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

　　文学是自我的镜像，在写作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在写作中返回真实的内心，在写作中认领生活，辨析生活，透视生活。

　　当我们深入到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与真实的生活相比，我们的写作是那样的弱小，那样的微弱，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超过我们想象的年代，许多出乎我们想象的事情在这个时代上演着。很多人都曾问我，你觉得诗歌对社会的意义大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是的，在现实生活中，诗歌不能改变一颗子弹的方向，也不会治愈一具疾病的躯体，它显得那样无力而软弱。但是，我仍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将这一切写出来，如果没有文学来记录、来见证，这生活将是沉默，浩大的人群在尘世间的生活将是一种怎样的哑默。对于自己的写作，我宁愿将其看作尘世的记录与证据，它是世界投影在我们内心的见证，也是我们观照世界的坐标，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经历着、认领着、感受着、观察着……在这之中，我们思考、辨析、透视……然后将这一切记录成为精神的见证，它们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

　　现实生活的尖锐与人的脆弱有着那样的鲜明强度对比，当世界越来越庞大时，我们逐渐被庞大的社会分解、打磨、拆卸、加工成某个角色或程序中的某个细节，个体的空间越来越被世俗的力量挤压，无论是精神上的人还是物质上的人，正被集约化的社会以某种角色分解着……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自己是不是正被某种世俗的秩序消解，当完整的、独立的、个体的、理想的“人”被社会磨损之时，正是文学让我们开始寻找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独立的“人”的时候，它是一个理想状态的“自我”，这种理想主义的独立的“人”会对世俗进行抵制，抵制某种标准化的“成熟”。在世俗的现实生活的生命中寻找永恒理想的精神存在，在现场中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境遇，这构成我写作的理由。现代工业带给我们精神的荒谬之感常常让我感到不适，当我从内陆南充来到东莞之时，或者从东莞进入广州大都市之中，我感觉现代工业不仅仅只是对大自然的解构，它也解构着我们自身的一切，一个完整的人不断被解构成物件、工具，成为一枚逐渐丧失完整性的螺丝钉。是文学让我重新认识我的生活，让我重新审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当我从中国内陆乡村走向城市之时，我感觉自己在寻找失去很久的谋生的自由权，迁徒的自由权，正是从它们开始，潜伏在我身体内部的独立的“人”的意识苏醒。当我在纸上写下每一个词语，我便想到了自己，想到像词语一样生存着的自己，让词语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有理想主义的 “词语”如同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一样重要。在我的写作中，也许只需一枚细小的如铁钉一样的词语，便可以把一个庞大的帝国钉在诗歌的墙上。生活与现实让我不断地感受到词语的神秘，词语本身具有的多种含义常常会有着不同的方向，而我在诗句中选择它的一种或者多种方向之间，它们的多种意义是不断交叉的路径，不断地蜿蜒伸展交错，让诗歌有了无限种的可能性，我们在诗歌中只是尽量探索着一些词的边际，而在寻找词的边际过程中的细节会让我们观察到来自词的本身的光芒，努力使自己的诗歌中不断呈现出客观性、准确性和揭示性，而词本身具有它固定的意义，但是因为我们选择之时，便会产生不同“听觉上的想象力”（艾略特语），在“默契的暗喻”打开诗的复杂的一面。这种暗喻来自心灵感受的敏锐性，当我不断面对五金厂沸腾的生活本身，我便是将这些具体的事物，比如图纸、铁锈、机台、钢针、螺丝、胶片、合格纸等等不断通过某种暗喻来呈现内心的精神感受，当铁钉样的词语能把庞大的祖国钉在诗歌的墙上之时，我感受到来自词语的力量与魅力，这些独立的“词语”让我有了参照，我在这样一个个独立的词语中寻找到独立而完整的自己。

　　我一直以为，写作者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所坚持的部分在现实看来也许有些荒诞，但正是这种荒诞还保持着一种没有被异化的纯粹。我相信一个写作者由于立场给作品带来的偏执，这种偏执给写作带来了独特的棱角与锐气，也正是这种属于个体的、独立的偏执，才给我们的文学带来多种方向性和丰富性。我一直以为写作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自由，这种自由在我看来不仅仅是面对强权时的独立品格，不做奴才，不做工具的自由，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就是不拘束陈旧，不从众，然后到达一切事物的可能性，不断地探索着事物与语言的可能性。

　　我一直相信人性本善，每个人内心有理想的评价标准。一个写作者应该返回他真实的内心，在返回中不断榨出他内心最隐秘、最真实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