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西安 赵丰

箩匠

大姑住的村子成了开发区，开发商为他们另外择地盖了小别墅。前些日子，我帮大姑搬家，看到了一只筛面箩子，大姑舍不得扔，坚持要搬到新屋去。表弟拗不过她，就嘟囔着说：一分钱都不值的东西，要那干啥？我看见，大姑的脸色阴沉下去，像是雷阵雨前的预兆。我忙劝住了表弟，把箩放在了车上。

　　表弟小我十岁，当然不理解大姑对于筛面箩子的情感。它眼孔细密，用它过滤碾磨出的面粉，有虫子也能筛得出来。还有大点的筛子，没有它，刚从麦场上碾出来的麦子就无法去掉杂质。不但箩筛，连大大小小的筐，大姑也要搬上车。那都是装物的家具：粮食、野菜、猪草、衣物，夏天不用的被褥、冬天不用的躺椅。乡下人的东西虽不值钱，但生活离不了它们。他们就是农家生活的储藏室。把这些东西扔了，就等于大姑把生命的记忆抛弃了。这样的情感，我懂。

　　阴沉沉的时光里，我看见过箩匠。冬天，万物都萎缩着面孔，箩匠来到了庞光镇，在镇子东头的高山庙门前扎下了营。他坐在小凳上，摆出一大堆做箩子的工具：圈板、竹匹子、尼龙纱、锯子、刨子、钻子、缯刀、钳子、剪子、锥子、线绳圈……他的年龄五十开外，布衣布鞋，戴着一副石头镜。那时，乡下戴这种镜子的人很少见，我就细细观察了他。脑后，帽子遮不住的地方显露出白发，前面眼睛上面的眉毛也是白的，脸色铁青，是风霜刻下的印记。

　　他在阳光下专心做箩，没有注意到我。他把圆木锯成长板条，刨光板面，圈压定形，然后给圈板上做孔，给箩底上网……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进行，仿佛他就是整个的世界。不一会，镇子的人就围了一圈，看他做成一个，争相掏钱来买。价格很便宜，好像记得一个一元五角。

　　箩匠的整个工序是缯，所以也叫缯箩匠。喜欢缯这个词，带着古典的气息，藏在哪本线装书里。那个冬天的上午，我看了一会就离开了，那时我的心思在玩上，根本不会深入的了解他。傍晚，我再去高山庙时，那个箩匠已经不在了，唯留下空荡荡的风，卷起地上的残叶。

炉匠

庞光镇的主街极窄，按照我那时的脚步，也就十步的样子。街上开着店铺，檐头挂着黄色的幡旗做招牌，沿屋檐斜坡搭起廊棚，天就成了一条缝。主街的房门是板式的，晚上担负着门的职能，白天被主人卸下来作为铺面摆商品。门板的颜色一律黑色，唯有炉匠铺子的门是红色的。是那种暗红，好多年没有刷过漆了。

　　炉匠是以其作业的坩埚炉命名的，炉具比起铁匠来小得多，但可以熔化铜、铝、锡等金属，铸制生活用品，修理日用小器物，如修补漏锅、换锅底盆底、焊铜壶，修锁子配钥匙、钉眼镜、钉碟子碗、焊接断裂或有漏孔的金属器皿。这家炉匠匠工的手艺好，可以锻铸婴儿系戴的长命锁、麒麟锁、项圈牌铃和妇女的手镯、戒指、耳环、耳坠，敢在眼镜上打孔，然后钉上用铜丝制的“扒子”。老年人也喜欢这儿，因为他们能为自己焊出闪光发亮的铜烟锅。

　　“没有金钢钻，就不敢揽瓷器活。”这样的谚语是说给炉匠听的。铺子里的工具多，小火炉、风箱、砧子、锤子、钳子、镊子、冲子、焊枪、坩埚，还有各种模具，但唯有钻子能成为这个行业的形象。庞光镇哪家铺子的门面上，就画着一个钻子，中间部位一根木棍和两条皮筋组成一个三角，炉匠戴着黑框眼镜，抿紧嘴唇，双手在那儿操作。钻子的上部，是圆形、黄色、薄薄的木头顶子，下部是钻头。这样的钻子，现在恐怕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

　　我常常看见，铺子里的匠人外出找活。他挑着担子，一头是炉子和风箱，一头是工具。这家要修锁子，那家要换锅底盆底，还有的要焊烧酒壶。这焊壶就麻烦多了，先把锡加热溶化，倒在特制的“锡范”上，冷却后便成锡片，再预制成件，然后成全对接，加焊而成。这一工艺与现在的用铝作原料铸制饭勺、饭锅类似。过去，乡下人把锡称作白铁，把制作锡器皿的人称为“白铁匠”。炉匠进村子吆喝一声“打锡壶！”或者“焊洋铁壶咧——”人们就知道白铁匠来了，便三三两围拢上来，形成乡村独特的风景。

骟匠

骟匠，关中人也称“挑猪匠”。他的工作就是按家畜的生理解剖原理，把雄性的睾丸阉割掉，把雌性的输卵管挑割绕扎，使其不能发情交配与生殖。

　　猪长着一副丑相。乡下人称谁丑，就说瞧你那猪八戒的样子。它身体肥壮，四肢短小，长着两个大鼻孔，一对眯缝的眼睛，大嘴阔耳，卧在脏兮兮的地上哼哼。但乡下没有人嫌它丑，家家后院用泥土为它做圈。一头猪，甚至就是一家的生活指望。养肥了，拉去屠宰场，能换回一厚沓纸票。

　　乡下人养猪，自然不是为了繁殖（专门的养猪场除外），如此，骟匠就走红了。这门手艺不雅，很少人学，十里八里的有一个就不错了。我家在南正村的时候，也养过几年猪，因此就认识了那个叫江青海的骟匠。隔段日子，他就骑着擦得程亮的自行车来到我们村里，自行车的铃声叮铃铃的响，伴之而起的是“挑猪咧——”的吆喝声。他的自行车头上绑着一条红布，这叫“望子”，是这个行业的标志。车头上挂着一个帆布包，里边装着手术刀、缝合针线和咧嘴弯棒等工具。猪娃几个月的时候，就要做绝育手术，他拿出手术刀，拉起猪的后腿，不知怎么一下，反正是我还没有看清，一个动作就完成了。猪娃拼命吼叫几声，表示了疼痛之后就跑回猪圈了。

　　江青海后来成了父亲的朋友，我叫江叔。每到南正村来，他都要来我家喝喝水，歇歇脚。父亲要是在家，两人就天阔海宽的瞎扯。父亲问他你这手艺是不是祖传？他咧嘴一笑，说那个做父亲的希望儿子做这绝后的事情。脏不说，名声难听，尿泡打脸呢。有次父亲不在家，他就和我说话，问我的学习成绩，问我将来想娶个什么样儿的媳妇。问的没话了，他就喝水抽烟，露出一嘴的大黑牙。忽然，他压低嗓子问我：“你想不想学挑猪？”见我红着脸摇头，他的脸上便闪过一缕忧郁。

　　门外是白花花的一大片阳光，正对着我的目光。江叔对我诡秘的一笑，一个箭步跨上了自行车走了。我没有出门送他，幼稚的心灵里溢满一种受辱的感觉。

　　多少年过去，那种感觉消逝了，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怀念。听说，江叔二十多年前死于心脏病。

　　现在，有了动物医院，再也不见穿行于乡村的骟匠了。

口袋匠

那个清晨，我看见了一幅画面：在我们队的麦场上，两个男人在扯线，一个女人在转动木制大纺轮车。这应该是一家人：父亲和他的儿子、儿媳。麦场是崭新的黄土气息，光滑平整，刚用碌碡碾过。纺车在父子俩的对面，上面挂着麻线，二人同时各捻出两股毛（麻）线，面向纺车倒退逐渐拉开距离。这样的场景对我而言是新鲜的，正在揣摩时，队长保才叔来了，说是队里装粮食的口袋不够用了，请毛毛匠来织口袋。

　　是忙口了，麦场边的麦穗都垂下了脑袋，等待着收割，等待着进口袋。口袋，那是它们安全的归宿。乡下人一年收成的好坏，是以口袋作为计量单位的。哪一年打下的粮食装的口袋多，无疑就是个好年景。

　　刚碾的新场需要漫水，这样新组合的黄土就能亲密的黏连在一起。保才叔让我看场子，防止人踩踏，捎带着给口袋匠烧水送饭。这样，那天我就一直呆在椿树下的荫凉里看完了织口袋的过程。我在树叶覆盖的荫凉处，他们在白花花的阳光下，这让我心里不安，想过去给他们搭把手，父亲便说你歇着去，捣什么乱？他们歇息的时候，也就来到树底下喝我为他们准备的凉开水。那时乡下流行喝糖精水，我在水里加了许多。父亲的儿子笑着说都成苦味了。这样，我就和父亲的儿子扯起来。这才知道他们在县北的渭河岸，农历四月底就出门了，一辆架子车上装满织口袋的工具：纺轮车、排钩针、织刀、缝针，还有被子凉席，在哪儿做活歇到哪儿，一般都是生产队的场房，有时也歇在碾坊、磨坊。捻线、合拧、上钩针、织胚料、缝针线，编织的过程从清晨到傍晚，伴随着太阳的升腾和降落。我问一条织几条，他说也就三条，一条六元钱，每天的收入就是十来元。碰到雨天，就只有蒙头睡觉了。

　　口袋匠很稀少，我们乡二十多个村子没有一家。他们不光做口袋，也做捎裢、褡裢。捎裢我没见过，褡裢倒是在旧电影里见过：一种布口袋，长方形，中间开口，旧时是商人或账房先生外出时搭在肩上或挂在腰上，里面放着纸、笔、墨盒、信封信笺、印章印泥、地契文书、证件帐簿等处理文牍的用具。以后，乡下人赶集上会，走亲访友也用来做装物袋。

　　繁琐的记述这些，是因为口袋匠已经彻底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对于一种老手艺的消失，我总是怀着失恋的感觉。不可否认，新时代的物品，操作方法更先进，工艺水平更文明。譬如口袋、褡裢这样的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逐渐被塑料编织袋所取代，织口袋所需用的籽棉也再无人种了。可是，在乡村流传了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手工工艺毕竟是乡村匠人的智慧，收留它们，便是对大地、对泥土、对农耕生活的亲切铭记。

面人匠

面人匠站在了庞光镇的戏楼前，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是个旧戏楼。记忆里只演过一出戏：《火焰驹》，后来戏楼的一间塌了，露出瓦蓝的天，就无法再演戏。它的上部结满了蛛网，还有燕子、麻雀做的窝。整个小镇，就这地方还宽阔些，仿佛一根细肠，突然在这儿憋了气，忽然鼓胀了，形成一个膀胱状。膀胱，音同庞光。大约，镇名的秘密，就潜伏在这儿。

　　那个面人匠戴着灰色的礼帽，穿着毛毛领的上衣，样子很特别。他的面前立着一个发红的面案，上面插着各种面捏的、上了彩的人物形象，有孙悟空抡棒、唐僧念经、猪八戒扛耙子、关公骑马、诸葛亮摇蒲扇，还有小鸟以及各种生肖。我们称他为“捏面人的”。他一到镇子，仿佛我们孩子的福音，撒欢小腿围着他转，或者飞跑回家缠着大人要钱。

　　面人匠有两种行当。一种是把糖稀熬在木炭炉子的小锅里，用一个长竹管蘸一点糖稀吹成一个小泡，再吹成糖人和活灵活现的小动物，既能玩，又能吃。一种是用豆面作原料，用手捏。捏面人与乡下人做花馍相似，在家和好上白的好面，用湿布包裹，放置挑担的厨盒之中，担架小案还放置食油与各色颜料，现场捏取少许面团和着不同色泽，用剪子、小刀、木梳等工具捏、搓、捻、揉、压、剪、粘，塑出各种人物形象挂在竹干上，晶莹剔透、花色奇丽，作玩具，但不能吃。

　　庞光镇两天一集，只要不下雨，那个戴礼帽的面人匠逢集必来。他的面人便宜，五分钱就可以换得一个。大人不会经常给钱，站在他面前看着那些面人也很过瘾。有一天，旧戏楼里飞出一只麻雀，在空中绕了绕，然后做了一个俯冲的动作，落在了面人匠的礼帽上。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大概，那只麻雀对那礼帽怀有强烈的好奇心。面人匠正在拿捏的手忽然停下来，身子一动不动的，像是和那只麻雀做着心灵的沟通。

　　如此稀奇的的景象，在我的生命长河里再也没有碰到过。离开了庞光镇，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人匠的影子。这些日子，在我家附近的长虹广场，我看见了记忆里的面人匠。他的头上也戴着礼帽，鲜艳的黄色，很招惹人的眼球。他的身边，聚拢着一大群孩子。一种玩具，仍被五十年后的孩子们喜爱着，可见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