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一

　　毛泽东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西北坡，在陕北生活和战斗了近14年。这期间，并不全住在延安。刚开始的一年多，住在保安。最后的一年，则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而在陕北的沟沟峁峁间转悠。不过，既然“延安”早已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将毛泽东在陕北生活的时期统称为延安时期，也无不妥。

　　

　　毛泽东是在延安时期成为理论家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但让自己成了政治权威、军事权威，也让自己成了理论权威、思想权威，成了全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师，成了在理论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享有最终解释权的人。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以异常的勤奋，读理论书，作理论文，才使得自己获取了党内最崇高的理论地位。而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又可以194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到达陕北前，毛泽东多年受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留苏派）的理论压迫。毛泽东在理论上的用功，目的是要推翻国际派在党内的理论权威地位并取而代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理论上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设，二是批判。如果仅仅是摧毁他人的权威地位，或许只用批判的手段就可达到目的，但如果不满足于只是将他人赶下来，自己还立定主意要坐上去，那仅用批判的手段就不够，还一定要有正面的建树。这道理，毛泽东当然很懂。总体上，毛泽东是建设和批判同时进行，在每一篇文章里，都既有建设又有批判。不过，还是有孰轻孰重的差别。应该说，在1940年以前的数年间，毛泽东的理论活动，以建设为主，以批判为辅。所谓批判，其对象当然是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进入1941年，毛泽东的理论活动，则以对国际派的批判为主了。

　　到达陕北一年多以后的1936年12月，毛泽东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理论上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编入《毛选》中的文章，都程度不同地有过增删、修改，因此与当初流行的面目并不相同。现在在《毛选》中看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当初在延安以油印本和单行本流传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些差异，细微的遣词造句上的改动，有很多，连续数行被删去的情形，亦复不少。所以，当初的油印本和单行本，篇幅是应该更大些的。今天在《毛选》中看到的这篇文章，严格说来是删节版，但仍然有五万字左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虽然有 “辩证法”和“认识论”，但也只能算军事理论著作。中共是以意识形态为根基的政党。仅有军事理论上的建树，是不足以成为党内理论权威的。继这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于1937年七月完成了《实践论》，于1937年8月完成了《矛盾论》。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军事理论”，那么，“实践”和“矛盾”这“两论”，就算是“哲学理论”了。1938年5月，毛泽东完成了长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同时又完成了《论持久战》。虽然仅有军事理论还不足以确立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但当时是战争时期，军事理论有最直接的现实针对性，容易在军内产生影响，而军界的尊崇、膜拜，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在当时尤其重要。毛泽东的目的是摧毁国际派的理论权威地位并取而代之，而军事领域是国际派的软肋。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能够长篇大论、叠床架屋，一到军事领域，他们就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了，而这又正是毛泽东的强项。在摧毁国际派的理论权威地位并取而代之的战役中，毛泽东选择军事理论为突破口，并且在军事理论上用力最多，也正是这些因素使然。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开到11月6日结束，开了一个多月。会议由毛泽东做政治报告。这是参加了建党、有着17年党龄的老党员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毛泽东即便再老练沉稳，也难免有些激动。毛泽东高度重视这次亮相。他用几个月的时间，精心准备了这个政治报告。据《毛泽东年谱》，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做这个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念报告。这个报告，全文有七八万字，所以要用三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来念。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全文刊登了这个报告，题目改成了《论新阶段》。 这个《论新阶段》，在当时以全文的面目作为印刷品出现，也就这一次。报告共有八个部分，其中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后来以独立文章的形式进入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进入《毛选》的这部分，与毛泽东在会议上所念者和《解放》杂志所登者，有着这样那样的出入。《论新阶段》，没能像毛泽东这时期的其他长篇文章那样，出油印本，出单行本，可以说是被遮蔽、遭扼杀，而遮蔽者、扼杀者是谁呢？只能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之所以要遮蔽、扼杀这《论新阶段》，就因为其中有许多言不由衷之处，就因为说了不少毛泽东事后读了会脸红甚至恶心的话。不过，现在要阅读《论新阶段》全文，也并非难事。中共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全文收录了《论新阶段》，互联网上也能查阅到全文。

　　《论新阶段》虽然后来被遮蔽、被扼杀，但长达七八万字的文章当时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还是对毛泽东确立自己的理论地位起了一定作用。1940年1月，毛泽东完成了他毕生的理论代表作之一《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意味着毛泽东正面的理论建设基本完成，标志着毛泽东成了党内的理论权威之一。

　　毛泽东的目标，不是“之一”而是“唯一”。1940年的时候，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也还是理论权威。仅仅成为理论权威“之一”，对于毛泽东来说，事情还只做了一半。接下来的工作，是从“之一”到“唯一”。于是，从1941年开始，毛泽东的理论活动，就以对国际派的批判为主了。王明、张闻天、博古等国际派，实际上除了理论，别无所长。理论是他们仅有的资本。摧毁了国际派的理论地位，也就使他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是，要摧毁国际派的理论地位，仅有毛泽东一个人写批判文章，是不够的。毛泽东发动了全党来批判国际派。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重要目的，是从理论上摧毁国际派，这一点，有关学者早已指出过。

　　以1940年为界，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建设为主，后期以批判为主——这样的划分和解释，我想，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本文主要谈谈前期的情形，后期的情形，另文谈论。

　　另外想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很值得研究的，而不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不知道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就不可能真正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所以，仅仅依据《毛泽东选集》来谈论“毛泽东思想”，是远远不够的。我在本文中谈论到毛泽东的文章时，都依据的是最初的版本。《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在收入选集时，都有或多或少的增删、修改。依据这些增删、修改过的文章来谈论历史上的毛泽东，当然是不合理的。日本的“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从1970年代开始，陆续编辑出版了编年体的《毛泽东集》，收录的都是文章最初发表时的版本。本文谈论的毛泽东文章，均见于这套《毛泽东集》。

　　二

　　其实，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有异于流俗的理论表现。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首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于1925年写于广州。据有关资料，文章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上，后被《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还曾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这是毛泽东第一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文章，宜乎位居选集之首。细心的人或许会想：现在从《毛选》中读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只有四千字左右，如何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又怎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其实，本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篇幅近六千字，在收入《毛选》时，大约有近二千字被删掉了。这被删掉的二千字，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删掉的不只是文章的部分篇幅，删掉的更是文章曾经产生的历史影响。本来的文章，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时，对 “知识阶级”、“知识分子”分析得特别详细，而对他们的否定也特别明确。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集》第一卷（1917﹒3—1927﹒4）收录了未被增删修改过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毛选》中的文章对照，就知道那些对知识分子的特别激烈的否定，基本被删掉了。例如，本来文章中对于“反动派知识阶级”有这样的分析：

　　反动派知识阶级……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等……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又例如，对于“高等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分析：

　　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人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他们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的正面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迫他们让步稍多时……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

　　这就是说，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或迟或早，都会成为“革命”的敌人。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是“革命”的“死敌”，另一些人，虽然还只是“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一定会成为彻底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必须消灭的对象。这些话，1949年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删掉了。然而，从纸面上删掉了，未必从头脑中删掉了。应该说，对知识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看法，毛泽东后来并没有根本改变。原汁原味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让我们领会到原汁原味的“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问世于1925年。三十多年后的“反右运动”，无数知识分子成为“右派”，实在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的产物。

　　还有，现在《毛选》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倒数第二个自然段，是这样的：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这里是对游民、黑帮、流氓的分析。强调了他们“有破坏性”。但本来的话是这样的：

　　……游民无产阶级为失了土地的农民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乃国内兵争匪祸的根原，此游民无产阶级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能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

　　原来对游民问题的评说，与后来有着很大不同。原来的评说，虽然更符合实际，但大有违于正统的“革命理论”。在说到这些由土匪、散兵、盗贼、乞丐构成的“游民”时，后来加了“但有破坏性”五个字，本来是没有这样限制性的负面评价的，只径直说如对他们“引导得法”，便“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1925年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基本看法的表达。这种看法，深刻影响了他本人此后的革命实践。当他实际地从事武装斗争、领导革命活动时，是非常注意发挥“游民”的作用的，是非常重视对“游民”之“勇敢奋斗”精神的利用的。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在井冈山的朱、毛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可以想见，当毛泽东开始组建和扩充军队时，是对“游民”敞开大门的。军队中“流氓”的比例一定大到了让中央担忧的程度，不然中央也不会特意对此事进行干预。

　　但毛泽东自有他的道理。要闹革命，要摧毁旧的社会秩序，要打土豪分田地，要杀掉那些“必须”杀掉的人，一开始，还真要依靠“游民”打先锋。这一点，当时代表苏共在中国指导中共的鲍罗廷，与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说，鲍罗廷明确强调，要发动农民，非用流氓、痞子做先锋不可，1927年2月22日长沙出版的《大公报》报道了鲍罗廷的这番宏论。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各地农民运动中，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由“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做“革命先锋”的现象。

　　二十多年后，一个叫做赵树理的山西作家，对毛泽东、鲍罗廷的理论提出了质疑。1948年6月21日，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新大众报》上发表了《发动贫雇要靠民主》一文。这篇文章题目就有明确的针对性，它是在强调：土改中发动贫雇农，不能靠流氓做示范。文章说：

　　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种灵活的滑头分子，好像不论什么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什么时行卖什么，吃得了谁就吃谁，谁上了台拥护谁。这些人，有好多是流氓底子，不止没产业，也不想靠产业过活，分果实迟早是头一份，填窟窿时候又回回是填窟窿，可是当大多数正派贫雇还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偏好推这些人出头说话，这些人就成了天然的积极分子……

　　三

　　据有关研究者考索，写这篇《发动贫雇要靠民主》时，赵树理正在酝酿小说《邪不压正》。发表于1948年的《邪不压正》塑造了小昌这个本质上是流氓的农会主任形象。乡村流氓、痞子，在土改中成为“积极分子”，是顺理成章的事；土改中的“积极分子”，终于掌握乡村政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手中有了权力的流氓、痞子，成为新的恶霸，还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让赵树理深为忧虑。《邪不压正》把一个农会主任写成恶霸，当然会引起争议。在1950年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赵树理发表了《关于〈邪不压正〉》，对质疑的声音做了一点回应。赵树理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那一方面都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作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实际上，在农民运动中，在土改中，小昌这样的人被“任为干部”，是十分普遍的。赵树理也不只是在《邪不压正》这一篇小说中，塑造了这类人物，《李有才板话》中的陈小元，也是这种货色。对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赵树理文学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流氓的事说得太多了，回到毛泽东。

　　虽然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即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富有“理论创见”的著作问世并产生广泛影响，但进入30年代，当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从苏联回来后，毛泽东就被他们视作根本不懂理论的土包子。这些留苏派，在苏联见过斯大林，学会了俄罗斯语，能够从原文阅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他们满嘴从俄语来的理论概念。他们当然不能承认一直在中国南方的山沟里钻来钻去的毛泽东，是真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承认了毛泽东真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身。如果在中国的山沟里钻来钻去，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也照样能弄懂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他们背井离乡，到苏联啃俄语、啃面包、喝牛奶，不就纯属多余吗！在瑞金时期，当毛泽东与博古、张闻天等人意见不合时，常被对方斥为“狭隘经验论”。这是在提醒毛泽东：你只有“经验”，没有“理论”，而且，这“经验”还是“狭隘”的，是从几条山沟里生长出来的。应该承认，博古、张闻天这些人，有足够的力量对毛泽东进行理论压迫。中共以意识形态立党。与今天的情形不同，那时候党的领袖，必须是理论权威，是精神导师。毛泽东如果在国际派的理论压迫面前屈服了、认输了，也就不可能成为党的领袖，也就没有后来“搅得周天寒彻”的毛泽东了。但毛泽东岂是轻易屈服、认输之辈。他必须在理论上急起直追，必须在理论上战胜这帮“背了一麻袋教条回来”的人。第一步，当然是读书。后来，毛泽东谈到瑞金时期受到的理论压迫时，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 ”

　　实际上，没到延安，毛泽东就发愤读书了。在瑞金时期，要找到毛泽东能读的马列著作，颇不容易。博古、张闻天这一干人，肯定随身带着马列著作，这是他们赖以吃饭的家伙，是他们的防弹衣，是他们作法的工具，是他们表演的道具，是他们给自己壮胆和吓破别人胆的法器。但是，这必定是俄文的著作，即便他们愿意借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也只能徒唤奈何。1932年4月，红军打进其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在漳州中学找到一批书，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几本译本，就归了毛泽东。据知情者回忆，长征途中，患病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还在读这几本书。按理，这样的理论译本，是很不适合躺在担架上看的。但毛泽东理论上求知心切，在长征的担架上读这样的书，也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大大年长于国际派，长博古14岁，几乎是两代人，也比张闻天年长7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在理论上翻身解放、掀翻压迫自己而又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国际派，不争分夺秒怎么行？

　　到达陕北后，生活安定了，从西安等地买书也很容易，毛泽东便把理论上的补课作为头等大事来做。查阅到陕北后几年间的《毛泽东年谱》，便可知这时期毛泽东读理论书真是很有些如饥似渴。美国人埃德加·斯诺，1936年夏秋间即到了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后来写了《西行漫记》。在这本书中，他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对斯诺的采访，毛泽东是极其重视的，因为这是对外宣传共产党、宣传红军、宣传自己的重要机会。而毛泽东向来把“宣传”当作头等大事。理论上的补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得到几本新书而取消与斯诺的例行谈话，除了求知若渴，恐怕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对于毛泽东来说，苦读的目的是写出足以确立自己理论地位的文章。但时间不等人。毛泽东不能把读和写分作两步走，不能等到书读够了再去写文章。一到陕北，他就是边读边写的。连读边写，就要让读直接为写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读的书，要立即能在写文章时用上，用后来林彪的话说，是“活学活用”。陕北时期，毛泽东的读书，都是“活学活用”的。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是在1936年10月间。而这正是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为读那几本书，不但推迟与斯诺的谈话，还放下正在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原因，很可能就是这几本书，能直接为正在进行的写作服务，书中的某些话语、某些内容，能在写作时用上。

　　田松年在《对几本哲学书籍的批注》一文中，介绍了毛泽东延安时期“系统研读哲学教科书”的情况。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延安时期读过并做了或多或少批注的哲学教科书，有七种八本。首先是苏联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译者是李达、雷仲坚。据 《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367年4月间，读该书1933年6月第3版，读了有三四遍，并做了大量批注。1941年，该书第四版出版，毛泽东又读了至少一遍，又做了不少批注。所以，在毛泽东研读的哲学教科书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算两本。其他六本是：苏联米丁等人所著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译者沈志远；《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第4章第2节，翻译者是对毛泽东进行理论压迫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博古；日本河上肇所著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上篇 《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译者李达；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所著的《思想方法论》；艾思奇编著的《哲学选辑》。

　　用教科书在理论上武装自己，是毛泽东唯一的选择。现实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必须尽快在理论上战胜国际派，把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从他们手中夺过来。这使得毛泽东不可能一本接一本地啃那些艰深的理论专著。那些专著，往往译得诘屈聱牙，硬着头皮也未必读得下去。“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要通过大量攻读理论原著而完成自己的理论武装，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只能选择教科书。教科书虽然是蜻蜓点水，但却通俗易懂且面面俱“点”。毛泽东是聪明绝顶之人。对于阿基米德，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于毛泽东，是“给我几本教科书，我就能改天换地”。

　　四

　　当毛泽东读着博古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时，肯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毛泽东发愤读书的目的，是要进行理论创造，是要创造出能压倒、取代博古们的理论。可是，他却必须通过阅读博古们翻译的东西来实现压倒和取代博古们的目的。毛泽东一定有一种屈辱感，至少在潜意识里这种屈辱感是存在着的。这让毛泽东想到，要从博古们的后面追赶博古们，是一件滑稽的事，也是不可能赶上并超过他们的。毛泽东意识到，要在理论上压倒和取代国际派，必须采取两种方式。首先必须入室操戈。毛泽东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去进行理论创造。他必须以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压倒和取代国际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第一步的工作，就必须是读一些博古们翻译的书，哪怕是教科书。毛泽东又深知，只是入室操戈，是不可能打败国际派的。要完全用国际派的兵器打败国际派，没有可能，所以，比入室操戈更重要的，是别树一帜，是另起炉灶，是重新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中国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能由国际派说了算，毛泽东要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阶段，毛泽东还是把入室操戈放在首位。完稿于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将原著与《毛选》中的删节版对照，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的 《毛泽东集》第五卷（1935.11—1938.5）上册收录了原著，我们不妨做一点局部的对照。我们知道，1941年，毛泽东发起了 “整风运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5 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 年 2 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是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时亲自吹响的三声号角。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第一声号角中，毛泽东尖锐批判了“言必称希腊”的现象。所谓“言必称希腊”，就是总是把外国尤其是欧洲的事情挂在嘴边，总拿外国尤其是欧洲的经验、教训来说明某种道理。在1941年的时候，毛泽东对这种做法表示了明确的反感和反对。但是，在1936年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动辄便“称希腊”的。《毛选》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论及“战略退却”时，举了《左传》中“曹刿论战”的例子，把从“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到“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这一段话抄录后做了分析：

　　当时的情况是大国进攻小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选》中的文章，只具体分析了这一个中国古代的战例，但在本来的文章中，于分析“曹刿论战”后，又举了三个欧洲历史上的战例：一个是俄国人因勇于退却而终于打败了拿破仑的故事，一个是第一次欧战时法国因善于退却而打败了德国军队的故事，还有一个是第一次欧战中发生在德国的东普鲁士战役，德国军队先退让而终于反败为胜的故事。这三个欧洲战例，都叙述和分析得很详细。例如，毛泽东对1914年法国军队打败德国军队是这样叙述和分析的：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欧战时，法国开始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集中大军于德法交界。及见德军不走此路，又仓卒转移至法比交界。一战失败后，才断然改变方针，大举向巴黎退却，尽弃北部工业与农业区。然而这个伟大的战略退却是非常正确的，干这件事是要有非常的决心与毅力才行的。虽然德国以仅仅一星期的时间，以近百万的大军，长驱直迫巴黎郊外，然而德军却疲劳了，兵力也减损了，军心也放肆了，战线也延长了。法军则缩短了防线，增加了兵力，激怒了人心。两军强弱的对比，因此起了变化。法国于是集中主力于巴黎西北部，包围德军右翼，一战而胜，把称雄一世的德军打退到法国北部，不得不改取守势，给了整个战争以决定的影响。这是最近代的一个最有名的大战。

　　我之所以把这么长一段话抄在这里，是为了与前面对“曹刿论战”的叙述分析做一点对照。在叙述和分析《左传》中的那个战例时，毛泽东游刃有余，毛泽东从容不迫，毛泽东有条不紊。这是他所熟悉的中国古典，谈论它，轻车熟路而又有一种亲切感。而叙述和分析法国终于打败德军的故事，语言上失去了毛泽东惯有的潇洒，失去了毛泽东作文特有的抑扬顿挫，直白地说，这段介绍和评析法德战争的话，完全没有毛泽东平常语言的神气和韵味。这一大段话，干瘪、拖沓，有气无力，有些用语，如“干这件事”、“激怒了人心”、“最近代”等，很不合毛泽东一贯的遣词方式。不只是这一段如此，对三个欧洲战例的介绍和评析，都是这种腔调，这些文字，不像是从毛泽东那聪明过人的大脑里流出来的，倒像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硬挤出来的。这只能让我们明白，这些外国的事情，本不是毛泽东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认为，毛泽东为写这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意找了些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资料。当他写到“战略退却”这一部分时，就翻到讲因退却而获胜的部分，把它们挪移到自己的文章里。在挪移的过程中，有些话是照搬资料，有些地方要做必要的压缩，有些地方，又要加一点分析评说，这样一来，当然就不可能表现出自己惯有的语言风格了。通读原著全文，这些地方也与整体很不协调，像手上长出的第六根指头，像额上长出的赘疣，像屁股后面长出的尾巴。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力不从心地在文章中介绍和评说欧洲的事情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还觉得有“言必称希腊”的必要。在论说“战略退却”时，总共具体介绍评说了四个战例，中国的只有一个，三个都是欧洲的，都属于毛泽东后来所抨击的“希腊”范围。这说明，1936年的时候，毛泽东还认为“称希腊”是更重要的。毛泽东这样做，也应该有这样的用意，即向“言必称希腊”的国际派显示：“希腊”的事情，咱们也是懂的，“称希腊”，咱们也能的。

　　1949年后，编选《毛泽东选集》时，这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战略退却”部分对三个欧洲战例的介绍评说，统统删去，只剩下“曹刿论战”这一个中国的“古典”。“曹刿论战”由于被毛泽东作为正面的东西加以褒扬，变得非常有名并长期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我就是在“文革”期间的课堂上学习了这个典故。

　　五

　　毛泽东在1941年的时候开始对 “言必称希腊”严辞责难，尽管他本人在1936年的时候也是强打精神、努力地称着“希腊”的。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大称“希腊”，是对国际派的“入室操戈”，那么，这种行动是有点“辙乱旗靡”的。但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表现出了毛泽东在理论话语上别树一帜、另起炉灶的一面。要到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 《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才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论断，但在1936年完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已经在尝试着这样做了。这是毛泽东到陕北后的第一篇重头文章。既然是要在理论上压倒国际派，那就非显得很有理论色彩不可。在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是十分注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来分析战争中的问题，十分注意不让自己的文章给人以单纯的军事论文的感觉。例如，文章首先谈论的是“战争规律”问题，在具体地谈论“战争规律”之前，毛泽东这样给战争下定义：

　　战争——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矛盾之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同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这类话语，虽然很可能是来自于刚刚读过的某种教科书一类以普及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大众读物，但是，却使毛泽东一开始就站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峰上。在论说战争中的种种现象时，毛泽东是非常注意运用刚刚读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例如，在分析战争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时，毛泽东写道：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性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某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某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与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

　　又例如，在分析战争的指挥者为什么会犯主观错误时，毛泽东写道：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战争战斗的部署与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与客观的实在情况之间不相融洽，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会办与比较不会办之分罢了。事要求比较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多打胜仗，反面的说，要求比较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与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融洽起来。

　　在论说某个具体问题前，毛泽东常常先谈一点抽象的理论，就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至今还被认为“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既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谈论战略问题，既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贯彻到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中，那就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在大称“希腊”的同时，也尝试着以“民族形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了。在论说“战略退却”时，虽然分析了三个欧洲的战例，但毕竟首先分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战例，这已经让读惯了国际派文章的人耳目一新。实际上，在分析“曹刿论战”前，还有这样的话语表现：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敌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退却者打倒其势汹汹者。

　　《水浒传》上的王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却的林冲看出王教头破绽，一脚踢翻了王教头。

　　泛泛而指的“聪明的拳师”的“退让”，具体而言的林冲的“退却”，体现的都是中国传统的智慧，以退为进、以屈求伸、以柔克刚，这些成语表现的就是这种“中国智慧”。毛泽东实际上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宣传“中国智慧”，也是在尝试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或者说，在尝试着“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论及“运动战”时，这样给“运动战”下定义：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运动战的通俗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利害罢了。

　　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来解释何谓运动战，中国人一下就懂了，因为数千年来，广大中国人奉行的就是这种原则。

　　1936年的毛泽东，在进行理论创造时，一方面要仿效国际派的话语方式，一方面已开始别树一帜，已开始另辟蹊径。这篇文章中，不只是在论说“战略退却”时援引欧洲的战例作论据，在其他地方，也曾如此做过。例如，在批判“军事平均主义”的一段长长的文字中，曾夹着这样一番话：“欧战时强大的德军，同时间的主要作战方向始终只有一个。军事评论家对于一九一四年八九月间因东普鲁士危急抽调西战场少数兵力东援，还有认为错误的。假如西战场的不得手，这个抽调是其主要原因或原因之一的话，那么，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在文章进入《毛选》时，这番话也同样被删掉了。后来的毛泽东，自己读到这些“称希腊”的话，也会大皱眉头。后来把这些统统删掉，原因就在于当初写下它们时就非心甘情愿。毛泽东这篇文章，是总结此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和教训，或者说，是要在总结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军事理论。如果只谈江西时期的“反围剿”，怕又被国际派说成是“狭隘经验论”，所以，才生硬地拉扯上一些欧洲的战例。这说明，1936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建立起充分的“理论自信”。后来把它们统统删除，实在很好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些生硬地拉扯欧洲战例的部分，实在是一种耻辱的印记。

　　六

　　苦读十载八载甚至更长的时间，再写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理论家成长的正常轨迹。但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常规的方式成为理论权威。他必须是边读边写，必须是活读活用，必须是让每一本书都能在写作中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严格说来，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那些理论文章，都是一种读书笔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 《毛泽东年谱》，说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把西洛可夫和爱森堡这两个苏联人编写的哲学教科书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读了“三四遍”。一本教科书，读它三四遍，真是字字句句都能化为自己的血肉。毛泽东读书，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即在书上做批注。读这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做得尤其多，约有一万二千字。批注主要做在教科书讲解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部分，在讲解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批注又做得特别多，而三大规律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部分，是全书中最令毛泽东倾心之处，这一部分的批注，是多而又多，有一半的批注，是做在这“对立统一规律”的部分。这让我们知道，在这本教科书讲解对立统一规律的部分，毛泽东做了六千字左右的批注。而“这些批注，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 《毛泽东年谱》，说毛泽东1937年7月以前，读苏联人米丁等人合著的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译本上册，做了二千六百多字的批注，批注主要做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部分。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这一命题实在是有强烈的兴趣，这一回，批注的一半，又做在“对立统一”方面。批注做得其次多的，是在论说认识论的地方。《年谱》说：“毛泽东对本书的批注，重点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这同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一样，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 ”所谓“直接准备”，就是说，《实践论》、《矛盾论》，是对这几本书中观点的直接发挥。批注中的许多话，很快就直接出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田松年在《对几本哲学书籍的批注》一文中也说，毛泽东延安时期批注的书中，头两本，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的联系。 ”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文章，在问题的产生方式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文章，是问题早已产生，毛泽东早就有好好谈谈这问题的冲动。到陕北后，研读了若干本书，更理清了谈这个问题的思路，也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这类文章的典型。在江西时期，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就时常与博古、李德等人意见相左，在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的意见总是被无视、遭否决。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有许多话，如骨鲠在喉，早就欲一吐为快。到陕北后，读了一些实用性很强的理论教科书，更有了理论上的武装，生活又安定下来了，于是便很快把文章写成了。这篇文章中的许多具体论说，是直接回应江西时期和长征路上的争论，是明确回答前些年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质疑的。而另一类文章，问题产生在读书之后。本来没想到这个问题，本来只觉得应该写文章但没有想到要写这篇文章，在读某一本或几本书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个问题，才动笔写了文章。问题产生在读书之后，对问题的论说，自然就与那本或几本书有直接而深层的联系。《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类文章的典型。可以说，在江西时期，在长征路上，毛泽东都没有要以专文的形式论“实践”、论“矛盾”的打算。刚到陕北时，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到了陕北，读了一些书，主要是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这一本半书，“实践”和“矛盾”才作为两个“哲学问题”出现在毛泽东脑中。

　　正因为《实践论》和《矛盾论》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读书笔记，所以，《实践论》和《矛盾论》写得很顺利。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于1937年7月间完成了 《实践论》，1937年8月7日又完成了《矛盾论》，这两个东西，是一气呵成的。《毛泽东年谱》披露了若干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上的批注。例如，毛泽东在批注该书“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一节时，写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正确的理论积极地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地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这让我们知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个著名论断脱胎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这一说法。不过，毛泽东是十分善于借题发挥、撒豆成兵的，在理论上也是如此。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这一本半书上的批注，实际上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提纲。

　　毛泽东从来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之辈。理论上亦复如此。他的理论写作固然是对所读之书的发挥，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别人观点完全认同。即便是自己十分欣赏喜爱的书，他也可能对某些观点提出质疑。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于1937年4月在上海出版，毛泽东于1937年9月在延安读了这本书，并做了五千字左右的摘录。1937年10月，27岁的艾思奇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送上自己对艾著的摘录。1979年8月出版的学术集刊《中国哲学》第一辑，发表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和对艾著的摘录。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艾著《哲学与生活》，只是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成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毛泽东却用“更深刻”来评价之，足见其对该书的喜爱，同时也说明艾思奇此前的书，他都读过。27岁的艾思奇，在毛泽东面前，只是个“娃娃”，毛泽东却用这样的口气给他写信，并且不是命艾前来而是自己前去，真可谓纡尊降贵，也说明这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求知欲是如何强烈。毛泽东虽然十分欣赏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但又并不是完全同意艾的观点，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所谓“略有疑点”，针对的是艾思奇“差别不是矛盾”的观点。艾思奇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把这番哲学高论摘录后，写下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对的。”细读艾、毛两人的论说，我觉得并无实质的“矛盾”。艾思奇说“差别不是矛盾，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矛盾”；毛泽东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这两种说法，仅有措词上的细微“差别”。毛泽东竟要为这点小“差别”而去对艾思奇这个娃娃登门求教，实在让人感佩。

　　七

　　艾思奇这一路 “哲学”，流行了好多年。1978年，我上大学后，必须上“哲学课”，那个年轻的教员讲的就是艾思奇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讲到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时，缓缓拿起讲台上那只自带的玻璃茶杯，说：“也许有人会问，这个杯子与美国总统卡特有什么关系呢？”是啊，中国腹地的一只本来可能是罐头瓶的玻璃杯与美国白宫的卡特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睁大眼睛听他如何解说。他如何讲的，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是听得我们一头雾水。三十多年过去了，艾思奇已经成了一个很冷僻的名字，而卡特还活着，仍在顶着满头白发为世界和平而奔走，常常笑得像一个孩子。

　　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成为中统特务，后来流亡美国。在美国，盛岳写了一本《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其中这样评说延安时期王明 （陈绍禹）与毛泽东的关系：“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就当时公开表示的立场而言，毛和陈绍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很少有什么分歧。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扩大的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统一战线决议时，要是我记得不错，陈绍禹和毛泽东同是那届政治局的委员，可是中共历史学家们说六中全会估计到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不谈这次会上存在着政策上的分歧意见。”盛岳是针对中共历史学家后来对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王明斗争的叙述而说这番话的。当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彻底溃败后，王明成为党的历史上的罪人，其罪状之一，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 “右倾投降主义”。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就坚决主张统一战线应该以国民党为主导，中共应该执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不应该闹独立，不应该与国民党搞摩擦，应该诚心诚意地服从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而毛泽东则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重要；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警告不要打阵地战，也不能打运动战，而应坚持山地游击战；毛泽东疾言厉色地宣布，对国民党要“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毛泽东唇焦舌敝地告诫，如果不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将是自取灭亡。正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才使得中共在抗战中迅速壮大……这是长期以来流行的观点。但盛岳质疑这种历史叙述。盛岳的理由是，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并无分歧。

　　盛岳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长达七八万言。在这政治报告中，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表达的观点与王明毫无二致，可以说，完全是用王明的话语方式在论说统一战线问题。聊举一例。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论说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当时，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立场。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那时，救国团体在许多地方有组织，其他党派亦有了抗日要求。由于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由于全国军民的拥护，由于其他集团与其他党派的协力，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步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志们，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

　　在报告中，毛泽东非常认可蒋介石作为“民族领袖”和“最高统帅”的地位。这且不谈。更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宣称：全民族在蒋介石领导下，齐心协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这样说来，中华民族的“站起来”，比后来认为的，要早十几年。熊向晖晚年也强调过这一点。抗战爆发后，熊向晖即衔周恩来之命到胡宗南身边潜伏，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著名特工之一，为中共的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晚年，他对采访者说：“应该考虑，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就是从全民抗战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被列强势力瓜分的中国，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是全民抗战，中共军队牵制了日军很大兵力，但是统帅是蒋介石啊！所以，从这个着眼，一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地位，开始得到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熊向晖这番话，很有几分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其实是重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观点。

　　歌颂蒋介石，强调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全力抗战，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真心话。这是一种暂时的妥协。中共必须与国民党结成统一的抗日战线，且在统一战线中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听从蒋介石的指挥，这本是斯大林的意旨。斯大林之所以要中共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并听命于蒋介石，是希望中国军队能够把入侵的日军死死拖住，使其无法抽身进攻苏联。派王明回国，本就是督促毛泽东们执行这一决策。所以，王明的那些后来被斥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言论，实际上传达的是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谈到统一战线时，表面上是与王明同一腔调，实质上是对斯大林的迎合。这个时候，在这种场合，毛泽东赞美蒋介石、表示出对蒋介石的臣服，是给斯大林送上一颗定心丸。这时候，毛泽东还需要这样做。

　　但是，在这个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在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正式对国际派发难。这个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后来单独成文，编入《毛泽东选集》，在理论问题上对国际派的发难，也集中在这第七部分。所以，那些针对国际派的批判，人们很熟悉。当然，收入《毛选》的文章，与报告中第七部分，文字上有很大的出入。报告中的不少话删掉了，许多措词，也做了调整修改。例如，《毛选》中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

　　这番话，与原文就有若干差异，例如，“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在原文中是 “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字母”二字，针对性太强了。王明、博古等国际派，总是以能阅读列宁、斯大林的俄文原著自傲，而毛泽东不可能在这方面赶上并超过他们。既然不可能把俄文学得比国际派更精通，就必须否定精通俄文是一种理论上的优势。毛泽东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压倒、取代国际派，就必须把能否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说成是无关紧要的事。毛泽东说这番话时，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就在现场，他们当然听懂了毛泽东的真意。

　　编入《毛选》时，把“字母”改成“词句”，并非因为“字母”二字针对性太强，而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这句话是有严重语病的。

　　八

　　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部分，毛泽东更明确地强调：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这里抄录的是报告原文，编入《毛选》时也有细微变动。

　　延安前期，毛泽东另一篇重头文章，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最初的版本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后毛泽东将演讲稿修改、扩充而成文，本来的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字稿最初发表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2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刊载此文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充分表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新民主主义论》编入《毛选》时，也做了一定修改、增删。《毛选》中的文章有这样一段：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这不只是“民间语言”，甚至是“江湖语言”了；不只是“民族化”，甚至是“江湖化”了。“有饭大家吃”，本来说明是引用黎元洪的话，所以，这一段本来是这样的：

　　还是中华民国故总统黎元洪先生说过的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

　　编入《毛选》时，把“还是中华民国故总统黎元洪先生说过的一句老话”改成了“中国有一句老话”。这样改很有道理。这的确是中国民间社会、江湖世界的常用语言，黎元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这句老话。

　　这几年，毛泽东还在讲演、报告等场合，发表过一些后来广为人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观点。据《毛泽东年谱》，1938年8月2日，毛泽东在对抗大毕业生讲话时，强调：“枪杆子里面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类似的观点，毛泽东此前早已表达过，这一次说得更明确、更斩钉截铁。

　　1939年5月，毛泽东写了 《五四运动》一文，此文后来编入《毛选》。其中说道：

　　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上，而不在乎口讲（仅仅口讲）什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东西，真正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的。

　　《五四运动》编入《毛选》时，这段话也做了删节、修改，最明显之处是把“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删去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两个运动是“失败”的，话虽然删去了，这种看法却未必也删去了。这番话的重要之处，在于明确地把是否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作为判定知识分子革命与否的最终标准。这是毛泽东首次发表这样的观点。

　　1940年代的延安，曾有“宪政运动”。1940年2月19日，“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参加了成立大会。在大会上的演讲中，毛泽东强调，青年应该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宪政运动”而奋斗。 次日，1940 年 2 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发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促进会”的主席是吴玉章，毛泽东在理事中名列第一。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发表题为《新民主义的宪政》的演讲。 此演讲后来编入《毛选》。 据《毛泽东年谱》，1944年3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起草指示，专门谈宪政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况，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

　　毛泽东的理论活动，国际派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们当然不可能在理论上真正信服毛泽东。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他们尤其不能接受。王明在未被一场接一场的批判运动压服前，明确表示过对此种提法的质疑。王明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九

　　1938年10月20日，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做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王明的发言，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自然热烈拥护，但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表示了担忧。在这样的大会上，王明没有明确地、直接地否定这种提法，只是间接地、委婉地表示了异议。王明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注意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前提是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根本没有真正领会、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王明提出这一点，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王明认为应该注意的第二点，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庸俗化，不能胡乱比附；第三点，是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混同于孔子的折衷思想，也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历史上的繁琐哲学相混淆；第四点，是既不能以孔子思想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哲学理论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五点，是不能在“民族化”的名义下，拒绝对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借鉴。

　　王明的质疑、提醒，句句击中要害。王明还是有点理论水平的。这也意味着，毛泽东不可能单纯以理论来压倒并取代国际派。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消灭。其实，精神的力量，也往往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消灭。毛泽东不可能以精神的力量消灭国际派的“精神”。他必须发起“整风运动”，以一场接一场的群众性批判，来摧毁王明们的精神。而“整风”、“批判”，不是精神的力量，是物质的力量。

　　2013年9月6日清晨

　　注释：

　　（1）（15）（16）（17） 见 《毛泽东年谱》，1993年12月第1版，中卷，第92页，第170页，第171页，第497—498页。

　　（2）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3）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58页。

　　（4）见《赵树理研究文集》之中卷《赵树理论考》，董大中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第1版，第73页。

　　（5）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载《中国哲学》第一辑，1979年。

　　（6）（8）（11）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6月第1版，第23页，第70—71页，第72页。

　　（7）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67页。

　　（9）（10）（12）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15页，第685页，第685页。

　　（13）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页。

　　（14）见杨者圣《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5页。

　　（18）见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17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