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酒泉 赵开山

四坝人的家园——酒泉西河滩“原始村落遗址”

【遗址名称】酒泉西河滩“原始村落遗址”

　　【遗址年代】四千多年前

　　【发掘年代】二○○三年

　　【发掘地点】酒泉市清水镇

　　人们知道，最初的人类是没有民居建筑可言的，他们睡以山洞为居所，饿以野果充饥腹，时而迎风呼啸，时而成群追逐，过着十足的野性生活。在狩猎时代，为了获取猎物，他们从这座山追到那座山，从这个滩辇到那个滩，居无定所，山洞岩体，林木草棚，只要有个避风挡雨的地方就行。在游牧时代，为了繁殖牛羊，他们逐水草而居，成年累月搬来搬去，有顶帐篷就是一个流动的家。

　　四千多年前的四坝人，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生活相对安定了。他们可以把耕地开垦到哪里，把粮食种植到哪里，就把房屋建到哪里，就把家安到哪里，用不着再搬来搬去了。有时候也有狂风、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毁房摧地，搞得人们防不胜防。但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毁了的地可以重开，倒了的房可以重建，新的家园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但是四坝人的古民居是个什么样子呢，是用什么材料修建，结构合理不合理，居住方便不方便，冬天保暖不保暖，夏天通风不通风，粮食是如何贮存的，禽畜是怎样饲养的等等，始终为我所困惑。因为那时的房屋，绝对经不起四千多年的风吹雨打，早就被四千多年的时光给磨碎了揉平了，连个痕迹也留不下来，一切都就靠想象和猜测了。但任何想象都无法复原消失的岁月和弥散的史实。谁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一片消失了的岁月和磨平了的远古民居，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来了个时空大调转。

　　酒泉市东部的祁连山下，有个古老的镇子——清水，人称“凤凰镇”。有人说是因为清水镇的地形地貌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也有人说当年修筑清水镇时曾有凤凰在这一带栖息过。不管怎样说，凤凰镇远近有名。但真正令清水镇名声大振的，还是二○○三年六月以来“四坝文化”村落遗址的发现与挖掘。

　　全长四千多公里的我国最长的管道——西气东输工程，像一条长龙穿越重山峻岭、戈壁沙漠、江河激流、平原阔野，横跨九个省（市）、自治区，六十六县（市）。当开挖到酒东盆地的清水镇中寨村西河滩时，奇迹出现了，湮埋多少个世纪的“四坝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也称“西河滩原始村落遗址”，终于破土露面，重见天日。

　　考古工作者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揭露的面积已达一万多平方米，已经发掘清理出的遗迹主要有：房屋基址十多座，储藏坑六十多座，烧烤坑三百五十座，陶窑五座，祭祀坑二十多座。二○○五年考古人员又在西河滩以北，发现了二十多个烧烤坑和丰富的遗物。这是在河西走廊首次发现的，一处年代最为久远的大型原始文化遗址。二○○六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坝文化，作为河西地区古老民族聚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主要分布在山丹、民乐、酒泉、玉门等地。从出土陶器等遗物的特征看，西河滩遗址的主体遗存应属早期四坝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界一直在困惑，为什么玉门火烧沟等多处原始墓地相继发现和发掘，但这些墓地的主人们，生前生活在何方热土之上，哪里是他们的聚落遗址？西河滩遗址的发掘，正好填补了这一重大空白，把一部断裂了的历史，又重新衔接了起来，其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非同小可。

　　我想，如果依据考古成果，来复发年的西河滩民居，必定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村落。虽然不够豪华气派，也谈不上雄伟壮观，但也温馨而舒适。低矮而厚重的房屋，在这里连成了片，错落有致的分布在农田丛中。屋前的树木，树下的小院，收拾得清清爽爽，摆满了各式虽简陋却实用的农具。炊烟慢慢地从屋后飘出，清香在小院中四溢。劳作归来的人们，在这里出出进进，有说有笑，也是一幅“民俗风情画”。这一村落遗址，正式向世人宣告：

　　——“三室一厅”，再也不是现代人的独享和专利。西河滩四坝文化大型聚落遗址的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半地穴式房址，主要用于储藏和烧烤，平面均为长方形或圆形，室内地面都经过了硬化处理。地面式房址，主要用居住。平面形式比较复杂，有长方形的单室，也有房屋主室和侧室连为一体的，形成“三室一厅”的完整格局，使家庭生活更为方便舒适，透出了一种温馨的气息。以致至今河西人还有“房是四堵墙，酒色财气里面藏”的说法。

　　——“前院后坊”，使生活区和生产区完美结合，也许是四坝人最初的设计。村落里陶窑的出现，就很能说明问题。陶窑里还堆放着大量陶器残片，已复原陶器二十多件。陶器的形式有双耳彩陶罐和素面罐、单耳杯、彩陶盆、器盖、纺轮等。同时，石头的打磨加工，也是重要生产活动，就在村落里进行。石斧、石刀、石凿、石纺轮等，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活用具。村落里外，也是打磨骨器的场所。他们将吃完肉的兽骨，随时都会制作成精致实用的骨针、骨锥，骨铲、骨镞、骨珠等。

　　——“烧烤坑”，透出原始村落生活的温馨与暖意。西河滩遗址发掘过程中，学术界首次提出了“烧烤坑”这一名词，发现古代人类的另外一种炊食与取暖形式。许多房屋里都有烧烤坑，几乎占据了房屋里的中间位置的所有面积，而且所烧的原料，都是当地就能采集得到的木材，遗址废墟中还有烧烤之后留下来的木头，清晰可见。这就透出了一个信息，当时的西河滩人，一是用烧烤坑来烧制食物，特别是肉食。每天最早的炊烟，是从这里升起；最香的美味，是从这里飘出。二是用来冬季取暖，要知道河西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如果不生火取暖，一般是很难过了冬的，有了烧烤坑，这个问题也就随之解决。

　　西河滩上的这个原始村落，后来的消失，可能是人们的迁移造成的。有人推测，由于这个地方地处祁连山冲击扇面，河流的改道十分频繁。也可能遇到了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人们在这里再也生活不下去了，只有舍弃故土，泪别家园，走向了别处去谋求生存。这些事件在今天已经很难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西河滩冷落了，荒芜了，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温馨。只有那些重新出土的房基、烧烤坑、陶器骨器，向世人传递着文明信息，延续着文化脉胳。

吞吐大荒之音——玉门火烧沟遗址“陶埙”

【文物名称】玉门火烧淘“陶埙”

　　【文物类型】陶器

　　【文物时代】火烧沟文化时期

　　【文物出土】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遗址

　　【出土时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文物馆藏】玉门市火烧沟文化博物馆

　　有时候，最原始的往往是最精美的，最古老的往往是最神秘的。

　　出生于乡下的我，自小就浸淫于各种民俗音乐的氛围中。或农闲时的戏台上，或夜幕下的篝火旁，或年关节头的农家院，时不时地伴着阵阵锣鼓声和乡亲们的吼唱声，响起或激越或舒缓，或高亢或低沉的乐器声。如田野上飘来有韵致的风，如天空中撒下有旋律的雨，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庄稼汉。

　　因此，我听惯了悠长而委婉的二胡，听惯了流畅而优美的横笛，听惯了深厚而挚烈的三弦。然而，对于埙就极为陌生而遥远。不但我辈年幼而无知，就连我们的长辈以及长辈的长辈，也很少有听过埙或者见过埙的，说起来都好像是听神话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埙，第一次听到悠悠埙声，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西行途中。车出嘉峪关，村落越来越少，植被越来越疏，绿色越来越稀，荒原越加显得空旷。就在这大漠深处，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因山不吐绿，沟不披秀，水不扬波，远远的土层总是红一道黄一道的，好像是被大火烧过的一样，人称“玉门火烧沟”。

　　这里原本有一道地方风味名吃——清泉羊羔肉，许多过路的客人总是闻香停车，知味止步，非要品尝一下这一美味。自然，我也下车，在这里吃饭，以满足舌尖的味蕾和肠胃的感受。就在吃得杯盘狼藉的时候，一阵低沉而悠远的音乐之声传来。起初我意为是谁在播放音响，以用来招揽客人。听着听着，我也被这种乐感打动了，又好像是一种天籁之音。总想问，这种音乐来自何方？当地人告诉我说，这是埙声，来自路那边的“火烧沟文化博物馆”，是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作陶埙的吹奏演示。

　　谁知，四千多年前的原始部落就生活在这里，火烧沟是他们的一处田园乐土。据玉门文史资料介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玉门市要在清泉这里修建一所中学，破土动工、平整地基时，挖出了不少石制器具、陶罐和铜制品。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以工程照常进行。正在清泉公社插队落户的几个兰州知识青年，把陶罐带回省城，送到了文物考古队进行鉴定。于是，甘肃大古文化遗址之一的火烧沟遗址被发现了，这是建国后甘肃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文化遗址。文物考古队在遗址中心边缘发掘古墓葬三百一十二座，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陶器、铜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部分金银器，当是崇拜羊的羌戎族的作品，被考古界称为“火烧沟文化”遗址。

　　“火烧沟文化”遗址中，最具价值的是二十多个彩绘陶埙的出土。埙体呈鱼形，以交叉的双条黑线修饰表面。装饰简约，形体美观。张开的鱼嘴是吹孔，埙体上有三个音孔，能吹宫、角、徵、羽四个骨干音。

　　有位音乐教师给我们吹奏了一曲古韵悠长的埙曲。听着这苍凉悲壮、质朴自然、情感深切的旋律，把我的思绪，早已牵回到了那个古老得只靠想象来回味的岁月。似乎我们的先祖们，在这空旷的原野上，伴随着苍凉幽远的大地之音狂奔着，奔得风起沙扬；伴随着苍凉幽远的大地之音狂舞着，舞得月落星稀。我认为这就是我听过最为绝美神秘的乐器和音乐，以至早已淡忘了二胡、横笛、三弦的美妙之音。

　　我知道，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有很多乐器不但音质优美，而且历史悠久。《诗经》中就有琴瑟钟鼓的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礼仪既备，钟鼓既戒”。这些乐器虽然名目繁多，特色各异，音质纷呈，但手法比较单一，不是弹奏，就是敲击，总好像气韵不够，给人以单调乏味之感。埙的出现，作为由泥土烧制而成吹乐器，主要靠人的腑中之气，舌上之功，再加上思想意念和深切情感，来演奏各种高雅曲调，给乐器阵容带来了新的成员和新的旋律，无疑是乐坛的一股清新之风。

　　据考古学家考证，埙产生于史前时代，人类刚刚完成了由猿向人进化，要生存就必须向大自然索取足够能量的食物，狩猎就是最为神圣的生产活动。在弓箭、弩缴出现之前，人们最早的的狩猎工具，是一种球形的飞弹——石流星，以用来打兽击鸟获取天然食物。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石流星，扔出去了却形成了不同响声的哨音，成了会唱歌的石头。

　　这一现象使羌戎先民们得到了启发，激发了“创作灵感”。随之，便制作了石埙、骨埙、陶埙。这样一来，人类手中的生产工具，同时又成了一种工艺品。玉门“火烧沟文化”出土的彩陶埙，曾被誉为“音乐史上最古远的文明”。拭想，原古的荒原上，一旦传来充满凄清苍凉的埙声，就说明人们又投入了新一轮的狩猎活动，人与兽又是一场生死大较量。这是一种何等壮烈的场面？

　　再后来，弓箭的出现和使用，使埙在狩猎生产中的进攻性能逐渐丧失，而它的艺术性功能日渐突显，进而演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吹奏乐器，有了专门的表演，最终由荒原走进城市，由民间走进宫廷。在周代的乐器八音分类中，埙被列为士类乐器，是我国第一部民歌总集《诗经》中所载的二十九种乐器之一。古人说：“正五声，调六律，刚柔必中，轻夺迷失，将金石以同恭，启笙竿于而启批极”。把埙看作与钟、磬一样，具有同等地位。

　　据《敦煌学大辞典》载，敦煌莫高窟初唐时绘制的阿弥陀经变乐队壁画，演奏着排箫、竖笛、箜篌、方响、琵琶、筝、羯鼓、腰鼓、埙等乐器，场面火爆热闹，技法娴熟练达。尤其那一乐伎双手捧埙，更是惟妙惟肖，神态逼真。从画面看可见两音孔，其它的音孔为手指所按，看不清孔数。从乐伎的身体比例来看，埙有人的手掌一样大小。埙，表面上看很普通，但它放射出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它透射出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华夏文明的精髓，所以埙的未来发展是不可估量的。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吹埙，吹出了不同的韵致和境界。文人雅士吹来，其声浊而悠长，流露出“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村民农夫吹来，其声壮而慷慨，四季劳作，终年辛苦，飘逸着的希翼的情怀；男人们吹来，总是充盈着阳刚之气，宽广豪放，庄重有力；女人们吹来，又总是洋溢着柔情之美，流畅委婉，娴静率真，意味深长；恋人们吹来，一种恬美、温馨、浪漫的声调，纯洁而神圣；将士们吹来，又有“雄兵百万，铁骑纵横，呼啸震天，如雷如霆”之气慨。

　　在我看来，埙的那种含蓄之美、悲凉之美和悠远之美，正好是远古先民的灵魂深处的呼唤和潜入梦底的呐喊。这种强烈的情感境界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是多少语言和文字所无法表达的。这样复杂的精神过程，在这里只需要几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在瞬间就可完成。吹奏者巧妙地把几个音符压进气孔，再来一个“气沉丹田”，就是一种情绪的渲泄，就是一种思想的升华，就是一种理念的奏鸣。也许，这一切又只能心领，不可言传。

美若“洛神”——酒泉、嘉峪关地下画廊“羌女图”

【文物名称】酒泉、嘉峪关“羌女图”

　　【文物类型】彩绘印模砖

　　【出土地点】酒泉市、嘉峪关市魏晋壁画墓

　　【文物年代】魏晋至唐代

　　【发现时间】一九七一年

　　【文物馆藏】甘肃省博物馆

　　在我看来，酒泉、嘉峪关壁画墓出土的画像砖的羌女形象，美得像个洛神。洛神到底有多美，读过曹植《洛神赋》的人都知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如果用这种描写来形容画像砖的羌女，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煌煌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上，酒泉、鼓峪关这一带，曾经是朔风劲吹，战马嘶鸣，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城头旌旗猎猎，大道尘土飞扬的通衢古道。如今，早已变成了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商厦林立商贾云集，南北货物流畅，东西财源广开的现代工业之城和商贸之城。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一个美丽的传奇，已经浓缩成一座历史的花苑，深深埋藏在酒泉和嘉峪关之间的一片荒滩之下。一座地下画廊，穿越大漠孤烟的漫漫画卷，在不经意间向我们走来。

　　我要说的是，一九七一年夏天的一个正午，烈日炎炎，暑气升腾。一位牧羊人把羊群赶到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找了一个沙丘的背阴之处，想躺下来休息一会，乘乘凉，喘口气。突然，他发现身后沙堆左侧有一个像老鼠洞，但又比老鼠洞宽大的洞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将随身携带的牧羊鞭杆插进洞内试探，这一探，却探出了一个“无底洞”。

　　就是这个“无底洞”，把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洞底竟是一个庞大的合葬墓，令人毛骨悚然。更让专家们吃惊的是，横跨酒泉市果园乡和嘉峪关市新城乡交接一带近十三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分布着魏晋时期的一千四百多座古墓葬，距今已经有一九六百多年的历史。几乎在这里，只要有个小山包，下面就有古墓葬。更令人惊奇的是，部分墓室内壁垒砌的灰条砖上，都有各样的彩绘壁画，场宏景大，人物众多，形态各异，惟妙惟肖，古朴清新，是以前的考古所没有见到过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为国内罕见，被称为酒泉嘉峪关“魏晋壁画墓”。

　　专家们认为，魏晋时期的绘画艺术，正处于西域画风的传入、佛教画风的兴盛、中原画风的觉醒，出现了专职的文人画家。而因年的年代久远，遗留下来的画作少之又少。所以说，酒泉、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的发现，无疑填补了中国绘画艺术史上的一个空白，也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

　　当历史倒回二千多年前的时候，一场声势浩大、旷日特久的“汉匈河西之战”一结束，河西一带的酒泉、张掖、武威，就作为州一级的城市名字，走进了汉王朝的版图，走进了史书的记载，也由游牧社会走进了封建社会。多少威武雄壮的事件，都发生在河西这片土地上。规模最大的，当数汉武帝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加快农业开发，使千里河西走廊，出现了连片的绿洲农田和温馨家园。

　　到了魏晋时期，中原战争越发频繁，再加上蝗虫肆虐，瘟疫漫延，饿浮蔽野，惨不忍睹。但相对来讲，地处偏避的河西，却比较稳定，成了中原百姓的重要避难之地。河西也担当起了保存传递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形成了难得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鼎盛景象。各类彩绘砖画艺术，也在这个时空转换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丰厚的成果。酒泉、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就是这个时期到南北朝的三百六十多年中所建造的。

　　据资料显示，最具代表性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呈东西坐向，墓底距现在地表十二米多。前为斜坡墓道，长三十三米，宽十四米。墓门高一米有余，宽九十公分，深九十八公分。上有门楼，施有草泥。墓分前后两室，共长八点六四米。前后室地面均平铺穿壁变体云气纹方砖一层，前室壁画环绕，内容极为丰富，后室西壁上绘画略显简约。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壁画墓，共出土七百六十余副砖画，形式多为一砖一画、半砖一画或几块砖组成的连环画。这些砖壁画色彩鲜艳，风格独特，画技巧妙，砖壁画内容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反映农耕、养殖、采桑、宴居、出行、军事操练、狩猎等内容。酒泉西沟唐代模印砖墓，由一千四百多块模印画砖砌就，主要为十二生肖画，一砖一画。同时还有五十二块乐伎画砖，七十块骑士画砖，一百零七块菊花画。

　　魏晋十六国时期，尽管河西地区汉人数量众多，但是壁画所见的河西少数民族在当时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主要有羌人、鲜卑人、龟兹人、大月氏、 哒人、焉耆人、小月氏、羯胡、氐人等。嘉峪关新城六号墓前室南壁一幅耙地图中，一男子蹲于耙上，着褐衣，披发垂于项背不结髻编辫，这正是当时羌人的打扮。因为，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古羌人首领无弋爰剑之妻羞于面丑，便披发覆面，羌人也争相效仿，以致“羌人因以为俗”。

　　我曾无数次考察过丁家闸、西沟和新城魏晋砖壁画墓，看过所有的洞窟，看过所有的壁画，横看竖看，正看侧看，看构图，看意象，看色彩，看表现手法，看思想内涵，一看就是大半天。然而，当我看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羌女图”时，视野被振惊了。我禁不住的高呼，当年曹植眼中“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的洛神也不过如此！

　　《惜别》，是西沟墓中羌女送行图。身穿圆领长袍男子骑马前行，身穿圆领浅地裘氅羌女，挎壶后随。她那面露愁容，相依为命，依依惜别的情景，很能使人联想到，送别的女人蜿蜒而来，秀发成了漂流的软缎，唯有殷唇还印在光线中上。喊一声远去的男人，一股劲风掠过了飘飘荡荡的倦羽，说一些情话，在飞旋中被风撕碎，又被离情捂化。

　　《护桑图》在西沟墓中，共画有两幅，内容、形式都基本上相同，都表现的是，在一片葱茏的桑树林中，有一顶圆拱形帐篷，一位穿圆领衫、披长头发的羌女坐在帐内，眼睛注视着桑树。她在想什么呢？给了人们无尽的悬念。也许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在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也许她长时间地凝神沉思，模模糊糊地回忆着初恋时的羞涩！

　　《羌女回家图》，表现一披发羌女，身着红领缘、黑红相间花边，缓缓走向位于群山间的穹庐。让人感觉到，这是一种渴望的岁月，升起在了肌肤与灵魂之间，让世界都变得缤纷。让缤纷的裙裾，缤纷的阳光，缤纷的穹庐，在缤纷的眼睛中种植一个缤纷的岁月。家，对羌女有着一种无边缤纷的温籍。

　　我可以这样断言，那一幅幅仪态万千的“羌女图”，可能应就出自羌族画师，或者是非常熟悉羌人和其他民族生活的其它民族的画师之手。也可以说，正是羌人们丰富的生活与精堪的艺术，才和其他民族一起，造就了酒泉、嘉峪关的地下画廊，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

玉石之路——嘉峪关“石关峡遗址”

【实物名称】嘉峪关“石关峡遗址”

　　【实物类型】古关隘

　　【实物地点】嘉峪关市黑山

　　【实物年代】六千多年前

　　我曾多次去过敦煌玉门关，乍一看，名和实，声和物，反差过大。很难想象，当年的名关，竟然只是一个高不过烽燧、大不过农家庄园的土墩，既不宏大，又不巍峨，孤零零地伫立在茫茫戈壁之中，不知当年是怎样御敌千里而镇守边关的。然而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最初的玉门关并不在这里。我国历史学家、甘肃师范大学李并成，经过实地探空地和考证后提出，最初的玉门关在酒泉之西的黑山峡谷，就是当地人据说的嘉峪关下的“石关峡”，与敦煌玉门关相隔千里，是一个地理上的大“错位”。

　　清代有人曾写诗：

　　石峡嵯峨胜禹门，万年古迹至今存。

　　两山张掖如鸾峙，一水中流似马奔。

　　漾树分青簪古雪，岩松插碧倚天昏。

　　晚来叠翠光盈石，却被斜阳落日吞。

　　这首诗，说明了石关峡”的险要。就是现在看来，峡口一面有长城拦挡，一面有黑山湖阻隔。山险峡窄，有“一夫当关，万夫难开”之险，自古被称为“石峡天险”，是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古老通道，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隘口。

　　我站在石关峡前，总是看不出它和玉门关有什么关联，也看不出关与玉有什么姻缘。必竟时过境迁，两处关隘都成了历史的遗址，要恢复往日的情景，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偶然出的驼峰，从远处传来的驼铃声，尽管时隐时现，时断时续，但也把我的思绪带到了更为遥远的岁月。

　　说起石关峡和玉门关，我不得不提玉石。历代人们所珍爱的美玉，把它当成财富的象象征，尊严与地位的标识。往往讲究用玉来辟邪，用玉粉来治病，用玉器馈赠亲友，甚至用来祭祀陪葬。由此带起了久经不衰的采玉热、购玉热、佩玉热和藏玉热。

　　然而，我国虽然幅员辽阔，山川纵横，物产丰富，奇石密布，但美玉并不多，玉矿也不丰富。大都藏之遥远的深山和古老的河床，一是不好开采，二是开采出来，运输也困难。在远古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从玉矿开采出玉来，再把玉矿加工成精美的玉制品，再往内地的大都市去销售，路遥人远，山阻水隔，实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人们都知道，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连接各国，凿通了一条东起长安西至罗马几万公里的物流大通道，被人称之为“丝绸之路”，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但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这条大通道就已形成，不过功能比较单一，只是为玉石贸易而存在，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玉石之路”。

　　这是因为，古老的先民们，还是难抵美玉的诱惑，在七千年前的西域发现了著名和田玉。虽然那里重山峻岭，终年积雪，一般人难以涉足。但千姿百态的青玉、青白玉、青花、墨玉和碧玉，还为世人所倾倒。开采者往往冒着九生一死的危险，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刨冰卧雪，爬上山去，一锤一锤地凿击山岩，一点一点的扣削山石，宁是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上，开采出了他们昼思夜想的玉石。

　　为了把这些玉运往中原，满足那些购玉者的需求，人们还是历尽千辛万苦，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劈荆斩棘，开壁了一条横贯东西，长达几千里的“玉石之路”，实现了最初的开采、加工、运输“一条龙”的经营。“丝绸之路”也是“玉石之路”，当时即有“双艳并美”之称。如果说，“丝绸之路”已经是两千多年的存在。而“玉石之路”却又向前推了四千多年，更古老，更漫长，更具传奇色彩。

　　关于“玉石之路”的具体路线，杨伯达在《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中曾设想：从和田出发，南路经民丰、楼兰至敦煌；北路经喀什、库车、吐鲁番至敦煌。由敦煌向东，与后来的丝绸之路大体一致，即经河西走廊，越关中平原，出潼关，过豫西、晋南进入中原地区。

　　说起“玉石之路”，我不得不提及古老的月氏族。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在“敦煌祁连间”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也是一个爱玉之国、崇玉之族。玉在他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美好、高尚的物品。因此，他们曾成功的接转和经营过举世闻名的“玉石之路”，几乎笼断了所有的玉石运输和销售。杨伯达《“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中也说，在“和田玉路”上，出现了一个半独立的“月氏”国，它像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一样隔断了“和田玉路”。

　　据说，许多诸候国也为美玉动心，曾想尽办法来接管或参与“玉石之路”的经营，从月氏人的锅中分一碗羹。但因关山阻隔，路途遥远，风险太大，吃不了那个苦，下不了那个赌注，最终还是败了下来，把“玉石之路”的经营权，拱手让给了月氏人。他们呢，在需要玉石的时候，只能到月氏人的手里去买。如果月氏人不愿把玉石卖给他们的时候，那也是一件没办法的事。

　　月氏人，也曾因拥有过华美的“月氏玉”，而煊赫和神秘一时。据《管子》记载，除了“昆山之玉”外还有“禺氏之玉”也就是“月氏之玉”。这种玉的特点是质地密坚，光泽明亮，颜色鲜艳。根据研究，在春秋时代，“月氏玉”是西域向中原输送的玉种，被当作流通货币 来使用，其作用与黄金等同。同时，月氏玉也是艺术品，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能使人产生奇特的联想、遐想和幻想。因此，月氏是一个强大而又富足的部族，月氏的贵族女性，要显示她们的美丽，就要用精细加工的玉石、绿松石、珍珠等珠宝装饰自己，透出一种“珠光宝气”，成为一种时尚。

　　事实上，从和田到玉门关，再从玉门关到中原，运距超长输，翻山越岭，行走困难，往往会由于路途的耽搁，使和田玉的供应发生了困难。月氏工匠们在祁连山中发现并开采了质地优良的，和蓝田玉、南阳玉、岫岩玉、和田玉并称为中国的五大玉种的酒泉玉。

　　由此看来，玉门关也好，石关峡也好，此处并不产玉，何以以玉冠名？正好说明它是“玉石之路”必经关隘。可以想象，西来送玉，东来接玉的商贾们，在此集中又在此远去，必是一派繁华的经商陆路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