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一据黄慧英《南京大屠杀见证人拉贝传》，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1909年，27岁的拉贝来到中国北京以商务谋生。1911年，拉贝进入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担任会计工作。不久，拉贝就被任命为西门子北京分公司经理。1911年，拉贝任职的公司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电讯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作为战败国必须接受协约国的惩处。新生的魏玛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德国方面割地赔款，事情才算了结。中国也曾对德宣战，也算战胜国之一。战争结束后，在华德国人，除身患重病不能行动者和在华从事教师职业者，都必须离开中国。1919年春，已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拉贝，拖家带口回到德国。战争结束后，德国经济举步维艰。中国的广阔市场本来就对德国经济发展有并非可有可无的意义。于是，魏玛政府积极谋求恢复与中国的商贸关系。1921年7月，中德在北京签订了 《中德协约》，中德关系宣告恢复。这意味着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可重启，而拉贝也可回到他深爱的中国。于是拉贝立即回到北京。业务不但迅速恢复并且蓬勃发展。1925年，西门子公司在天津建立了自动电话局，需要大批职员，西门子在中国的总部也因此从北京迁往天津。拉贝也到天津任公司经理。西门子天津公司设在英租界广东路，是一座三层楼房，内设洋商行和工程部两个机构。拉贝主管洋商行。1930年11月，拉贝被西门子上海总部任命为南京分公司经理。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都城，“公司因拉贝出色的工作能力而将他放到中国首都来开辟业务”。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前夕，在南京工作的外国人组成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成员主要是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的传教士，拉贝也受邀加入了这个委员会。据《拉贝日记》，国际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也就是在城内或城外设立一个中立区，一旦日军占领南京，非战斗人员可以进入中立区避难。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开会，正式决定成立南京平民中立区，拉贝被推举为中立区主席。在此后的几月间，拉贝利用欧洲人并且是德国人的身份，为救助中国民众竭尽所能，从日军的屠刀下抢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拉贝在南京的所作所为，自然令日本方面不快，日本方面也会把对拉贝的不满传达给德国政府。而希特勒政府正谋求与日本结盟，于是通过西门子总部勒令拉贝回到德国。1938年3月14日，拉贝携家人，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了三十年的中国。

　　1941年，拉贝在柏林的家中开始整理在南京写下的战时日记。拉贝用一年多的时间，重抄了从1937年9月至1938年2月在南京的日记，厚达2100页，其中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实例就有五百多个。这部战时日记，最初被命名为《敌机飞临南京》，整理后定名为《轰炸南京》。日记后面附有相关文件、报刊文章、信件和照片。黄慧英认为，拉贝在纳粹鼎盛时期闭门整理誊抄南京战时日记，与他对纳粹认识的转变和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有关。拉贝没有在回到德国后的1938年立即整理这些日记，也不是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整理这些日记，这意味着世界局势发展到1941年时，拉贝已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南京记下的日记将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此举表明他不仅彻底看清了纳粹党的本质，而且对纳粹已十分厌恶。”

　　在1941年开始整理南京战时日记是否就意味着拉贝彻底看清了纳粹的本质并对之十分厌恶，是可以疑虑的问题。拉贝的这部战时日记，长期隐秘不彰，直到1996年才为人所知。1997年8月，中文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拉贝日记》的史料价值和人文内涵，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这主要的方面，用不着我多说。我想说的是，如果拉贝在整理、誊写这些日记时已经认清纳粹的本质，如果拉贝在重新面对、审读这些日记时已经对希特勒厌恨、憎恶，那拉贝就是一个极其诚实的人。因为在日记中，时时出现对希特勒的信赖、讴歌，时时可见对希特勒的赞美、崇拜。当拉贝已经彻底改变对纳粹和希特勒本人的看法后，仍然保留当初对纳粹和希特勒的歌颂、尊崇，这使得这部日记不仅对研究日军侵华史有史料意义，也对研究德国纳粹运动的过程有着史料意义。《拉贝日记》记下的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对纳粹的信赖和对希特勒的崇拜。这个普通的德国人是本性善良的，是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当日军残酷地屠杀中国平民时，这个普通的德国人却以全部的力量救助这些中国人，而这些被他救助的中国人其实是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曾经对纳粹无限信赖，却曾经对希特勒无限崇拜。这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纳粹运动兴起的角度，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希特勒从一个街头小混混成为万众景仰的元首的原因。

　　二据黄慧英所著《拉贝传》，拉贝于1934年3月1日在中国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黄慧英强调，拉贝的入党动机是极其简单和纯朴的。当时在南京的德国人，大多是德国公司的雇员，其中许多人就供职于西门子公司。这些人长期在中国生活，当然要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后，上学就成了严峻的问题。南京没有德语学校。这些德国孩子要就学就只有回到德国。拉贝的独生子奥托，就被拉贝送回德国南部上了一所寄宿学校。拉贝决心在南京创办一所德语学校，解决德国孩子的就学困难。要办学，最大的难题当然是经费。拉贝向德国驻华使馆提交了申请经费的报告，其中说明了办学理由、规模和教学计划等问题，要求德国政府从教育经费中拨款支持，并说明，学校成立董事会，拉贝任董事长。德国驻华使馆的答复说，拉贝作为董事长，必须加入党组织，这样元首才能为在中国办学拨发经费。而“拉贝未多加考虑就同意了”。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坐上德国总理的宝座。1934年8月才把总统与总理办公室合并，成为把党政军都捏在手里的元首。当希特勒还并没有在大众面前充分暴露其真实面目时，拉贝加入纳粹党，确实不算稀奇。

　　或许有人对拉贝身在中国却能加入德国的纳粹党感到不解，其实，从1933年开始，纳粹党便开始在中国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以上海为中心，从事为纳粹德国服务的勾当。后来在整个二战期间，上海滩上都隐现着纳粹的魔影。据美国学者华百纳（Bemard Wasserstein）所著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1933年以后，希特勒的纳粹党就在上海的德侨社区积极开展工作，到大战爆发前夕，上海的纳粹党组织已经成功地争取了大多数非纳粹德侨力量对纳粹的支持，至少持中立态度。当然，这不包括德籍犹太人，因为纳粹根本无意于获得犹太人的支持。不仅是上海。在天津、北平和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纳粹党的支部。纳粹还在中国建立了各种党的外围组织，例如，“希特勒青年”就是一个纳粹文化和医疗方面的组织。纳粹甚至在上海组建了“党卫军”，成员有100人左右，着统一制服，其任务是保卫德国电台等机构，并对非纳粹的德国人进行威吓。

　　在上海的非纳粹德国人，受到严重威胁。例如“信义会”中一个叫麦斯的人因为替“非雅利安”德国流亡者主持圣礼而被解职。“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本来对纳粹主义不感兴趣的上海绝大部分德国商人发现党员身份是取得德国政府订单的前提条件。1939年以后，上海的德国商行与英国商行一样，政府订单数量一下子激增，一时生意兴隆。在纳粹的压力下，矮克发（Agfa）、亿利登(I.G.Farben)等洋行都辞退了其上海办事处的犹太雇员，调整其政策以迎合所谓国家利益，也就是纳粹的利益。”

　　纳粹在中国的领导人叫拉尔曼（Siegfried Lahrman），原来是一名商行职员，1931年加入纳粹党。他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德国国家铁路公司中国分部董事”。此人身材十分魁梧，红光满面，大腹便便。一个德国外交官后来回忆说他看上去 “有些凶残”。作为纳粹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拉尔曼对一切非纳粹的德国外交官严密监督，例如指控德国总领事费师尔(Martin Fischer)缺乏“希特勒精神”。

　　拉贝与这个拉尔曼打过交道，这下面要说。现在想说点题外话。希特勒对德国犹太人大规模迫害、屠杀前，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人逃离德国，到了中国。他们一开始居住在上海。我原来以为，逃到中国的犹太人虽然也会面临生存的困难，但总算彻底摆脱了纳粹的魔掌。德国离中国那么远，纳粹不会对远在中国的犹太人构成伤害。待到读了美国学者写的这本《上海秘密战》，才知道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对于逃到上海的犹太人来说，纳粹并没有远在天边，而是就在眼前。上海纳粹组织的使命之一，是对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进行监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入日军之手，而在上海的美、英、法等国侨民也就成了日军的“敌国侨民”，日军建立了集中营，囚禁这些敌国侨民。在上海的德国人，本是日军的友邦侨民，理当受到礼遇。但从德国逃到上海的犹太人，则也被日军作为“敌人”看待，也须进入集中营。“关押在上海集中营内的最大外国族群并非同盟国公民，而是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他们大多数以前是德国公民。1933年至1941年间，大约有两万名犹太难民逃离纳粹欧洲来到上海。”当然，逃到中国的犹太人还不至于被公然屠戮。

　　当拉贝向德国政府申请办学经费时，纳粹已经在中国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把在中国的非纳粹德国雅利安人纳粹化，是纳粹组织的重要使命。像拉贝这样的人，本来就是纳粹组织要转化的对象。现在，拉贝申请政府资金，等于找上门来，把拉贝加入纳粹党作为提供资金的前提条件，也就是纳粹政府自然的做法了。

　　三加入希特勒的纳粹党，对于其时的拉贝，也并非不得已的勉强之举，毋宁说是心甘情愿甚至引以为荣的。

　　自1933年开始，神化希特勒的运动就在德国如火如荼，德国民众普遍有着对希特勒狂热的崇拜。到拉贝就任南京难民区主席时，德国社会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已经登峰造极。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不仅在德国本土汹涌澎湃，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也同样存在。在中国的德国侨民，也普遍视希特勒为旷古未有之英雄，为人类的大救星。华百纳在《上海秘密战》中说：“在战争期间，凡有大事，德侨（雅利安人）社区都会聚集在德国花园总会。例如1943年4月，纳粹冲锋队运动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以演说和游行为希特勒庆祝生日。纳粹党支部头目休瑟（K.Huether）带领社区‘向元首三敬礼’，然后全体人员高唱德国国歌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所谓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就是纳粹党歌。

　　日军在侵占南京的数月前，就开始对南京进行轰炸。1937年10月1日，德国使馆通知所有在南京的德国公民，使馆方面已经包租了印度支那轮船航运公司（怡和洋行）的“库特沃”号轮船，作为德国公民的避难所。轮船停泊在下关上游约两英里处，所有在南京的德国人随时可避居船上，从而避免遭日军空袭。这不仅因为轮船离南京市区有一定距离，更因为一旦有必要，轮船可远远驶离南京。10月4日，全体德国人在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拉贝执笔为《远东新闻报》和《中德新闻》撰写了长篇报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在船上。拉贝写道：“陶德曼博士先生用令人感动的话语讲到了为什么要举行庆祝会的缘由……他特别感谢我们祖国的政府，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没有忘记生活在危险关头的我们，他使我们在这艘船上有一个避难所。在这艘船上，我们可以安全而平静地迎接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令人难忘的庆祝会结束时，大家三呼元首和德国万岁，唱了《国旗之歌》。此情此景我们这些与会者可能谁都不能忘记。”

　　既然几乎所有在德国和不在德国的德国人 （当然一般不包括犹太人）都崇拜着希特勒，拉贝内心也自然充满了对希特勒的热爱、崇拜，也对希特勒有着无限的信赖。拉贝总认为，如果伟大的元首知悉日军在中国的作为，一定会义愤填膺，一定会拍案而起，因为元首是那样仁慈，那样热爱人类，那样热爱和平。

　　国际委员会要在南京成立中立性的难民区，需要得到日本方面的认可。如果日军根本不拿你那“中立”当回事，当然也就起不到保护平民的作用。拉贝在1937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电台还报道说，日本人对于建立中立区一事至今还没有给予‘最终答复’。我决定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发电报。”这个拉曼，就是前面说到的拉尔曼。当设立平民中立区的计划受到日本方面的无视、冷落时，拉贝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希特勒求助。当天拉贝发了“致元首”的电报，其中说：“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设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电报是否送到希特勒手里，不得而知。电报即便送到了希特勒手里，希特勒也不会理睬。拉贝心中伟大而仁慈的元首，正在思考着怎样制度化地迫害犹太人并最终彻底消灭犹太人，怎么会为远东一个城市的些许平民操心。但拉贝却对希特勒满怀希望。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多么希望（上帝作证）希特勒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终于能够建立起中立区”。

　　在以后的日子里，拉贝经常在日记里表达对希特勒的期待、信任和崇拜。例如，在1937年12月1日的日记里，拉贝写道：“罗森博士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消息说，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转交上去了。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拉贝坚信，元首一旦得知自己在南京的困难，就会立即伸出伟大的援助之手的。这么伟大的人！这么仁慈的人！这么热爱人类的人！怎么会置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平民的苦难、伤亡于不顾呢？！

　　拉贝日记中关于希特勒的文字，最让人难忘的出现在1937年11月29日。这天日记中写道：“整理房间的时候，一张元首的相片偶然落入我手中，上面写着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一首诗。”希特勒照片上的诗写道：

　　这正是他最伟大之处：

　　他不仅是我们的元首，是民众的英雄，

　　而且他为人正直、朴实而坚定；

　　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

　　他的精神轻抚着群星，

　　而他始终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拉贝接着说：“这再次给了我勇气。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德国人或外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是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

　　“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的心里”，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颂圣诗。这首诗表达的是德国一般民众对希特勒的感受和想象，自然也是拉贝对希特勒的感受和想象。既然“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的心里”，那中国的根须、南京的根须自然也静卧在他心里；既然中国的根须、南京的根须也静卧在他心里，他又怎会对中国的灾难、南京的灾难视而不见呢？他一定会管的！他一定会发出他的纶音佛语的！拉贝用两个惊叹号表达他对希特勒的信赖。

　　四那些年，不仅是德国人崇拜希特勒，其他国家也不乏希特勒的崇拜者。中国当然也会有。后来成为大名人的储安平，当时就十分崇拜希特勒。

　　储安平于1933年7月进入《中央日报》任职，主持副刊。几年间，也算干得轰轰烈烈，事业蓬蓬勃勃。但储安平一直有着留学梦，心仪的国家是英国。1936年，储安平决定中止国内的事业，赴英国求学。是年，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此前也曾两次派员参加奥运会。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中国只派出了观察员，没有派出运动员。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只派了刘长春一个运动员，当然不可能取得任何名次。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由于希特勒热情邀请中国派团参加，中国便分外重视，组建了堪称庞大的代表团，其中男女选手七十人，职员二十多人，国术表演队九人，体育考察员三十多人，总数达一百四十余人。代表团出发前，蒋介石亲自宴请队员并亲手授予旗帜。国民政府拨专款十七万元用于此事。并派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作为政府代表随团赴德。《中央日报》必须派记者随团采访。储安平既然要到欧洲去，那就让他先到柏林，作为报社记者报道完奥运会再去英国。报社毋须另行选派记者，而储安平也可公款赴欧，还可以好好看看奥运会。 储安平当然很乐意。

　　

　　有许多相关著作都说明了纳粹的兴起和希特勒受到狂热崇拜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被迫与协约国签订《凡尔赛和约》，这使得德国出现了国民经济和国民精神的双重崩溃。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心理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和强有力的政府登上历史舞台。这个政府和这个人物能够迅猛地重振国民经济，让人民吃饱穿暧，同时还能重振国民精神，把堕落、溃散的国民精神调动和激发起来，凝聚到一个神圣宏伟的目标上。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和希特勒应运而生。纳粹党和希特勒迅速做到了民众渴盼他们做到的事情，尽管是以饮鸩止渴和对大众欺骗愚弄的方式做到这些的。纳粹使德国的国民经济短期内复苏，物质的极度匮乏很快扭转，而国民精神（除了犹太人）也死灰复燃，并且烈焰冲天。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和纳粹党受到拥护和崇拜也就很自然了。

　　黄慧英在《拉贝传》中解释了拉贝作为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信赖、崇拜纳粹和希特勒的原因。1919年，拉贝回到德国，看到的是政治的动荡、治安的恶化，看到的是民众的万念俱灰和饥寒交迫。通货膨胀到了人们工资的购买力等于零的程度。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女大学生在饥饿驱使下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为了几片面包任人包唱。几乎所有物品都要凭票供应。拉贝作为德国人中的一员，当然也经受着生活的艰难。有一次，拉贝得知城里有个地方可以买到稍为廉价的豆类。他赶快过去，买了两大纸袋豌豆便往回赶。但归途中下起了雨，又没有公交车可乘，他在雨中抱紧纸袋，但纸袋被雨打湿，豆子不停地流落下来。到家后，两袋豆子只剩下一半。黄慧英指出：“战败后的德国，经济已到了崩溃的状态，悲观失望和困惑，生与死的危机感，在各处蔓延开来。人心思变，人们迫切希望一强有力的政府来收拾动荡的局面，领导德国摆脱危机，重入正轨。”而拉贝的心态也不例外。

　　五茨威格在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也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说明了希特勒崛起的原因。茨威格说，希特勒崛起前，德国的经济崩溃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程度。一战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比例曾达到一比一万五千，人们已经认为不可思议。而这与后来德国的通货膨胀比，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儿戏。茨威格说，如果把德国其时的通货膨胀具体情形和典型事例说明白，需要写一本书，而且在后来的人们看来，这本书简直是童话。茨威格说，他亲历过这样的日子：早晨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想要兑换外币的人不得不按钟点分多次兑换，因为四点钟的兑换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翻几番，而五点钟的比价又可能比六十分钟前多好几倍。茨威格给出版商寄出一部写了一年的书稿，为求保险，要求立刻支付一万册的稿酬。稿件寄出一星期后，一万册稿酬的支票来了，可面值还抵不上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是用百万计算的。从帝国银行（央行）往各银行运纸币，运载工具是卡车。茨威格曾在一处排水沟里见到面值十万的马克纸币，那是一个乞丐看不上眼而扔掉的。一根鞋带先是比先前的一只鞋还要贵，后来则比先前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家豪华商店还要贵。一扇窗户玻璃被打碎了，修一下花的钱以前可以买下整幢房子。买一本书花的钱以前可以买下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如果有人肯出一百美元，就可以把库尔菲斯滕达姆林荫道上的一排六层大楼买到手。以前可以买下几家工厂的钱，现在只能买一辆手推车。一个刚成年的小伙子在港口捡到一箱肥皂，每天卖出一块就可生活得像贵族一样……

　　茨威格说：“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不仅是有神话般的通货膨胀，一切方面都变了，“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对于这个战败后诞生的魏玛共和国，全国人民都感到无法忍受，“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广大民众的意志化作两只臂膊，把希特勒和纳粹党高高举起，一只胳膊是对自由的厌恶，一只胳膊是对秩序的向往，而希特勒和纳粹党确实能够消灭他们厌恶的东西和给予他们向往的东西。

　　德裔美籍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在《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一书中对导致纳粹勃兴的德国社会普遍的精神状态有更详细的揭示。费舍尔指出，希特勒和纳粹崛起之日，正是德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处于被撕裂的状态之时。犯罪活动急剧增长、道德标准则快速滑坡，整个社会都有一种“诈骗心态”。毒品贩子、卖淫者、杀人狂、江洋大盗，是有关20世纪20年代柏林故事中频频出现的角色。费舍尔引用德特勒夫·波伊克特的一番话：“柏林处于国内战争的状态。没有任何警告，仇恨突然在任何地方和时间爆发：在街头，在餐馆，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时，在下午三四点钟。刀子会突然拔出，带刺的指环、啤酒杯、椅腿或者铅棒都成了斗殴的工具；子弹擦过海报柱上的广告，从厕所的铁皮屋顶上反弹出来；在拥挤的大街上，一个年轻人受到了冲击，衣服被扒光，遭到毒打后，流着血被丢在人行道上。十五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攻击者消失得无影无踪。”费舍尔强调，知道并理解德国人生活中这些黑暗角落，对于认识希特勒和纳粹的崛起是很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动荡的五年，使得残暴成为德国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人们对血淋淋的行为习焉不察、见怪不怪，人的生命变得十分低廉。希特勒和纳粹正是充分利用了德国社会现实中的黑暗和德国民众内心的黑暗，以达到攫取一切权力、实现自己意图的目的。换句话说，希特勒正是在德国现实的黑暗和德国人内心的黑暗中看清了自己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这时期，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在慕尼黑卡尔顿酒店的茶室里看见过希特勒，他正坐在另一张桌子边，一口气吃了三个草莓馅饼。克劳斯·曼后来回忆说，这个纳粹领导人的面孔使他想起新近在报纸上看到的某个人：

　　除了幽暗的玫瑰色的灯光、轻柔的音乐和一堆曲奇，这里什么也没有；在甜蜜的田园诗般的气氛中，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他眼神迷离，有着一个固执的前额……我招呼了一位女招待员结了咖啡单，这时突然想到希特勒先生像一个人。他是汉诺威的性谋杀者，他的案子是醒目的新闻头条……他的名字叫哈尔曼……他和希特勒的相似是令人震惊的：迷离的眼神、小胡子、残暴的神经质的嘴，甚至难以言表的粗俗的肉鼻子：这确实是太相似的外貌了。

　　希特勒正是其时德国的黑暗中最黑的那一块。他之所以能在德国的黑暗中敏锐地发现自己的机会，就因为他比其他一切黑暗更黑更暗。

　　拉贝这样的普通德国人在那些年间对希特勒有着坚定的信仰和热烈的崇拜，是能够得到解释的。黄慧英在《拉贝传》中说：“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在短短的4年内奇迹般地解决了国内600万人的失业问题；6年内，德国经济在没有通货膨胀和完全稳定工资和物价的情况下，从萧条过渡到繁荣，并向战时经济过渡，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为英、法、美所望尘莫及。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手段下强制执行的战争经济，是为他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服务的。”千千万万个德国人于是信仰和崇拜希特勒，拉贝是其中之一。而一个人，一旦确立了这样的信仰和崇拜，要发生动摇、要彻底崩溃，是很不容易的事。必须有连续性的且性质严重的铁一般的反面事实，才可能让这样的信仰动摇和崩溃。而有的人，一旦在内心建立起了这样的信仰和崇拜，便是再多再严重的反面事实，也无法让其信仰和崇拜动摇和崩溃，即便这事实钢一般坚固，也丝毫不起作用。怀疑心中的信仰和崇拜，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而有的人，一旦否定了过去的自己，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就归零了，因为他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拉贝在纳粹势力如日中天时整理南京战时日记看作是对纳粹厌恶的表现，但拉贝并没有留下任何表达对纳粹反思和批判的文字。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拉贝最终是否怀疑并否定了对希特勒的信仰与崇拜。如果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还不足以令拉贝对希特勒的信仰和崇拜动摇与崩溃，那只能说，有一种信仰和崇拜是无论怎样的力量都不能摧毁的。

　　六现实也直接把铁掌抽在了拉贝的脸上，而且是一个又一个。拉贝希望并相信希特勒和德国政府会同情并支持他在南京的救助活动，但情形却完全相反。其时，希特勒正想着与日本携手，而拉贝在南京的作为，可能影响德日关系，于是纳粹政府通过西门子上海总部勒令拉贝离开南京，并且不得回来。尽管拉贝十分放不下南京那些急需救助的人，但也不得不服从命令。拉贝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痛苦。1938年2月22日，拉贝在家“打包”。晚上，收音机里传过来德国承认“满洲国”的消息，拉贝在日记里记述了此事：“晚上10时收音机里传过来新闻，德国承认了满洲国。据收音机里说，正逗留在汉口的我国大使陶德曼博士先生在中国政府面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们担心他可能会辞职，尽管报道丝毫没有提及。从这里我很难看清国内的局势。可是，是对还是错？它毕竟是我的国家！”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令拉贝对日本没有好感，而现在，德国竟然承认日本扶持的“满洲国”，这令拉贝困惑。但拉贝没有让困惑变成深层的思考，因为“它毕竟是我的国家”，国家主义，或者说国家至上的观念，阻碍了拉贝把困惑变成求索、反思和深刻的追问。

　　1938年4月，拉贝回到柏林。西门子总部任命他为远东人事部部长。五月上中旬，拉贝在不同的地点做了多场介绍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告，报告中拉贝放映了相关影片，更展示了大量图片。拉贝仍然希望广大民众知晓了日军在中国的行为后，会敦促政府出面阻止盟友日本的暴行。拉贝十分希望当面向希特勒汇报在中国的见闻。他仍然相信，如果希特勒亲耳听到了他的诉说，一定会有所作为。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内心期盼大区领导人伯勒能带我去见元首，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便不假思索地在6月8日将我的报告寄给了元首。”拉贝六月八日给希特勒寄出的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告长达259页，当然还写了一封致希特勒的信。

　　报告寄出后，拉贝等待着回音。回音来了。几天后，两名纳粹党卫军来到拉贝家中，查收了拉贝的日记和有关日军的照片。拉贝本人则连大衣都来不及穿、帽子来不及戴，就被带出家门、押上了警车。“拉贝被带到位于阿尔布雷希特街的警察总局，被秘密审讯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让他坐在白墙前，经受各种折磨，被迫回答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读了拉贝报告的元首，显然认为拉贝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德国的“国家利益”。由于拉贝为西门子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司总裁出面保释，拉贝才得以回到家中，但被释放前得到这样的警告：不得再做关于日军在中国行为的报告，不准出版相关书籍，特别是不准再放映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影片，甚至不准写信和打电话……

　　至于也热情讴歌过希特勒的中国人储安平，大家知道，后来失踪了，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仍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之身，顶着一顶大帽子。

　　2017年11月8日夜

　　注释：

　　（1）（4）（5）（16）（17）（21）（23）（24）（25）（26）黄慧英：《南京大屠杀见证人拉贝传》，百家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84页，第310页，第103—104页，第71—73页，第77页，第305页，第297页，第300页，第297页，第301—302页。

　　（2）（3）（9）（10）（11）（12）（22）[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69页，第73页，第23页，第80—81页，第94页，第89页，第572页。

　　（6）（7）（8）[美]华百纳：《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周书垚译，第57页，第153页，第144页。

　　（13）(14)(15)韩戍：《储安平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33—134页，第137—138页，第142页。

　　（18）[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舒昌善等译，第347—348页。

　　（19）（20）[美]克劳斯·P.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版，佘江涛译，第168页，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