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这个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证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大陆虽然已经不存在，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它还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并且会在某些条件下有所发展。

　　上列引文，不加说明，易被误为出自八十年代前，实则它是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中宣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讲话中的一段。胡严厉批评“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中”思想战线“涣散软弱”，而将原因落在回避“思想斗争”。而后接着说：

　　有同志提出，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或思想斗争，会不会危害三中全会以来的安定团结、生活活泼、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局，而把它变成一潭死水？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不会危害这种局面，不开展思想斗争倒一定会危害它。

　　要求克服对“思想斗争”的心理障碍：

　　有些同志很怕听到批评特别是思想斗争，但是过去三、四年的历史却丝毫没有什么叫人害怕的地方。由此可见，除非某种思想斗争毫无道理，方向错误，方法也是武断专横，那确实会危害安定团结等等，否则就不会。

　　进而指出：

　　正确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以及必要的思想斗争，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走向高度民主的条件和表现，而不是压制社会主义民主，妨碍走向高度民主。

　　中国当代史，很长一段时间是斗争史；中国当代文学，也很长一段时间与斗争如影随形。离开“斗争”二字，这段历史和这种文学，相当程度上无从认识、无从解释。过来人对此素所稔知，然其中道理何在，恐未必曾用心思之。

　　说起“斗争”往事，人所想到的多半是悲剧、整人、冤案等字眼，那固然彰彰明甚，但见仅止此，却不免遗神取形。本文所以引胡乔木的话为开头，是因它对我们从原理上理解“斗争”，有很大帮助。这位党的高级理论家，给出一个概括：“作为无产阶级斗争高度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党”。句中，共产党被表述为二物之合：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即“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斗争。如果我们据此指出“斗争”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精魂之一，想来应该未拂他的原意。本文所将论列的一切，归根到底以此为源津。我们想去说明，对“斗争”所见若只是囿于身家忧恚、一己之悲，而不提至这般高度，则于历来的孜孜以求、常抓不懈，不可能知其根柢。

　　再看一段论述：

　　毛主席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矛盾只有通过斗争实现革命的转化，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引自“文革”御用写作班子“初澜”为纪念《讲话》写的《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斗争哲学——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发表在1973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那时凡引毛泽东的话，都印黑体字，以示崇敬。上有两处黑体字，一处加了引号，一处未标，然而确实都是毛语录。前者系出毛泽东五十年代代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者见于一篇相对不太著名的文章。此文有个十足的军事风格标题：《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好像是战争年代旧作，实则它和战争、军事都无关系，而是1959年8月为刘澜涛等人所编一本小册子所写批语。大概写得太长，毛自己为它加上标题，变成一篇独立文章，如今可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读到。

　　刘澜涛等所编小册子，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其中“革命的群众运动”指大跃进。当时正是庐山会议期间。会上，中共高层因大跃进发生严重分歧。见到小册子，毛泽东很高兴地称道：“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所以，“机关枪”“迫击炮”都是比喻，用战斗比喻党内不同意见之争。批语中，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相关的完整一段话，如下：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指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抗战时，邓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而与中共颇多交往。“邓先生家在榆林。抗战期间，他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形成了这样一种不确切的断语。当他路过延安回家时，在同毛泽东同志谈话中，说了这句话，给毛泽东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毛泽东语气看，邓宝珊这番概括或评论，原意不尽正面，但毛泽东却觉正中下怀，“一点也不错”，他接过邓的话题加以完全肯定。于是，这句原出于邓宝珊的话，“文革”中虚其背景，由《解放军报》作为毛语录于1967年9月22日披露出来，而其原本的来历，那时并没有人知道。

　　回到1959年，可以说毛泽东的巨大权威遭遇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挑战，他油然地想起邓宝珊旧话，一面有力将挑战“粉碎”，一面写下这个批语，教育全党从唯物辩证法高度对今后类似事态有充分思想准备。核心意思，就是斗争无止境。告诫至少还要斗“二十年”或“半个世纪”（这两个数字，是他对实现共产主义所需时间的估摸）；甚至说，共产主义实现后仍会有斗争。后来“文革”的时候，更明确地说：“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

　　他对“斗争”，明显地抱有信仰，以致奉为永恒。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讲的是基于生产关系条件的“阶级斗争”，并说到共产主义实现“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非无止境，相反，阶级斗争因阶级存在才存在，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阶级斗争不单以消灭阶级为目的，并且也只是为这目的服务的手段。概括起来，经典马克思主义里只有明确置于唯物史观范围下的阶级斗争命题，首先是有前提，其次既有始也有终，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在毛泽东那里，“阶级斗争”命题则具有向一种单独的“斗争”命题发展的趋势，亦即脱离或超越社会历史学说的层面，演变成一个哲学命题。

　　1937年写的《矛盾论》，是他一生重要的哲学论文。其中说：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事物都处在矛盾中，是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但矛盾这概念本身，并不强调“对立”或以“对立”为主，实际上，是“对立”和“依存”并重，“矛”与“盾”随时在转化，而此为彼、彼亦此，是流动的甚至相孕含的关系。毛泽东的认识，重心则明显置于“对立”一端，后来趋势愈深，发展成带有拜物性质的斗争至上思维。对于辩证唯物论，矛盾体现一种有关事物转化的实践性认识，不承认以至还反对单独的“对立”逻辑；对于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则有始又有终，有明确社会历史内容，不是抽象、思辨命题。而毛泽东的表述是，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他的确已把“斗争”哲学化，抽象为事物不论条件、不问时间地点的本体论。

　　必须看到斗争在毛泽东那里的哲学化和思辨化，这是众多问题和现象的真正根由。我们普通人对斗争的所见，都是实际的、形而下的；往大里说，如恩冤情仇、争权夺利，往琐屑里说，甚至是饮食男女、家长里短。而在毛泽东，“斗争”二字已经被抽象出来，作为万物所循的规律，是“万类霜天竞自由”，是任何存在所不能外的方式、形式。换言之，对于斗争的理解，庸人们与毛泽东有巨大的、霄壤般的差距，前者依己浅近、猥薄的心思，目光仅及于各种利害的格局和个人得失，虽然他们的观察，从具体实例中总是能够找到一些根据，但若以为那便是斗争的动因和内涵，则确实将毛泽东的思维，和他领导革命、治理国家的抱负庸俗化。至今，对毛泽东毕生致力于频仍斗争，作为“权力忧患“来解读的观点十分普遍；然而，我们一日不能从哲学忧患而非个人角度认识问题，就一日无法取得那段历史的真正教益。

　　说得透彻些，那段历史的源津，不在政治，而在哲学和思维方式，政治上种种，只是哲学和思维方式所引出的果和表现。同样地反过来说，这段历史加诸中国的根本影响，也不是政治、社会的起伏动荡以及个人在其间悲喜无妄的命运，而是全体中国人面对生活、历史、文化、自然、人际关系等一切问题，所抱持的认识。通过改变我们的认识，它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改变了我们的心灵。那段历史虽成往事，政治与社会的面貌或已有别，但中国人临事处世的态度、反应、心理，长久虽不能言，至少迄于眼下仍保持着斗争的思维和逻辑。人类历史上的思想体系，多不以斗争为美事。我们的儒家尚“和”、主“同”、讲“恕”，老子认为“柔”“弱”较“刚”“强”为好：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就开始谈“和谐”，“和谐”生美，基督教讲仁慈、博爱、勿以恶易恶……总之一般以为，人与自然以物我无间为佳，人与人则相安相近为妙；世界是太平的好，天地则要海晏河清。而当代中国，认识可以说颠倒了过来，人不再以为这世界上翕然相从是可求的目标，凡生存，总在于“斗”。

　　毛泽东教导人民，世界仅有“斗”与“不斗”两种关系，而“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斗”是唯一正确之选。类似意思，也表述为“破”和“立”：“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有唯一性，无“破”则无“立”，甚至“破”就是“立”。可见，他对世界虽然取二分法，实质却只执一端：从“斗”和“不斗”来说，“斗”正确，“不斗”错误；从“破”和“立”来说，无须单独考虑“立”，“破”便是“立”。

　　上述思想，曾化为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孙悟空是毛泽东所偏爱的小说人物，其最后的封号即“斗战胜佛”。《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有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里“灰尘”也即“万里埃”，“扫帚”则同“千钧棒”。 “灰尘”与“扫帚”，“万里埃”与“千钧棒”，是他心中有关世界的基本图景。

　　推崇斗争，不限于人世。除“与人斗”，还要战天斗地。像劈山引水、填海造田、“天堑变通途”等，当时并不尽因生产建设之需，也具有哲学的说明、实践意义，是斗争精神的象征和投放物。

　　哲学与美学相邻。被提升到哲学高度的斗争，很容易取得审美价值，从“世界观”变成精神享受。所以，对斗争的崇尚，也构成生命体验，作为幸福观而指向充实、欢乐——信仰斗争的人有福了，这是曾经极力宣扬的“革命人生价值”。藉此，斗争从抽象逻辑和理念，走入世俗生活实践，近乎于和柴米油盐酱醋茶并列，成为日常“开门第八事”。善于、勇于斗争，能引起钦羡和仰慕的荣光，直至与生活美好与幸福紧密相连。这种理解也直接来自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以“她在丛中笑”描绘了一种遗世独立的快乐。“文革”中注解者阐其精神：“坚贞不屈，傲霜斗雪，不怕孤立，不畏强暴……”造反组织多有取名“丛中笑战斗队”者，而“与×斗，其乐无穷”一类标语随处可见。今天我们谈及“文革”炽热的斗争，只知道从政治着眼，完全忽视当时实则普遍含有生命审美体验。回到当时，斗争可致愉悦和充实，不是宣传，是人们心头千真万确的渴求。由此想到前不久央视曾于街头逢人问以“幸福”，这个答案搁在四十年前，恐怕泰半将与斗争联系在一起。

　　斗争哲学鼓谈最盛，约在1972、1973、1974年间。那时出了林彪事件，“571工程纪要”攻击党内斗争过于残酷。随即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围绕这个问题反复驳斥，论述马克思主义精髓即斗争哲学，从而掀起一个谈斗争哲学的高潮。《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抛出标题包含“坚持斗争哲学”字样的评论和报道，诸如《坚持斗争哲学 狠批 “克己复礼”》《坚持斗争哲学

　　推动社会前进》《必须坚持斗争哲学》《批判中庸之道 坚持斗争哲学》《坚持斗争哲学的好党员》等等……初澜的《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斗争哲学——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是其中将斗争哲学原理与文艺方面相结合的一篇。

　　毛泽东的斗争热情，保持到最后一刻。“文革”末期，他又有名言：“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当时播于人口，至今也常提及，但时过境迁，具体出处如今引用者都不能具其详，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将其遗漏。一番查阅，我才检得它面世于1976年5月16日 《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亿万人民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提高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

　　这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为“文革”十周年所写纪念文章，时谓“两报一刊社论”。

　　据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 （1949-1976）》，两句话为毛泽东对尼克松女儿朱莉夫妇所谈。新华社公布的会见时间为1975年12月31日。毛有深夜见客习惯，会见可能持续至翌日即1976年元旦的凌晨，这大约是社论称两句话为“今年年初”所说的原因。而张玉凤谈“1975年10月下旬”以后毛健康状况云：“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情况应该是逐渐加重的，以此推之，与朱莉夫妇所谈有可能是毛一生最后不多的清晰口头表达之一，而他使之落于“斗争”二字。

　　两句话本身，也可以品味。一为判断句，一为疑问句。前者是直接简明的肯定，后者藉反问口吻更加强烈地表达了肯定。“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凝结了毛泽东抱持一世的哲思；而“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则更富情感色彩，个性意味浓厚。

　　我们理这些头绪，都是为了探赜钩深。重要的是，通过搜 毛泽东胸中丘壑，认识那段高蹈着斗争的历史逻辑。我们说，但能窥小说真昧，皆知故事其表、叙事逻辑其里。历史也相仿佛。“571工程纪要”将残酷斗争归结于“整人”，而受到不懂哲学的嘲笑，其实是对的。一多半个世纪，斗争主掌中国历史和社会，根须在哲学。见不及逻辑。只看故事，不但会把事情说浅，甚至讷口难言、舌挢不下。例如我们所知，红卫兵暴力大量施诸陌生人（老舍自杀前对他批斗的，便是北京某中学“小将”），作为故事看简直觅不到因果动机。而这之前，同样情形在反胡风、反右等运动中已露端倪，广大“群众”对被斗争者，岂止谈不上个人恩怨，甚至照面也不曾打一个，却仍能怒火满胸、口诛笔伐。还有一些斗争，没有现实对象，指向一种精神、观念乃至遥远的历史与文化，然面对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古墓、碑刻、雕像、书籍……人们却显出了苦大仇深的样子。如此等等，作“形而下”之解，怎么讲得通？

　　下笔千里，离题万里。自云“文学史微观察”，兜了偌大圈子还没怎么讲文学，真不免挂羊头卖狗肉之讥。但在笔者却属不得已，那段文学史，不顶着这样一只大帽子，根本无从谈起。好在铺垫可以告一段落，下面专心去谈文学中的情况。

　　文艺，是斗争经常光顾的领域，本拟名之“重灾区”，细心一想，实则哪个领域都不轻松，遂弃此顾影自怜的表示。不过，文艺处境相对特殊，是确实的。一来无产阶级革命对意识形态格外高看，且视文艺为其前沿；二来毛泽东本人文武双全，尤其能文，毕生以“枪杆子”“笔杆子”并重。所以文艺在斗争史上所受眷顾，的确常置优先。前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新中国“文治”奠基，后有文艺方面“两个批示”吹响“文革”号角，已足证之。

　　具体再看，以建国为界，文艺斗争举其著者，便有1951年批萧也牧、《武训传》，1954年批旧红学、胡风集团，1955年批丁（玲）陈（企霞）集团，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2年批 “反党小说”《刘志丹》，1964年 “文艺整风”（批夏衍、邵荃麟、田汉、阳翰笙、陈荒煤等），1965年批 《海瑞罢官》，1966年初江青受 “委托”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出笼《纪要》将整个“十七年”打为“黑线专政”、提出“黑八论”。“文革”正式发动（1966年5月16日）后更毋待赘言，文艺舍斗争无其他。即“文革”已毕，纵观八十年代，文艺领域斗争仍意犹未尽，批《苦恋》、批人道主义、批现代派、“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头虽不及过去，常虎头蛇尾，然就频率言，短短十年而有这些斗争，也相当可观。

　　以上历史，谭者甚夥。文学史、个人回忆录、专题研究、访谈、纪念文集等，各种形式著述盈筐积案。近二十年，当代文学的史料有个暴涨期，而依粗概印象，七成以上与各种文艺斗争、运动有关。这是那段历史实际使然，反映了历史自身面貌。不过另一印象是，无论当事人、讲述者，还是运用材料的评论、研究者，角度视线甚少脱逸论人骘行，在个人的是与非上做文章。丁玲与周扬之间，就很典型。

　　1955年起，由周扬领导和实施，丁玲先后作为 “宗派小集团”（1955）和 “反党集团”（1957）头领被斗争，打倒后发地方改造。1979年回京，撤销其右派分子的政治结论、恢复党籍，但1956年中宣部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未见取消。

　　历史问题，即1933年至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拘禁于南京这段经历。中宣部审查称：其间，丁玲曾向敌人“屈服”，存在“变节性的行为”。相关问题，早在延安时期中组部有过一次审查，当时出具的《结论》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又指出：“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即拘禁期间丁本有机会脱身，却未加利用，《结论》对此表示困惑，但因无事实材料可说明究竟有何问题，故未加判断，而以“不适当”字句提出批评。

　　对比前后两个结论，可见两点：一、1956年明指丁玲有“变节性的行为”，1940年认为“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二、1940年一面指出“自首”是传言、“不能成立”，然又强调是“根据现有材料看来”，似对进一步评判留有余地，次而对不“及早离开南京”表示微辞，故1940年结论总体态度也不鲜明，倾向于存疑，内中一句真正明确的判断“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原稿本无，是毛泽东审批时所加。需要说明，虽然1940年毛泽东为中组部审查结论加了那句话，但1958年他已将它完全推翻：“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这是他为1958年第2期 《文艺报》“再批判”特辑，所亲撰《编者按语》中的句子。

　　1979年6月8日，丁玲打报告，要求两个“确认”。一是确认1956年中宣部对她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能成立”，二是“确认1940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总之，废除 1956 年结论，回到 1940年结论。但是，第二天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立刻答复她，1956年审查结论“实事求是”，“应维持”。

　　从《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语气（作者之一王增如为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看，丁玲显然认为是周扬作梗，在幕后阻挠。这很自然。1956年结论就是周扬主持下搞的，他不愿意被推翻可以想见，此其一。而中国作协是周扬领导下的单位，“应维持”的答复受到周扬影响亦可以想见，此其二。第三，周扬确有反对纠正结论的表示，据说当其旧部贺敬之流露不同态度时，周扬极不满，“甚至对贺敬之说：你今后还想不想在文艺界工作呀？你是否认为‘叛徒哲学’还有理呀？你如果这样看，就站不住了！”

　　周、丁矛盾众所周知，推想周扬是丁玲恢复名誉途中的拦路虎，如以上三点所示也很合逻辑。然而，丁玲恢复名誉过程艰难，能否归结于周扬阻挠，却要单独来看。因为有另外的线索。

　　经丁玲进一步要求，复查正式开始，工作由中组部来做，最后报中央审批。其间，将听取宣传口方面意见，在此层面，周扬以其身份、地位，于事情确当发挥某种作用。但毕竟复查工作的本体与实体，是中组部，裁决权在中央，要说周可以一手遮天，左右中组部乃至中央态度，显然不契情理。1979年末，中组部将问题上报后，翌年1月25日中央作出批复，基本维持1956年中宣部结论，具体表述是：“关于丁玲同志历史上被捕中的问题，同意维持中宣部一九五六年十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对该结论中说丁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就此，《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写道：“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顶天了。”从而提示问题的复杂性。

　　足足又过了四年，中组部最后拿出《关于对丁玲同志申斥的复议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在分辨相关事实时，对1956年中宣部结论所依据三点，即“（1）与叛变的爱人冯达同居；（2）国民党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3）写了一个‘申明书’”，均未否认，而是重新解释。例如，认为国民党的“优待”，系因丁玲著名人士身份而发生的“特殊存在”的“情况”，意即可以理解；对于“申明书”，则认为“属于为了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的态度”。换言之，复议的结果，基本事实无出入，突破在于如何解释。

　　据此可见，丁玲历史问题的症结、难度，其实在于观念，并非某人阻挠可致。简而言之，革命伦理话语面临变化与调整的过程。过来人都知道，丁玲南京所涉三种情节，为往昔革命伦理话语所断不容。从1956年来说，类似经历被目为“变节”，可谓必然，绝无例外。之前1940年未作“自首”论，是因当时并不掌握三种情节（它们是1955年才由丁玲在受审时交代出来），故以“传闻”不足凭信具结，但对丁玲南京经历仍不无保留和批评。1979-1984年的复议，是在1956年已有三种情节基础上进行，困难也在此。“组织上”的难题，与其说是要否恢复丁玲名誉，不如说是怎么面对党既往的伦理观念。后者有些地方需要调整或突破，而“组织上”沉吟不已、颇费斟酌的是，既要照顾、衔接“过去”，又要使思想向“将来”打开。最后我们所见1984年复议报告，可谓交织着如上两难话语而努力加以弥缝的文本：

　　关于丁玲同志写“申明书”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只有她本人的交代，没有直接证据。“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说“出去后，愿家居养母读书”，是属于为了就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的态度。另一方面从丁玲同志整个被捕情况看，她被捕后拒绝为敌人做事，写文章，曾想逃跑、自杀均未成，最后她终于想方设法找到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被捕中并没有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行为。事实表明，她并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积极设法逃脱牢笼，继续革命。据此，可以认定丁玲同志写“申明书”问题，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

　　撰者用心是，避免伤及原有伦理话语，同时克服它的严苛，代以宽厚和容德。这显出时代的进步，理当如此、原该如此，但显然来得不易，为此耗掉五年时间。

　　不论周扬在丁玲恢复名誉过程中起何作用，我们主张不去辨识。因为不重要，事不取决于此。且不说周扬究竟何想迄今我们并不明了，即便假定已知周扬抱了完全彻底的反对，除了可让我们对他鄙视一番，于确证和认识历史，又有何益？

　　但当事人和围观者之所属意，偏偏在个人恩怨，而非历史认知。这当中有个场景，意味深长，却受到忽视。1979年夏，周扬与丁玲见面，以极轻微声调吐出一句蹊跷的话，丁玲当时甚至没听见：

　　陈明听到周扬仰着头在沙发上轻声说了一句 ‘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回去后他把这话告诉了丁玲，两人一起猜周扬是指谁，是指他自己，指林默涵、刘白羽，还是指毛主席？

　　关键词有二，一是“责任”，二是“一个人”。前者所指清楚，即丁玲案的历史责任。至于后者，陈明说丁玲和他“一起猜”，似乎将它复杂化了。居间来看，既然谈话只在周、丁之间当面进行，又明显是商询、自辩语气，则“一个人”显系周扬自指。因此，“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周扬想说的是，丁玲问题非他周扬独自造成，话中后面或还含有“勿以为解决问题的真正障碍都在他那儿”的意思。周出此语，动机无非是为自己推卸责任，并求丁玲谅解。而他之可如是说，必定有事实为支撑，亦即丁玲问题前前后后，众所周知情形之外，尚有唯他掌握的情节。问题是，对此他欲言而有所不能，只能以“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作为微讽，指望丁玲心领神会。然而，丁玲与陈明“一起猜”的结果，却是拒绝会意，坚持以周扬为她悲剧魁首。客观来讲，这在双方都确为难局。周扬难在不便明说、指望丁玲意会，但丁玲又岂便贸然“会”意？从现实角度，她只有揪住周扬这位“执行者”，向他追责，去争取洗清名誉。

　　都知道丁玲对于周扬，不惟切齿当年的迫害，亦复恶其最终都不公开宣陈悔意；也都知道周扬“文革”后逢人道歉自责，却偏偏、唯独对丁玲吝此一语。这怪异的情形，曩时大家都觉无从解。从我个人来说，了解1979年丁、周这次见面经过后，似乎有了答案。我以为周扬见面时所嗫嚅的那句话，应该藏着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唯一契机。然而，这打着哑谜、充满试探的“媾和”，只能归于失败。周应该畅所欲言，但他有其苦衷，做不到；而在丁玲，也绝无可能将那么一句藏头露尾的话，笑予雅纳。从周扬来看，丁玲不免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明摆着是要将责任“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反过来，我们也替丁玲想一想：你周扬不愿担责，让我向何人追责？又有何人可追？况且，害人到这地步，纵非“一个人”全责，担一担又有何妨，莫非不该？双方各有其难，态度遂成死结。

　　我们从旁而观，于双方相当理解。也许周扬那句话，意义大于他们之间的是非。周扬在文坛呼风唤雨、风光无限多年，但人们往往只见这一面而不知另一面。他另一面是，行事十分谨慎，防微杜渐、滴水不漏。身为“十七年”文坛总管，很多来龙去脉惟有他才掌握，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想，周扬却概不轻言。终其一世，生前不受个人访谈 （1978年赵浩生之访似为仅有），身后无日记、回忆录发表，能从他那儿了解的文坛秘辛，迄今微乎其微。实际上，“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这句话，已是他所曾露出的最近“内情”的口风。他既拒绝“一个人”承担责任，必非虚言，必有十足依据，可惜点到即止。

　　无奈，丁、周漫长纠葛，终未稍稍出离私人恩怨。最后收束，甚至在那情绪里陷得更深。1985年9月，丁玲住院，刘白羽探望。此时，丁玲恢复名誉，周扬因人道主义、异化理论问题得咎和病重，刘白羽则自四次文代会后与老领导周扬在主张、理念上分道扬镳。丁、刘这番“在医院中”谈话，所涉周扬内容如下：

　　丁玲说：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闭幕后，我走的时候，周扬跟我谈过两句话，第一句话：以后再也没人叫你同志了，你有什么想法？1957年那个时候，我当然无话以答。第二句话：我看，还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很得意呀，他胜利了嘛，我是失败者嘛，我是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嘛！

　　刘白羽说：周扬现在得了脑软化症，说话很吃力，有人去看他，他还常常流眼泪。

　　丁玲说，天晓得，你要是不得脑软化症，那还是你笑到最后你笑得最好，我顶多只能翻身儿，我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在那里么，你没有啊。说罢哈哈大笑。

　　这场景，读得人五味杂陈。文坛两位大僚，你来我往斗了半生，来争一个“谁笑到最后”。那总有结果，非此即彼，必有一人。然而文坛四五十年的斗争史，倘以个人“笑到最后”为收获，岂止代价昂贵，简直还是白白付出。

　　关键是，沿个人恩怨摸索，最终只能得到一段无厘头历史。斗争如此普遍，大抵无人脱得干系。往往，被斗争者曾是勇猛的斗争者，斗争者不知何时却也沦为被斗争者。丁玲遭遇不幸之前，建国后文坛首个较大规模斗争——批萧也牧——便是由她领导《文艺报》发动。周扬在“十七年”历次斗争中多为掌印撑旗人物，到“文革”不也未逃被斗命运，乃至“文革”后也在斗争尘埃中落寞而终？除了很偶然的例子，十足的斗士与十足的羔羊，都难得一见。说到应该道歉、悔憾，五十年代以迄八十年代文坛，这种人与事何止万千？1925年，鲁迅以“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喻国中之人，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经历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反倒没有鲁迅的把握，分不清谁是凶兽样的羊，谁是羊样的凶兽。或许，既没有凶兽，也没有羊；凶兽或羊，都有点身不由己，是被斗争“形势”决定和支配，由它安排你做凶兽或羊，且随时作角色的变化和转换。郭小川1959年被斗争时自是孱弱的羔羊，可是之前从丁陈集团到反右，他也曾斗志昂扬、冲锋陷阵。老舍在生命终点，如走投无路的羊，被凶兽们撵赶着沉入太平湖，然而，过去当别的羊受着驱剿时他也参与其间，那些文章、发言，至今可查。类似还有巴金先生，以其素来赋性情怀，我们都觉他羊性十足，但千真万确，他同样加入过凶兽围羊行动，向战栗之羊发出恫吓……这，都无法用品性来解释。余者，冯雪峰如何？曹禺如何？茅盾如何？何其芳如何？艾青如何？甚至鲁迅遗孀许广平又如何？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就中国作协对冯雪峰的批判活动报道说：

　　会议从6月6日起，到8月20日止，已先后举行了十九次，在会上发言的共百余人。第十二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许广平、老舍、钱俊瑞、夏衍、郑振铎、蔡楚生、邵荃麟、张天翼、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王任叔、袁水拍、葛琴（十七人联合发言）、冯至（和吴组缃、卞之琳联合发言）、陈白尘、张光年、孙维世、臧克家、严文井、蒋天佐、沙汀、楼适夷、阮章竞、李伯钊、菡子、王士菁、王蒙等。丁玲在会上先后共作了五次发言，态度极不老实。会上，大家一致对她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大家对冯雪峰在第十八次会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的交代也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类似名单，报上不时可见。无非，此时我为刀俎、人为鱼肉，下一次则我为鱼肉、人为刀俎。凶兽与羊，果可辨乎？

　　近阅严平访王信先生谈忆文学所 “文革”往事，涉多位有名人士，中有那样的例子：后对“文革”确实厌薄唾弃，当时却“调子很高”，“走到最前面”；而在文学所这丝毫不是特例，对斗争的投入、卷入几乎没有例外，王信搜其记忆，“真正的逍遥派只有一个人”。

　　所以，四五十年文学斗争史，症结不在人性、人品，教益也必不在。惜乎文学史的当事人与研究者，至今多不越此窠臼。我们的思维或文化，有时极端忽视个人，有时偏又深陷个人障壁，不能到一己悲欣以外求更多认识。鉴此，这篇有关当代文学斗争往事的专论，才决意排遣恩恩怨怨之论，拔乎个人视点之外，探这段历史的所以然。

　　先前从哲学考察了毛泽东的斗争观，它怎样化在文艺方面，落实为具体的文艺思想，还要单独来看。为此引两段论述，其一：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其二：

　　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这，把他们化过来。

　　大家知道，毛泽东文艺论述是很丰富的，这里有意避开像《讲话》那样最经典、人们最熟悉的著作，从相对偏僻出处引两段。头一段，出自1944年1月一封书信，而于二十三年后才首度公开。第二段，为1956年一次谈话。这两段话，各有一些特殊性，对于说明本文的问题，更有帮助。

　　前者特殊性在于，虽然发表很晚，时隔二十三年方才面世，然而人们初一读之，都有耳熟能详的错觉，仿佛习之日久、早存胸间。藉此，我们可以明白这样的道理：毛泽东文艺观整体性很强，一以贯之；他的话，具体如何说、说于何时、何时方为人知，这些外在区别相对于精神和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不重要，话语本身或为初见，话语后面的逻辑却早就深入人心。

　　第二段引文，也有一点特殊性。它是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谈话里的一段，而1956至1957年初，是毛意识形态尺度最宽的时刻，我们所重者正在此。“斗争”字眼本身严厉，因而我们反觉得一番和风细雨之论，兴许比态度峻急所谈更值得征引。一般来说，思想总是平和时比较近于本原。虽然毛泽东倡导文艺斗争，说过许多相当激烈的话，但如果我们弃激烈就平和，以一段春风拂面的话语为凭察见他的胸臆，想必更为允切。

　　进而来看，两段论述分别有其主脑。一个是“颠倒”，一个是“改造”。“颠倒”是对过去历史的总裁判，“改造”则指出历史旧貌变新颜的途径和办法。我们认为，毛泽东的文艺主张，或他通过文艺想要办的事，基本浓缩在这两个词中。

　　“颠倒”的判断，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思维特色，包含“破”“立”并举的逻辑。即，既曰“颠倒”，已经意味着“再颠倒”。如何“再颠倒”？乃有“改造”为跟进。需要说明的是，“改造”代表了当时及其他大多数时候毛对思想、历史和文化的思路，它有很多具体表述，如“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但到晚年或“文革”，情况发生变化。那时，他已认为“改造”无法达到目的，因而升级为彻底“革命”。相应地，先前立足于“改造”的提法，也代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等，把过往历史和文化，分称“封”“资”“修”，概加摈弃，无所容留。随之又应指出，这种变化亦即从“改造”到“革命”，只有程度的不同，并无逻辑的不同。它们的前提都在“颠倒”那里，“改造”对于“颠倒”效果不佳，便继以“革命”；“改造”是“革命”的前奏，“革命”则是“改造”的躐进。

　　总之，过往及现有文艺应予“颠倒”，是毛泽东文艺史观的出发点。文艺肩负斗争使命，根本上是从这里而来。自1942年他开始亲自、直接、集中过问文艺工作，这个领域几乎可以说无片时“止息”斗争。我们所引1944年这封信本身是个生动说明，不光是晚了二十多年面世、人们却对其精神亲熟之至、觉得早就化为文艺实践的桩桩件件、点点滴滴，就连此信发表时所做处理——隐去收信人姓名（因已打倒）、改题《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删去称道郭沫若历史剧之一语等，也是文艺斗争不断推进的活形象。

　　也只有找到这个落脚点，才能正确理解四五十年间文艺斗争接踵不断的表现，否则难免以为是“折腾”。用“折腾”表述那段历史，也许符合过来人的自我体验和感受，但用来概括、认识那段历史，某种意义上是失真的。在毛泽东，文艺应当“颠倒”，是他心中的重大问题。他以极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开展文艺各种斗争，总的来说，不是“无事生非”，也不是借文艺的酒杯浇别的块垒，虽然某些事件（如批《刘志丹》《海瑞罢官》）不乏那种成分，但他要将文艺加以“颠倒”的志向确实单独存在。

　　这关系着那段历史整体上究竟怎么认识。将文艺斗争归结于政治尤其是权力意图，看不到毛泽东对文艺的单独抱负，会大大降低、限制对那段历史的解释的有效性，甚而落至索隐的境地。像《武训传》事件、胡风案、丁玲问题、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谜团、江青“京剧革命”和《纪要》出笼等等，都面临这种情况。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权力的机变上，过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取，从而将事情神秘化，总想通过秘闻、内幕挖掘原由和动机。而这种探寻方向，不知不觉等于用偶然性解释文艺领域的斗争，似乎都是阴差阳错、无妄之灾。殊不知“斗争”乃是必有之义和不改的意愿，事不因人起，因理念、逻辑而起，没有胡风亦将有“曷风”，没有丁玲亦将有“丙玲”，没有王蒙亦将有“侯蒙”……斗争思维总会找到相应的对象和载体，无非具体落在谁的头上，才显出那么一点偶然性。

　　就此我想说，目前对文学斗争现象的述论，基本麇集于“大事要案”，可能意味着一个重要不足。既造成很多盲点，也容易引向恩怨史、索隐趣味、道德论等误区。人们忽视了几十年文学中，斗争无处不在、不舍昼夜，完全维持日常化状态，“大事要案”仅为当中极端形态的一小部分。它们因让人神慑色沮的情节而吸引更多目光，非不可以理解，但假如四五十年文学斗争，终于只被记忆为那么有数的几件事，于历史恐怕反而是遮蔽。

　　故本文拟置“大事要案”于不论，只从点滴、寻常物态入手，藉一些小细节看斗争因素在文学中的各种作用。这倒不是刻意去切“微观察”的题目，是情形自身真的远比我们想象来得细屑，加上时湮日久，知道文学曾经如彼的人少之又少，单单为此也很值得温习一番。

　　建国后文艺的许多真情实景，不要说从一般的公开见报的文艺批评、报道、发言那里，就是作协、文联各协会相对内部的工作总结、会议文件，也不容易看到。这其实无法怪到任何人，不论作家、批评家乃至文坛领导人，谈什么、怎样谈，都要紧贴政策口径，实际都是“复述者”，无非把同样的精神要领经过不同人的口中或笔头，各讲一遍而已。

　　倒是有一种可能，对文艺的真实实际，有比较充分的接触和反映。这种可能，又附带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是言谈者身份足够高，其次，言谈的时机足够合适。前者意味着握有较大话语权，至少高出文艺界层次之上，有资格对文艺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然仅此也还不够，即便这种言谈者，也需要获得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能够相对如实、较少忌讳地对文艺实际加以评议。

　　就“文革”前十七年来看，这样的文本主要有四篇，周恩来、陈毅各两篇，都出现在1961到1962年初之间。时间点最重要，若非七千人大会前后短暂的“群言堂”局面，即以周、陈的身份地位，想从他们那儿听到这些谈吐，亦属无缘。依我所阅，它们可称“十七年”文学史最重要史料，对文艺现实的还原性，超过文艺界本身留下的任何文字——这确是有些怪诞的，但没有办法，我们知道那时文艺界绝没有任何人可能突破话语屏障。

　　周恩来两篇谈话，分别是1961年6月19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7日的《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两篇谈话最重要的地方，是根据文艺现实概括出新“五子登科”现象：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五子登科”之说原出民国末期，讽刺抗战后接收大员的抢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是当时典型的腐败症候。周氏将他观察到的文艺现实，不避嫌忌，也括为“五子登科”，显然是情形已极滋彰。对新旧“五子登科”的成因稍予分辨，会更有趣：旧“五子登科”由自贪腐，新“五子登科”则全因思想斗争太过严苛，真是特色分明。

　　“五子”具体如下：“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 ”“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都是从主观上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么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

　　从来没有人这样概括新中国文艺，但揆以实际，堪称仅有的写真。真况明明如此，之前无人说、片纸不及，本身就是“五子登科”的证明。所以讲话一开始，周恩来用很长篇幅谈“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呼吁 “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拜特殊形势所赐，终于有了这样的对文艺真况无所粉饰的陈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在福建组发言，吐露了要“讲真话”的心声。那段时间，他确实做到了。比如，上面就“五子”中“框子”所举之例，“‘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知道始于《讲话》，他不避讳，相当可佩。

　　特别让人感慨的是，1961年，周恩来用新“五子登科”勾勒了文艺现实，而多少年后，却好像并无哪本文学史著作这样叙述当时文艺的基本面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又怎么站得住？

　　周也举了新“五子登科”的一些实例。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被指“温情主义”、“人性论”，周断然不同意，认为从小说到电影，都是“一个好作品”。不过，下面的遗憾不满，比赞扬让人印象更深：“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他说他不是批评导演，“听说导演提心吊胆”，被“斗”怕了。

　　前说，文艺领域的斗争和表现五花八门、匪夷所思，这里便有一例——“献稿费”：“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得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主动献稿费的事，过去我们有所闻，《收入》篇就曾谈到。我们不知道的是，还有过强迫献稿费的“规定”。这件事，我个人仅在周恩来这篇讲话见到，他所提到的那个“规定”，其文件不知是否还能找到？甚望有人考掘出来。为什么强迫献稿费？我可以作一点注释：大跃进时，批资产阶级法权，稿费入围；于是造成拿稿费一方面合法，一方面又对你开展思想斗争，使你拿了再“献”出来。周恩来还提到有“平调了作家的房子”的现象，想必和逼人献稿费一样，理由都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周恩来要求“退还本人”。

　　其他各种表现有：1.1959年后 “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主要是“产生了新的迷信”，“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一切都好，外国一切都坏，骂倒一切”，“又回到义和团时代”。2.创作公式化严重，发展到“一个阶级只能一个典型”，“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某些党委领导同志”乱批评，“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还要给人家戴帽子：右倾，保守”，带来“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3.“作家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深受束缚。 举曹禺为例，说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过去和曹禺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4.就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批评“张瑞芳演的那个角色，她那一家人把孩子送托儿所，自己去参加工作，也总有那么点不顺”。但补充说这还算“好片子”，“好片子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作品。”5.介绍曹禺旧作遭到质疑：“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 ”无奈表示“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6.指出要求创作“反映时代精神”，导致许多作品“把党的决议搬上舞台”，“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有如“科学分析文章”。“新作家把《人民日报》社论搬进剧本”。 7.不知何时，作品中英雄人物“临危的时候似乎只能喊‘共产党万岁’，别的都不能讲，否则就是动摇”；某戏烈士牺牲前对爱人说了句“我们要是有一个孩子该多好呵！”，被批写“英雄的动摇”，周恩来叹为“奇怪”，“是怪事”。8.只能歌颂、写正面，讽刺剧、喜剧、悲剧等类型俱皆不容。9.舞剧《小刀会》“弓舞”一段，“女的站在男的身上”的动作设计，上海本来没有，“北京演出时加上了”；问：“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建国后历史题材都这么搞，让古人古事符合“当代思想感情”。周恩来说“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

　　陈毅两篇讲话，时间都与周恩来接近，分别是1961年3月22日、1962年3月6日。其中，后者讲于“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和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确有衔接。会议在广州开，周因故不能去，自己先在北京对文艺界讲一次，把广州的讲话托付给陈毅，陈毅也事先与周恩来做过交流。1961年陈毅讲话早周恩来三月，虽不确知曾否就商于周，但显然，对建国后文艺两人看法颇协，所讲内容、主旨相通。

　　当然，区别也有。一是两人身份与所居有差，二是性情及为人的风貌各自分明。陈毅才情纵逸，胸次亦极坦豁，称得上快人快语、恢谐风趣。故而他两篇讲话，与周恩来相互生辉、作鸣鹤之应的同时，更显率直、放达、锐利，使人有饮醪之畅。内容上，陈毅讲话没有类似新“五子登科”那样的全局性概括，而以信息海量、细节极丰为特点，对文艺景状描摹鲜活，各种因“左”而生的奇闻怪谈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就像明人野史笔记。

　　他讲到《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哲学”这样的著名栏目，“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讲“音乐界有些同志，因为贺绿汀说黄自是他的恩师，就大整贺绿汀”。讲“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讲有的作品搞“笔下超生”，“把曹操、武则天写成十全十美的人物”（应指郭沫若历史剧 《蔡文姬》《武则天》）。讲“有些人要求什么东西都要有人民性，只是有人民性的东西才加以垂青，没有人民性的就认为不值得去研究”。讲让古人穿“人民装”，“赋予他们以现代的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不仅在旧戏里找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在里面找毛泽东思想”。讲“很多人对遗产采取非常轻率的态度，一笔勾销，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那种片面的东西在作怪”。讲“有许多报刊编辑不登旧诗词”。讲为迎合当代意识形态乱改古典，如明传奇《红梅阁》本是鬼戏，而新编京剧“赵燕侠演的《红梅阁》，李慧娘活了，没有死”，陈毅讽道：“这样就很麻烦了：将来裴生究竟同李慧娘是结婚还是同卢昭容结婚呢？如果讨两个老婆，岂不又‘违反婚姻法’？”批评田汉改编《西厢记》，“让张生和莺莺两个人‘开小差’，我不大赞成。 ”说《满江红》把岳飞作为悲剧人物处理后，却硬加光明尾巴，“一定要岳夫人劝说牛皋把金朝打败”，纯属“画蛇添足”。讲《宝莲灯》“让沉香和铁精结合，把铁精作为群众，所谓‘走群众路’。和群众结合，就把二郎神打败了”。 讲川剧《荷珠配》戏改，“有什么艺术处的同志说，《荷珠配》要改，要赵旺同荷珠结婚，这样才比较好，才有无产阶级意识。又说，现在这样是‘阶级调和论’，为什么在城隍庙赵旺还要给老员外去讨口？还有一点是‘人性论’，说赵旺同情地主的少爷，等等。我听了这些话很紧张，如果这种意见流行，我们中国的旧剧就完蛋了。”讲“有人说贾宝玉有什么‘同志爱’，说他是什么‘新人物’，我看这是瞎扯八拉”。（那是“两个小人物”颠覆旧红学后的时髦新说）讲广东批判 《说岳全传》，“岳飞为什么不在朱仙镇渡河北伐？为什么要跑回杭州杀头？ ”讲“不要都是团圆主义……有些话剧，最后总是解放军出来解决问题……悲剧还是要提倡。悲剧对我们青年人很有教育意义。并不是每一个戏都要有完满的结局，实际生活中也不都是完满的结局……这两年来，我们遭到了大灾害，所以实际生活并不都是那么美满的”。

　　以上均见于1961年讲话。

　　1962年3月在广州，受周恩来委托，陈毅有两个讲话，先对科技界讲一次，第二次给文艺界。陈是数得着的儒将，对文艺熟极，故这篇讲话信息量比1961年有过之无不及，为后世留下大量文艺现象的直击式描述。

　　如文艺大跃进中，喊出“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六十个剧本”。如“我们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科学家之间，和剧作家、导演、演员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 如“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用“强迫的”、“搞运动的方式”搞思想改造，“读《毛泽东选集》，这本来是好事情。毛主席的思想本身是真理，真理是可以吸引人的，《毛泽东选集》自然会有人读的，而且读的群众已愈来愈广大，完全用不着强迫，但我们有的同志却用强迫的办法叫人家读。以后请同志们免动尊手，不要强迫人家读。”说“那我们共产党就很蠢了；人家住房、吃饭、穿衣什么都给包下来，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有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说斗得太厉害，斗来斗去，结果难免“光我们几个人、几个光杆将军、‘空军司令’”。说“一个作家带那么一点旧的东西，就要整得一塌糊涂，我看这不是党的政策”，“为什么十二年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又有了新的进步，而我们有些人还拿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作鉴定？ 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这种态度，要丧失社会同情的，没有什么人会同情我们这个态度的。”“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谈到对创作的政治审查不惟过苛，且毫不讲理；他嫉之也甚，嬉笑怒骂，痛陈一番：

　　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功夫，就否定完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这么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个给你的权？中央给你的？中央宣传部给你的？宪法上载有这些吗？都没有。昨天我对一位同志说，中央没有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你们写的政治论文，送到我那儿，我有时改几段，有时改几个字，或者提点意见，第二天一发表，我看有时候是吸收了我一些意见，有时候也没有吸收。吸收了我固然高兴，没有吸收也并不以为得罪我。因为作者有他的民主权利嘛！怎么能随便糟蹋呢？作者不是你的马弁，你又以不是军阀，可以对人唤之即来，挥之便去，因此有同志跟我们最好是不要搞什么审查。今天我们有几个人一起谈，有同志说倒还是有个审查尺度还好办，没有尺度的审查是“无期徒刑”，更难受。没有个框框，权力无边大。一个党委书记，一个什么处长呀、文教书记，他的权力可以无边大。假如我当作者，恐怕还是愿意有个检查尺度哩。规定出一些条件，我们作者还有办法，我就可以适合你的套套，搞个东西，还可以出版嘛。有一个网，我可以漏网求生，没有个网，到处都是网，你哪里能够生呐！（笑声）是呀，无网之网，大网也。网死人啦，网哉！网哉！（大笑）

　　自觉太尖锐，补了一句：“这个不好，今天我是出这个气。”讲以党和政治名义，对创作干涉：“文学作品的创作，我看，还是以作家的个人努力为主。集体创作，只是一种方式，它不是主要的，尤其是人家写的东西，硬要安上五六个、七八个名字，变为‘集体创作’，而且把首长的名字写在前头，这是很庸俗的，非常庸俗的。要我就不干。我发表的诗，我就是一个人，你要和我两个人干，我不干。（笑声）你比我地位高的，我不要沾你的光，你比我地位低的，你也不要沾我的光。 （活跃）这简直是开玩笑嘛。 ”“我劝有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你的任务是做党的工作，你的任务是做行政工作，你不要去干涉科学家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作家的创作。你可以提意见，只达到提意见为止。”说“目前就是整得有很多同志精神上不痛快，心情不舒畅，不敢写，写的时候也只能奉命作文”，“他犯了错误你再来批评他嘛！他还没有犯错误你就整他”。说文艺已被搞成“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举例：

　　有这么个故事，要人写个作品，写好了，这个说要加大跃进，作家便加大跃进；那个说要加大办钢铁，又加大办钢铁；这个说要加大办水利，又搞了大办水利，结果一加，这个作品根本就取消了。

　　讽刺道：“我想幸喜这个作品取消了，没有拿出来演，拿出来演，一定是新中国‘最高’的水平。”问：“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都可以写，近四十年的革命实践也可以写，十二年来已经很成熟的东西也可以写，为什么要逼迫我们的作家，忙于去写一些不成熟的东西？糟蹋精力，糟蹋劳动力。”说《洞箫横吹》因批评了一个县委书记挨批，“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可以批评？这一点批评都不容许？”说领导干部与作家艺术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应“截长补短”，让创作繁荣，让文艺繁荣，而不是以改造者自居，尤其是搞成这样：

　　在有些人的思想里有这样一种观念：“领导领导，领而导之。领就是领袖，我就是领袖，要来教导你。我是青红帮老头子，收你为徒弟。”（笑声）甚至于我就是改造者，你就是被改造者；我是胜利者，你是我的俘虏兵。你这样搞，知识分子就不理你这一套。我就是知识分子，我就最不理这一套。

　　谈到儿童文学，“现在儿童看小人书，这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小人书有个很大的缺点，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将来我们的儿童——下一代，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笑声）儿童应该有很多幻想、很多美丽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很多童话故事——好像《天方夜谭》那样的故事。儿童的幻想多，智慧就开阔，眼界就扩大。不能净是一些政治名词、斗争故事。”余如“写英雄人物不能够写缺点”、“为什么我们的剧作家不能够写悲剧呢”、不让文艺作品批评现实“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义”及配合形势写任务“一个临时任务，就要写个剧本，一个临时任务就要写部大的小说”等等。

　　陈毅无周恩来的精要凝练，仅以新“五子登科”就一举概括文艺性状，他是挥挥洒洒、长卷铺展，描染一幅共和国文艺“浮世绘”，点点触触之间，建国后文坛众生相百态毕呈。

　　但周恩来的高度简括也好，陈毅的随意摹写也罢，在那所有情状、现象背后，都或分明或隐隐地浮现两个共同的字：斗争。“五子登科”根源必在斗争，文艺工作者因一部作品挨批挨整、作家不敢写即便写也只是“奉命作文”、李清照被完全否定陶渊明一无是处……哪个不是斗争之剑高悬所致？连儿童文学和读物义正辞严、声色俱厉、咬牙切齿、被斗争故事所充斥，岂不也是斗争意识、斗争思维不留死角的表现？

　　读四篇讲话，我们对斗争之于建国后文学艺术的无处不在、抵于每个毛孔，才感到见微发幽，从而明了若抽去这两个字，这段文学史就全然可谓丢魂落魄、没了主心骨。一言以蔽之：斗争，当代文学赖以之行。

　　这时，回头再瞻“大事要案”，不能不觉着，它们充其量是文学斗争汪洋大海上几座浮出水面的礁岛。当代文学与斗争的依存、依赖，不在于个别文字狱，不在于时而搞点运动，而是根本处在“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阳”的状态，就如父母人伦、天纲地常、柴米油盐，无时可缺、无日可少。设若某一天，居然不搞斗争了，在那时文学而言，就无所事事、彷徨无地，不解自己还能做此什么。夸张么？将四五十年文学清点一番，会知并不夸张。

　　我们过去所知文学史，中国或中国以外的，都以薪火相传方式去进化和衍变，都在历史师承基础上求取发展，没人想到用乒乒乓乓把先贤前辈遗产捣毁打烂的办法搞文学。毕竟历史是一条汩汩而来的不断河流，人活在其中，字、句、文法、意象、技巧、审美认识也都在其中，想要拔乎其外，不单是不自量力的问题，从节约精力和体力的角度也是自寻不便。虽然传统尤其像中国文学这样深厚的传统，有时会让当下的人们受到因袭与遮蔽的困扰，但根本而言，那即便是苦恼，也是一种幸福的苦恼，它有时会让人有一些枉叹，却不会真的从中生出憎恶和敌视。

　　当代文学，曾经却恰恰对历史和传统陷入憎恶和敌视。它宣布以往文学是一种颠倒了的历史，对它递上“再颠倒”的战书；先施以“改造”，“改造”不济，再继以“革命”。 总之，要像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样废除整个旧文学，凭一己之力开创史上所无的全新文学。它着迷般不懈地坚持着斗争，都为实现这一宏愿。誓不与过去、历史、传统共容，是当代文学曾经的死结，抱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决绝，把自己逼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境地。“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豪言壮语底下，其实充满了悲情与不平。我们不知中国缘何有这样的悲情与不平，但可以感到，反思当代思想文化，恐怕得到此来找根源。

　　“文革”后人们提起过去，经常用荒谬、荒诞等词，还以“闹剧”指那时代的可笑。确实，往事无不可笑，制造的怪胎亦复不少，但将认识落于荒谬、荒诞、闹剧之类，真的也只表现了对于历史的轻率。没有任何历史可以用夸张和丑化的方式来了结，那不能了结任何东西，只是让我们匆匆逃离不堪的记忆罢了。拿奚落代替思索，是对苟且、马虎的掩饰，是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历史都是严肃的，都必有其道理，再“可笑”的历史也不可以付之一笑。

　　选“斗争”为当代文学一大题目，在我们，态度实极郑重，绝非以“出丑”为目的，把种种稀奇古怪之事历数一番，与读者共予嘲讽，就感到快意。我们希望的是，文章做完的时候，能将当代文学精神深处某种所以然的东西揭示出来。我们不满足于看它做了什么，我们还将明晰它为何这么做，亦即如此行事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无须赞同那逻辑，但不能不知，更不能咬定它没有逻辑，只是非理性宣纵。

　　以往，多认为文学斗争由外部因素（例如政治）引起，文学是被动的接受体、传导体。这样说不无根据，一些重大文学斗争和整肃，确都不是孤立发生。但这有很大片面性。外部原因或可解释一些大的文学动荡，却解释不了斗争在文学中的普遍性和日常化，而后者业经我们详细呈示。

　　导致片面的原因，是没有从文学生产方式角度看问题。新的文学生产方式，萌生于《讲话》后的延安。长话短说，内中，经常性开展斗争，已是文学的内置机制。它要达到的目的是，自我维护、使文学生产始终符合党的思想要求、方向和利益。斗争机制，具有控制、调节功能；基本手法在于，通过斗争的间歇、起伏的节奏性变化，亦即宽严的交替，使党对文学的领导稳然可控、力度恰当，形成让人印象深刻的效果。实际上，逐年观察文学历程，可发现斗争明显有规则性、周期性，张弛相济、忽紧忽松，过紧则松、过松必紧。换言之，斗争被作为一种文学管理手段和方式，有意识甚至是理性地运用着。这种规则性情形，整个“十七年”没有例外。“文革”十年，作为一个极端化时期，表面看来规则全无、陷于混乱，细看则又不然。“文革”总体保持斗争高调、高压态势，但就在这当中，1971、1975年前后，仍出现两次由紧到松、又由松变紧的变化。1971年，使停顿、瘫痪了五年的文学事业重新恢复；1975年，毛泽东对文艺状况连续提出批评：“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明显可见，斗争于文学，有哲学观、意识形态一面，还有治理手段、措施、策略乃至技术和技巧这种以务实、实际为目的之另一面，所谓造化于心、妙乎自然，党对斗争方略的运用，颇倚为领导、掌控文学事业的法门。

　　而其原理何在？就是我曾归纳出的“以斗争求繁荣”。

　　一般以为，斗争对文学乃是破坏、毁伤；不然，对共和国文学来说，开展斗争却非为了自残自伤，目的其实在于“繁荣”。但是，它所求的“繁荣”，是加了限制词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花”。故而它要斗争，借斗争为社会主义文学繁荣扫清障碍。此即第二次作协理事会上刘白羽报告所表的：“如果没有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和各种阻碍创作发展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那末，今天就不可能进一步来进行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周扬同样指出：“两年来，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文艺界存在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各种反人民的活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纠正。这样，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顺利前进扫清了道路。”

　　应该说，争取文学繁荣的观点，从来是被坚持的。文学一边不断开展着激烈的斗争，一边始终追求进一步的繁荣；几十年间文学一直如此，又要斗争又要繁荣，以斗争求繁荣，而不是只要斗争不要繁荣。刘白羽报告标题就是《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报告甚至说“作家协会的中心任务是繁荣创作”。它还很清醒地指出文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这就是我们能不能发展、繁荣文学创作，以适应社会前进的需要，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文化要求。”翻一翻历来的作协报告，这句话基本没变，一以贯之。但有意思的是，对如何实现繁荣文学的任务，刘白羽告诉我们，“毫无疑问，是在于作家协会的领导。”他对这个“领导”的具体描述是：“作家协会在第二次文代会到现在这一段时间内，作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作，使文学事业得到了进展。如果没有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和各种阻碍创作发展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那末，今天就不可能进一步来进行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工作。”然后他历数“我们在文学战线上”开展的“一系列斗争”，总结说只有当 “燃起了斗争的火花”，“才形成了思想上的活跃，工作上的活跃，才使文学战线成为生动活泼的战线”，是斗争让文学充满活力。整个报告读完，我们清晰地得到两个认识：第一、“繁荣”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诉求；第二，实现这种诉求，非单纯抓“繁荣”可致，必得依靠并经过斗争不可，是“以斗争求繁荣”。

　　故可知之，对从前的当代文学，斗争乃是一种内在之需，并且在它来言，斗争本身还不是目的，斗争是为繁荣服务的。不必说，这与我们看到的效果很对不上号，作为文学认识或知识讲给古人或这时代以外其他人听，也会茫然不解。但那时代确确实实诚挚认真地坚持这样发展文学，并就所取得的成就引以为豪，不论前人、后人怎么看，总之当时文学自己觉得它通过“以斗争求繁荣”产生出来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等，乃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以至登峰造极（例如“样板戏”所得赞誉）的成就。它这样独持己见，是因为有自己的历史观、哲学观。我们可不苟同，但要知道它的坚持很严肃、很悲壮。愈知其“严肃”与“悲壮”，我们才愈惊省反思的必要，历史方为镜鉴，而非白白付出。

　　注释：

　　（1）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第283页。

　　（2）同上，第 293 页。

　　（3）同上，第 296 页。

　　（4）同上。

　　（5）同上，第 296-297 页。

　　（6）同上，第 302 页。

　　（7）初澜 《坚持正确方向 坚持斗争哲学——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3年5月23日。

　　（8）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51页。

　　（9）胡义成《“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是谁最早提出的？》，《人文杂志》，1980年第1期。

　　（10）据《毛主席哲学语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训练部编印 《学习文件 （一）》，1970，第106页。

　　（11）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1998，第24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250页。

　　（13）同上，第 273 页。

　　（14）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05页。

　　（15）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毛主席诗词注释》，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78，第1页。

　　（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1988，第2页。

　　（17）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毛主席诗词注释》，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78，第258页。

　　（18）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 1131 页。

　　（19）同上，第271 页。

　　（20）《人民日报》，1974年5月30日。

　　（21）《人民日报》，1974年4月1日。

　　（22）《人民日报》，1973年1月5日。

　　（23）《人民日报》，1974年6月24日。

　　（24）《人民日报》，1975年4月3日。

　　（25）《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人民日报》，1976年5月16日。

　　（26）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27）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1956年10月24日），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141页。

　　（28）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1940年10月4日），同上，第66页。

　　（29）同上。

　　（30）毛泽东《“文艺报”编者按语》，《文艺报》编辑部编《再批判》，1958，第2页。

　　（31）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273页。

　　（32）同上。

　　（33）同上，第286 页。

　　（34）同上，第281 页。

　　（35）同上，第284 页。

　　（36）同上。

　　（37）同上，第284-285 页。

　　（38）同上，第275 页。

　　（39）同上，第289 页。

　　（40）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3页。

　　（41）《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人民日报》，1957年8月27日。

　　（42）严平《曾经的年代：对文学所“文革”的一些回忆与思考——王信访谈录》，《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 173-203 页。

　　（43）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第7页。

　　（44）毛泽东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同上，第19页。

　　（4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7页。

　　（46）毛泽东《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72页。

　　（47）毛泽东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 222 页。

　　（48）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49）短评《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人民日报》，1967年1月15日。

　　（50）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第35页。

　　（51）同上，第 33 页。

　　（52）同上

　　（53）同上，第 34 页。

　　（54）同上。

　　（55）同上，第 30 页。

　　（56）同上，第 33 页。

　　（57）周恩来《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49页。

　　（58）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第33-35页。

　　（59）同上，第 38 页。

　　（60）同上。

　　（61）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同上，第61页。

　　（62）同上，第 62 页。

　　（63）同上，第 66 页。

　　（64）同上。

　　（65）同上，第 62-63 页。

　　（66）同上，第 67 页。

　　（67）同上，第 68 页。

　　（68）同上，第 69 页。

　　（69）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同上，第76页。

　　（70）同上，第 72-73 页。

　　（71）同上，第 74 页。

　　（72）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同上，第53-54页。

　　（73）陈毅《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同上，第92页。

　　（74）同上。

　　（75）同上，第93-94 页。

　　（76）同上，第94 页。

　　（77）同上。

　　（78）同上，第95-96 页。

　　（79）同上，第103 页。

　　（80）同上。

　　（81）同上，第104-105 页。

　　（82）同上，第105 页。

　　（83）同上。

　　（84）同上，第106 页。

　　（85）同上，第108 页。

　　（86）同上，第111 页。

　　（87）同上，第116 页。

　　（88）同上，第118 页。

　　（89）陈毅《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同上，第120页。

　　（90）同上。

　　（91）同上，第121 页。

　　（92）同上，第122 页。

　　（93）同上，第125 页。

　　（94）同上，第127 页。

　　（95）同上，第128 页。

　　（96）同上。

　　（97）陈毅稍后点出，是指郑律成：“郑律成同志作了一个乐曲，五年没有给人家批准。”同上，第141页。

　　（98）同上，第130 页。

　　（99）同上，第139 页。

　　（100）同上。

　　（101）同上，第 140 页。

　　（102）同上，第 141 页。

　　（103）同上。

　　（104）同上，第 143 页。

　　（105）同上，第 144 页。

　　（106）同上，第 146 页。

　　（107）同上，第 152 页。

　　（108）同上，第 154 页。

　　（109）同上。

　　（110）同上，第 174-175 页。

　　（111）同上，第 176 页。

　　（112）毛泽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1991，第526页。

　　（113）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和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1998，第446页。

　　（114）刘白羽《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 （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75页。

　　（115）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同上，第9页。

　　（116）刘白羽《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同上，第7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