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钟：母亲的准备工作
睡梦中，我听见外屋锅碗响动，迷迷糊糊坐起来，“几点了？”听见母亲在外屋答道：“才五点钟，你睡吧，等一会妈叫你！”我掀开窗帘，十二月的凌晨五点，外面还是黑漆漆的一片。母亲是在准备我们的早饭。那时候父亲在镇上上班，每天骑车要四十多分钟到单位，哥哥们都在上学。昨天队长开会说今天开始割苇，母亲准备大家早饭的时候，也做好自己要带的午饭。前几天大队就通知这几天要割苇子了，要各家各户简单准备，父亲便在镇上给母亲买了一箱面包。我曾扒开面包箱往里面偷看过，油光光、香喷喷的面包可把我馋得够呛。可我还是扳住了，那可是母亲的午饭呢！
在锅里的饭熟了后，母亲把两个面包放在锅边，锅里的热气会把面包熏透，面包从一个拳头大小一下变成两个拳头大小，母亲把面包装进饭盒里，在饭盒的一边放上一些切好的咸菜条，和一个炒鸡蛋，这就是一顿午饭了。
辽河入海的这一段叫双台子河，大风大浪不多，倒是滚滚向南的辽河水带来的泥土，淤积成滩，长出了大片大片耐盐碱的芦苇。双台子河口这片几十万亩的苇田，据说自从尼罗河沿岸芦苇退化后，这里就是世界第一大的芦苇荡了。我家就住在盘山县胡家镇坨子村，近邻胜利塘。每年十月下旬，大雁已从这里南迁，芦苇花变白，芦苇杆变黄。十一月下旬，收割的日子来临了。这时候地里的庄稼都已收割，水稻已经归仓，大队的劳动力又都投入到新的一场战斗中——割苇子。母亲就是这其中的一员，收割、打捆、盘塘，当母亲的身影离开这里的时候，昔日茫茫大苇荡露出了苍茫大地，垛场上堆满芦苇捆，不久后将源源不断地为造纸厂供应原料。我生活的小村近邻就有沟帮子造纸厂，每年来大队收购芦苇。
胜利塘有一部分芦苇是属于我们村的，那面积，真的是一望无际。在什么都上计划的时代，可能惟独没有上计划的就是芦苇。河汊里、坑塘边到处长满了高过人头的芦苇，它不需要播种施肥，不需要掐头整枝，不择地势高低，不挑贫瘠肥沃。
母亲嫁给父亲时才十八岁。因为爷爷和大姥爷年轻时要好，所以结了这门亲。母亲进门时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父亲上班，母亲就担负起全家的家务和地里的活计。
日子就这么在平淡从容中走过。
六点半：割苇
大队割苇子都以生产队为单位。我家在第三生产队，昨天晚上队长召集开会，每家有劳动力的都要参加割苇子，人去得多工分也挣得多。可我们家就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北方的早晨呵气成霜，天边依稀看见疏星点点，母亲和乡亲们天不亮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母亲围着厚厚的蓝头巾，手上戴着大手闷子，脚上穿的是棉乌拉。割苇子的活儿是最累的，割苇是用镰刀，所以工作效率很低，芦苇秆是很硬的，割起来要用很大的劲，弯很深的腰，一天下来腰像折了似的。光是去胜利塘苇场的路要坐生产队的马车走二十多里路，一个多小时，两头看不见太阳。割苇子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耐心活。母亲是有经验的割苇人，割完苇子是没有茬的，走在割完苇子的冰面上如走在平地，而苇子越靠近根部，纤维就越多。“宁要根一寸，不要茎一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割剩下的苇子茬子高，队长收工检查时又会大骂一通。另外，人脚踩在高高的苇茬上，一不小心像钉子一样的苇茬就会刺破坚硬的鞋底，和脚板来个亲密接触，痛得你受不了。
零下二十七八度，冰层结的很厚。有些芦苇生长在冰层上，这样的芦苇割起来不那么费力。
苇子放倒，苇叶纷纷落下来，踩上去软绵绵的。
装满整整一车了，也许这已经不是第一车了，朝阳才从地平线上的云头里露出来，淡淡的红日，辽远而美丽，映衬着劳作着的母亲和乡亲们。他们头也不抬，根本就没有注意太阳正在升起。母亲厚厚的围巾围住了嘴，呵气透过围巾遇到冷风就结成了霜。母亲的睫毛上也结上了霜，她没有顾及。
后面，有人专门打捆，一般都要三个人。一趟一趟用镰刀搂起“苇片儿”，放在一个简单的打捆装置上。打捆装置是两根呈“u”型的铁架，底下放一根两头系着光亮木棒的绳子。因为一定要结实、牢固，便用钢丝绳，系着的木棒也一定要结实，所以选择杨木棒，木棒的下头要留出一尺多长来。把一定数量的芦苇根蹾齐，放在“u”型架上，两个人拿起木棒，用木棒的下端压住芦苇，互相把木棒的上端递给对方，使劲压住，还有人把草绳子从下面递上去，再捆成捆。他们劳作后的苇塘，苇片儿变成苇捆，成片的苇茬露出来了，踩在脚下吱吱作响。
超强的劳动使得母亲和村子里那些叔叔婶子们的手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尤其天寒地冻，手裂出道道血口。由于还有太多的家务，母亲的手每天和冷水接触，这些裂口到第二年的春天才能愈合。母亲是很少说话的人，她一生温存的话也只有说给她的孩子们听。所以，母亲再累，也只会直起腰来悄然歇息半分钟，从不说什么。
岁月注定了乡村生活每天都在变化，芦苇也在一天天地淡出人们的生活。特别是现在的孩子，他们不需要再像我们那时用芦苇盘曲成一支支“手枪”，围绕着草垛装模作样地“砰——砰”射击。即使一身大汗也全然不顾，连夜里做梦嘴里都在说着“砰，砰”的呓语。同样，他们能知道芦苇的根是甜的吗？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去嚼嚼芦苇的根呢？
母亲每天上工和收工，两头看不见太阳。六点半，她们就开始割苇子了。下雪了，苇塘里，一层雪积了有半尺厚。收割过的苇田里苇茬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大垛大垛打成捆的苇子，覆盖着厚厚的霜雪。
十二点：吃饭
“馒头多装些，菜少放些盐，省得渴了还喝那带冰碴子的水。”这是乡亲们都知道的。所以，一些家常菜，鸡蛋、咸菜居多，清晨热乎乎地装进饭盒，虽然都在赶车老板的大皮袄下捂着，但早已失去温度。大家聚笼在一起，围在场地顶着凛冽的寒风，或者都选择苇垛后面背风的一侧，开始吃中午饭了。苇塘里的坑多，结厚厚的冰层，有时会在冰上拢一把火，寻来几块砖头做支架，热热饭菜。因为在苇塘，拢火得相当注意了。看着各自的饭盒，大家常常“互通有无”，张婶夹一口李叔的咸菜炒豆，郑大爷抢一口马大姨的小鱼酱。这时候是母亲这些人割一天苇中最高兴的时光了。虽然饭菜还有些凉，不过强体力劳动根本顾不上这些。
母亲会细心记住所有家里人特别意义的日子，不管生活怎么拮据，每年生日的那天清晨，都会有几个煮鸡蛋放在桌上。爷爷奶奶的生日，还要做上两个他们爱吃的菜。但是母亲的饭盒却很简单，除了面包或是米饭，还有简单的菜，就没有别的了。虽然吃咸菜，但是大家尽量少喝水，水太凉。
休息时母亲会坐在马车边和那些叔叔婶子们一起磨镰刀。一上午，镰刀已经明显不快了，有时还会割出豁口。磨石自己带。太渴了，顾不得水凉，大家想办法在刚拢过火的冰层上凿开洞，用苇子管喝上几口冰层下冰牙的冷水，再蘸点水磨刀。
三队的乡亲们在一个组，大家都很熟悉。有体力好的男人们割得差不多了，就回过头来帮母亲这些妇女们割一些。
落日收起最后一抹余晖，人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匆匆聚拢，要坐生产队的马车回家了。割了一天苇子，身上会出不少汗。大家坐在马车上，互相依靠着，说笑着，一边缓解劳累，一边抵御北方夜晚凛冽的寒风。
苇塘里这时候变得空荡荡了，几只鸟儿啾啾的啼鸣，寻找回家的巢穴，它们来回盘旋，可是它们已经没有家了。大片芦苇被放倒，它们的家已经消失在风中。今晚，这几只鸟儿无处栖身，明天，它们还要通过辛勤的劳作，只能在更远的地方再建新巢了。
十九点：准备晚饭
而那时候我每日的寄盼，就是母亲从苇塘割苇归来。母亲更是着急，因为这一帮孩子都着急等着吃晚饭呢！我爱饿，尤其是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季。因为口粮指标比较低，冬天天短夜长，为了节省，入冬便改成一日两餐。我贪玩，刚到下午肚子就咕咕叫了，日头还没下山就已饿了，就等着母亲回家。若是突然有一天母亲割苇子回来天已大黑，我准会哭鼻子。进屋后，母亲马上淘米，这时不用支使，我准帮着扒灰、抱柴火。只要灶膛之火一亮，精神立时为之一振，心里也踏实多了。因为可以充饥御寒，延续明天。小时候怕黑，寒冷的冬天夜幕早早降临，可乡下人迟迟不肯点灯。据说灯点早了，会被乡邻视为“不会过日子”。所以，一般晚炊都凭借灶膛之光照明。那时候，只要太阳一落山，心就往一块聚，此时，唯一的愿望就是与火亲近。帮着母亲烧火时，母亲在我屁股底下塞个小板凳，我就一动不动地望着灶膛出神。灶火一窜一窜地从灶膛旋出，犹如母亲爱抚的手指，脸上暖洋洋，心头甜滋滋。帮母亲干活最多的还是帮母亲烧火。其实烧火也是门学问，绝非只是添柴了事。起初，我以为添得越多、越勤越好，谁料添着添着就添灭了。尤其是烧被雪浇了半湿不干得柴草。有时我埋怨柴草不干，母亲却说火大没湿柴，只是方法不得当。经指点才晓得，欲速则不达。
饭快做好了，母亲会直起腰歇一会儿。我会给母亲端来一杯茶！看见母亲在村边的小路上的身影，我总忘不了跑进屋沏一壶茶，等母亲进门，母亲歇一会儿的工夫茶正温热，我已把茶递到她手上。
还有：拾苇和拾柴
二十多天时间过去，大队的苇子终于割完了。割完苇子，乡亲们还要去拾柴。家里没有男劳力，父亲就求生产队几个要好的乡亲，约好某一天，起大早，因为是求人，母亲炒上几个菜，几个叔叔饱餐一顿，用饭盒带上中午饭，顶着星星去拾柴。拾柴的主要工具是“大耙”，十只铁齿像十根手指，把地上那些细毛苇、苇叶搂在一起，用“大耙”搂柴是体力活，几个人轮流。苇叶不禁烧，细毛苇耐烧，所以尽量少搂苇叶。大半天，几个人搂了一大车，高高兴兴地回家。别小看这一车柴，是我家一直到第二年冬天的柴禾。那时候少有其他的柴禾做饭取暖，不像现在有液化气，农村最差也是稻草。
我母亲围篱笆的水平很高。生产队收割后的大苇荡还会零散残存一些割剩下的苇子，那时不休周六，只有周日是休息日。父亲、母亲便会骑车去十几里外的苇塘，割捡剩下的苇子，一天下来两人能割捡二百多斤。可别小看这一天的收成，八分钱一斤，还能卖二十多元呢！从这些割捡的芦苇中挑拣出最好的、最直溜的、最粗的编席子，编席子铺在炕上，我一直睡到十几岁，一领八丈长的席子能卖十元钱。我那时睡的土炕的炕席是用芦苇编制的芦席铺着的。现在换成了床，或者乡村有土炕，也换成了地板革。炕席是将芦苇压成篾编织而成，母亲下雨刮风整天蹲在芦席上，像只结茧的蚕忙个一刻也不停。炕席光滑的一面贴着皮肤，虽说粗糙但还算平整。我每天是嗅着芦苇的馨香进入梦乡的，又是在满眼的芦苇中醒来。炕席常常烂成洞，母亲便选来新芦苇压成篾补织。所以我们家的炕席常常新旧不一样颜色。夏天，喜欢光膀子睡觉，第二天清晨，身上准有一条一条的炕席印记。
再差一点的苇子，就是卖了。最差的，也能围篱笆墙。那些冬天收割的芦苇，齐刷刷笔直地站在院子间，一用就是两三年，不但鸡进不了菜园，竟连我也没法进得去，眼睁睁看着西红柿渐渐变红，黄瓜由小变大。收获的季节，拆掉的篱笆成了烧饭的柴火，火苗窜得好高，仿佛是个急性子，稍不谨慎饭就会焦糊。所以，母亲一般不让我用旧篱笆烧饭，而我老是想着它。
因为盘过塘，村中的乡亲也会去捡苇子。所以能拾芦苇的地方越来越少，越来越远。
我家三间土房子上盖的笆，也是芦苇编的。我记事那时，泥瓦匠是不管这些的，这是笆匠的活，三百六十行里一定有用芦苇编芭的这一行，只是现在消失了。那时候的房子，包括土房和后来的砖房，时兴的是编笆挂椽子，没有现在的楼板，没有现在的砖混。
在平淡与繁乱中，在辛苦与劳累中，一晃又是许多年。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两年，母亲，四十多岁了，还在参加割苇子的劳作。
割完苇子，离年越来越近了，一年就要结束了，母亲开始准备了。母亲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终于有一天，母亲下决心说要去买件毛衣，转了整整一下午，却买回两块布，说是父亲、哥哥的衣服该换新的了。于是那几个晚上，父亲看书，母亲坐在一旁，在一明一暗的灯光下，为父亲和哥哥做衣服。
时光啊，我们缺少的就是时间。如今，我还想倒一杯茶，母亲不在了，给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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