯，对照一个音标表，很是认真，每天能认十几个、几十个字呢。乡里的书记有心培养她，叫她做一些村里的工作，以后就成为乡干部。有一次县里来了人，把母亲这批干部，一个一个叫去念字，母亲说，我认得好多啊，经县里的人再提示，认得更多，可高兴了。后来，那些认字不多的，都打起背包到县里培训去了。事到如今，母亲还是沉吟着说，那些人到县里培训了好几个月，进步可大了，如某某某，某某某，又会认，又会写，可我失去这个机会，只是认得字，但不会写。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母亲与我相似经历的父亲是如何熟悉和成亲的，但我还是忍住了，没提这个问题。
于是，我问起母亲后来的工作。母亲的家在一个水乡，以后母亲调到一个山区，也就是我们在履历表上看到母亲担任副乡长的地方。母亲说起了造水库的情景：那么一片人山人海啊，是从全县调来的农民，还有从外县调来的呢。是啊，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只能肩扛手提，打人海战术。母亲说，不仅造工程，还要移民，那是日夜奔忙。
这个水库现为我们当地第二大水库，国道、高速公路就从水库大坝前穿过。我查了有关资料，1958年11月动工，我还没来到这世界；竣工于1962年4月，那么，我2周岁还不到。这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我记得少时奶奶与我说起过，我出生时，母亲奔波在外，没有时间，其实也没有奶水给我吃，炎热天气，我火气透顶，头颅冒出一个个“包”，“像角螺似的”，流脓出水，日夜啼哭。后来向一个哺乳妇女讨来一杯奶，我喝下后，头上的包就消退了不少，再向那妇女讨第二次时，那妇女不肯了。
近年来我迷恋上登山，时常从城里乘车上了这水库大坝，环绕平坦的水库公路到大山深处后下车，再攀登我们当地这第一高峰。但我都没有想到过，这里曾经留有我母亲青春的身影，和挥洒下的热汗。
母亲说，那个时候，当干部每天都要下村的，不管落雨还是下雪。这样的生活我也是熟悉的，因为我从小跟随母亲辗转在这国家基层政权机关。只是我是从有记忆的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七十年代中后期，那个时候乡政府已经改叫公社了。公社干部没有上下班，没有休息日，晚饭后就要捏着一支手电筒出去。尤其是碰到恶劣的天气，更要出去。比如寒风凛冽的冬天，那个时候又衣着单薄，一双补了又补的“解放鞋”，真是艰苦。用一句近乎流行语来说，“人家落雪下雨是走进门，公社干部却要走出去。”公社干部那个工作状态，与现在相比，我想，一是与社会组织形态有关，当时是公社之下大队、小队建制，干部要组织社员开沟、排水、抓生产，夏收、夏种、交公粮……二是与生活条件有关，如碰到落雨下雪，要安排好社员防洪防漏、防冻保暖。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需要政府跟在后面被动地在“促进”；同时，民众生活不可同日而语，住上坚实的新房，在台风面前也坚如磐石，何况一般的雨雪呢。
那个时候一个公社，也就十几个干部，母亲是唯一的女性，任妇女主任，母亲像男性干部一样，该要承担的都要承担。但女性的弱小，所容易受到伤害又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一个冬夜，母亲从联系村出来，上了公路，发现身后跟着一个人。这里没有行人，没有路灯，空旷一片，母亲停住脚步回转身，那个人也停住；母亲打开手电筒照过去微弱的光，那男人戴着笠帽，把头一低就遮住脸，如此反复。后来那个男人扑上来攻击，母亲奋力还手，并高声呼喊，最后男人逃走。
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睡得沉，夜里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只见母亲满脸伤痕，凝固着红红的血，是那个男人的手指挖的。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看到此情景，以及听到母亲向人们叙述昨晚的遭遇，心里酸酸的。公社治安干部马上进村排查，也没有个结果。但这案子最后还是破了，是多年之后，大概我住校读高中了，据说是那个作案者在一次喝酒中说漏了嘴，夸下大话，被旁人报告到公社。不出所料，这是一个报复案件，是一个因为砍伐树木受到处理的家伙干的。
改革开放初期，大概是刚进入八十年代，这个时候公社又改回到乡镇了，母亲调入供销社，成为一般的营业员。这有两个背景，一是当时政企不分，干部在政企之间是“互通”的；二是应该还有“照顾”的意思，母亲年纪大了，女性，组织部一纸调令：通行；而供销社是当时农村的商业主渠道，谁不羡慕。
有话道，风云变幻，世事难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母亲随父亲调入县城，所在的供销系统的一个国有公司，效益低下，再说让一个上了年纪的干部站柜台也是勉为其难了。母亲只好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
母亲当初从行政干部，如今说的是从公务员队伍，调入供销社之后，不管是上班期间，还是在有点漫长的退休日子里，其收入与相近资历还在公务员队伍的人相比，不是相差百分之几十，而是相差几倍的事。母亲说，刚退休下来时，工资只有四五十元，这么多年，只是一点一点地增加。
母亲刚退休下来时，曾长期一起在乡镇工作的同事来探望，开玩笑说，“这下，你只有在家等死了。”意思是，生命还有好长一段，你在家还有什么可干。但母亲并没有在家“等死”。
现在母亲与我说起我有点印象、但不是很清楚的这段退休后的往事。母亲挎一只塑料条编织的长方形篮子，上面盖着一方布子，一大早出去，晌午风尘仆仆归来。篮子里装的是从批发市场购买来的钥匙环、头饰、纸片等小物品，到乡下各集市的路边销售，如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摆地摊。中餐母亲就从旁边买点馒头、水果吃，有时吃的就是自己带上的干粮。母亲的篮子里还备有一把折叠伞，雨时挡雨，热时遮阳，可谓风雨兼程。母亲干上这个活，如果说只是闲不住，只是不想“等死”，还是片面的；最大的还是现实问题，是经济压力，而经济压力当时首要的是住房。
建国以来的计划经济，像我父母这样的乡干部，长期住的是单位宿舍，吃的是食堂。而父母进了城，单位没了房子分配，有一个“立足地”或者叫“自己的窝”真是非常地迫切。八十年代也兴起了个人建房热，但建房是需要钱，那个时候建房的钱与现在当然无法相比，我记得两万元可以在城里造一间三层楼，但对于几十元、百来元工资收入的人来说，简单是天文数字。母亲与我说起，乘面包车到本县的某某、某某集镇，也到邻县的某某、某某集镇，后来就在县城也摆开了。如果梳理一下，也可以大致摸清母亲摆摊的脉络。母亲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开始走得远一点，隐蔽着，就如母亲说，连邻居也不清楚自己进进出出去干吗。如果说，当初母亲是有点被逼出来的话，那么，后来母亲简直是深深地沉迷其中，还摸到市场行情，“多种经营”起来，戴着老花镜，把家里的一些旧衣拆了，铺上棉花，缝制成给婴儿穿的小棉衣、小棉裤出售。
母亲沉迷其中，主要尝到了赚钱的滋味。如今，母亲还是兴致勃勃地叙说着“当年勇”，什么东西买来只有一元的，可以买到二元，三元，什么东西买来三四元的，可以买到七八元，八九元……还说自己还是卖得“平”的，人家还会卖到十几元呢。母亲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原理，经营就是有差价的，那就是利润，而她似乎觉得这些都是意外之财，而且特别好赚；还有是，母亲的物品在买卖之间，比值是大的，也许翻了一番，也许更多，也就是所说的利润额高，但由于经营的是数元的小物品，从绝对值来说，其实也赚不了多少的。时至今日，无论我们买了什么用的、穿的，母亲总是以一种过来的“业内人士”评价：买亏了；被骗了；其实只要多少就能买得来的……
母亲现在退出了“商场”，但居住在哪里，却与父亲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我真正知道母亲心理还是现在。母亲说，我喜欢住到老家里，来到家里，就是站在阳台上看看下面的风景，看看人来人往，心里就觉得舒坦。而父亲却已经不习惯老家的生活，不愿意回老家，这样，母亲说，又放不下父亲的饮食，在老家住几天后，又得赶回来。母亲说，我住在这里，就如坐班房一样，我多么的烦闷。我惊住了，并惭愧和自责，真的觉得对于母亲了解得太少，关心得太少了。父亲退休迟，单位还有老干部活动室，有一批老同事往来，聊天，打打牌；而母亲这些东西，这些关系，早已没有了。
母亲是一个闲不起的人。记得以前，公社有几辆自行车，那个时代几乎是“特权”，母亲也学过骑自行车，有人扶着自行车，我也跟着在后面跑。母亲身体矮胖，脚有点够不到车踏，坐在车座上歪斜着身子，自行车总不听指挥。母亲学了两晚，终究没学会，从此就断了学骑自行车的念头。母亲在六十多岁时，竟动了买辆人力三轮车的念头，把我吓了一跳。但母亲还是置办了一辆三轮车，这辆三轮车不但成为她的交通工具，也成为她的运输工作；不但在市区，而且还往返于乡下老家。
城区与老家，以前交通极其不便，只有乘汽船，不但速度慢，而且班次少，陆路要转一个大弯，有一大段乡间小路连自行车也骑不了。现在城市扩容，交通四通八达。母亲与我诉说起去老家的好几条路径……母亲不断地报出一个个小地名，这些小地名我似知非知，似懂非懂。但母亲不同，从小生长于这片土地，工作于这片土地，即使这些地方面目全非，从以前闭塞的农村改变为繁华的街市，她也了然于胸。这么多年，物品的搬运，亲戚的走动，老家的维护，全是母亲在操持着。母亲好多年了，膝盖骨出了问题，也是老年病，坐一会儿，就起不了身，走不了步，要慢慢地活动开来，才能开走。我劝说过，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再骑三轮车了，腿痛，还有你听力不好，出了事故不得了的。但母亲说，这个我知道，我就当作锻炼，膝盖痛不影响骑三轮车，反而让膝盖柔软起来，反而能消除膝盖酸涨。
母亲性子急，以前对我们子女有点凶，有点严厉，我小时与母亲回老家，亲耳听到母亲向邻居介绍“育儿经验”，其实是“惩治办法”。她说，夜里睡觉，我们这些孩子扭扭捏捏，她就在孩子的脚上狠狠拧一把，他们就老实了。还有就是，我认为节俭是好的品质，但母亲却做得太过了。
但现在回顾头来，母亲除了生性急躁外，特定的工作和压力，也容不得她有着过多的儿女情长，但对于家的操劳和付出却是实在的。而母亲的节俭，也是为了这个家。比如，现在住的这套集资房，我们三个子女的婚事，无不包含着母亲的心血。她对自己的要求则更是小之又小，而随着逐渐老去，母亲的心也变得柔和起来，忍耐起来，这也是大家共同能感受得到的。
那天，陪母亲从医院回来，乘出租车在环城路下了车，到住房处是一个坡度，我扶了扶母亲臂膀，但母亲推开我，说，不要这样，人家看见不好。我想，儿子扶着又瘸又聋的母亲，这是伦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不好呢？她还是想在人家面前显示硬朗的身姿？
但母亲已经老去，是无可更改的事实。好多年前，母亲的头发就全白了，不是花白，不是夹杂着的白，是整个头发像染成银白似的白，已经剪得短短的了，但尤如满头是雪；母亲在我面前，我觉得母亲变得那么矮小。想到母亲一生的艰辛，想到老来的无奈，和最后的归宿……多么地悲怆。
这些日子里，只要是休息天，有一个下午，我就过去，坐着陪陪母亲，陪着母亲聊聊。这个聊聊，就是吼着，而且同一句话要反复吼，母亲也只怕我听不到，也是高声喊着。我相信这些对话，不但是住在隔壁的能听到，就是前后幢的都能听到。我吼得胸腔都有点生痛，吼得腹部都有点生痛，窗外的阳光闪耀着，但我珍惜和享受这样的时光。我忽然想到，母亲其实就是这一代人的一个写照，其实也是国家这段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
我也生性有点急躁，我也不喜欢言辞，我也更不喜欢拉家长里短，但现在在母亲面前，我要与母亲吼吼从前，吼吼亲戚，吼吼老家。母亲大声地告诉我，姨妈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妹，我只在十几岁时见过一次的春妮，三个孩子都二十几、快三十岁了，当外婆了；母亲大声告诉我，老家谁谁的儿子，办了什么厂，赚了许多许多钱……
忽一日，母亲告诉我，耳朵听得见了。回顾了一下，最后归结是因为吃了鸭子的功效，数了数共吃了多少只，包括我杀了洗尽送去的几只，也有煨好的一只。父亲说，平时母亲很节省，当感觉到吃鸭子有效时，就叫父亲连续买了几只。母亲尽管听力还是有点影响，但好多了，应该与原来刚倒了个儿：原来大部分听不到，小部分听得到；现在则是小部分听不到，大部分听得到。对于这个天降般的喜事，也几乎是奇迹，母亲笑着说：医生的话也是不准的。有时候我还是习惯地对着母亲吼，母亲笑了，连忙说：听得见的，听得见的。我说，既然吃鸭子有效，那我以后多送鸭子来，鸭子咱们吃得起，又不是什么珍稀动物。
明年母亲就是八十高寿了，母亲表达了明年做个生日的意愿。我高声说，好啊。我这做儿子的也年过五十了，但还从未为父母做过生日呢。这是我一直在想，但没有表达出来的愿望。
就在这个时候，我女儿大学毕业考上了公务员，这是全家的一件大事，母亲更是高兴。女儿而且就在一个镇政府上班，我笑称是隔了一代，女儿接过了爷爷奶奶革命的班。母亲戴着老花镜，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我女儿在单位写的信息和调研文章，很是开心，说我孙女有水平，很快就能适应农村工作。我现在就是祝愿母亲好好活着，看着我女儿在工作中成长，看着我女儿找对象，成亲，生孩子……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