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惜饱受饥寒和宭迫，还没能过上一天好日子，就离开了人世，走的那年也就四十来岁。
他是我大伯的二儿子，叫李筠。
当他的大哥还在队伍上、弟弟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家庭生活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他的肩上，春播夏收秋灌冬藏，哪样活计都离不了他。我四五岁的时候，就看见他不是挑土垫圈，就是犁地耕田上山砍柴呵护和牛羊。大概是繁重的体力的折磨，他走路干活总是低着头弯着腰，没见过他什么时候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地张扬过。冬日里，头戴一顶大半掉了毛的狗皮帽子，两扇护耳总是一边耷拉着，一边闪活着，帽檐上开了好几个豁豁，也没有让三嫂子给他缝上，凑合了一年又是一年，第二年冬天，弹去浮尘，原模照旧地戴上。腰里系着一根芨芨草绳子，把宽厚僵硬的破棉袄裹得紧紧巴巴，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暖和一些。只是在有一年春节，他组织村里的年轻人耍社火时，才看见他潇洒英俊的舞姿和厚实庄重的胸襟，社火队里最威风的是“攻鼓子”，是小伙子们的长项，三哥的“攻鼓子”耍的是既威风又帅气，他能表演出好多别人无法完成的动作和技巧，好多小伙子姑娘们是既羡慕又妒忌，但谁都毫无办法。当社火的排练非常顺当时，他也能露出灿烂骄傲憨厚的笑容，喔！原来三哥是一位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帅气小子。
我在县城上中学的时候，每月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首先见到的就是三哥，因为先路过他家的院子，然后才能绕到我家。三哥总是客客气气地让我进屋，再拿出农家随便能吃到的馒头、洋芋让我垫垫肚子……然后给我说说母亲日子过得怎么艰难，怎么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我回家，帮她干些她力所不及的农活，再问问我的学习和姐姐的情况，三哥对我们的关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刻在我心上。
每年一过腊八节，三哥就张罗村里的年轻人，作“闹社火”的准备工作，他是个细心人也是一个能人，谁的锣锤需要修理，谁的红绸子做得不合适等等大小琐事，他都能摆布的顺顺当当妥妥贴贴，所以我很佩服他。大年三十日前，三哥开始招呼给各家各户贴春联，在农村看来，不管家穷家富，春联一定要贴的，谁家没贴门神、春联，预示着来年诸事都不顺当，六畜也不兴旺。三哥知道我的毛笔字写的好，所以比我大十好几岁的三哥，又是裁纸又是磨墨，又是端茶又是倒水，前前后后侍候得我心里头怪不好意思。当我开始写春联时，他像一个乖巧的小学生一样认真地侍候着把每一条对联放到太阳底下、风吹不到的地方晾干。等全院子的春联都写完了，三嫂子会把热腾腾的馒头香喷喷的油果子端出来大伙共享。
据老人们讲，那个年代我是李家第一个小学毕业的秀才，三哥说，既然是秀才就得好好地庆贺一下。毕业那天，三哥把村里最好的马打扮得像门神爷秦琼骑的马一样威风潇洒，头上扎着大红花，脖子上挂着一圈铜铃铛，鞍子上铺了最新最红的红毛毡，他们威风凛凛地走来，大老远就听得见马蹄哒哒和铜铃嚓嚓的响声。毕业典礼结束了，三哥四舅不由分说的将我扶上马，行行当当地奔向庄园……
三哥是个大能人，庄稼行里也是一把好手，他不但把自己家的田园管理经营得津津有条，还在祁连山腹地开辟了一块极好的麦田，那麦田不需要施肥也不需要灌溉，每年春天只要把种子撒进地里，总能收获个石二八斗的，遇上风调雨顺的时节，多收个三五斗不成问题。
那年夏末，我就和三哥一家高高兴兴地到山里收获小麦。那地方很远，路也不好走，天不亮就出发了，太阳照到半山腰的时分，才到了一块叫“大阴洼”的山地。金黄的麦浪在向阳坡上翻滚，大老远就闻到喷鼻的麦香。坡的阴面就是“大阴洼”，是一块天然牧场，密密麻麻的草长了一二尺高，小一点的山羊，钻到草丛里，主人都不好发现。“大阴洼”背面就是高高的山峦，山峦上长满了山白杨和祁连松，郁郁葱葱巍峨壮观，远处的山峰积满了白雪，终年不化，朵朵白云缭绕在半山，人们就好像在蓝天和白云之间。太阳从云缝里挤出，照到身上毒化化的，三嫂他们都戴着草帽，只有男人们坦胸露怀地不顾颜面。顺着麦田走下去，是一条浅显的峡谷，山泉水潺潺流淌，三嫂子她们就是从这儿担来清澈的山泉水，在窑洞地上给我们做饭。
太阳快要落了，远处的山尖尖上太阳染红了一朵朵白云，鲜红鲜红的一片连着一片，一阵小雨过后，美丽的彩虹像天桥一样飞架南北，引得情郎阿妹渴望早点儿相会。一个个驮着麦捆儿的毛驴儿，“之”字形排开蔓延在崎岖的山间小路，像一条归巢的蟒蛇慢慢地移动着，移动着。三哥哥嘚儿嘚儿地吆喝着毛驴儿，时不时地哼着“少年”，优哉游哉乐到了极点，我想着，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就好比刚刚拜过堂的新郎一样急不可待。
中学毕业后我就参军了，和三哥相处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他的了解也渐渐地浅薄了许多。
三哥家是富农成分，虽然大伯是一个正直的人，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而且早已过世，但阶级斗争的砝码，压得富农子弟喘不过气来。土改、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四清、文革，这些富农分子的子女们都不由分说的当了“运动员”、“活靶子”，虽然没有受皮肉之苦，但是精神枷锁的羁绊，压得他们没有舒舒服服地喘过一口气。
那年我探亲回家，按母亲的意愿，经公社批准卖掉了还是父亲在世的时候栽种的自留树。
那是一个一大二公的年代，农村城市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在那样的背景下，我居然能把四颗大树卖了，此举免不了引起一场风波。
这边，砍树的叔叔汗流浃背，那边，生产队长和民兵连长带着一伙人杀气腾腾地赶来：
队长：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挖社会主义墙角？
民兵连长：把主人绑了，送到公社论理！还是解放军战士呢，无法无天！
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出戏，把公社的批文藏在兜里，不动神色地抽烟，一根接着一根……
当得知这次卖树是得到公社批准的时候，他们要求要看批文，我说，对不起，批文是下达给我的，你们无权看！正当这时候，大队书记来了，他了解情况后当众宣布，人家卖自留树手续健全，合理合法，自留树本来就是私人财产，大伙散了吧！
风波平定了，余悸未散。
我说，三哥，树卖了，树墩树根都属于你，你把它挖出来当柴火烧，当惯了“运动员”的三哥说啥都不敢接受，他怕我走后，队里的人还会给他小鞋穿……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三哥……三哥不是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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