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宪

　　光中师辞世，不胜伤感。分享旧文，谨作缅怀。

　　上世纪末我第一次访问了宝岛台湾。当时两岸没有直航，返程要从高雄飞到香港换机，我便提前几天到高雄拜会那边的文友。没有固定的计划，也不受行程限制，就起心想去一趟位于高雄西子湾海边的中山大学。以一首“乡愁”蜚声大陆的诗人余光中教授，当时就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在那之前我并不认识他，对他的作品也读得不多，我觉得那已经足够值得我敬佩了。

　　去的头一天就有高雄的朋友联系到了余教授，我的造访便非常顺利。余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同我聊得非常开心，还挽留我在他们学校的教职食堂用了自助餐。告别的时候，我问余光中先生到过湖南没有，他说没到过，我立即邀请他到三湘四水来访问讲学。一位在作品中对屈原顶礼膜拜的诗人，怎么会拒绝访问汨罗江呢？他欣然答应了。

　　湖南人文化功底很深，又非常好客。在余先生参访湖南的前一个礼拜，大小媒体就开始造势，热情逐日升温。电视屏幕上，余光中的形象反复出镜，主持人称他是一位“跨越海峡，追溯蓝墨水的上游而来的行者”“一位用长江和黄河的肺活量唱彻民歌与乡愁的诗人”。人们聪慧而又机智地使用余光中先生的词句，精炼地概括着这位文化学人的文化人生。余光中客居海外50多年，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几十年来，他用中文写作，纵横于诗歌、散文、翻译、评论的“四度空间”，成就卓著。身兼美国以及西方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而他却不止一次地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坚定地认为一切汉文化的根只在祖国大陆。

　　长沙黄花机场也特地为余光中先生破例，让数十名花季少女手捧鲜花簇拥在机舱门口，迎接这位感动过无数读者的文化老人。当余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步出机舱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他眼角处挂着一滴泪珠。不知道余先生在别的地方是否也受到过这样的礼遇，那天的场面我是没料想到的。的确太感人了。

　　那次是余先生第一次造访湖南，又是应我的邀请而来，我当然得全程奉陪。从长沙出发到汨罗然后抵岳阳，再驱车几百公里，自洞庭湖东岸赶往西岸之滨的常德。稍事停留两天之后，车头直指西北，一彪人马陪护着余光中夫妇朝着张家界方向呼啸而去。

　　我曾经无数次从余先生浩瀚的诗文中品味着这位智慧的长者，却没有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一次他慷慨地给了我机会。十多天的朝夕相处，我不仅多次聆听了他的讲学，还无一遗漏地陪伴余先生参访当地的人文地脉。甚至还充当了余先生的工作兼生活秘书。求见者太多，我便成天地对比甄别，尽量不让更多的媒体记者以及男女粉丝们占用余氏夫妇那点少而又少的休息时间。

　　于是我自己便沾尽了便宜。

　　同行的李元洛先生与余光中先生相交深厚，也是我非常仰慕的诗评家。十几年前，元洛先生赠我一本《诗美学》，洋洋五十万字的学术著作，元洛兄把它写得生动美妙，其渊博厚重的文学积淀加上他那激情华丽的文字表达，令我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几近废寝忘食。余先生湘行一路，元洛倾心配合，一位是气定神闲，另一位则浩然激荡，两人总是相得益彰，把讲座气氛推向顶峰。而且每次内容并不相同，却都能打造得五光十射，堪称一席席文学盛宴，实在是美妙绝伦。

　　我就是那时候起意想写点感慨文章的。当时连题目也想好了。余先生一路上妙语连珠，我便跟着他一路拾珠。有两次实在按捺不住敬意，居然还对余先生说起过这种想法。说着说着，忽又失了底气，生怕自己笔力不足，给先生落下遗憾。幸亏余先生两次都给了我鼓励，于是那一路就十分地留心采集。

　　没料到这篇文章一搁就是七年，回想起来，多少于元洛兄也有点关系。行走之间，只要稍有闲暇，元洛兄就朝我感叹余先生的语言文字，体解余先生对一字一句的妙手回春，赞叹他语言的聪颖过人。几次听他赞叹之后，我忽然顿悟，已经对遣词造句有很深功力的元洛先生，竟然对余先生也推崇如一介粉丝。而只习惯于粗枝大叶绘制故事情节的我，从来没有在斟字酌句方面下过工夫，竟然也有胆量提笔去描写一位语言大师？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顾虑。后来随行的很多人都写了文章，元洛兄自不必说，罗成琰先生也写了一篇。他们出手不凡，文章写得非常好，我便更不敢献拙了。又觉得已经告诉过余先生，不写当然有失礼貌，只好依照自己的老套路，写了一篇类似通讯报道的稿子《文化甘旅》。一看题目就有点因陋就简。

　　今年五月，我与余先生又一次不期而遇。这次是石门县邀请他过来的，我们只是第二主人，但是主办方和余先生都非常高兴有元洛兄和我与他一路同行。余先生走出机场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说，哈，我又如鱼得水了。元洛兄便有点酸溜溜地对我说，你看，余先生在说你呢。他姓余你姓水啊。余先生马上兼顾于他，说，还有你。洛字有半边是水嘛。元洛兄便哈哈大笑，拉着他，亲密爽朗地登车出发，夜走石门，开始了那一段无限诗意的旅程。

　　由于有过以往成功的经验，这次陪伴余先生，我重司旧职，替他打理行程，张罗内政外交。还兼任车夫，尽心尽力效犬马之劳。之所以我要自己替他开车，当然是想与他亲密接触。那篇文章虽没写好，却并没有死心，想更多地沾染一点灵气。元洛兄也很希望这样，车上没有了生人，他好跟余先生信马由缰地说话，还可以谋划下一场文学盛宴的菜谱和上菜的先后秩序。

　　余光中生性爱车，坐在前排，一路上兴致高昂。趁他心情好，我抓紧机会向他道歉，说那篇《一路拾珠》没有完成，主要原因是我写不好散文。我说，因为读了您的散文，才产生了学写散文的念头。却又正是因为读了您的散文，才知道散文是如何地深妙难写，那念头也就仍然还是一个念头。我觉得这个歉道得不错，还算有点机智。余先生果然连连点头，说：主要是你太忙了。然后补充了句：忙得只能写大部头了。他这两句话不是一口气说完的，中间有个小小的停顿，于是在停顿的时候，以为他是在安慰我。再一补充，大家都笑了，称赞余先生说话实在很幽默。我却有点难堪，以为余先生有批评的意思，怪我不重视那篇小文章。隔了一会儿，余先生才告诉我说，精彩的小文章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去打磨，还必须有一种宁静的心境。写大部头的东西，反倒不需要更多地切磋，心态也浮躁一些。就像赶远路一样，只盼着早点到达目的地，路上的悠然美景就来不及品尝琢磨了。当时我手上正紧握着方向盘，在黑暗中分辨着前方的路况。听余先生娓娓说完，真的让我眼前豁然一亮。

　　像这样精妙的语言，余先生可以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气。记得有一次他在某大学演讲，有听众请他谈谈行文写作的文法问题。一般人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外乎“文无定法”“不要过多地拘泥于文法”等等，余先生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他几乎没有考虑地说，文法只不过是公园门口的一条看门狗。你不懂得它，就不可能进到公园里面去观赏风景。一旦走了进去，就用不着再去理会那条狗了。

　　有些话本来是很平常的，经余先生说出来，硬是与众不同。他说话又很平稳，并不刻意强调，却令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余先生是那天下午三点的飞机，由高雄起飞，经香港转机到长沙。他年事已高，却喜爱自己驾车去机场，把车往机场一存，头也不回就上了飞机。回去时再把车取出来，悠然自得地开回家去。这般潇洒在大陆还不多见，于是有人好奇地问他，您年纪大了，自己开车还行吗？他很豪迈地说，怎么不行，我还是我太太最好的车夫呢，然后就说起了他的太太。余太太对他非同一般地放心，都放心到了不想事的地步。他举例说，他的太太可以记得所有朋友家的电话号码，居然就是不记得他的车牌号码。“她根本就不需要记住车牌号码，只要记得车夫就足够了。”平平常常一个生活细节，当时就笑翻了一车人。

　　车抵达石门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两点多钟。远远望见了小山城的阑珊灯火，余先生又说起了自己的太太。“我太太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做梦了。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现在还没有到达石门。”一句风趣话恰到好处地消除了大家的旅途劳顿。后来我在石门的晚会上把这句话学给大家听，台下笑声一片，显然听众同我一样感到很有趣。细细琢磨起来，这句话也许与时下两岸三通的呼声有所吻合，却又很委婉，极富人情味。文学家的语言就是与众不同，妙就妙在“做梦”两个字的重复出现。文字的重复有时候并不累赘，重复得机巧而又恰到好处，便能造化出另一番意境。余先生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还有些东西是我永远学不到手的，比如用字。古人老说“炼字”，字固然要炼，却弄不明白怎么才能炼得出来。上次陪余先生到了张家界的宝丰湖，太阳还没有出透，清晨的湖面上还残留着阵阵寒意。余光中先生乘一叶小舟漂到湖心，将手探了探幽蓝的湖水，有所发现地说，呀，这水好嫩。元洛先生立即咂舌称赞，对我说，听听，这简直是奇思妙想啊。水怎么会嫩呢？可除了一个嫩，还有什么字更能表现此时此刻对此水的感觉呢？我当时也在脑子里搜刮了一番，当然未能找出另一个可以媲美的字眼来。这个“嫩”字用得也真是没任何来由，偏偏他就想得出来，这才叫做无理而妙。

　　我们去机场接余光中先生之前，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他前不久在浙江的一次参访活动。到石门后，我告诉余先生说，今天来迎接您，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坐在电视机前，一直看到非去机场不可了才起身。您看，我也是你忠实的粉丝呢。余先生笑了笑，说，我下面打算写一篇散文，题目就叫《知音与粉丝》。这是不相同的。知音者，知我于未达。粉丝呢，他非得等到你这一锅汤滚热了才肯下进来。至于汤是怎么热的，热得有多艰难，粉丝们全然不管，只有知音才会理解。万一你这锅汤凉了，粉丝们绝对会往别的锅里下，他们才不会再理你呢。这种时候，唯有知音者才会走过来，重新温暖你的心。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从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中看见了一种真诚，实在让我为之叹服。余光中这个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可在他自己看来，那似乎并不属于他本人。在他内心深处，永远保持着一份冷静，永远置身于客观世界，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于是我便感知到了一种新的东西，也明白了我的这篇文章为什么格外难写，那是因为我选错了角度。第一次陪同余光中先生，我以为他妙趣横生的语言文字是我必拾的珠玑。第二次伴随他，我忽然发觉文学方面的才华和智慧，仅仅是余光中先生的一个侧面。

　　余先生为文之辉煌，来源于他为人之坦荡。有一位好事的名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撩拨余光中，想与他叫劲论战。余先生总是保持沉默，不予理会。时间长了，此公自然也就歇息了。这件事情海内外文人学者都有所闻，虽然战火终未点燃，关心余先生的人士仍然为他抱不平。后来有媒体问余先生为什么采取沉默方式，余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他之所以老是想挑动我，说明他的世界里头不能没有我。而我不应答他，说明我的世界里头根本就没有他。

　　这便是余光中。

　　做人，做事，余先生虚怀若谷。做学问，写文章，余先生海纳百川。这才是我跟随余先生一路过来拾到的两颗晶莹透亮的夜明珠。

　　水运宪，祖籍湖北武汉，出生于湖南常德市，文创一级，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代表作品《祸起萧墙》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奖，大型话剧《为了幸福干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创全国收视记录，荣获金鹰大奖。电视连续剧《天不藏奸》《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天下归心》《大抉择》等剧本均获全国性各类奖项。另有长篇小说12部，中篇小说30余部，短篇小说、散文等40余篇先后公开刊发。迄今为止共计出版、发表作品8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