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作为近代背景的历史，太平天国故事不乏洋人讲述者。这当中，富礼赐的《天京游记》很独特。

　　富礼赐，英文全名RobertJ.Forrest。1861年1月，彼以英国驻沪领事馆翻译官身份，随何伯、巴夏礼等访天京一次；同年3月至9月，又以驻宁波代理领事身份“在天京展开了广泛活动，与太平天国上层人物频繁来往”。 《天京游记》所载，正是这一段的见闻。其题《天京游记》，如改为“天京的上流社会”之类或更贴切，这是它难得的特点和价值。由于从头至尾实行军事管制，加上太平天国在出版舆论上奉行严厉政策，天京方方面面本来就很神秘，在有限的叙述天京情形的作品里，几乎没有能将笔触真正伸至高墙深宅的，包括历来曾到天京访问的洋人，也很少像这样深入和盘桓于太平天国显贵阶级的生活。

　　它八成以上篇幅，都围绕王府以上场所展开，至于民间市井生活，仅在开头稍有涉及。其中，他描写了所观察到的若干镜头。例如，“出城入城的中国人，腰间俱悬小木牌一，无木牌者，他的头颅要发生危险”。例如，金陵的街道原来质量上乘，“甚佳且甚宽，从前造路的工程，很为讲究，有些石头还是雕刻了各种花纹”，如今面目全非，“裂痕和小孔满街都是，污水污泥，宛似小池塘，若在下雨天时，全街变成湖泽，非赤足不能走路”。在这样的街上，有如下一景：“有一骑士，身穿红袍，头包黄巾，驰骋路上”，马后则有二小童徒步在追，“一人一手提着一枝生锈的洋枪，一手牵着马尾，其他一童则高举一枝大旗”。他推测，骑马者乃“太平军之一首领”，“那两个跟随他的小奴才是他出征时所掳得的”，“他另有十余童子在家，都是掳来的，如有私逃或抗命的，他可任意杀死”。这段描写，用意显然在于揭露它对官方所谓众人皆兄弟的平等，构成了莫大讽刺。他接着又说，形同家奴的小童将来会有出头机会，“他们长大了，身体强健，也出战立功，屠杀毁坏，直至他们也成为大人，也可驰骋于天京，也有小童跟随着了”。作者以此阐明天京城的社会等级和原理，那就是军功至上，想要出头，没有别的途径，只有靠奋勇效死。《商君书》说：“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競于功，则兵必彊矣。”此可作为天京社会生态的注脚。不过，在熬成“大人”前，小童们须要自祷平安，勿被抛弃，成为街头流浪儿：“我们见有一小孩，用石子来掷我们，叫我们做‘番鬼’，嘻哈大笑……他年纪不过十二岁，但身怀小刀，如得许可，将可以任意杀人刺‘妖’，但不幸他皮肤染有恶疾，主人把他挥遂出门，手提饭碗，栖身于街角，讨饭乞钱而苟延残喘”。

　　闪过几个街景片断之后，便转入对天京几座顶级府邸的细写，反差之大，令人咋舌。

　　先看洪秀全所居处。其由原两江总督府改扩而成，书中称之“天王宫”。这里插一点题外话：在如今南京，此处遗址定名“天朝宫殿”，仅从构词言，不像旧名，而有明显的现代气味——事实上，这也的确是今人的“贴牌”之举。洪秀全天京宫室原来究竟如何称呼，并无定名，人们只是取其意会，称它“天王宫”或“天王府”，例如民国期间简又文译《天京游记》作“天王宫”，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则称“天王府”，而从未见以“天朝宫殿”相称者。可是等到1991年，罗尔纲出版其《太平天国史》，洋洋一千五百万字的篇幅里，执着地将洪秀全天京居处一律书为“天朝宫殿”。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为郭沫若碑文操刀者，恰系罗尔纲本人。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连他自己也只知“天王府”，没有省悟到宜称“天朝宫殿”。可是多年以后，他竟对此孜孜汲汲，凡涉及洪秀全天京居处，坚持改称“天朝宫殿”，不单新著《太平天国史》如此，就连旧文也不放过而加笔削：

　　碑文中为“天王府”，罗尔纲在《困学丛书》（下）第617页《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记》一文中改为“天朝宫殿”。在太平天国已发现的各类官方文献中，称天王洪秀全居住的宫殿一律为天朝宫殿，从未有天王府的提法。天王府仅是后人对它的俗称，没有史料依据。所以罗尔纲把“天王府”均改称“天朝宫殿”，以示规范。

　　这是其他学者交待的改动经过及原由，里面“在太平天国已发现的各类官方文献中，称天王洪秀全居住的宫殿一律为天朝宫殿”的说法给人错觉，似乎“天朝宫殿”名称有确切来源。但当我们在《罗尔纲全集》第16卷找到作者改动后的原文与说明，却发现并非如此。罗氏仅仅留下“碑记‘时间经十九年’原作‘十八年’，‘在天朝宫殿遗址建碑纪念’原作‘天王府’，都据近年考定改”这样简单一语，没有引用任何史料稍述所谓的“考定”经过。转而稽求巨著《太平天国史》，也只看到作者顽强地坚持这一点，通体书“天朝宫殿”，乃至不惜擅改他人引文，例如卷四十三有一句引自巴夏礼的话“如果他们要跟我们谈话，可到天朝宫殿来”，罗在注释中说：“据王维周译呤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二章引巴夏礼报告。案‘天朝宫殿’原作‘天王府’，本书据太平天国制度改”。擅改引文的做法已属粗暴，关键是对所称的“太平天国制度”，却吝于出示依据。可由于罗尔纲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巨大权威，他还是成功地影响了别人。“天朝宫殿”名称，被南京历史文物管理机构官方采纳，同时写入其弟子史式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南京天朝宫殿”列为正式辞条，明指“天王所居称天朝宫殿”。 事情至此，简直已成“定论”。 然而我们从学术角度看，发现这竟然是一桩无头案子，历史出处至今不明。细索《太平天国史》，数十次将“天朝宫殿”用作专有名词，第一次见于卷二第123页，最后一次见于卷四十四第1763页，却都没有备注原始材料，突兀而来，径作此称。遍寻之下，只有最早出现于卷三十八第1439页注1里的“东王杨秀清等起造天朝宫殿先期奏明本章”这一个文件，似乎涉及来源。但它能否够得上证据呢？首先，这绝非新发现的材料，而是早就存在于张德坚所编《贼情汇纂》卷七“伪本章式”部分，1979年中华书局将其收入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时加标题《东王杨秀清奏请兴工盖造天朝宫殿本章》。换言之，此件先前为世人所知至少已一百年，但从未引出洪秀全天京居处应称“天朝宫殿”的说法。具体看内文，那里写道：

　　缘弟等前奉二兄诏旨，命招来水工泥工，起盖天朝宫殿，迄今多日未能奉行，弟等罪实有余……

　　到开始有人对“天朝宫殿”几个字打起主意为止，这句话就印在纸上曾被无数人见过，而无论中国抑或外国的作者，没有一个人觉得那是特指或专名，反而都延其习惯继续称“天王宫”、“天王府”。何欤？实在因为这句话的上下文十分显明，“起盖天朝宫殿”是对一件事情的陈述，亦即“为天朝起盖宫殿”，丝毫看不出包含什么固定名称。况且，假使“天朝宫殿”是像“紫禁城”那样的专名，在太平天国文书里我们应该至少不止一次看到，然而舍此之外，就连主张者自己也没有举出第二个例证。过去几十年，受阶级斗争思维指引，史学研究经常为了“情怀”而“强史就我”；像这样将坚实“考定”置于一边，而把某种东西填入历史，或许只能以“情怀”解释。

　　自然地，在“天王宫”富礼赐不会被准许入其腹地，作为洋人参观者，他仅能从外围打量几眼。他写道：“天宫甚广，围以黄墙，墙高四十呎，甚厚。”四十英尺，约合十二米。以一层楼高约三米为参照，那么，“天王宫”的宫墙足有四层楼高，这正是它造得“甚厚”的原因，否则很难支撑住。宫墙如此之高，里面情形很难看到，站在较远处，能看见有“黄色绿色的屋瓦”，想必是殿宇的所在，因高过宫墙，墙外始得稍睹其雄姿。“又有两座很美的亭子”，应该是建在假山之上，所以也露出了些许倩影。适足帮助参观者补上不能入内的遗憾，让他们展开对“天王宫”恢宏气度的想象的，是外围这样一座建筑：“在宫之前门，有一黄色大照壁，长约三百码，上涂丑怪不堪之龙多条，壁上张挂天王之奇怪的诏旨。”一码约九十一公分，此照壁长三百码，合二百七十米以上，闻所未闻。此类建筑，过去体量较大的有大同、故宫和北海三处，最长四十余米，短则二十来米。“天王宫”这一座，精美大概难与它们相比，规模却创下古今照壁之最。如此追求宏大，其实并非为着彰显豪奢，而是有一番象征意义——宫苑正门“真神圣天门”旁边有间屋子，富礼赐等人在那儿瞻仰了一幅 “太平天国万岁全图”，它与巨大的照壁显然构成一种呼应：

　　中有一大方地，四围是洋海，地即中国；中又有四方地，围有四墙，是为天京。香港没有存在；日本只是一小点；北京也没有存在。在西北方有两小岛名为英吉利及法兰西。其他欧洲诸国大概都为“天条”所屈报了，而全个亚细亚洲——中国除外——大概已被龙吞去了。

　　图中言传之意很好懂：天朝独大。巨型照壁所欲营造的，应该是同样的气势。

　　虽然动工已经八年，“天王宫”建设却远未结束，富礼赐听说“工程只完其一半”，待其最后建成，“全宫面积将倍于现在”。

　　富礼赐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事物，那是存放在附近棚子里的一艘奇怪大船，“其形似龙，头甚大，船身已半朽”，然可辨出“昔时油漆铺金，想必极为辉煌”。富礼赐说，“此即天王由汉阳溯江而下直至攻克南京时所乘之圣龙船也，从前船藏宫内，今则搬在外面”，这是一位“年老司阍人”告诉他们的，“彼云年已甚高，当天王尚在襁褓中为贫儿时，彼即看顾他者”。我们所以感到有趣，是据此观之太平天国也有强烈的保护“革命圣物”意识。这艘怪船显然是颇费周折，从长江拖上岸，运入“天王宫”，珍贵地保存着。如果天王国祚长久，有朝一日，它大概也会焕然一新，陈列在纪念馆，供子民瞻仰缅怀。可惜后来被湘军付之一炬，没能留到今天。

　　余下的，不能称之“观察”，而形如“窥视”。那是富礼赐从“半开”的“圣门”勉强瞥见的片断。当时大概恰值中午时分，“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是天王进膳了”，随着声音杂起，只见宫苑内人众开始忙乱：

　　好些衰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品物大都是金制的。

　　清一色的女流。富礼赐强调说：“宫内只许女子居住，闻宫内共有女子千名。”此言不差，不过他接着提到“一百零八妻”的说法，却绝然得之传闻。洪秀全后宫虽广，人数则始终成谜，有可能够不上一百零八之数，也有可能更多，总之无法确知。洪秀全视其后宫为最高机密，禁闻禁言，曾下严诏：“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后宫姓名、位次，永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故而他到底拥有几多女人，说法极杂，而从无确凿可靠资料可证。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曾供述：“老天王有八十八个妻。”或系其中较足凭信之说，然亦不属于官方正式记载也。

　　眼下，富礼赐“窥”见满苑娇娃身影，触景生情，就“一百零八妻”传闻喋喋议论，并非出于八卦，而是从文化上受到巨大冲击。

　　按：基督教以婚姻神圣，奉一夫一妻制，禁纳姬妾，纵然国王也不例外——此辈虽常暗置情妇，但连同所出子女，均无法被法律所承认。可是这位天王陛下，自称耶和华之子、基督胞弟，竟妻妾成群，堂而皇之拥有一个庞大后宫。作为一位基督教世界来访者，富礼赐简直为之三观崩溃。他以几乎愤怒之情引用了天王的一番话，那是天王在“令各王多纳姬妾以庆祝他的寿辰”时所说：“亚当最初只娶一妻是很对的，但我现在知识更多，故叫您们各娶十妇。”此语笔者一度疑为富礼赐得诸道听途说，可后来意外地找到了它的出处，即收在《洪秀全集》一书中的《多妻诏》，其文如下：

　　天父造出亚当，婚配夏娃。当初仅有一夫一妻，这是正确的。如今天父又曰，妻子数目应是多个。天父天兄下凡，朕承恩泽，增减尔妻数……

　　该诏中文原件已失，这是从美国《国会文件》1862年4月8日第11号附件7所发现的英文本。据回译者考证，诏旨之颁当在辛酉年1861十一月或十二月初，但从富礼赐当时业已闻其内容来看，颁旨日期显然还要早上数月至半年。富礼赐的反应，以及美国国会的重视，都说明洪氏多妻高论令基督教世界一片哗然。富礼赐一言以蔽之曰：“此实以异端邪教掺杂于基督教之内。”

　　与对“天王宫”隔岸而观不同，天京几座头等的王府，富礼赐皆得入其腹地。他先后造访了赞王、忠王、干王的宅第。此三位王爵，俱系天朝人臣之极者。忠王李秀成，武将翘楚，有大将军之实；干王洪仁玕掌揽朝政，位同国务总理。这二人的分量广为人知，不必多说。至于赞王蒙得恩，历史上名头没有那么响，要略多介绍一些：他是天王“爱臣”，身份含有“大内总管”的意味。起事之初，授御林侍卫。定都天京后，司掌女营事务；女官及各营女巡查，每天三次到其帐前听令；入侍天王之女，由他一手亲定。天京事变以后建五军制，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李秀成等分任前、后、左、右军主将，由此可知他的地位和居于中枢的位置。直至洪仁玕到来前，“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连我与陈玉成亦其调用”——此李秀成原话也。乙末年1859，封赞王。

　　富礼赐到访的辛酉年，也是蒙得恩病逝的那一年。他大约死在四月，富礼赐拜见正值他病重之际，文中明确说他“快要死了”；因此，接待者是“赞嗣君”，即蒙得恩之子蒙时雍。英国人用“宏丽”形容赞王府，但如同天京其他类似场所一样，对它遍布俗艳杂乱的颜色感到粗鄙，而那个年轻主人则给他这样的印象：

　　如果您是一个传教士，他必定笑口欢迎，因为他便可对您缕述天王升天的故事；但如果您是个官吏，他便先以冷面孔相向以示其尊严，再行微屈其口角强露笑容以示其同情。

　　“赞嗣君”在会客大厅礼节性接待了来宾，无意邀请他们在府中多作盘桓。那或许是年轻主人代父出面处理公务的缘故，又可能赞王府对于和洋人打交道并不热心抑或心持谨慎。总之，主客间保持着一种明显的距离，尤其和后面富礼赐在忠、干二府所受款待相比，更为突出。这一点，也从随后的便餐表现出来：“赞嗣君邀吾人共食于此”，“菜色甚佳。嗣君道歉谓可惜有肴无酒，待慢得很，盖饮酒犯天条也”；紧接着富礼赐却附上一笔，以揭其实：“彼前日刚使人来我们处买了一瓶蒸酒。”蒸酒，即经蒸馏工艺所制成的酒，英伦名产威士忌亦属此类。富礼赐的意思是，之前赞王府刚派人从英国人那里买走威士忌之类，此时却说什么“饮酒犯天条”，岂非虚伪作态？

　　此种虚伪作态，到了忠、干王府，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后世对政界常区分以“开明派”“保守派”，从富礼赐的际遇看，这界限在太平天国亦颇分明。外国来使在忠、干二府，得到了更热情甚至可以说是开放的接待，显示两座宅第主人的视野胸怀迥异于赞王府。

　　李秀成时在湖北作战，他的弟弟李明成出面接待。富礼赐对这位“王弟”印象颇佳，说他“常带笑容而并不难看”，即便呆上一整天“亦不觉讨厌也”。富礼赐被专门派来的马匹和侍从接到王府，一见面，李明成即展现了豁达的态度，“他带我们参观府内各室”，陪客人登上一座美丽的凉阁，欣赏“有石山有树木的花园”，又将一桌丰盛精美的宴席设在此地。盛装佳肴的九只磁盘，“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为一朵玫瑰花形”，主人夸耀说，此乃“他的哥哥在苏州得获”。富礼赐注意到，“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回想蒙时雍那顿便餐，不能不说，李明成是坦诚的。他非但不回避上酒，还配以奢华的酒具。显然，这才是天京王府的真实情形。

　　富礼赐和李明成似乎交上了朋友。之后他还来过两次，俨然忠王府常客。“王弟”向他展示更多的奇珍异宝。其中有忠王的 “一顶真金的王冠”，“冠身为极薄金片缕成虎形、虎身及尾，长大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小禽一，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富礼赐叹息：“此真极美品也！”还有一柄金如意，“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其余诸宝，如“砚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红石雕成的，笔是金制的，笔架乃是一块大红珊瑚，装在银座上……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鞭子、扇子、蚊拍，其柄均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富礼赐复以专门一整段文字，描写王府的聚饮：

　　有两瓶来路“进口”一词的旧译的“雪梨”酒——瓶口以纸作塞——另一银壶所盛猛烈的天酒，均很爽快地传递于席上各 “大人”间——各客均王弟所请来与我会面者也。由此显见他们高级的领袖并不遵行天王之荒谬的禁令，因席上人人尽量畅饮，洋酒固人所共赏，天酒亦一再满斟，壶干了又倒新的。抽烟亦也常事，为座中人人所好者。

　　所谓“天酒”，指太平天国自酿之酒，富礼赐稍前记述“就在天京已有人制酒矣”，天京城内实已私设酒厂，现在他果然得以亲尝其滋味。此一场景，清楚显示洪秀全烟酒禁令在实际现实中被人弃若敝履，至少私宅以内，酗酒吸烟是广泛参予的行为，上下级同享此乐，亦不回避前来做客的陌生人。

　　畅饮当天，富礼赐不胜酒力，又赶上暴雨，遂留宿忠王府。而他被延入就寝之处，竟是“忠王之大床”。他可能是惟一有此奇历的外国人。他形容道：“床缛甚美而软，大红罗帐围绕全床。”其间，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形：

　　有二少妇手提纱灯穿室而过，又有一老妇亦提灯走过。她们见有一个蓬蓬的外国丑头由床帐突出，则惊骇高叫，即时退步。

　　翌日得知，“昨夜惊退之二少女为忠王之爱姬”。他如此深入于王府私生活，确系很不被“见外”。由于意外滞留一夜，热情的“王弟”便请他多盘桓一日，领他去参观正在建造中的新王府。“其地离旧府约一里半，此真是宏伟的工程”，富礼赐依所曾见估摸，规模只比广州的两广总督府略小。工人“千余”正在劳作，或盖房子或雕砖刻石；“又有数人站在一旁拿着藤鞭在手，凡有懒惰者即鞭之”。名城金陵，整体在衰坏，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又散布着一些热火朝天的大工地，比如持续开工近十年犹然未已的“天王宫”，或类似这样不断兴建、扩建或重建的显贵宅第。在工地上，富礼赐提出一个他感兴趣的问题：“工人得工资多少？”李明成的回答很轩昂：“你们英国人给工资雇人做工，我们太平军人知识多些，我们天朝是不是很伟大呢？”“知识多些”似乎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一句口头禅，至少前面洪秀全解释多妻理由时，也提到“我现在知识更多”。其中的意思，我们不是很理解。同句，夏春涛译为：“你们英国人工作要付钱，我们太平天国知道更好的办法，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吗？”似乎更易理解，不过简又文的译法看起来有弦外之音，“知识多些”隐约让人想起 “觉悟高些”，暗示在太平天国，人们为公家出力不计报酬，精神上达到了“大公无私”的境界，所以后面跟随着“天朝伟大”这样的自豪语。这里并非议论简、夏之译孰佳，而是借以介绍一下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序论借简氏译文所作的一番政治抒情：

　　……认识到平等公有的太平天国比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英国伟大而自豪。生活在太平天国的人们都感到万象维新，人人都欢呼“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而对旧时代、旧社会却“皆如隔世”，“无可当意”。

　　然而，与引用李明成回答来赞美太平天国比资本主义英国“伟大”的同时，罗先生完全隐匿了富礼赐描写的有监工“拿着藤鞭在手，凡有懒惰者即鞭之”这一情形，对它只字未提。

　　天京诸王府里，富礼赐另一个交往程度与忠王府不相上下的，是洪仁玕的干王府，有一次，他甚至在那儿一连住了四天。

　　在太平天国高层，干王可能是富礼赐最抱好感的人物。原因很多，首先是文化上的。洪仁玕能说英语，过往与外国传教士有私交，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认识相对正宗，与那种半瓶子醋或野狐禅大不相同，这甚至反映到生活行为上，“如有必要也可使用刀叉吃一餐有牛排的外国饭”，凡此皆令洋人感到亲切。其次，更重要的是视野。富礼赐称赞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开通的中国人。他极熟悉地理，又略识机器工程，又承认西洋文明之优越。”但追根寻源，洪仁玕将自己与一般太平天国显贵区别开的，在于他是散发着书卷气的读书人，是知书达礼的绅士。走进干王府，随处都可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别处穷奢极欲、纸醉金迷，此地却“家有各种参考书，对于各种题目，皆有研究的资料”，充盈室内的非珠光宝气、价值连城的奇珍，而是各种与工业、科技、军事等实学有关的器物。富礼赐曾看到 “在桌上有火药两瓶，一瓶是英国所造，一瓶是宁波所造者”，还看到“一座望远镜（破了）、一个枪盒（枪丢了）、三支手枪（均生锈的）、一箱炮盖，两盏玻璃灯（不能点着的），一块来路肥皂，一本Woolwish的炮垒防御法，一本战争学，一本圣经，好些中国书，其中传教士所著的都有，一刀黄纸，五六个时钟，一个中国钟，一个破坏的风雨表……”富礼赐说，这使他仿佛置身博物馆。看得出来，主人情志在乎博闻多识，对物质享受则甚是寡淡。所以某种意义上，干王府与其说是华贵考究的王府，不如说更像无暇整治、杂乱无章的学者之家，以致“入府门”时会“经过污秽的空地”。

　　但即便洪仁玕，也每餐必酒。不过洪仁玕解释，这是经过特许的：“他告诉我当天王下诏禁酒时，他恳求特许，谓非有酒不能吃饭，即蒙允许。”言下之意，这与别人私自纵酒有所不同，并非对天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富礼赐又为洪仁玕不纳姬妾作证：“我可再说干王之侍从人许多是妇人，但这些美妇除在府内任仆人工作之外，并无其他作用如或人所谣传者，此吾不得不为干王辩白者也。”这一点，似乎更足鉴证洪仁玕的品行。因为与饮酒刚好相反，天王已颁《多妻诏》，准许权贵们依其爵秩纳数目不等的妾，洪仁玕却主动放弃此“享受”，安守一妻之现实。从洋人角度，这很可以表明他的基督信仰是心口如一的。富礼赐同样欣赏其仁爱精神，说他宅心悯善，“深恶战争”，“交战时竭力令其不至如前之惨痛可怕”。总之，洪仁玕是惟一个人素质令人另眼相看的人物，“如果太平天国都是由这等人物组成，全中国不久便是他们所有”，但不幸恰恰在于他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嘤嘤其鸣，难觅友声，“盖彼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也”。当然，富礼赐也提到洪仁玕的弱点，说他自身有一些难以克服的毛病，例如“苟且偷安”、“赋性 懒”，以及“顾面子的自重心及中国人好隐瞒好用术之性”。

　　《天京游记》含有如下价值：第一，它是对金陵经太平军多年统治之后的刻画，此一节点的材料较少，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头三年，当时滞留城中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将各自见闻形诸笔墨，留下几种著述，这些人后来或死或逃，第一手的目击载记也随之渐渐消失，有之，则多出诸外国访客之手，《天京游记》是其中较翔实具体的。第二，富礼赐与太平天国枢臣、重臣频繁交往，得入侯门禁地，窥其私生活种种，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富氏言“我大约得见干王及其他太平军人物比任何英国人为多”，其自信如此。在这一点上，他好比天京城之“刘姥姥”，为世人娓娓揭密“天京大观园”的真相，殊为难得。第三，需要强调的还有作者之身份。富礼赐既非清方人士，亦非“天方”人士，而是一个洋人；而在洋人中间，他又并非传教士，而是一名外交官或政客。身份差别，对观察与叙述构成许多潜在意味，尤其是立场。当时外国作者中间有不少传教士，因宗教缘故，倾向几乎都先入为主地放在太平天国一边，而使自己观点暗中受情感支配，对洪秀全等平添回护之心。富礼赐文中一再声明他不是传教士，作为外交官或政客，他的考察和相应评判，秉乎功利、利益和实际，更冷峻，某种意义上也许更客观。

　　以下，是富礼赐对其天京闻历的总结：

　　我不得不说，太平军欲得获全中国的统治权实是无望的，因为他们自己不能统治自己，只不过施用一种令人反对的恐怖政策和手段而已；但我亦不见得清廷能恢复其从前之势力和地位。现在除去一省之外，其余各省都有些叛乱——并不一定是太平军。由这些大乱之中将有些势力崛起以拨乱为治者——这可从中国历史多次证明。

　　结论是，中国的未来不属于太平军，也不属于清帝国；二者都将为历史进程所淘汰。前者虽然开启了历史性大乱，却无力结束之、实现由乱而治，因为它清楚地证明它有“自己不能统治自己”的致命缺陷。未来中国，将以这场大乱为发端，催生并崛起新的势力，最终取代清帝国的统治。

　　富礼赐说这番话，时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纵观从金田起义到辛亥革命的晚清史，他的展望基本契合历史实际。

　　注释：

　　（1）富礼赐《天京游记》，简又文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页945-958，下引是书者皆出此不赘。简又文译本为节译，2004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版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九）》，收有夏春涛所译更全的版本，题《富礼赐的天京见闻》，比之于简译多了四节，即作者入城前踏访城外明孝陵、琉璃塔等处的经过。简又文当时略去未译，想必是为了突出作者与上层深入交往这一特色。

　　（2）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之富礼赐辞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540。

　　（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2014，页64。

　　（4）曹志君《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记》，《档案与建设》2001年第10期。

　　（5）《罗尔纲全集》第16卷，广西美术出版社，2011，页 143。

　　（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二十八，页1381。

　　（7）同上，页 32。

　　（8）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页132。

　　（9）《东王杨秀清奏请兴工盖造天朝宫殿本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页166。

　　（10）2009年8月4日《南京晨报》载文《洪秀全居住之所称“天王府”是个误会》，指“天王府”之名系清廷贬称。其实，即使是 “府”这样的字眼，清廷也不肯加之于洪杨。不过，作者的这种思维或“情怀”，对我们了解罗尔纲力推“天朝宫殿”的初衷，倒不失为参考。

　　（11）《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页 38。

　　（12）《幼天王洪天贵福亲书自述》，王庆成主编《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页502。

　　（13）《多妻诏》，《洪秀全集》，页 206。

　　（14）《李秀成亲供手迹》，排印文，页 07。

　　（15）同上。

　　（1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八，页2071。

　　（17）《富礼赐的天京见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九）》，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页 369。

　　（18）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一，页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