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山丹 龙巧玲

　　小巷二胡声

　　甘肃山丹 龙巧玲

　　1

　　我扒着木栅栏门张望，巷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我渴望听见货郎子的二胡声。货郎子很久很久没有来过了，奶奶和姑姑们塞进墙缝里的头发已经好几团，用完的牙膏皮也厚厚一叠，我都好久没吃到撒着芝麻带着乳香的老糖瓜了。

　　货郎子以前经常来，肩上斜挎一个旧帆布包，一头挑着玻璃盖的箱子，一头是老糖瓜的担子，担子上缀着一把二胡。货郎子到巷口，也不吆喝，拿出二胡拉一阵子，人听见二胡声，就知道货郎子来了。货郎子的箱子里有针头线脑，各种纽扣，带花的发卡，还有大姑钩织各种织品的雪白的棉线。女人们孩子们蜜蜂一样嗡嗡，围着他和他的货担子，拿鸡蛋，拿头发，拿牙膏皮，交换她们各自所需。有的偷偷包着几块废铁，藏在衣襟下，等到最后才悄悄给货郎子，再兴冲冲拿着换回的东西回去。

　　这样的热闹要好一阵子才能散去。人群散去的货郎子把货担子放在乔家墙根下，坐在乔家门口的石墩，从旧帆布包里掏出吃的，有时是馍馍，有时是山药蛋，吃的又急，狼撵来了似的，噎得伸脖子瞪眼，嘴里馍馍渣子糊在唇周，五官拧得歪曲了，一只手捶胸口，要把噎在食管的食物捶下去。我和大姑躲在门口，偷着笑。

　　这时候大姑会端一杯水给他，他抬头看一眼，忙不迭地接过喝一大口，把堵塞的食物冲下去，又喝一口，才站起来，端正了五官道谢，用唱歌似的河东话和大姑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只盯着老糖担子不走。

　　货郎子敲下一块远比一张牙膏皮的价值多的老糖瓜给我。然后他和大姑蹲在货担子边，翻腾着货担子里的琳琅，哇哩哇啦不知说些什么。

　　再一会儿货郎子就拉起二胡，吱吱咛咛的丝弦，夏天的河水一样缓慢，往人的心里流淌。那天货郎子在巷子里呆了好久，没人来买他的东西了，还坐在那里不走，大姑已经进了家门，他还呆呆望着我家。

　　货郎子再来，就到乔家墙根放下担子，坐在乔家门口的石墩拉二胡。那个位置，刚好能看见我家的门。

　　货郎子黑黑发亮的头发，一双叫人看一眼就要淹进去的黑眼睛，每次他总久久地看我大姑，好像我大姑在他的黑眼睛里游泳。

　　大姑手很巧，一根钩针，一团棉线，在她手里上下翻飞，花儿草儿，鸟儿鹿儿都跳上去，活灵活现。我家炕上晒被子的被单，桌子上铺的台布，墙脚三角玻璃的垫单，都是大姑钩织的。

　　货郎子每次来都给大姑很多棉线，有时还带些花样图案。当然都是人群散尽，大姑牵着我的手从家里出来，探一下头，巷子里没有人，才款款出来。他们两个在货担子里挑着，说着，忽然手指触碰到一起，大姑的脸红了，货郎子也羞涩地低了头，指甲抠着货担子上玻璃框的缝隙。我奇怪地看着他们——这样不言不语不动，便拨弄老糖担子的錾子和锤子，制造一些骚乱，货郎子如梦方醒，慌乱地裁下一块老糖瓜给我，两人又开始说话。

　　以后货郎子的旧帆布包里不止有口粮，有时摸出一只发卡，是货担子里没有的，有时是一盒香粉。每次都有东西，有时我想，大姑的板箱里，好东西可能多的装不下了。大姑拿锁锁了，谁也不知道，谁也看不见那些宝贝。因为每次我都有大块的老糖瓜吃，所以我替大姑守着这个秘密。

　　那个夏天和秋天，奶奶因为背错了《毛主席语录》而被责令下地劳动改造，大姑留在家里带孩子。白天大人们出去劳动，晚上才能回来，劳累了一天，饭后都早早睡去，大姑的秘密经过了夏天和秋天都没人发现。

　　一天晚饭后，大姑举着一团毛绒绒的红毛线，说要给我织毛衣。

　　

　　当晚大姑就和妈妈缠毛线，一个绕，一个拉线架，面对面，说着一些高兴的话，在煤油灯昏暗的光影里，缠绕着一团一团美丽的丝线，我在她们周围欢快地蹦跳。

　　为了能尽快穿上新毛衣，我殷勤地帮大姑干活，照顾弟弟，不让他出去，好让大姑少为我们费心思，快快织毛衣。但是毛衣在大姑的手里似乎总是不长，难道它和我一样也是个不长个子吗？

　　有一天我趴在厨房窗户，大姑手里的竹签飞速翻动，吊在竹签上的毛衣已长了很长了。但是，似乎那颜色不是红色，是比红色黯黑的颜色，是屋里光线暗的缘故吗？我想看个究竟，被大姑发现，大姑慌张地把手头的毛线塞到身后，愠怒地瞪我。说我再这样打搅她织毛衣，就不给我织了。我扫兴地退出来，懊恼着，不就是织毛衣，有什么不能叫人看的吗？但一想那漂亮鲜红又柔软的毛线是要穿在我身上的，这懊恼一下就没了。

　　午饭时我给小姑悄悄说大姑给我织的毛衣已经好大一截了。小姑撇撇嘴，瞪我一眼走了。

　　晚饭后我又给妈妈悄悄说大姑给我织的毛衣那么长一截了，妈妈笑了，和我一起找大姑看我的毛衣。可是大姑拿出来的，还是竹签上那样，还没我巴掌宽的一截，怎么回事呢？是我白天看错了吗？我一下哭了。大姑变哄我边说，织了好长的一截，织错了又拆了，今晚我不睡觉，明天你看，会长出一大截。

　　第二天，毛衣果然有了长进，可是接下来，毛衣好像又停滞在那个长度，大姑手里不停地在织，我的毛衣却总不见长。我再次偷偷去看，大姑背对着窗户，只看见飞针走线的胳膊在动，却看不见毛衣。门上了栓，进不去。大姑一个人偷偷在屋里织毛衣。

　　很快我就忘记这件事了，不再去偷看大姑织毛衣。

　　和大姑在一起的日子太过枯燥，虽然有着毛衣的诱惑，但院子外面的世界，穿过李家巷子南关的菜地里，才有无穷尽的乐趣。如果是毛衣和自由的选择，我宁可天天穿补丁衣服，也要去田地里野逛。那绿得肥厚的猪耳朵叶子，藏在冰草里曲曲菜的黄花，掐下颈来会吐出奶汁。用纸折叠的小夹子，悄悄躲在浮着花朵的蝴蝶背后，对准了一捏，蝴蝶就捉到了。油菜籽饱胀，太阳暴晒会自己炸出来，油菜细高的茎干上常有毛毛虫，通体绿色有黑点，一弓一弓蠕动，被人拿石头砸成一滩绿泥，最叫人恶心。四下里没人的时候，可以偷偷拔萝卜，都是人家的自留地。有红的，紫的圆萝卜，有长的大的白萝卜。旁边的沟里有水，洗净了泥巴就吃，萝卜樱子要埋进地里，不能叫主人家发现。

　　可这些都被大姑锁在院子里了。

　　过了好些日子，我从院子墙缝里搜罗头发团和牙膏皮，盘算着货郎子应该快来了，可以拿去换老糖瓜了。突然想起三姑的牙膏似乎已经完了，没见她把牙

　　膏皮拿出来。我跑进厨房，门没有被栓着，一推就进去了，大姑不在？炕上躺着一件宽大的红毛衣，却不是我看见的红，是那天我从窗户偷窥的棕红，这么大的毛衣，不是我小小的身子能穿得了的，也不是大姑能穿得了的，那应该是爸爸那样的身躯才配得的。我纳闷了，大姑是给我织毛衣呀，我的毛衣呢？——在炕角找到了我的毛衣，吊在竹签上，才有半截身子。我突然意识到被蒙骗了，大姑这些天说的给我织毛衣，其实是织的另一件，给我织的不过是个幌子。我愤怒地扔下毛衣，嚎啕大哭。大姑跑来看见地上的毛衣，脸一下红了。

　　巷子里二胡声一响起，我就拿着牙膏皮和头发团奔出去，大姑磨磨蹭蹭，装作没有听见。我拿着两大块老糖瓜进来，和弟弟舔食着喷香的老糖瓜，大姑叫我看着弟弟，自己拿着一个布包出去了。好一阵子，大姑回来，手里还是一个布包，另一只手攥着几个彩色玻璃球。

　　哇！太漂亮了，这般大的孩子，拥有几颗彩色玻璃球是一件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情。大姑把玻璃球给我，叫我们去西夸间屋里玩，叮嘱我千万不能叫弟弟吃下玻璃球。大姑看着我们进去，关紧了门，还说，悄悄玩，不要让巷子里的孩子知道了，来抢了玻璃球。

　　我和弟弟在地上弹珠子，看谁的珠子碰着对方的珠子进入自己的领地，玩得忘记了时间。却在无意间，从窗户看见一个影子闪出院子，背影是个男人。

　　

　　大姑在厨房里答应着，声音细的像从身体里拧出来的，带着颤音，还有些甜的味道，那种吃了老糖瓜后的余香。

　　大姑和衣侧睡在外屋炕上，脸上的红晕，我从来没有见过，眼神是水的，但没有眼泪，头发也有些散乱，似乎沉睡微醺被打搅的慵懒。我说了我的疑惑，大姑却微微一笑，说我看花了眼，她一直在炕上睡着，什么人也没有，家里也没有丢什么东西。

　　大姑微笑的样子，真是太迷人了，我都舍不得把眼睛拿下来，我就这样看着大姑，也笑。这时我才发现大姑身上换了粉色碎花的的确良衬衣，崭新的折痕，笔挺的料子，好漂亮呢，之前从来没见过。

　　接连几天，货郎子都在巷子里晃悠，没有几个人买他的东西，也没有孩子能拿出头发和牙膏皮换老糖瓜，他还是来，把二胡拉的吱咛响，水一样四处撞，满巷子淌的是二胡声和老糖瓜黏黏腻腻的芝麻乳香。大姑穿着粉色碎花的的确良衬衣，在巷子里进进出出，一扭一扭，会飞的喇叭花似的。

　　这些天，二胡声就像一把钥匙，它一响起，就打开了我的神经，我都能哼出调调了。晚上的时候，二胡声也会响起，只响一会儿，像一只偷油的老鼠，打翻灯台就溜了。

　　厨房门轻轻一响，轻微的脚步停在堂屋窗下，爷爷奶奶的鼾声此起彼伏，脚步声更轻地走了，打开木栅栏门，之后就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静，叫我睡着了。

　　一觉醒来，我就忘记了。只有看见大姑在太阳下愣神，忽然抿嘴一笑的时候，我才想起半夜的脚步声和院门打开的声音，问大姑听见晚上的声音了吗？大姑说没有。还说是我小孩子做梦。我哪有做梦呢？

　　2

　　秋收后，大姑出嫁了。开春时奶奶已经给大姑订了亲。奶奶说我家成分不好，要找个成分好的贫下中农人家，城里的人家不要地主成分的姑娘，大姑就被嫁到了乡下。结婚那天，大姑哭着不上车。男方家来娶亲的是铁牛拖拉机，是我爸爸给找的。大姑拉着门框不撒手，男方家的梳头奶奶拼命掰大姑的指头，叫爸爸打开骂了一顿。爸爸要抱着大姑上拖拉机，大姑却一把抱着我，哭得更凄惶。亲戚们都说，姑姑和侄女亲，是舍不得侄女，就让侄女去送亲。爸爸就把大姑和我都抱起，送到娶亲的拖拉机车厢。大姑一路都抱着我哭，我似乎知道一点点大姑哭的原因，就哼起货郎子二胡的曲子声，大姑不哭了，直愣愣看着我，把我的手塞进她嘴里咬了一口。

　　大姑结婚的那晚，妈妈和我作为娘家伴娘留在新郎家，等着闹洞房的人散去，给新人铺床扫财。闹洞房的人黑压压挤在新房门口，大姑把自己锁在屋里，不让任何人进屋。妈妈敲门也不开。新郎眼泪花花地在门口打转。闹新房的人先是起哄，后来无趣地走了，新郎倌背擦着墙皮蹲倒地上，两手捧着大脑袋勾下去。妈妈边敲门边给屋里的大姑下话，大姑一句话也不

　　说，就是不开门。

　　新郎官腾地从地上戳起来，朝屋门踹了一脚，呼呼地粗着气说：“砸门！砸开。”被他妈瞪了一眼，便又像抽了筋似的，蹭着墙皮溜下去，脸捂进胳膊弯竟呜呜地哭起来。他妈踢了他一脚骂：“你个没出息的，打下来的婆姨揉下来的面。进了咱家的门，还怕她飞了？娶了个城里姑娘，难不成还请来个皇娘娘？”他妈骂自己的儿子，却一眼又一眼剜着我妈。妈妈把新郎官从墙根拎起来，拍打他后背的墙灰说：“有啥事好好说，刚结婚的人，慢慢有个适应。俗话说，老婆是哄的，面是醒的。以后的日子长，自己的日子要自己过。”

　　两个母亲打嘴仗，我靠着妈妈的腿打瞌睡。

　　一晚上没有睡好觉。大姑父家有股难闻的气味，我把头埋进被子，被子里比屋里的气味更难闻。一会儿什么东西“簌簌簌”在我肉上跑来跑去，痒痒的很难受。顺着痒痒摸下去，捏出一个软乎乎的小东西，还在我指间簌簌乱动。我捏着这个小东西，看见妈妈也摸着自己的身体，一会儿也捏出一个小东西，把它放在炕沿上，拇指指甲一按，“啪”的一声，那小东西就挤出一滴血破了。我把手里的那个小东西也给了妈妈，妈妈又一按，又啪的一声挤出一滴血。

　　妈妈说这一滴血是我的，这个小东西是虱子，吸了我的血。我刹时发起愁：这一个夜晚，我要被多少虱子吸了血？这么难闻的气味，我怎么挨过这一夜？大姑嫁到这个人家，每天晚上都要被虱子吸血，每天都要闻这难闻的气味，怎么受得了？大姑不愿意嫁到这里是对的。明天我就和大姑回家去，不在这个气味难闻还有虱子的人家住了。

　　刚要睡去的时候，院子里铿铿锵锵传来打闹声。

　　新郎倌敲不开新房们，撬开了窗户翻进去，和大姑扭打在一起。大姑裤腰缠了三条裤带，衣裤勒了死结，新郎倌脱不了大姑的衣服，扯着衣服就要撕，大姑抄起剪子对着脖子寻死，剪子插进皮肉，有血冒出来，新郎倌才停手。

　　妈妈给大姑包了伤口，大姑只是哭，妈妈望着大姑也哭。我忍不住，也哭。好好的一个新婚夜，眼泪淹了一屋子。

　　我和妈妈要回家了。大姑就得在远离三十里的乡下，和这个男人，和炕上的虱子，在这个到处是灰尘驴粪的家里过日子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大姑哭得嘶声裂肺。大姑父的妈在另一间屋里高声骂：“嘶声扯的，没个家教，大喜的日子，哭丧吗？咋娶了这么个扫帚星。”

　　妈妈回来说了大姑婆家的情形，家里一点喜庆气也没了，沉默和叹息弥漫着每一寸空间。奶奶倒在炕上睡了三天，不吃不喝，眼泪把眼睛泡肿了，脸泡涨了。有人来宽慰，她就拉着人家的手哭诉，眼泪早没了，嗓子眼里的泣声，像藏着一只垂死的鸡，“咕咕”叫着蹬腿。

　　几天后，巷子里二胡声又响了，整天整天响。我靠着门桩看着拉二胡的货郎子。这个候鸟一样的货郎子，把二胡拉的招人眼泪的货郎子，我大姑嫁人了，你还拉你的二胡，挑你的货郎担子？你怎么不去东乐乡下去，大姑听了你的二胡，见了你的货郎担子，也许就不哭了，也不会在乡下举目无亲孤孤单单了。你个货郎子，一团白棉线就把大姑的心扯走的货郎子。

　　没人的时候，货郎子到我跟前，问我大姑的消息，我才不告诉他呢。

　　天黑了，街巷里都没了人，二胡声还在响，听得人抹眼泪。我钻进被窝，还能听见二胡声在哭。

　　那二胡声和爷爷奶奶的叹息声，响了一夜。

　　第二天，货郎子又在巷子里拉二胡。

　　第三天，货郎子还在巷子里拉二胡。

　　第四天没见到货郎子，之后也再没见到货郎子。

　　几个月后大姑回娘家，围巾兜着下巴颌，说不出话，嘴角的口水浸湿了围巾。下巴颌是被人打脱位的，还不上去，不能张嘴，也不能闭嘴，吃饭说话都不能，婆家才放她回来。

　　

　　奶奶抱着大姑哭了半天，她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一棍子打不出半个屁的乡里人，不但不把她的城里姑娘捧在手心里，还把人打成这样？奶奶一边哭，一边骂“乡里籽肚子，一肚子坏水。”

　　大姑去医院还好了下巴颌，死活再不去乡下男人家。奶奶看着大姑已经大起来的肚子，整夜整夜唉声叹气。

　　大姑不回去，男人家里也不来人。好像他娶了这个女人就是为了睡几个月，睡完就像扔一双破袜子样扔了。

　　过年了，男人家也不见个音信，似乎和这个曾经被他们娶进门的女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爷爷要去找他们讨个说法，奶奶抱着爷爷的腿不让去。

　　奶奶要把肚子一天天挺起来的大姑送到乡下她男人家去，大姑不去，说要是送她回去，她就碰死在车上。爷爷曾悄悄审问过大姑，有没有干过现眼的事，为啥男人不管不问？

　　大姑咬着嘴唇不说话，只是哭，揽起袖子裤腿，胳膊腿上大大小小的伤疤，有烫下的，有咬下的，有割破的，红红的疤，凸出皮肉……大姑结婚三天后，婆婆找来了一帮婆子，把大姑剥了精光按到炕上，叫她的愣头青儿子把大姑强奸了。因为没有见到初红，婆子抽了灶火火塘里的半截苞米杆子戳到大姑下身……

　　有人说大姑以前和那个货郎子好，不肯嫁给乡下男人，新婚夜惹毛了男人，男人才打她，这样破败样回来，一定是乡下男人不要她了。还有人说大姑是不和乡下男人过日子才回来的，是还想着货郎子，等着货郎子来找她。

　　但是没见货郎子再来。即使大姑回来了，货郎子也没有出现。是呦，货郎子除了一副挑子，一把二胡，他是谁，他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呢，来无期去无踪的一个外乡人。大姑傻了才把自己挂在一个货郎子的担子上！

　　大姑找出她以前用过的钩针棉线，又开始钩织她的花草鸟兽。货郎子留给大姑的棉线，一包一包码在板箱里。大姑不停地钩织，白天织，晚上织，对着煤油灯，流着眼泪织。奶奶站在厨房外屋的窗下，“咚咚”敲窗棂，低声喝骂：熬油废灯的，织了那个东西能吃饱肚子？再不收拾给你烧了。里面“噗”的一声，灯灭了。奶奶再站一会儿，回屋睡了。

　　大姑人睡了，眼睛睁着，眼泪泡湿了枕巾，泡肿了眼睛。第二天说受了凉头疼不起床。等大家都走了，拿着一包东西，去了惠妈家。

　　大姑和惠妈家的惠艳玲好，两人都喜欢钩织，常常互相交换花样。惠艳玲的哥哥会画图，把图画在细小格子的纸上，她们照着图画钩织。桌布，台布，围巾，晒被子的单子，还有夏天穿的衫子，冬天的毛衣，都是她们钩织出来的。大姑给她肚子里的孩子织毛衣，织斗篷，各样的小鞋子，围巾，一摞一摞的，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

　　惠妈家在皇庙街街口，街口的两个巷子来来往往的人，只要站在门口就都看清楚了。惠妈家和我家一样子女众多，大姑和惠艳玲一起长大。惠燕玲有一回开玩笑说要让大姑做她的嫂子，叫惠妈瞪了一眼。大姑挺着大肚子回来后，惠艳玲就不说这样的话了。惠艳玲把大姑钩织的东西卖了，大姑悄悄攒着这些钱。

　　眼看大姑要生了，奶奶铁着心要把大姑送走，生人是大事情，人生人，吓死人，大姑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无论如何要送到婆家去生产。奶奶说生孩子的女人身上带着红煞，不能在娘家生孩子，否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大姑说她宁可死，也不回乡下，奶奶不让她在家里生孩子，她就在外面找房子。她也不让接生婆姚大强家接生，她要去医院生。

　　夏至过后，妈妈陪大姑去医院生孩子。大姑浆膜破了，水淌了一裤子，接生的大夫高慧国叫妈妈看大姑的下面，叮嘱她看见“黑坨坨”就去喊她。

　　大姑一使劲，妈妈只看见下面有一坨粉红的肉，并不是高慧国说的“黑坨坨。”妈妈去问在值班室织毛衣的高慧国：咋看不见黑坨坨，黑坨坨是啥？高慧国说，你没生过孩子？黑坨坨就是娃娃的头，头下来了才能接生。妈妈又去看“黑坨坨”，可始终是一坨粉红的肉。大姑的喊叫割肉一样剧烈，只见流出来了一坨黑糊糊的东西，却不是黑坨坨的胎头，是脐屎。没有看到“黑坨坨”的胎头，妈妈不敢去叫高慧国。只一勺一勺给大姑喂水，大姑的身子水泼的一样，喊声也慢慢细弱。闭了眼睛，昏睡过去。这时大姑的下面伸出一只胎儿的脚来，妈妈吓坏了，再去叫高慧国，高慧国一听，扔了毛衣往外跑，边跑边说：是倒胎，咋不早说？出人命呢！

　　高慧国把伸出的那只小脚塞进阴门说：“这女人生不下来娃娃，下身都成这样了，瘢痕挛缩，受过啥伤？”妈妈并不知道大姑受过伤，茫然地摇头。

　　“你是她的啥人？能做主吗？大人和娃娃只能保一个，要大人？还是要娃娃？”

　　妈妈听了这话吓得腿发抖，瑟缩地说：“我是她娘家嫂子，我做不了主，她婆家没来一个人，我去找我婆婆。”

　　“你走了，病人咋办？快做决定，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只能活一个。”

　　妈妈摸着大姑的脸哭起来。大姑醒了，拉了一把妈妈说：“我要孩子，保孩子。”

　　高慧国说：“你这个傻女人，孩子没了还能再生，你没了留个孩子谁养，你男人都不管你的死活，你还给他生孩子？”

　　大姑的脸纸一样白，头发湿淋淋贴着，闭了眼睛，将死的样子。高慧国已经接生，一只手伸进大姑的下面左右拧转，大姑又扯出一声撕心的叫声，昏死过去。高慧国一剪子豁开阴门，一股子血冲房顶射出去，随

　　即一团粉肉混着血水咕嘟嘟从大姑下面涌出来。妈妈看见一道血光冲向房顶，身子一软就倒在大姑身上。妈妈和大姑都昏死过去。

　　妈妈醒来的时候，奶奶和二姑正围着大姑。大姑手上扎了吊针，病床边的三角铁架上挂着一只盖着塞子的大玻璃瓶，玻璃瓶里的药水从一根黄橡胶管子留下来，一直流进大姑的身体，中间的小玻璃管，嘀嗒着透明的药水。

　　妈妈爬起来说：“梅梅呢？还——好吗？”

　　奶奶说：“高大夫说流血太多，叫输血。”

　　妈妈在床上寻了一遍，小声说：“生下来的娃娃呢？生了个啥？”

　　奶奶剜了二姑一眼，大了声音说：“丫头。没生成。埋掉了。”

　　……

　　以后的日子里，妈妈一说起大姑生孩子的情形，手就不由自主地颤抖，好像伸进大姑身体里的那只手不是高慧国的，是她的。她为因为没能亲见大姑的孩子而遗憾，也为自己的无知令大姑遭受了那么大的痛苦而懊悔，她叫我和弟弟好好待大姑，以弥补大姑失去孩子的伤。

　　我想象不出大姑醒了以后知道这个消息是什么样子。那些日子奶奶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去看大姑，怕我说错了话。关于大姑孩子的事，家里人像被贴了封条，成了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三个月后大姑搬回家来，家里人也依然禁口不提孩子的事，大姑也不提说，好像从来没有生孩子的事一样。大姑门也不出，就连惠艳玲家也极少去，倒是惠艳玲经常过来，和大姑说些悄悄话。

　　生完孩子的大姑有些呆傻，看见人家怀里抱了小孩子，痴痴地望，眼泪不自觉地流。我望着大姑啜泣的背影，在玩捏泥巴的时候，就捏出一个小人来，捏出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按上胳膊腿，悄悄放在厨房窗台，弄出一点声响后，悄悄藏起来，偷偷看大姑捧着小泥人失神的样子

　　3

　　后来的事情，起因是我。

　　我手里有五分钱啦！一分钱能买十个豆豆糖，一分钱买两个水果糖。我喜冲冲攥着五分钱朝巷子外走，碰见了王燕子。王燕子比我大几岁，看见我手里的钱，飞快从家里拿了一只缠着细塑料绳的铁片发箍，要换取我的五分钱。应该是一种威逼利诱，五分钱到了她手里。当我恍然大悟上当后，去讨要我的五分钱，她一把把我搡倒地上，连那铁片的发箍也夺了，扬长而去。

　　我为我的五分钱哭得惊天动地。大姑去问王燕子讨要我的五分钱，她怎么肯给呢？于是大姑找来了她的母亲理论。大姑还没说完，王燕子已高跳着冲大姑和她母亲叫嚷起来。她母亲于是打了她，换来的结果是王燕子更强劲的咆哮，她的母亲也指着大姑恶语相加。吵闹声引来了邻居，奶奶和妈妈也收工回来，一并加入了战斗，随后——撕扯，肢体冲突。高声叫骂、哭喊，邻居们的劝架，乱成一锅开水。

　　我知道闯祸了，一个人躲在厨房炕旮旯，盼望外面的争吵快快结束。

　　天空飘下雨滴，我在心里默默说：老天爷，你大大下，你把他们都赶回各自的屋，他们就不吵了。

　　有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二姑拉着大姑进来，把她强按在炕上睡了，大姑扯了被子蒙了头，呜呜地哭。二姑朝我额头戳了一指头说：“都是你，这个招害的蚌精，惹的这场祸！你倒躲在这里逍遥！”

　　二姑出去了。我望着被子里抖动哭泣的大姑，给老天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眼泪婆娑地在心里说：老天爷，你大大下吧，像上次发大水那样下个不停，让河水决堤，把这一切全淹了去，把我也淹了去吧。

　　吵闹越扯越大，王京平的妈也加入了行列。

　　王燕子的妈骂大姑是“寡妇……找了人的……夹了死疙瘩的……死疙瘩生到茅厕里”，王京平的妈就从屋里冲出来，指着王燕子的妈骂，王京平也替他母亲骂着狠话，气势汹汹指着她的鼻子：“再说一句把你的牙打掉。”

　　王京平有个小弟弟，几个月大，是王京平上茅厕时，发现粪土里有东西动，扒开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刨出来看孩子还活着，就抱回家，他妈一看是个男娃，身体周全，就留下来养着了。

　　王燕子的妈骂那样难听的话，王京平和他妈当然要出来理论。

　　天黑时骂声停止，各自才回家。

　　奶奶披头散发，身上是泥浆，脸上刀剐了一样。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自觉自己就是一个反动分子，要遭到雷劈，应该去斗争台接受批斗。这时候如果地上能裂开一道缝，我毫不犹豫要跳进去，消失。

　　半夜我被奇怪的说话声惊醒。一个影子杵在炕前的黑暗里。爷爷披着衣服坐在被窝里抽烟，烟头的红

　　一翕一动。奶奶也披着衣服，被子裹着身子。影子一说话，我听出是大姑。

　　我不敢动。压抑的说话声，比屋子里的黑暗还要沉重。

　　大姑说：“我的娃娃呢？我要我的娃娃。王家捡的那个男娃，是不是就是我的娃娃？”

　　我听见奶奶咽了一口唾沫说：“早不是说过了？娃娃生下来就死了，高大夫也给你说了。高大夫说大人和娃娃只能保一个，我只能保下你。不信你问你嫂子。”

　　“我嫂子昏过去了，醒来就没见着娃娃。高大夫说我的娃娃是男娃，你说的是女娃，你们说的咋不一致？你把我的娃娃弄哪里去了？”

　　奶奶突然有些口吃，像被人捂住了嘴，说话含含糊糊：“高大夫不已经给你又说了吗？是她说错了，就是女娃，生下来就是死的。埋到医院后面的灰堆里了。”

　　“我去找过，灰堆里就没见个娃娃。”

　　“高大夫埋去了，给她包了两块钱。……你今天半晚上不睡觉，审问我哩？你还想干啥？你嫌婆家不好回娘家来，这会又嫌你的娘家也不好？我做啥事还不是为了你？”

　　大姑杵在黑暗里，能听出她的声音微微颤抖：“高大夫说是你把娃娃抱走了，是死是活只有你知道！你把我的娃弄没了，你会遭报应的。”

　　奶奶“啐”的一口啐在大姑身上，抡起胳膊朝大姑扇过去，爷爷一把抱住奶奶，喝了一声大姑：“还不赶紧走？”

　　我一蹦子从被子里站起来，愣愣看着他们。大姑出去了，奶奶把我按倒进被子，抹着眼泪哭起来。

　　天明后我问妈妈“报应”是什么？妈妈问我哪里听来的？我不说。妈妈说“报应”就是人做了善事会有善报，做了恶事就会有恶报。

　　大姑说奶奶遭报应，是善报还是恶报呢？

　　几天里大姑不和任何人说话，独自做着自己的事情，翻腾她的木头板箱。她不和家里人说话，家里人也不和她说话。奶奶说了，“叫她悻着去，悻一悻就好了，不信她还翻了天？孙猴子本事再大，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这天一大早，奶奶在各屋里喊“梅梅，梅梅—”梅梅是大姑。奶奶早起不见大姑，以为大姑去挑水，好半天了不见回来，却见水桶好好在厨房。又等了一阵子，还是不见人影。

　　炕上大姑随身的东西都不见了，大板箱是空的。

　　大姑是早打算好了要走，一大早谁也不知道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揉着惺忪的眼睛，跟着奶奶四处找，亲戚家，平日和大姑来往的姐妹家。惠妈家里，惠艳玲说前一天大姑来过，和她说了些奇怪的话，还留下一条她钩织的围巾。当时她并没有在意，现在想来，大约是告别。

　　惠艳玲吞吞吐吐说：前些天，我好像看见货郎子来了……

　　奶奶瞪大了眼睛，手挡在惠艳玲嘴巴上，惠艳玲不说了，做错了事的神情看着奶奶。奶奶没有说话，拉着我出来，拉我的手，使劲攥，把我攥疼了，我不敢吭声。奶奶出门的时候碰在门框上，差点摔倒。

　　奶奶拉着我在各大街小巷，在大东门、汽车站、火车站，茫然地看着所有来往的人。

　　以后的日子，奶奶好像突然老了，眼睛模糊了，人迟钝了许多，说话做事颠三倒四，常常做着一件事，忽然停顿下来，若有所思朝门口张望一阵，喊着“菊儿——梅梅——”；或者站在巷口茫然四顾，人家问她话，她答非所问；有时在屋里，突然凝神，冒失地问：“拉胡胡了？货郎子来了？”

　　

　　奶奶问“货郎子来了？”是希望有一天，货郎子带着大姑回来吗？如果是这样，我愿意替奶奶守着巷子，等待小巷里二胡声再次响起。

　　龙巧玲

　　甘肃省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谁摘走了你的第二颗纽扣》散文集《春天有双冰翅膀》《向东，向大海》。曾获甘肃省第四届黄河文学奖；首届“魅力临夏”全国散文诗歌优秀奖奖；首届“云屏三峡，碧玉两当”全国文学征文优秀奖第二届、第三届“金张掖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