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张力”或张力的诗意——在北京大学 《现代诗张力论》讨论会上的发言
写诗的朋友在一起聊天时，经常会讨论到现代诗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什么是诗？诗与非诗怎么区别？一首好诗和一首坏诗如何鉴定？而评价一首诗歌作品是优秀的而另一首诗歌作品是重要的，是如何判定的？其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我想，这些问题不仅是诗人要面对的，也是任何一位严肃的诗学研究者不应该回避的。说到诗歌标准，虽然迄今为止，有关现代诗公认的、统一的批评标准暂时无法建立，但不等于诗歌没有标准。其实，诗歌的标准一直存在着——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写诗者和爱诗者的心中。
这里讲一件我亲历的与这一话题有关的事。
2012年，我和陈仲义兄一起在郑州参加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活动，在会上，遇到北京《诗刊》社的一位编辑，他也写诗，但他不承认诗歌有标准。朗诵会下来，他拿出他的诗给我看，问我：“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有什么标准来确认？”我说，理论上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如果我编一本《中国新诗百年百人百首诗选》，假如你入选了，我请你选出你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首诗，你能选出来吗？他说：当然有啊。然后说出了他认为的自己那首代表作的标题，并念了一些片段给我听。我说你根据什么标准来选的？他说说不清楚，只是知道这首诗好。我说：这说明你有关于诗以及好诗的标准啊！怎么说没有呢？他最后默然表示同意。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诗的标准，只是不能确切地说清楚它。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最好的诗是哪一首；也知道别的诗人最好的诗是哪一首。我们在对别的诗人进行评价时也在依据着某种标准——这些，就已经确切地证明了诗歌标准的存在。所以我认为：
第一，诗是有标准的，只是不容易定义和说清楚；
第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诗的标准，比如，甲诗人有甲诗人的标准，乙诗人有诗人的标准，周伦佑有周伦佑的标准；
第三，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相对标准之上，又有一个共同的绝对标准。那个标准高高在上，我们无法完全把握它，但能感觉到它，并在自己的写作中不断地努力去企及它，接近它。
那个最高的、终极的标准就是瓦雷里所说的“绝对之诗”。
陈仲义兄《现代诗张力论》的论旨就其根本来看，主要是想解决现代诗的批评标准问题，这是它的主要方面。从诗歌写作的角度看，“张力”确实是现代诗的一个核心问题。仲义兄的《张力论》抓住了现代诗学中长期被忽略的的一个关键点，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纵深拓进具有重要的、建设性的意义。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作为一种偶然的存在，一出生就被抛入到一个“张力场”中。人在向死而生的不归途中，一直被这“张力场”中的种种张力所撕扯。这种撕扯着我们灵与肉的张力，从大的方面看，包括：“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张力；“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张力；“瞬间与永恒”之间的张力——以及“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张力”（还有 “爱与恨”的张力、“生与死”的张力等等）。这些张力在向上提升我们的同时也在向下拉坠着我们。诗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命定的“张力场”中，在“存在与虚无“的空白之间，用有限的生命去感知无限，用瞬间的直觉去企及永恒的一种聊以自慰的精神劳作。
因为我们谈论的诗歌中的“张力”是在语言中通过语言体现的。所以，我自然地想到了维特根斯坦。
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有两个著名的观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们的世界的界限；
第二个是：对于不可表达之物，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第一个观点划出了世界的语义界限——即我们所谓的“世界”，只是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并由语义界定和描述的世界；
第二个观点划出了语言的表达界限——即语言不是无所不能的，它有它表达的界限。
我这样说，不是要取消诗人的想象特权，也不是要取消诗歌的超越性意向。而是想补充被维特根斯坦所忽略的一点：诗歌恰好是在维特根斯坦所划定的两道边界之间并试图实现对这两种边界的僭越——首先是对“世界的语义界限”的僭越；然后是对“语言的表达界限”的僭越。也就是说，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总是力图实现对“世界的语义界限”的打破，同时实现对“语言的表达界限”的打破。这种“打破”或“越界”，在诗人的写作中，通常表现为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
正是这种“打破”或“越界”，产生了张力，形成了张力！而正是“张力”，使诗——成为诗。这提示了诗歌写作的难度，也提示了诗歌写作区别于其他文学体式的主要特征。正是这种“难度”和“特征”，使诗歌成为文学的极致、艺术的最高形式。
近几年来，“诗意”这个词汇又开始回到了一些诗人的思考中。我在2010年草拟的一篇演讲稿：《向诗歌的纯粹理想致敬》中（见《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二期），就以比较多的篇幅集中探讨了“诗意”及“诗性”这两个概念。陈仲义兄的“张力论”提出后，我感觉对我很有启发。我甚至觉得“诗意”与“张力”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诗歌作品中的所谓“诗意”，往往存在于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中，或者说，就是这种“打破”或“越界”的表达与言说本身。所以，可以说，正是语言构词中的“张力”产生诗意。而且，我感觉，如果将“张力”与“诗意”、“诗性”进行并置，写成“诗意张力”或“诗性张力”，也是顺理成章的。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张力”的玄妙意味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来看，根据我的写作经验，不同的修辞技巧，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诗意张力。
我们日常阅读的主要有三种诗歌：中国古代诗歌、五四新文学以来属于草创期的白话新诗，以及以“现代主义”命名的翻译为中文的外国现代诗和中国本土的现代诗。这三种诗歌如果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归为两种修辞系统，即以“比喻”、“比拟”、“夸张”为中心修辞格的传统修辞系统，和以“象征”、“隐喻”、“通感”、“悖谬”、“暴力嵌合”、“自由联想”、“反逻辑比喻”为中心修辞格的现代修辞系统。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中国古代诗歌、五四草创时期的白话新诗中的某些极少数的作品，也会使用到诸如“象征”、“隐喻”、“通感”这类修辞方法（比如李商隐和李贺的某些诗）；而现代诗的某些作品也会使用到“比喻”、“比拟”这类传统修辞手法，但这并不代表主流。主要的倾向仍是：中国古代诗歌和传统的白话新诗主要使用“比喻”、“比拟”、“夸张”这类传统修辞手法，而现代诗则主要使用“隐喻”、“通感”、“悖谬”、“暴力嵌合”、“自由联想”、“反逻辑比喻”这类现代修辞技巧。
比如李白的 “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就是通过夸张手法来获得诗意张力的。如果我们将“燕山雪花大如席”改为“燕山雪花大如碗”，或者将“白发三千丈”改为“白发三十丈”就不会产生意想的张力。
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则是通过暗喻的修辞手法来获得张力的。在这一点上，已经比较接近现代诗了。
而要求强张力的现代诗，其诗意张力主要是通过现代修辞手法来达成的。
陈仲义在他的《现代诗张力论》中，将我的一首短诗《哲学研究》作为“强张力”的例子进行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解读。这首诗全文如下：
树木被自己的高度折断
飞鸟被天空拖累
镜子坐在自己的光阴里
沉溺于深渊的快感
一个帝国的手写体
目睹落日的加冕仪式
粮食攻陷城池
羊群在我身上集体暴动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这首诗中主要应用了“暴力嵌合”、“反逻辑比喻”、“通感”、“隐喻”这几种现代修辞技巧。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我2002年完成的长诗《变形蛋》的开头两句题词：
我首先刺瞎双眼，然后再看见你；
我首先咬断舌头，然后再说出你。
我认为这两句也是“强张力”类型。但是如果从修辞学的意义上看，这两句题词并未使用任何特别的修辞技巧，也就是说，它的张力不是借助于修辞，而是产生于内在意义的 “悖谬”。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两句题词产生的背景及其所指，请允许我引用这首长诗中的几句诗。
在长诗《变形蛋》的正文中，有这样一个意象：一个巨大的蛋形异物，上面长满刺状的眼睛——
谁看见它，或说出它的藏身之所
其人必遭横祸，且祸连九族
除非你早有准备——
在看见蛋之前，首先刺瞎自己的双眼
在说出蛋之前，首先咬断自己的舌头
这样一个始终拒绝我们看见和说出其真相的庞然大物：
应该被看见，而不准看见，但还是要看——
应该被说出，而不准说出，但还是要说——
于是就有了“我首先刺瞎双眼，然后再看见你；/我首先咬断舌头，然后再说出你。”这样两句题词。
我在前面谈到了，陈仲义兄提出“张力”问题，我感觉是想为中国现代诗批评奠定一块基石。中国诗歌界为什么那么混乱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相不服气，就是因为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诗歌批评标准。由此造成了“口水”也是诗，“废话”也是诗，甚至那些分行排列的散文、杂文也变成了诗，报章语言分行排列也在冒充诗。我们连诗与非诗的标准都没有了，还能谈其他吗？
如果没有某种标准的建立，现代诗的批评和解读是无法有效进行的。
我在阅读陈仲义的《现代诗张力论》时，也感觉到有一点不足之处。也许是出于理论上的系统化需要，陈仲义兄把“张力”铺得太宽，延伸得太广了，虽然作者对“张力”作了“强张力”与“弱张力”以及其他的多种区分，但从其所举的例子来看，“张力”的立论及论证存在着某种过于泛化的倾向，似乎在陈仲义兄的眼里，大多数被称之为“诗”的分行排列文字都是有张力的。而在我看来，那些发表的或印成集子的成千上万的诗歌作品中，有张力的是极少数，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好诗和杰作才是充满张力的。举例的宽泛，降低了“张力”的难度，也弱化了“张力”本身的张力。而且可能对“张力”这一现代诗批评标准的确立带来某种负面的影响。
我的这点看法不一定对，仅供陈仲义兄参考。
我前面提到了“绝对之诗”。但“绝对之诗”是什么呢？我们说不清楚它，也看不见它，甚至不能论证它，但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并且坚信它的神圣——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它牵引着，光照着。它在每一个真正的诗人身上验证着他的存在。在“张力”、“诗意”、“诗性”这几个词语的澄澈语境后面，我好像隐约看见了它的身影。它现身于彩虹的那一边，我们追不上它。正在我们辗转反侧，“为伊消得人憔悴”时，我看见陈仲义兄正试图用他的《现代诗张力论》为我们架设一座桥，希望我们通过他的“张力”与我们瞻望中的“绝对之诗”更接近一些。我想，这是陈仲义兄《现代诗张力论》的另一重意义。
某种诗歌标准的寻求，即一种诗歌信仰的建立。这在一个真正的诗人或一个严肃的诗学研究者的理论探索中，是一种最真实、最重要的体验。他不要求别人信服，只要自己坚信。这就足够了。
（2013年11月11日—14日于成都温江柳河居）
“介入”与写作的有效性——在苏州大学的演讲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词汇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中国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的笔下，这个词汇就是“介入”。不仅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们经常在文章中、讨论会中提到这个词汇，有的刊物（如《星星》诗刊理论下半月刊）甚至以较多的篇幅编发“介入写作”讨论特辑或专号。关注底层民众，介入当下现实，重新成为许多诗人、作家的自觉选择——并且，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方向性的写作潮流。但是，对于“什么是介入”，以及“如何介入”等问题，至今仍未见到有说服力的、使人倾心认同的表述和看法。
“介入”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
1945年10月1日，当萨特在他执笔的《现代》杂志“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介入文学”这个概念时，我估计关于“什么是介入”，萨特本人并不是想得很清楚，所以，他当时确实说得不是很明白，大意不外是说：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文学要走出“永恒主题”的象牙之塔，要为大多数人写作，要为同时代的人写作；这样的文学，就是他所说的“介入”的文学。
萨特这个时期的介入观，带有太多文学介入政治实践的意味。
正因为他当时想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关于“介入”，萨特在以后不断有新的表述，新的修正。
1947年，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明确写道：“介入就是通过揭露而行动”；而“揭露就是改变”。这可视为萨特关于“介入”的最正式的定义，也是最漂亮的定义。但是，他没有在这个表述上停留太久，我们看到他后来又有了新的观点——
1969年，萨特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介入》中写道：“介入就是表达作家自己的感受，并且是从唯一可能的人的观点来表达，这就是说，他必须为他本人，也为所有的人要求一种具体的自由。”1974年，在与波伏瓦的对话中，萨特这样谈到“介入”：“一部介入的书并不是对技巧作出限制，而是体现了一个人以词语为工具创造的欲望。但这没有造成一种改变，因为介入的作品同某种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关注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人在这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并且现实地存在着。即使一部作品不自称是‘介入的’，它也有这种东西。”
1975年，萨特在与米雪儿·贡塔的谈话中又谈到了“介入”：他说：“文学是一面批判性的镜子。 显示，证明，表现：这就是介入。 ”
这些话都出自同一个萨特之口，这些表述的前后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这些前后自说、互相矛盾的表述告诉我们，似乎有两个萨特和前后矛盾的两种——甚至是多种文学“介入”观。即使是在被人们比较认同和肯定的萨特早期表述中，萨特的文学“介入”观在总体上也仍然是含混的、充满歧义的。
萨特的学生和朋友、法国新哲学的代表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Lévy）意识到了萨特“介入”观的这种矛盾性和歧义性。他在其所著的《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两个萨特”的观点，并重点对萨特早期的“文学介入”观进行了新的解读。列维认为萨特早期主张的文学“介入”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它肯定语言的形而上力量；介入就是“意识到话语的力量”。他将这种修正版的“介入”称之为“纯粹的介入”，认为这种“纯粹的介入”是自由的否定性与自由的建构性的统一。“介入”理论首先是一种批判理论，它在否定和摧毁以往的文学观念的同时进行一种新理论的建构。
经过这番苦心的修正，萨特已经不是本来的萨特了，而这样的“介入”也已经不是萨特式的“介入”了，而完全代表了贝尔纳·亨利·列维自己的看法，因而，我将这种“纯粹的介入”归到列维的名下，把它看做是列维自己的“介入”观。
继萨特之后，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原型批评”的主要代表弗赖 （Northrop Frye，1912—1991）也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引入了 “介入”（concern）这个概念。弗赖认为，“文学是介入的‘大法典’”。“介入是有助于维系我们生活的社会及我们的文化世界并使之趋于完整的力量。 ”
1992年2月，我在诗学论文《红色写作》中以主要的篇幅阐释了我的写作“介入观”。我在文章中是这样表述的：
写作即是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逃避转向介入，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人的现实存在为中心，深入骨头与制度，涉足一切时代的残暴，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与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决不回避现实的全部严峻与残酷，扑面而来的钢铁血腥，精神肉体的伤口感染，手铐、牢狱、苦役、亲身经历的制度之痛，以深入虎口的大无畏精神，写别人不敢写的，写别人不准写的；无不能写的主题与梦想！那些人们只能以耳语的方式，把手指放在嘴唇上悄悄暗示出的真相，应该由诗人大声道出。
这是”介入写作“理念在中国当代诗学中的最早表述和首次正面解读。
之后，1999年，上海学者张闳出版了文学评论集《介入的诗歌》；2007年，南京学者何言宏出版了当代文学研究专著《介入的写作》。
2008年3月，我将“介入”这一概念引入散文写作，提出了两个独自表述而又相互关联的命题：“介入即是去除遮蔽”，“介入——然后在场”。
根据我的考察，在西方哲学中，“介入”（to beengaged）是与“相关性理论”中的“有所关联”（relevant）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正是通过“相关性”的观点，境况化的世界才具有了一种意向性的结构。这些，在海德格尔的早期哲学中曾有所涉及——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甚至将“介入”和“在此”作为“自为”的同义词来使用。此外，萨特倡导的“介入”观，还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二章中重点论及的“良知论”有关。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萨特对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应该是很熟悉的，他在非哲学的意义上提出的“介入”这一概念，从根本上看，仍然没有逸出海德格尔哲学的范畴。 无独有偶，在英语中，“介入”（concern）的基本义也是“发生关联”或“相互联系”。也就是说，我“介入”某个事物，就是和某个事物发生关联或产生联系。这些，为我们理解“介入”这一概念提供了基本的路径。
中国的古汉语中没有“介入”这个合成词。就单个的字词而言，《说文解字》释 “介”为“画”，曰：“从八从人，人各有介”；而释“画”为“界”，即划分界限。故而“介”作为名词，含有“界限”的意思；作为动词，含有“划分界限”的意思。《说文解字》释“入”为“内也，象从上俱下”。是说“入”是一个象形字，其字形表示从上向下进入内部。将两个字合在一起，其意思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介入”是很不相同的。在现代汉语的通常习惯中，人们往往是将“介入”作为“旁观”的反义词来使用的。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介入”的解释是：“插进两者之间进行干预。”这一解释很可能是对翻译成中文的萨特早期“介入”观大意的借用。我在1981年出版、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中也读到，编译者直接将“介入”解读为“干预生活”。这和1957年刘宾雁等人提倡的文学要“干预生活”是很接近的。而在萨特早期的“介入”观中，确实包含有要求作家直接“干预生活”的主张在内。
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将“介入”直接等同于“干预生活”和“批判现实”。因为即使是在萨特本人，其“介入”观也有前后期之分，而且，他所说的“介入”主要是针对广义的散文（依次为：政论、社会评论、文学评论、随笔、小说）而言的，并不指全部纯文学。他甚至认为诗歌不应该“介入”，或者说，他的“介入”主张并不包括诗歌。我们来看看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是怎么说的，萨特说：“至少，你甚至不能想象让诗歌也介入。确实如此。但是我为什么要让诗歌也介入呢？难道因为诗歌与散文都使用文字？可是诗歌使用文字的方式与散文不同；甚至诗歌根本不是使用文字；我想倒不如说它为文字服务。诗人是拒绝利用语言的人。”我引用萨特的这段话，并不表明我完全赞同萨特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诗歌也应该“介入”，而且能够像散文一样“介入”我们的生存世界——甚至能够“介入”得更有效。
不同的“介入”观，以及对“介入”的各种不同的解读，基于写作者对文学功能的不同理解。我个人观念中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真实，探寻生存的意义。”所以，在我看来，只是“干预生活”，还不是真正的介入；只是“暴露阴暗面，”也还不是真正的介入。真正的、文学的介入是“去除遮蔽”——即我定义的：“介入即是去除遮蔽”！
明确了“介入即是去除遮蔽”，就使“介入”从被人们误解，误读的政治性的、对抗性的、批判性的概念，还原为文学自身的功能性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介入”原本是文学份内的事。
至此，我只是回答了“什么是介入？”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如何介入？”从萨特开始，数十年间，无论国内或国外，所有我们能阅读到的涉及到“介入”的论述都没有说到这个问题。萨特在他多变的、前后不一致的多次论述中，都只是在不断变换着角度和语气的说明什么是他提出的“介入？”而没有只言片语说到“如何介入？”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缺失，才造成了“介入”阅读史的混乱。而如果我们不能从写作实践上解决“如何介入”的问题，则所有关于“介入”的高调都只会沦为空谈！
这里，我根据自己对“介入“的重新理解，从“介入即是去除遮蔽”这个定义出发，试着回答“如何介入”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在写作实践中把“介入即是去除遮蔽”这个命题具体化，行为化。我认为，文学写作中的“如何介入”，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去除意识形态虚假陈述对历史的遮蔽，还原历史的真相；
——去除主流宣传话语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揭示出现实的真实；
——去除谎言和恐惧对诗人、作家心灵的遮蔽，敞现写作者内心的良知和精神的自由；
——去除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对诗人、作家感受力的遮蔽，探求新的感受力和新的表现形式。
只有通过去除遮蔽，在对历史真相和现实真实的揭示与探求中，作家的写作才有可能通向真理——我知道，在当下这个后现代的环境和语境中，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真理的，认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真理。只要谁说到真理，就会被斥责为“本质论”、“始源论”。但是这些“真理怀疑论”者可能不知道（一定不会知道），在最早产生“真理”这个词汇的希腊语中，“真理”的基本义首先就是指“真实”和“真相”，或者说，正是“真实”和“真相”构成了“真理”。不包含“真实”和“真相”，甚至惧怕“真实”和“真相”的所谓“真理”，不过是“虚假意识”——即“自称为真理的谎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我们在”介入写作“中要予以去除的一种对“真理”的遮蔽。
这种去除遮蔽的写作就是我这里所说的“介入的写作”。只有通过作家精神主体的介入，价值才会排列，意义才会彰显。同时，介入也会使作家树立起这样的价值感：写作不是与社会、与公众无关的自娱自乐，不是与人类整体命运毫不相干的无病呻吟；而是可以通过去除遮蔽，揭示出人类生活的“真实”、“真相”和“真理”，进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有意义的精神劳作。
这里有必要谈谈“介入”与“自由”的关系。
关于“介入”与“自由”的关系，是最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的。人们担心提倡“介入”会妨碍文学的自由和写作的自由。而反对者正是从这一点来非难和拒绝“介入写作”观的。萨特似乎明白人们的这种担忧。在提出“介入”这一概念时，他就在《现代》杂志的“发刊词”中不无多余地写到：介入是为了实现“完全的人，完全介入而又完全自由的人”。后来，他又在《什么是文学》中自我辩解般地写道：“写作，这是要求自由的一种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又说：“介入”——就是在“捍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试图调和“介入”与“自由”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但表达的语气过于暧昧，且缺乏内在逻辑的或然力量，所以效果似乎并不太好。以至于很多年后，前面提到的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原型批评’的代表弗赖还在为萨特辩护。弗赖在1982年出版的《批评之路》中写到：“没有自由的介入会产生焦虑，没有介入的自由会产生麻木不仁。”认为这两种话语类型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的，互相印证的，缺一不可的。不管是萨特还是弗赖，虽然都在尽力调和、平衡“介入”与“自由”的外在紧张关系，但在他们内心，却仍在不自觉中把“介入”与“自由”视为两个既各自独立、又保持着某种危险平衡的对立面。
而在我看来，“介入”与“自由”并不矛盾。按照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人的本质是由个人的自由选择来决定的，自由选择体现了人的自由，选择就是自由。而“介入”也是一种选择，是诗人、作家的自由选择在写作中的一种体现，所以，也可以说：介入就是自由。按照我的这一解读逻辑，“介入”不仅没有限制诗人、作家的“写作自由”，而是捍卫了写作的自由，并进而拓展了人的自由边际——介入就是自由。
除了“自由”，与“介入”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写作的“有效性”问题。
近些年来，“写作的有效性”与“写作的无效”是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重大话题。
2011年12月，我到广东佛山参加“中国先锋诗歌二十年讨论会”，在许多诗人的发言中，我听到最多的是对“写作无效”的感慨，说社会变化太快了，一切都破碎化了，诗歌的表达乃至于词语完全失去了对应物，语言无效了，诗歌无效了，一切写作都无效了。我在会上说出了相反的声音，我说：所谓的“写作无效”，其实是诗人们逃避现实的结果，是自我取消的结果。我们所说的“词语的对应物”并没有破碎或自动消失，它继续坚硬、庞大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生活中，它每天都在我们眼前胁迫着我们，扼杀着我们，甚至在睡梦里也在践踏我们的睡眠。而我们的诗人、作家们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故作优雅，刻意回避之，不敢用词语去“对应”这个生活的敌人。要说无效，那些逃避现实的写作肯定是无效的。退回到自己那点小小的个人趣味上，守着几个无害的词语和句式把玩，你怎么能获得你期待中的“写作的有效性”呢？真正的问题不是“词语完全失去了对应物”，而是中国诗人和作家完全失去了用词语对应那个庞大的“对应物”的良知和勇气。
我一直持有一个观点，认为思想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在许多人看来，历史是抽象的，因而我们个人是无法改变它，介入它，干预它的。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我眼里的历史却是具体的，由一个一个具体的面构成的。许多历史真相可以被长久遮蔽，许多历史事实可以被任意篡改，就证明了历史的某种可修正性。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在揭示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相方面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在面对历史这个庞然大物时，我不会被它的那种形而上的抽象性所蒙骗，因为我对它的那种整体的抽象性视而不见，我看到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面构成的历史，我看到的是具体的历史。这些历史的具体面，由于摆脱了抽象性的控制而呈现为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我们可以亲近、勘察、证伪的东西；被遮蔽的真相因而可能被我们发现，被篡改的真实因而可能被我们所揭示。我所说的“介入即是去除遮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写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具体面、对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介入，还原历史的真相，揭示历史的真实，使历史呈现出本来的面貌，就是在以自己的思想改写历史、改变历史。作家个人思想的力量以及写作的有效性，由此得到确认和彰显。举例来说，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通过去除主流文革观的遮蔽，还原“文革”红卫兵造反派的真相，就在“文革史”研究这个方面改写了历史，改变了历史。林贤治的《五四之死》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解读，纠正主流学术界刻意歪曲的五四史观，重写了一部“五四精神史”。这些都是在写作中通过对具体历史及其人物、事件的介入，去除对历史真相的遮蔽，重新还原历史，进而改写历史，改变历史的例证。
为了更好地说明“写作的有效性”，我想举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产生的影响为例。收入美国“21世纪中国研究丛书”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于2006年一出版，就在海内外文革研究界和国内的众多文革参与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彻底颠覆主流“文革观“的学术力作。在一次小范围的民间文革研讨会上，我曾对这本书谈了三点看法：一、这是一部心力之作；二、这是文革造反派研究方面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三、这是一部传世之作。有一点遗憾的是，这本书是在海外出版的，国内没有发行，很多人知道这本书，但买不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这本书，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因为这本书，一些文革时期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包括北京五大领袖中现在活着的几个人）四处打听作者周伦佐的住址，专程坐飞机到西昌去看望周伦佐；有些需要这本书的读者，不嫌麻烦，不惜花旅程费，专程到香港去买周伦佐这本书，也有人专程去香港帮朋友带（一次只能带两三本），我就知道有一位姓彭的热心人为帮朋友买周伦佐这本书，专程去了香港三次；而国内的很多读者，更多是通过复印本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在基层的多次文革座谈会上，与会者大多是带着《文革造反派真相》这本书的复印本参加讨论的；在基层的一些地方，“改革开放”后挨整的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甚至拿着这本书的复印本去找当地政府落实政策。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阅读经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为我们所熟悉的，20年以后的今天，又重现在周伦佐这本书上。它在彰显和确认汉语写作的价值的同时，也有力地否决了”写作无效论“者的哀叹。
我愿意在这里重述我在那次讨论会上发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
凡是对词语敏感的地方，语言就还有力量；只要语言还存在禁忌，写作就仍然是有效的。词语的力量不是表现于畅销与流行中，而是存在和彰显于禁忌与敏感之中。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置身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时代的光明与黑暗中，是最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介入写作彰显词语的力量，参与到现代性变革的伟大进程中。
我愿意用我的写作来证明这一点。
（2012年5月15日草成初稿于成都温江柳河居）
注释：
（1）参见何林编著：《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第195-196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2）萨特：《什么是文学？ 》，见《萨特文学论文集》第81页，施康强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3）参见何林编著：《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第198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4）波伏瓦：《萨特传》第 244 页，黄忠晶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5）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见 《萨特研究》，柳鸣九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参见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第96-99页，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弗赖：《批评之路》，转引自兹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第119页，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参见兹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第114页，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9）周伦佑：《红色写作》，载《非非》杂志1992年复刊号，民间出版，1992。
（10）见周闻道主编：《从天空打开缺口》第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11）参见《萨特传》第 125 页，A·C 丹图著，安延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12）参考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二章320页-350页，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3）同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88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14）萨特：《什么是文学？ 》，见《萨特文学论文集》第74页，施康强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5）参见约翰·麦奎利：《谈论上帝》第56页，安庆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6）萨特：《什么是文学？ 》，见《萨特文学论文集》第116页，施康强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7）见兹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第46页，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8）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香港田园书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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