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现代以来的文学，宗派问题简直得从第一页开始讲起。

　　

　　蔡元培之长北京大学，标立“兼容并包”，这是都知道的。然考其实际，究竟并未如愿。

　　之前北大，无疑需要改革。该校“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身着长袍马褂，“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 如此校风，无有不改的道理。

　　蔡氏述其整顿初衷，含着两点。一、“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所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二、“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两点本都甚好，最后却不能说得到了落实。

　　彼时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正当新旧替递的关口，客观上确有一种严重对立的情形。“兼容并包”之想，于理虽正，实行无望，连蔡元培自己也没法超然其外。

　　1916年12月26日，其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当日，蔡元培即至前门外某旅馆访陈独秀，请他出掌北大文科。对此，他述其原委：“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汤君指汤尔和，他向蔡元培建议“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蔡与陈并不陌生，彼此应算旧相识，曩年在反清活动中曾经共事。因此，比汤尔和提议更重要的，或许是《新青年》这本杂志，那是当时新派思想的一面旗帜。蔡之于陈既稔旧往，眼下，“翻阅了‘新青年’”，印象益好，于是“决意”聘他。可以说，无形中蔡元培也流露了思想偏向，对文科学长人选的物色，身姿倾在新派一边。

　　但这本身无可厚非。人的思想，总会有所偏向，这与“兼容并包”胸襟，本可以不矛盾。蔡元培为人，道貌温言、宽和敦厚，我们认为在他那里，一己之见与“兼容并包”，能够有效地调和。只是以惯常而论，在中国，因鲜明的思想倾向或思想个性而伴随排他性，却是士林一般的风度。

　　陈独秀便是这样。他个性甚为明快，沈尹默忆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劈头便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此等气质，好的一面是其直如矢，不够好的一面则所谓“狷隘而不能容”，从日后中共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批判，我们可知一斑。

　　蔡元培因陈独秀富于新思维而属意于他，对其个性与气质可能却未及深思。既聘其为文科学长，为示尊重及郑重，又将“文学院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如此简任放权，便于陈独秀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后者也确令北大焕然一新，但同时事情也很明显——北大（尤其文科）基本朝着向新派一边倒的方向去了。短短二三年间，北大就从满目长袍马褂、以朽旧著称的大学，一变而为激进思想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甚至于中共的“母校”。

　　当初，蔡元培对北大所抱希望是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这两点互为表里，目的在于唯以学术为酌核。“兼容并包”的本意，是认在政治的前头和以外，可以有学术的单独存在。主张学生不问政治，也是强调在学校做学生这个阶段，不必执着于一种特定政治立场，而以求取广博、客观的知识为要；相应地，教师对学生的培育，也不是对他的思想价值观加以固定和限制，以至于损妨了知识的研索。

　　陈独秀看法是相反的。罗章龙回忆，有句话平素他常挂在嘴边：“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摆在学者、学生面前的路亦只有两条：“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所以对“五四”运动，蔡、陈态度截然不同。蔡元培说：“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 ”陈独秀则大加鼓动，“‘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不光说，也亲自做，“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并遭逮捕”。

　　最终来看，北大改革落在实处的，与其说是蔡元培所倡“兼容并包”理念，不如说是陈独秀“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的激进姿态。百年来，北大与现当代政治间紧密的缠绕，颇能验明在这间学校陈氏烙印恐怕多于蔡氏气质。

　　以上渊源略显离题，可是要交待现代文学肇初时的背景，却也省略不得。现在可以来谈正题——陈独秀入北大后，有两件事与本文的关系重要，一是在北大文科大量充实新派人物，一是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倘说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是蔡元培北大蓝图互为表里的内容，那么，以新派人物大量充实北大文科与《新青年》迁京，在陈独秀也可谓相辅相成的一体。若非因北大文科学长而被赋予的人事和行政权，陈独秀无从替《新青年》重新打造一个团队；反过来，假如陈独秀手中没有《新青年》这样一个阵地，而只是在北大任文科学长，他也难以形成那种思想凝聚力。

　　经陈独秀亲手汲引而入北大的，有胡适、刘半农、李大钊、刘文典，稍后还有高一涵、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周作人亦经鲁迅举荐于蔡元培，得任北大文科教授，再加上以兼职身份在北大教书的钱玄同和鲁迅本人，学生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时间，北大文科真是集中了新派人物的翘楚，别处哪有这种气象。重要的是，因了陈独秀的一身而二任，这不特是北大的人才资源，同时也就是《新青年》的人才资源。职是之故，北大与《新青年》彼此羽翼、互为依托，一道形成精神堡垒，做了全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柄杓。

　　我们这里单讲《新青年》由此而生的变化。其最显明的标识，是《新青年》从开放征稿，悄然变为同人刊物。之前，该刊在相同位置一直登有《投稿简章》，第一条即称：“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 ”此简章，在第四卷第一号突然消失，两期之后则登出这样的《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对此，仅仅理解为杂志形成了固定的作者队伍，是不够的。从实际的角度看，这条启事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如果翻阅一下早期的《新青年》（原名《青年》），会发现它的作者基本也是固定的，除了陈独秀自己，主要则不出高一涵、易白沙、陈蝦、李亦民等数人，范围并不广泛。然而，从来稿“皆所欢迎”到“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做这样的明示，实在体现出刊物对自身气质的取弃。看见它，会让人觉得如同走到一间俱乐部，于门外即见铭牌，上书：“私人会所，非请莫入。”总之，迁京后的《新青年》明确对外封闭了门户，使之仅供思想共同体成员内部交流之用。由此视之，它虽无宗派之名，而有其实。

　　当然，如今的“宗派”这个字眼颇为严厉，以之形容《新青年》易有过重之感。但那是后来的缘故，其次第变化我们以后再讲。若就本初而言，“宗派”原来也无非是宗旨、意趣和理念上的抱团，加上稍许的门户相轻、排拒——有时是思想、学术的派别竞争，严重些可以成为派别对抗——但既谈不上恶孽，甚至也不具贬义。我们看古时的称宗称派，都不是旁人的泼污之辞，反倒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标榜。其词义演变路径，与“党”字恰好反向而相映成趣；后者从黑， 贬义，《说文》：“党， 不鲜也。 ”《论语》：“吾闻君子不党”， 孔颖达注:“相助匿非曰党。”但到现代，“党”这个字即不曰已转褒义，起码贬义是消失了。“宗派”相反，本不是一个坏字眼，愈到现代，愈益不堪，建国后乃至是谴责治罪的名义。

　　考得再具体些，又如李详《论桐城派》所说：“古云师法，无所谓宗派，有之自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始。”这是讲，汉语里“宗派”字眼系出佛教。所以由宋人始谈“宗派”，是因佛教输入历一千年后，于此时援佛入儒，儒学深受佛教浸润，梁启超称之“儒佛结婚的新学派”，于是学术也学着宗教的模样言宗言派。宋儒开风气在先，明儒踵继于后，程朱陆王、宗派井然，直到清初官方倒向程朱一边为止。若并不拘泥词语，则宗派的情形或现象，还可追溯到更早。傅斯年即认为，先秦诸子多属“自成一家之言”，但儒、墨两家却确可目作“有组织之宗派”；儒家以授徒讲学成其宗派式传承，墨家的宗派化更加明显，“墨之组织为最严整，有巨子以传道统，如加特力法皇达喇（达赖）喇嘛然。”

　　总之，宋代始正式有“宗派”之名也罢，先秦学术实际早有“宗派”情形也罢，都是从思想抱团和认同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什么罪名。所以，我们若据《新青年》鲜明表现对异见取排他的姿态，而认这个同人的团体带着宗派的意味与色调，也无非指它的立场颇为严明，而并不具有指摘的含义。

　　继《启事》以“同人化”告白天下，第七卷第一号的《本志宣言》，用更清晰的语言作宗派式自张。该文开宗明义即称：

　　本志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

　　概言之，内中透露如下数点：一、杂志内部原已就“主张”达成一致，惟未对外公开而已；二、现在予以公开，有约束“社员”言论使之与杂志“主张”保持一致，同时泯除外界猜误的两重动机；三、这些“主张”，对于凡加入《新青年》同人行列者，带有强制性，不仅既有成员，以后凡愿意加入者，即等同自动担负遵奉的责任。

　　“主张”涉及政治立场、历史观、社会价值取向、青年人格与道德、思维方式、女性地位……内容失诸庞杂，未能加以精当的归纳，显出新思想萌芽期特有的稚浅，但包罗万象，涵盖了整个精神生活各方面。所有这些，居然都试图给予统一规约，令“社员”一体悉遵，足见《新青年》绝非普通的编辑出版单位，而如同明末“复社”之类，是一个思想立场与边界严明的“有组织之宗派”。对此，宣言公然袒示将“森严我们的壁垒”，“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

　　《新青年》之壮大，可视为一个思想宗派的壮大；《新青年》整个的自身演变史，何尝不是宗派特征不断增强、臻乎极致的演变史？关于《新青年》的分期，傅斯年说：

　　《新青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看，一是自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至一九一七年夏，这时候是他（陈独秀）独力编著的，二是自一九一七年夏至一九二〇年年初，这是他与当时主张改革中国一切的几个同志，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志共办的……三是自民国十年初算起，这个刊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先生等便和这个刊物脱离了关系。

　　这三个时期，大致也分别对应着对外公开征稿的时期、少数同人闭门办刊的时期和作为特定政治思想、主义乃至政党宣传刊物的时期，其摈绝异己的迹象是一点一点增强了，其杂糅或兼容的面貌则一点一点减少了，而终至于一种“纯”的状态。

　　第六卷第一号陈独秀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明示《新青年》丝毫不惮于排世忤物的责难。谈到杂志的树敌之多，他有“八面非难”一词，然而他不觉得是沮抑困阨，反而欣然受之：“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几句“不得不”，将“本社同人”誓欲一意孤行，表至极彰。

　　但那对于杂糅或兼容的弃舍，更深入的表现，反而是在“本社同人”的内部。《新青年》向其终末状态之渐进，有诸多信号，例如第五卷第五号上李大钊的名文《庶民的胜利》、第六卷第五号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专号”等。衍至1920年，有关政治问题的分歧，终于也如《本志宣言》对外宣称的不取“调和”那样，在同人之间变得不可调和起来。是年末，对于过分倾向社会主义的反弹，在部分同人中已颇激昂，矛盾趋于表面。此可藉陈独秀、胡适往还书信窥知。陈信云：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能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胡适复以：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冲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他对“弟近亦不以为然”表示“不以为然”。在陈独秀，此语当系出于团结目的而说，但他主持刊物的实际倾向，在胡适看来恰是“过于鲜明”的。陈独秀出于弥缝的心情，将色彩的“过于鲜明”引到“北京同人”写稿不积极上，而玩味两信，北京同人的写稿不积极，未尝不缘于之前“色彩”已“过于鲜明”。

　　《新青年》终至于此，是迁京以来办刊路径的逻辑结果。早在部分同人开始感受到“色彩过于鲜明”以前，被摈于其外的人就先期感受过了。整个《新青年》的历史，就是这个“过于鲜明”逐渐积累以及愈益精细的过程——弃公开征稿改同人刊物，是对“新派”、“旧派”从欠鲜明到鲜明；之后，则在“新派”内部发生是否进一步“鲜明”的分化，从陈、胡通信看，就是“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呢，还是突破思想、学术边界而向政治层面挺进；最后因为不可“调和”，以胡适等退出、《新青年》跟随其创始人陈独秀的政治实践转为中共党刊而具结。这就是《新青年》的“三阶段两转刊”，一转为同人刊物，再转为政党刊物；两次转刊，内容自然各异，考其因果实则一也——都是在摈排其余、标立一说的逻辑下，走到了这一步。

　　《新青年》乃我们现代文学之母，而这位母亲音容之间，宗派的影迹已挥之不去。这样的开端，就像签筒里抽得一签，展开一看，上面便写着那样两个字，注定与它不脱干系。

　　这究竟算不算一种宿命，我们续看下文。

　　对现代文学，谈其媒体须从 《新青年》讲起，谈其作家则鲁迅为始。而这二者的关系，何尝不互相羽翼？鲁迅现代文学开山祖地位要拜《新青年》所赐，《新青年》所建文学实绩可也多赖鲁迅的小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有《孔乙己》和《药》，此外还充当它的编委。但这并非鲁迅与《新青年》之间全部的关系，二者除了如所皆知的联系，还另有一番神奇的耦合，即与《新青年》编辑部相似，环绕着鲁迅，也充满了各色宗派的或带宗派意味的纠缠。这种纠缠，从鲁迅成为新文学重镇始，至他辞世，简直没有中断过。

　　了解鲁迅一生怎样无休止打着笔仗，简易的办法是读一本叫做《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的书。它既把鲁迅历来唇枪舌剑之作聚拢到一块儿，还收录了与之反唇相讥的人的文章，而比较难得的是后者。自鲁迅做了圣人，我们基本只能看到他如何“痛打落水狗”、戳穿“‘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嘴脸”，那些反过来骂他的话，多因不敬之忌而避提，偶有引述，亦摘摘拣拣，兼以载有原文的旧报章年湮时远，寻之不易，欲通览此中情形颇为难得，《恩怨录》编出，这缺憾总算弥补。

　　大部分讼争，是鲁迅做“投枪和匕首”的个人表演，对方只及招架和哀叹。如陈源（西滢）怨道，鲁迅搦着一管“刑名师爷”的笔，“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们口舌中，涉及李四光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工资问题。陈源说，工资明明只有二百五十元，经鲁迅之口却成了“至少五六百元”——以此来证鲁迅擅长“构陷”之不虚。李四光因事涉于己，也登报声明，说馆方为副馆长月薪设定五百元，而他只愿领其半，另一半充公为馆内购书之用。自然是呼应陈源，证实五百元之数的不确。鲁迅见了这声明，但云：“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了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在我们旁观者看，论事实，鲁迅着实冤枉了李四光，但他不动声色，以区区“确有”二字，就仍然摆脱了“捏造事实”的指控。

　　许多时候，论敌由于自身不及鲁迅精细，同时还偏偏低估了鲁迅的精细，故笔墨较量起来，理未必输，每输在字缝里。然而，假使论敌并不咬文嚼字、循理来论，鲁迅的老道也可以失去用武之地。

　　这类论敌，如鲁迅后来总结的，善于“拉大旗作虎皮”。宋儒明儒有“理”“气”之论，套在这些人身上，大抵却只论一口“气”而不在乎什么“理”。他们满嘴伟岸词藻，发为滔滔洪流铺卷一切。次而又从不屑于什么费厄泼赖，每取“群殴”战法，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种事，1926年鲁迅遇到过一回，即得罪狂飙社高长虹、常燕生、向培良诸人。那是鲁迅平生第一次遭“痛斥”，此前从来是别人如此，狂飙社几位何以能居高临下反夺上位呢？说起来，原因竟只是他们“年轻”罢了。比如常燕生就嘲笑说：“鲁迅已经是个四五十岁的老人，与他同时代的老人甚至时代稍后的中年人都已成为全然落伍的遗老遗少……”老则可羞、丑陋，年轻便傲人乃至等同正确。这确系当时可以摆上台面的舆论，其所依傍则乃“新”“旧”二字——青年较近于“新”，而老人大抵难脱“旧”和“落伍”，故年长庶几有罪。不幸，鲁迅恰好曾经认同这道理，以为希望总在于青年。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他于进化论的逻辑，也不能不动摇起来。

　　不过，狂飙社固然孟浪，较诸一年后“革命作家”们又不算什么。后者加于鲁迅的批判，辞气之横、神情之酷，比“文革”口诛笔伐的大字报，也不遑稍让。李初梨笑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并且“老态龙钟”，并且“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成仿吾赞同李初梨而又发明了“堂鲁迅”的尊号来挖苦，指斥鲁迅“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钱杏邨（阿英）宣告“我们不仅认定阿Q时代的死去”，而且认定鲁迅“他自己也已死去”，复于另文告诫鲁迅宜 “幡然悔悟”，“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

　　最让人错愕的，要数创造社掌门郭沫若。他做了两项裁定。一是将鲁迅判为“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成仿吾好歹不否认鲁迅达到了“人道主义”水准，到郭沫若这儿，鲁迅却“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不曾确实的把握”，所以“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至于“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那是更不必说的。鲁迅的思想觉悟，被他瞬间连贬几级。而其第二项裁决，至今让人摸不着头脑：“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谛）！”我们素知“法西斯”指向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等专暴之辈，未解鲁迅缘何与之挂钩？或许郭沫若自有其特殊用法，或许也只如“文革”的打棍子、扣帽子，本不在乎有何道理。

　　“革命作家”的睥睨更甚，自有其理由。他们除了仍有“年轻”资本，还自认已握有当世最先进思想武器马列主义。这就足令他们傲视寰宇，而将不掌握这思想的人，都视如草芥。蒋光慈谈到鲁迅对“革命作家”围攻胆敢有所回敬，就不胜惊诧地说：“他由攻击革命文学的提倡者而攻击及革命文学，由攻击革命文学再攻击及革命的本身……这样大的年纪，现在居然失了理性了！ ”

　　且不说鲁迅可曾“攻击及”革命文学或革命本身，即曰如此，也不见得就“失了理性”。以为“革命”名义可以盖过一切，是万事定于一端的逻辑。1933年，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为之序，言及“创造社等类的文学家”对鲁迅的歇斯底里，虽称之“至少，这里都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然于其缘由则只认为“大半扭缠着私人的态度，年纪，气量以至酒量的问题”。这以性情为由的解释，并不如何透彻。

　　我们看见，从《新青年》“不得不”“森严我们的壁垒”以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到十年后当时闯将之一鲁迅被作为“封建余孽”来反对，当中分明有“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意味。要之，不论何门何派，思维方式却“一”以贯之。那就如彭康批鲁所用字眼：“‘除掉’鲁迅的‘除掉’”——对于思想和文化问题，抱着“除掉”心态，而不认为可以各取一席之地。

　　思想纷争未足为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现代中国于其思想变革，却似乎不知道宜以自由竞争致之，把选择权留给实践。次而也不知道，思维方式的“现代”，比思想内容的“现代”，更加重要。

　　话题回到鲁迅——考究一下，鲁迅后虽被恭奉为左派文学的首领，但他与这种文学的关系，其实是从遭受宗派情绪的排斥肇始的。那阵子，党史上有一个词，叫“关门主义”。创造、太阳两社“革命作家”们对鲁迅所执行的，可以说是文坛的“关门主义”。先前《新青年》取消公开征稿，大概也有“关门主义”之冲动，只是到“革命作家”这儿，我们发现门是越关越小、越关越死了，连最小的缝隙也被紧掩。“革命作家”倘对胡适之、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乃至沈从文辈搞其“关门主义”，还则罢了，怎么连鲁迅也搞在其内，岂不太过偏执极端者乎？冯乃超晚年懊悔地承认了：“我关心创造社的人，反对非创造社的人，流露了浓厚的文人小集团主义”，“出于宗派的情绪，我们这些人就情绪激昂地加以围攻”。可在当时，他们的悔意并不发乎自觉。这股“关门主义”戛然而止，是经过上级组织和领导指示，奉令行事。1929年，党中央责令两社诸党员作家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在一起作战”。这样，就诞生出来一个左联，请鲁迅做盟主。

　　建立左联，包含中共对于领导文艺的诸多深远考虑；克服宗派情绪、汇合文学上所有左派力量为革命服务，是题旨之一。而在鲁迅，出于信仰以及实际的原因，也与前不久还猛攻他的一干“革命作家”涣若冰释，接受成为他们的领袖。

　　一时，团结达成了，可问题之源犹在，所以问题终究也只是换了方式来演绎罢了。

　　如其名称“左翼作家联盟”所示，左联原本就是以思想划界的组织。茅盾甚至说：“‘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这个评论主要是针对左联一度甚至抛弃文学只搞街头政治而发，但也可以看作对左联根性的描述。它绝不是寻求和鼓励文学上开放、独立、自我、个性探索的文学团体，而是有着很强集团意识、门禁思想、严内外之防的准地下组织。这些都是左联与生俱来的特色，它的存在与行为，不能不打上这样的烙印。

　　然而左联最可称奇之处，不在于对外严其内外之防，而即在其阵营内部，也另有藩篱和壁垒。这一点，以往研究者注意不够，但夏衍讲得甚是清楚：

　　“左联”在党内有党团书记、党小组，但它毕竟还是一个群众团体，因此它的执委会还设有一个实际办事的行政书记。“左联”党团书记最早是冯乃超，冯调武汉后，雪峰暂时兼了一段时期，就由阳翰笙担任，阳翰笙任“文总”书记后，1932年底由周扬任“左联”党团书记，直到1936年“左联”解散为止。至于行政书记，则是经常轮换的，非党盟员也可以当。我记得除党员阳翰笙、钱杏邨、丁玲外，胡风也当过。

　　此即“党”与“非党”之别。左联日后宗派阴影那么浓重，历来作人际关系、个人恩怨解释，“文革”时甚至歪曲成“四条汉子”存心与鲁迅过不去，真所谓本末倒置也。鲁迅与左联领导层间的介蒂，固掺杂了人为因素，根由却是“党”与“非党”这条线的存在。茅盾论此有言，鲁迅“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左联中的党员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这才是鲁迅与左联关系中的深层问题。

　　对此，左联后期任行政书记、代表周扬出面打交道而得罪鲁迅的徐懋庸，就“两个口号”论争和解散左联时他的“站队”选择所做解释，颇实事求是：

　　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听说的。当时徐懋庸尽管还不是党员，但也完全懂得，鲁迅虽曰盟主与领袖，左联的领导核心与权力的正确归属，应该是党团组织。

　　具体讲，依据组织原则，在重要事情及决策上鲁迅只好被“有别”地对待，而摈落在外。今天，我们对凡事内外有别、先党内后党外的次序，普遍拥有常识，但在鲁迅当日，他恐怕既不够清楚，也难以适应：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这并不是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集团即左联，它将要解散这样一件大事，鲁迅身为盟主却未预其闻，而是在决定形成后才“被告知”。且从鲁迅一些文字可知，如此这般“守着秘密”已非朝夕，他早有不快，牢骚屡露，比如私下常以“我们的元帅”代称周扬，既刺周的权势，也讽自己枉担虚名。然而居间我们却得说句公道话：周扬之于鲁迅的怨怼，实则亦唯苦笑而已。那个“元帅”，既非周扬攘夺所致，更非他玩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术策。越过鲁迅定夺诸事，抑或“守着秘密”之类，皆非他与党内其他负责同志擅自、故意或出于一己私利以鲁迅为“防”。他们不过是照组织原则行事而已。

　　所以，误会或恩怨，实际是时代造成的。后来人们喜欢假设鲁迅活到“当代”会如何，在我看来其中也可以包括设若鲁迅活得久些，他对周扬等所为虽未必释怀，却至少可以恍然知其原由。可惜他在世时，对“组织”二字精髓，不能有我们今天的认识，故于周扬等的吐握之劳，不觉得正常，而以为是僭越。在此感受下，他越来越多地谈论奴隶和奴隶主的话题，自比前者。如：“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我深恶之”，“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绩”。

　　我们确实认为，问题根源不在个人恩怨。然从鲁迅角度，他若罣碍难释，也很可理解。毕竟，说是“同一营垒”，却又一“内”一“外”地隔着，貌合神离。况且我们知道鲁迅最憎“捣鬼”，曾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周扬等以藏头露尾的方式待他，似乎正是“捣鬼有术”的样子。这样的心情积攒几年，终让鲁迅怄了一生最大一场气。

　　话说1935年，德日蠢蠢欲动，战争迹象益形滋彰。社会主义苏联或双面受敌之阴影，于其领袖斯大林心头挥之不去。假使中国能够暂结内乱、全力抗日，则无疑替苏联解其一大忧。果不其然，翌年“西安事变”发生，斯大林力促和平解决，让你死我活厮杀了十年的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二度合作。此一变局，虽要到1936年“双十二”之后方尘埃落定，然其酝酿及演进，却早有先声。

　　这先声，便是1935年8月1日中共《八一宣言》。时与中央失去联络、孤悬于“白色恐怖”之上海的“文委”，意外从一份法国报纸上见到它。“这个宣言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救国军等政治口号”，夏衍记曰，“文委”诸人视为“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之后第一次得到的中央的指示”，故极重视。况又再获进一步的印证：“这之后不久，我们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9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7月25日至8月20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夏衍说，两份文件“文委”曾“一遍又一遍”学习，并分别向包括左联在内的各单位党员传达；又说，“特别是组建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这两个问题”对他们“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还说，整个过程的安排是，“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党外传达”。

　　宜格外注意两点。一是“国防”字眼直接取自《八一宣言》，一是“党内一致”与“党外传达”，即决策在“党内”，“党外”（包括鲁迅）仅为传达对象。

　　又过两月，11月中旬，周扬向“文委”诸人出示萧三写自莫斯科的一封信，“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信中明确“要求‘解散左联’”。该信写于8月11日，“也就是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闭幕之后，也就是《八一宣言》发出之后不久”。周扬等断定，“这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

　　《八一宣言》、季米特洛夫报告、萧三信，三令箭旋至，周扬等疑无可疑，遂做出决定：提出“国防文学”、解散左联（以重新组建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

　　轩然大波随之触发。

　　其后垂今，围绕这桩公案，有无数的辩驳与研讨，然若干关节始终未见点出，我姑为大家指其两点。一是本案共含两事，即“两个口号”论争与左联的解散，多年来围绕前者聚讼不已却普遍忽视后者，可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此二事，口号论争其表、左联解散其里，后者才是要害所在。二是必须留意，意见冲突中，两派分界极分明，一边党内，一边党外——鲁迅这边人物，全部是非党。

　　欲将本案觑得实在，这两点得吃透。

　　为方便读者，省却翻材料之苦，我们以最简的撮述交待一下时间概念：1935年11月，周扬等读到萧三来信，讨论后形成了一些决定。12月底，夏衍约见茅盾，托他将情形转告鲁迅。翌年2月，“国防文学”提出，同时做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的文艺协会的准备。又过了四个月，6月1日，胡风发表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抛出与“国防文学”作对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这恰当左联替代物“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前夕（6月7日在上海成立）。8月，《作家》杂志突然发表鲁迅答徐懋庸公开信，宣布：“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出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众论哗然，事态遂达高潮。

　　可见，事情是个超长过程，演进了八个月以上，有明争，也有暗斗，貌似消歇之时却是在蓄势。故尔它断非一场论争那样简单，仅以言语笔墨范围为限。

　　还要提到一个不可省略的情节——萧三那封信，其实是由鲁迅转给周扬的。换言之，信内观点和解散左联的指令，鲁迅不特率先了解，且完全知其来历。又进而言之，后来（主要是“四人帮”）将事情说成鲁迅与周扬的对撼，或周扬等少数人的反鲁迅行为，完全乖乎事实，他们所以掩盖真相，既是藉以揪“十七年文艺黑线”，也因为后来历史有难言之隐，需要打马虎眼。

　　真相如何？真相是：左联党组织依其职守和纪律，服从和执行上级指示，而以鲁迅为首的党外人士不欲如此行事，双方遂起冲突；冲突导火索是口号及解散左联之争，底蕴则为左联有一虚一实的双重领导关系，滞窒久之，至此乘隙而发。

　　就事论事，哪一方都没有错。自文艺置于党绝对领导下来讲，乃至该说周扬等更 “正确”。但历史又生出了别的枝蔓。延安时期，鲁迅经过毛泽东评价，开始享祀革命文学之圣，往后恩荣益隆，与他相关的各种是非，真正原委都不便理论。其次，这段历史以后还牵入路线斗争内容，“国防文学”系据 《八一宣言》提出，“文革”间遂染累于王明路线。总之积时累日，里头交织了各种彼此掣肘的内容，即“文革”以后，诸当事人也只能欲说还休（如夏衍、茅盾、徐懋庸等的回忆录），主角周扬更是谨慎持重，他刚到延安时还曾对毛泽东诉其“委屈”（参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晚年反而只作四平八稳之谈（见赵浩生访问记），确有历史语境过于复杂的原因。

　　于今而言，倘欲返抵于1936年语境，只有去读徐懋庸当时写给鲁迅的那封信。此信，今人但知其曾激怒鲁迅，其实那并非它的历史价值。历时约八十年之后，它于我们最足珍异之处，乃是可以还原当时语境下——尤其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以八个“最”、四个“伟大”谈论鲁迅之前——左联党组织以何观点及字眼看待鲁迅。所谓白纸黑字，最足凭信。关于此信，尽管夏衍称为对徐懋庸“劝说无效”之个人行为，但那只表示组织曾阻止写这封信，不表示信中所谈为徐懋庸个人观点。事实上，徐懋庸的角色主要就是在左联党组织与鲁迅之间充当联络人，传递信息，故其所谈，既不宜视为亦断非个人之见。

　　信中具实质性的，是如下一段：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

　　信写于1936年8月1日，故这里 “半年来”即1936年2月份之后。而我们知道，那正是提出“国防文学”、着手解散左联、准备成立新的文艺协会的重要时刻。信称，鲁迅这一段时间，一直“助长着恶劣的倾向”，这是一个带着总体性的评价，无论如何不可能为徐懋庸个人所应有、所能有，其之透露了“组织”的舆论，毋庸置疑——虽然字眼、表述未必原模原样，意思却总是这意思。

　　“据为私有”、“偶像”等，盖亦类此。其中，“私”字出现了两次。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政治话语中，“私”指个人利益，与阶级或党的利益相拂逆。“偶像”所含针对性尤其清楚，批评鲁迅突出甚至崇拜个人，而凌乎组织之上。而更严重的指责，是“分离运动”、“宗派运动”——遭受“分离”的，自然是左联，“宗派”也无疑是指鲁迅在左联中搞个人山头。

　　双方有争，一方即以“宗派”相呵责，有此反应的，总是主导者一方，因为预存了以我为主的意识，遇不同意见便有被冒犯之感。左联本是由党建立、由党领导、为党利益服务的文学团体，领导核心当然是党组织。周扬等心中有此意识，故他们对于不接受领导、不服从决定的情形，立刻视为搞分离、闹宗派，是很自然的。

　　然而，鲁迅的回击也如出一辙：“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几个词的意思，与“宗派”分毫不爽。其中，“这些人”的概念值得玩味。它本身的范围颇为明了，当然是站在徐懋庸身后的“文委”诸人。有趣的是，谁不在“这些人”之内？碰巧，鲁迅前头列了几个名字：“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他们都是徐懋庸信中的批评对象，稍微注意一下，会发现当时其中无一是党员（黄源入党是在以后）。这大抵不是巧合。徐懋庸作为“要跟党走”的群众，都不会站在鲁迅一边；倘已在党，以党员的身份更不可能不去执行左联党组织的决定。

　　但当我们找到这条线索，以为获得某种含义，它又马上被打破了。依照常理，党员觉悟和立场总比党外更革命，可是眼下看上去，好像颠倒过来。徐懋庸信中说：“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本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的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长话短说，鲁迅就“国防文学”及解散左联提出的反对理由是：这将破坏和断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他使用了“溃散”一词，意思其实是投降，认为周扬他们正在将革命文学领导权拱手相让。

　　所以，徐懋庸有“左得可爱”的评论。

　　但人们在公开信所见，与徐懋庸和鲁迅私下交谈时听到的不同。这里，鲁迅做出完全不同的表态：“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实即指中共）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正常正确的”。

　　事情看起来扑朔迷离。是徐懋庸杜撰、捏造了鲁迅的话，还是鲁迅出尔反尔？前一疑问当可排除，因为鲁迅曾经或私下的态度，非止徐懋庸一例孤证，其他当事人的记述也颇能验合。就此而言，鲁迅口风之变，确有其事。问题在于，这种变是针对统一战线，还是另有文章？答案是后者。“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的确将鲁迅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完全澄清，而所以做此澄清，却因之前他确有“不加入”之举。

　　6月7日，解散左联后新建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告成立，6月10日《光明》创刊号登出其《宣言》、《简章》和《会员名录》，一百多人名单中没有鲁迅的名字。此前为争取鲁迅加入，周扬、茅盾都曾设法做工作，茅盾甚至请鲁迅所信任的冯雪峰代为说项，“冯雪峰送我走到街上，边走边告诉我，劝鲁迅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事没有成功，他不愿意”。该协会正是统一战线的产物，鲁迅身为左联领袖拒绝加入，外界即解读为他对统一战线的态度，连托派也做出这反应，“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给鲁迅送来了‘拉拢’的信”。这就是为何鲁迅要用“无条件”的强烈语气，澄清他对统一战线的立场——而这无异于挑明，他所“不加入”的，实际上只是那个协会或“周扬一伙”。

　　据此，我们便有把握做个明断：整个事情的底细，与口号、主张无关，完全在人事方面。简而言之，鲁迅绝不愿与“这些人”再有任何合作，凡是他们所主导的事情，概不加入。

　　原因也极简单，即公开信屡次三番痛陈的“宗派主义”。如：“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集中见于这一段：

　　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罢。

　　里面有争夺革命伦理制高点的词句，可以理解，而关键词其实是“指导家”、“指挥”这些字眼，它们呈现着鲁迅内心的伤痕。数年来，这样的高高在上的“指导家”和颐指气使的“指挥”，甚至使他有奴隶主之于奴隶的联想，那是他最不堪忍受的，多年前他曾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不料，这竟也是左联给他的感受。

　　据茅盾讲，鲁迅向他表示不赞成解散左联时说：“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就没有了核心。”茅盾将此转告夏衍，“夏衍极力辩解，他说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边，这就是核心”。夏衍的道理一目了然：解散左联，何谈失去核心？由党组建的统一战线新协会，领导权当然在党手里。不过夏衍显然没有听懂鲁迅的意思，尤其他还以“我们……就是核心”来辩称时。

　　但茅盾是懂的。对鲁迅决意与“指导家”们分道扬镳，他在回忆录中其实点到了真相，只不过出于某些顾忌，用了微言大义、杂花生树的写法。茅盾“大革命”后脱党，回国后加入左联，在左联意态亦颇萧索，感受与非党盟员不乏共鸣。如云：“在‘左联’内部的宗派主义，闹不团结，‘唯我最正确’，‘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的现象，以及把‘左联’办成个政党的做法，依旧存在”。“他（鲁迅）认为‘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何谓“族类”，何谓“办成个政党”，鲁迅又被关在什么“门”外？没有明说，但只要懂得左联的工作原理，不难了然。

　　真正说破真相的，是郭沫若。

　　郭氏时在日本，经人知会了国内文坛动向，于是写文表态，文即《蒐苗的检阅》。文章写得讲究，上来就引周代的典故；“一年四季里也都是有军事上的操练的……全国的壮丁都要受召集……春天的叫着蒐，夏天的叫着苗……”随即话头一转：“待我最近读到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即公开信），我才一旦豁然，原来鲁迅先生是在调遣着我们作模拟战，他似乎是有意来检阅我们自己的军实的。”

　　故而“蒐苗的检阅”，意思很清楚：论争双边如“蒐”如“苗”，鲁迅则是那检阅者。讲得再直白一点，他是说，这场文坛的“内战”根本是鲁迅一手调遣起来，以验一验自己的文坛领袖地位。

　　“内战”，是他的原词：“因此，在我的眼前所摆出来的情势就俨然是 ‘文艺家的内战’……有好些朋友也向着我吐露出悲观的口吻说‘家丑外扬’，又有人在说‘使仇方称快’。自然，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一次的纠纷是真正的严烈的‘内战’了”。

　　《蒐苗的检阅》以劝架姿势介入，然而拉了偏架。虽然写法颇费思量，对鲁迅以捧为主，但通篇弹鲁之意不但明显，且比比皆是。如“中国人凡是稍微有点头脑的……都觉得非崛起联合”，“不意在文学界的一隅却起了一种类似离析战线的纠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之提出，在手续上说既有点不备，而在意识上也有些朦胧”，“这个新的口号真真是巧妙……根本就不‘大众化’，拿我自己来说，我为要记忆这十一个字，我实在费了相当的努力（这或者也怕是我自己太低能的原故）”，“我觉得鲁迅先生的理论是不大妥当”，“读了那篇文章的朋友，尤其年青的朋友都很愤慨”，等等。

　　置其倾向和情绪不论，有一点郭沫若看得真准：这场公案的内核，是权力诉求。

　　无论如何，左翼文坛这场各方均以“宗派主义”互指的混战，无有胜利者。鲁迅的健康虽未必可以说从中受到了沉重的损害，但他仅隔一二个月即病殁却是事实。而他身后，那些活着的人，在以后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差不多个个因本案埋下的伏笔，恩怨难泯、各自沉浮，至今令人咨嗟不已。

　　鲁迅死后两个月，发生西安事变，经斯大林斡旋，以国共暂泯恩仇而和平解决。蒋介石放弃追剿红军，后者则放弃“苏维埃”目标、承认国民政府统治并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国果然形成抗日统一战线。面此惊天之变，回看先前左翼文坛那不可开交的论争，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事实证明，鲁迅所假设的统一战线或致领导权拱手相让，并不存在。岂但如此，统一战线实际令党的事业受惠巨大，决然为二十世纪中国关键的转折点。

　　因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在陕北真正安定下来，建立了为国民政府所承认，享有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治安等各项权力的边区政府。

　　跟随这变化，乃有大量文化人涌来延安的情形。复因文化人涌至，延安出现众多文化机构和团体。内中，有两个显著的代表。一是鲁艺，一是文抗。鲁艺极有名，不多赘，这里讲讲文抗的由来。1938年，全国性文艺统一战线团体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1939年迁重庆；同年，萧军、舒群在延安建议搞其分会，经中宣部同意成立，简称“文抗”。文抗有个杂志《文艺月报》，初由丁玲、萧军、舒群同编，本设在鲁艺，但周扬不想要，于是又迁出鲁艺。

　　慢慢地，鲁艺与文抗，各形成一点圈子。文抗集中着业已成名的文化人；鲁艺的特色在于，除教师不乏成名人物，又拥有作为新生力量的学生群体。两个圈子，似乎各有公认的核心或标杆人物，一边是丁玲，一边是周扬。这说法来自周扬，1978年他会见赵浩生时说：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丁玲却表示否认，也许她是对的，算不算有什么圈子之类，初亦无从谈起，历史上说法有时是后来追加追认的并不少见。比如周扬把“这两派”追溯到上海时期，以我们所知，涉及丁玲的部分就靠不住。丁玲虽曾任左联行政书记，但1933年便被捕，拘在南京，1936年9月始脱身，与1932年底接掌左联的周扬，少有交集。如果丁、周之间形成什么成见，多半是自延安始。

　　但周扬对延安“两派”的对立点，概括得很准，确乎就是“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之争。说起来，它是一桩颇具体的故事。

　　1941年7月17日至19日，《解放日报》分三日将周扬一篇长文刊完，题《文艺与生活漫谈》。7月20日，雨。照萧军所述：“为了天雨，大家全很闷，就要寻些题目来做闲谈的材料”，而头天周扬的文章，便做了这“闲谈的材料”。漫谈的为杨家岭文抗，参加者五人：白朗、艾青、舒群、罗烽及萧军自己。谈毕，由萧军整理成文，也想在《解放日报》发表，结果被退回。萧军极不满，求见毛泽东，反映延安文化界宗派主义、行帮作风盛行，欲辞行去重庆。“毛泽东对萧军等与周扬的论争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给萧军出了个主意：文章可以在自己办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事遂以此解，文于8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报》第八期登出，即《〈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如今，两文各录在《周扬文集》第一卷和《萧军全集》第十一卷，均方便看到。

　　周文娓娓而谈，以至散文化、有舒卷感，日后声色俱厉的文风尚无踪影。相较起来，反是萧军等谈锋带着杂文式尖利。我们不多引述，只攫取双方碰出火花的那一点。其在周文，是这一段：

　　一个作家在精神上与周围环境发生了矛盾，是可能有两种绝然相反的万年历的。一种是周围生活本身是压迫人，窒息人的，是一片黑暗，作家怀抱着对于光明的热望不能和那环境两立，他拼命反对它。另一种是他处身在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中了，他看到了光明，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但它到底是在前进，飞快地前进。作家走着他特有的艺术知识分子的步伐，和那生活的步调就不一定合得很齐。有时他觉得生活还远落在他理想后面呢，他停下来，微微觉得失望；有时生活却又实在跑过他前头去了，有一种什么旧的意识的或者习惯的力量绊住了他，他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和生活的不能协调。

　　“漫谈集录”相关段落为：

　　太阳里有黑点的学说，我们也记不清是哪位天才的科学者——但绝不是文艺作家或理论家——发明的。据说太阳里的黑点一多起来，太阳的光与热就要起变化，将来不独人类要灭亡，太阳自身也要崩碎！不过拿这来做革命过程中的“黑点”来比拟，表面上看起来是说得过去，如果再细一追究就有些不妥。应该注意这是两个不同的“黑点”，而且结果也不会相同：前者是随着它的历史，物理学上的必然的现象，黑点是要吃尽光明的地方的，一切光明将要变为自己的反对物——而崩碎；后者的“黑点”虽然也是随着它底历史而来的，但它是有机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它——黑的——也将要变为它自身的反对物——光明。

　　单论文字，后者不简洁，有些神经质，还存在一些语病。

　　分别替他们归纳一下。周扬认为，即便太阳也找得到黑点，但光明是主要的，应该歌颂它的光明。萧军等认为，是黑点就应该去除，否则积累得多了，即便是太阳也要崩碎的——为了避免误会，又特别强调他们所谈不是太阳的黑点，是人类社会的黑点，对人类社会而言，黑点愈去，光明愈多，这一点跟太阳的原理是相反的。

　　周扬想出的“太阳黑点”比喻，有诗意，但所指则非常现实，就是“一个作家在精神上与周围环境发生了矛盾”这句话。

　　随着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进入延安，那些在纯军人环境下少有意知或表达的问题，开始频频被关注和谈论，尤其是平等问题、个性问题。知识分子天然地易于注意这些，敏感，且热衷于发表。于是，烦言常有所闻，乃至作为“失望”流露出来。1941年起至1942年春天为止，是这声音渐形强盛的时候，有很多表现，画展、戏剧、墙报、杂文等。因为要应对这样的态势，才有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后，随即启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周扬文章和萧军们的商榷，从一个方面反映着《讲话》前延安知识分子中两种不同声音。周扬说抱怨不对，对新的环境和生活应该热爱；萧军们于此逻辑表示恕难赞同，他们觉得抱怨即爱，恰因热爱才抱怨，“一个在光明里面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底追求和创造者”。

　　就此，又要强调一下延安语境的变化。一直到1942年4月，延安的思想环境与状态还颇为松弛，甚至“自由”（无论从其“好”“坏”意义来说），这是萧军们所以言而无忌的原因。勇于批评且认为批评对革命有益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占多数，周扬视批评为销蚀的观点，一般不以为然。所以，当时延安除“暴露黑暗”外，还有“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好些坚持启蒙精神的主张。《讲话》加了引号而列举和批评的七种说法，皆系延安文人中很普遍的舆论。总之，延安文学的前半期，还主要是对“五四”批判现实传统的祧附，人们并不觉得因为在延安，文学就需要变成另外的样子。

　　周扬文章发表后，萧军等率尔与之商，也刚好说明延安自由辩论之风犹存。我们先置他们各指对方“宗派”不论，而单讲其中一个混乱情形。这问题很重要，将一直牵及十多年后丁玲的罪名。

　　这混乱是指，周扬受访于赵浩生，以己为“光明派”领袖，称丁玲为“黑暗派”之首，而萧军当年状告毛泽东就宗派行帮作风存在的证据，则是周文可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们“漫谈集录”却横遭退稿——混乱就存在于这两点间，因为将周文发表而又将萧军等退稿的，都是丁玲；换言之，周、萧各诉受到“宗派”的排斥，指向却是同一个人，这如何可能？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细申其与文抗《文艺月报》关系短暂，除为它编过头三期，以后甚至“几乎就没有读到它”。关于周萧论争：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我们连续发表了周扬同志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文抗的舒群、萧军、白朗、罗烽、艾青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他们漫谈的时间是七月二十日左右，文章发表在八月一日的《文艺月报》上。

　　确指周扬文章正是经彼之手编发，对萧军的退稿，虽未明言，但情况显然是那样，因为《解放日报》副刊由她负责。

　　她接着说：“五人的文章发表后，是不是在鲁艺、在文抗引起过更多的议论，我不知道，我们文艺栏听到也少，也没有收到其它的或同意、或反对、或再解释的来稿。我们也无意去组织文章，展开争论。”意思是她置身其外，没有卷入纠纷，甚至不关心。未见相左材料之前，我们理应接受丁玲的陈述。而这就意味着，事情渊源须另外看过。

　　也许“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一语，可稍稍启示我们。先前我们曾从时间角度推论，上海往事很难追溯到丁、周之间。这交集既不成立，我们就要重梳线索，结果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线索实即在周扬和萧军两人之间。

　　1934年末萧军与萧红甫抵上海，即知遇于鲁迅，此后一直是鲁迅身边亲近者，鲁迅待其无话不谈，如该年12月6日信谈到 “文化团体”（应指左联）：“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萧军到上海以及与鲁迅密迩的时间，恰是鲁迅、周扬矛盾激化的阶段。故他与左联后期的宗派纠葛，既有时间上的交集，也有情感上的交集；既知根知底，也无疑有倾向鲜明的卷入。鲁迅葬仪上有十六位扶棺者，胡风说事先“决定了由鲁迅生前接近的或没有攻击过鲁迅的十来个人抬”，萧军正在那扶棺者之列；来到延安，也素以鲁迅学生自居，奋勇传其衣钵……总之，延安“暴露黑暗派”追溯到丁玲是无据的，经过萧军进而追溯到鲁迅却不妨说彰彰明甚。其实，这派素来宣扬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已把他们来源祖述得明明白白。

　　故我们不妨鉴断：周、萧之争或所谓“光”“黑”两派，自“上海往事”讲，可视为左联宗派争搡之移师延安，自文学传统言，则是“五四”及鲁迅批判模式与延安新起的歌颂模式之间面临歧路。这点由来，周扬作为局内人再清楚不过，他避提鲁迅，非不诚实而是不得已，但代以“丁玲为首”却另有原因。个中秘辛，稍后言之。

　　当时，虽然双方互指对方搞宗派，在旁观者看来，事情本身远没那么严重。以下是丁玲的回忆：

　　当时《文艺月报》发行数量很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广泛。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照此描述，“光”“黑”争执范围既小，时间也短，其实没什么影响。这与我们今天认为它是“延安文艺大事记”中重要一笔的印象，十分悬殊。历史经常这样，当时感受强烈、铭心摧腑之事，后来可能觉得根本不重要，而后来目作重大事件、历史性时刻的，当时却状若无奇。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即此一例，当时气氛随意而散漫，并没有今天我们所觉着的光芒万丈的样子。

　　“光”“黑”争执从区区一隅、转瞬即逝的小事，终至为史上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篇章，是因丁玲所称的“并不广泛”的读者中，有位特殊人物。我们知道萧军为退稿事，去找过毛泽东，还态度狷狂，声言要舍延安、去重庆。这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面谈之后，1941年8月2日，毛亲致萧军一信：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

　　毛泽东的关注，除直接材料，又有间接的线索。从文本比较角度，我们觉得周扬那篇《文艺与生活漫谈》，毛多半细细读过。文中“实际上，又有几个文艺工作者真个和他们较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同他们打通了心，了解了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他们极细微的心理？我们和他们的接触是不经常的，常常是不自然的”之论，想必深获毛泽东之心。我们未必轻言《讲话》重要论述“深入工农兵生活”来自周扬，但从互文参照方面说，两者内容很相近；同时周文在前、《讲话》在后，这一时间关系也是清楚的。

　　如果丁玲事情当时无足轻重的说法，和我们普遍所持“光”“黑”争执乃延安大事的印象，同为真实，那么这两者间显然有些错位，对不上号。摸索一番则发现，能使这扞格得以解释和消除的，只有《讲话》。综合起来大致是，争执本身当时并不如何受关注，过了将近一年，毛泽东将这问题引入《讲话》，重点谈及，由此被凸显和放大；以后复因《讲话》地位不断抬升，这问题也随之成为垂当代文艺三十年以上的大主题、大纲常。

　　我们来看这问题在 《讲话》中所占分量。《讲话》开列延安文艺界七种常见论调，加以批驳，依次是：一、“人性论”，二、“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三、“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四、“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五、“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六、“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了”，七、“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与“光明”“黑暗”问题仅字面直接相关者即有三条，实则杂文时代、鲁迅笔法问题也有关联，也应列在其内。

　　具体论述上，以下一段至为关键，从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对“光明”“黑暗”观加以区分：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

　　这种高度的论断，争执双方，谁都没有资格；而问题也只有提到这个高度，方可言之以“派”。由此可见，“光明”、“黑暗”之争，如曰有派，其应自《讲话》始，是由毛泽东亲裁而立。

　　不过，事情至此，尚仅为端绪而已。《讲话》从思想上揭橥了文艺上 “光明派”“黑暗派”界分，但没有具体落实到人。整个延安时期，我们未闻哪个人被冠以“暴露黑暗派”之名，更不曾见到成系统的名单。整风虽揪出了王实味，但对他是以托派处置，其他出事的文化人，亦多以“特务”“内奸”身份以及历史问题等。

　　再过十六年。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1958年初，《文艺报》奉命组织《再批判》特辑，前置编者按。此系毛泽东亲笔。张光年晚年透露：“这个按语不好写，我措辞谨慎，拘谨，毛全改了。”按语列出一份名单：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 “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

　　他们都是《讲话》前在延安以批判锋芒著称的作家，其中尤要注意，“漫谈集录”五人有三人入了这名单。关于“再批判”的原因，毛泽东有个解释：这些人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意思是，这些人“暴露黑暗”的写作，给敌人攻击党提供了弹药。

　　可以确认，毛泽东按语是周扬所谓“暴露黑暗派”以丁玲为首之说的确切出处。先前回顾表明，“光”“黑”之争当中，丁玲与之无涉（若有涉，也是发表了“光明”论文、阻止了“黑暗”论文,且萧军与丁玲似正是自此关系冷淡，其1942年10月致胡风信曰 “我与丁君已经一年多不交言语”，推其时间，恰与退萧军稿相契）。即《讲话》裁定“光”“黑”派后，不管公开还是内部材料，也找不见有关丁玲在这一派且为其首领的只言片语。1942年，丁玲因《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又曾就组织问题接受过调查，但都不涉及文艺上围绕她有“派”之事，后更无此议论。甚至晚到1955年，开始批丁陈小集团，亦仅以她建国后的自由主义、影响文艺界团结为指责，所谓延安时期有个“以丁玲为首的‘暴露黑暗派’”的话语，仍无踪影。我们讲得再明确些，迄至1958年前，这说法从文献上都茫无线脑；若有之，最早只能溯至《再批判》圈出的这份延安“反党作家”名单。

　　整理头绪，略可概为：一、《讲话》提出了“光明”“黑暗”派界分，但未具言在延安文艺中的具体存在；二、经过十六年，《再批判》提出一份名单，名单与“光”“黑”争执中后者一方有高度重合；三、又在这之后，终于见到落实到人的“以丁玲为首的暴躁黑暗派”之说；四、此说，我们确从周扬口中听到过，但是否出自于他，尚待确定。

　　从落实到人来讲，“暴露黑暗派”阵营是时过境迁，经过“再解释”（再批判）追加追认的，里面必然掺杂了更多的主观因素，故而有人为构设的痕迹。这主要体现在丁玲身上。假若1942年就提出一个“暴露黑暗派”名单，她未必被列入，更不要说“为首”。当中的变化与隐情我们知道不多，但时间显然参与了变化。不过另一面，也无须太过夸大时间的作用，事情的基本内核是保持的、延续的，《讲话》固未直指何人乃“暴露黑暗派”，不等于毛泽东当时心中无此萦绕；无论如何无法想象，1958年圈定这名单，只是毛泽东灵机一动的产物。

　　尤其关注这件事，对毛泽东不是偶然的，关乎1942年毛泽东一个重大思考。它表现于文艺领域、诉诸文艺论争，而本质与意义在于思想的主导与权威。当其时，他方致全力于解决此问题，这就是后来何以用“全党思想统一”来论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在完成这一事业时，批判宗派主义是最重要的武器。他将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党八股并称党风三大顽症，通过对宗派主义的批判，他殄灭了思想的混溷，平抑了认识的乱局。经过他独有的解释，与宗派问题有关的话语，已经被带往全新的方面。

　　我们且借词义变化以观。《现代汉语词典》就“宗派”一词于正解“政治、学术、宗教方面的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外，专以括号注上“今多用于贬义”的说明；复于“宗派主义”释曰：“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做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等”。商务印书馆（香港）《汉语大词典》，在“宗派”条下共列古今五种解释，最后一种是“今指为不正当目的结成的小集团”。

　　这些新的语义，发凡人便是毛泽东，由来均可在1942年重要著作之一《整顿党的作风》中找到。该文就“宗派主义”论道：“首先就是闹独立性”、“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另如“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也列为“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的表现。

　　这样，“宗派”完全转为贬义词。先前我们曾经诠疏，它在古代大致中性，引申为门户攘斥时才稍含贬抑。除了词义转为负面，另外的更重要变化是，毛泽东还赋予或使之隐含了主宾、主从意味。原本，“宗派”仅有相左、颉颃、牴牾等意，无所谓忤逆附从。经毛阐发，用法大殊。如《整顿党的作风》所论，是以“局部”犯“全体”、以“个人”犯“党”、以“民主”犯“集中”等，罪状亦相应为“闹独立性”、“小集团”等；最终，宗派问题在政治上将通向反党。

　　如果历史陵谷之变，可寄寓、浓缩于个别语词，那“宗派”就是这样。这种时候，有些事情可能只因语词理解的错位、不当或不到，而南辕北辙。像“宗派”词义之变，我等晚生之人，因得以饱看波诡云谲，不难冒充“事后诸葛亮”，而当时伴随历史一道同行者，若要辨悉窍要却谈何容易。胡风冤案千头万绪，如果抉要以言，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宗派”词义误其所指，以致踏空跌仆。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向党中央提出的诉告中，宗派主义占有突出位置，从头至尾，满纸盈目。但它对宗派主义，却还是“由我宗派独占”即排斥打击异见这样老式而过时的理解，全不知在毛泽东词典里，宗派主义业已特指对党的思想统一表示抗拒。

　　典型之例，是论“五把刀子”的一段：

　　……它完全忽视了党中央的期望，用一种疯狂情绪把宗派利益当代不容丝毫变动的党的人民的利益，有意识地来维持军阀统制，完全把我们党的人民的文艺事业所受的苦痛和应负的使命置之脑后了！

　　在这个顽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略）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略）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略）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略）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略）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历来对上列所论，都惊其大胆，实际最该吃惊的，是胡风与其弟子将其置于宗派主义名义下向党提出。“五把刀子”每一内容，如今凡在大学念过文艺理论课程，无不悉知出诸《讲话》，是党指导文艺的方针政策，怎么到胡风那儿，竟跟宗派主义联系在一起呢？

　　这全然不可思议的想法，我们为之申诠，盖出于两点：一、胡风认为，文坛上宿怨者（周扬、茅盾等），借《讲话》为尚方宝剑来压制自己，宗派主义指的是那些“操纵”者。二、他从自己实践出发，觉得无论文艺思想和观念，还是具体做法，非无根据及理由，应许存在，必欲抹煞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不幸，这两点他都看错，或并不成立。那些1943年来敲打他的人，绝非以个人恩怨擅自出手，更不是“借”《讲话》塞其私货，所有批判都不过是文艺战线思想统一进程的一部分。而比事实迷惘更可叹的，是他与党的话语之间出现了理论、思想的严重睽隔——延安整风以来，除了向党闹独立，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用法已经根本改写，他基于自己理解提出的指控已经失效，实际上恰恰是他当下行为，才符合新定义下典型的宗派主义。

　　这是何其令人瞠目的语言错位。

　　由于“五把刀子”内容具体来自《讲话》，人多以为胡风反《讲话》，恐怕毛泽东也这么看，其实值得研究。近参加一个纪念胡风的研讨会，鲁煤发言，据我现场笔记，他称胡风“崇拜毛泽东，绝对崇拜”，认为“主席《讲话》与胡风创作理论，是相辅相成的”，也联系自己说：“学《讲话》，我收获很大，知道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性，非常迷恋向工农兵学习。”考之于胡风本人，1979年已恢复自由的胡风于《小传》中，言1943年读到《讲话》，令他“空前地加强了在人民解放目标引导下的，从实际出发的，为现实主义开路的信心”。逝世前一年（1984），亦于《对“五把刀子”的一点解释》谈道：“五把刀子这比喻是不适当的……如改为五块令牌，也许适当些。”令牌之喻，令人想到古代“君命有所不受”的在外打仗将领，主要突出的是环境和具体形势不同，行动需要因地制宜。《回忆录》说在重庆传达《讲话》的讨论中，他强调的是“在国统区写工农兵为工农兵的困难性”、“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在国统区是无法解决某些问题的”等。

　　终于，还是鲁迅“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印象确切。他矻孜陈说《讲话》施诸国统区如何难行，殊不知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况区区之国统区？对比一下林彪“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立见彼此觉悟的高下。鲠直限制了觉悟，觉悟不够又使他执迷于问题来自“周扬同志的宗派主义统治”的认识。

　　反胡风斗争以1954年12月8日周扬著名报告《我们必须战斗》正式打响后，随着铺天盖地的批判，胡风或能了解对宗派、宗派主义的正确用法。如郭沫若批判文章，开篇对胡风问题的表述：

　　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

　　或《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第一批材料时的评隲：

　　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宗派现象，要害是反党。对“丁、陈集团”是此用法，对“胡风集团”也是，只不过到第三批材料公布时，宸怀震怒，胡风问题从“反党”升格为“反革命”，变成敌对性质，连宗派主义资格也褫夺了。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乃至一般历史，发现宗派问题不单是从头贯脚的粗线，也如连根拔起的定海神针，搅天扰地。事到胡风一案，既属惨烈，不意随后“文革”间更因派性、派系上演武斗，神鬼皆愁。这些以后的情形，去今未远，我们姑且就此省减笔墨。

　　“文革”一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能量好像方才释空，然后迎来海晏河清。然而，根源究竟是否袪除，谁也不知。从文学来讲，迄乎八十年代末，文坛分歧虽有价值冲突底蕴，可手法也真不乏宗派倾轧的意味。从社会来讲，即在目下，就似乎随时可以浮现扫灭不同意见的冲动。

　　言及此，想到1966年8月，毛泽东为发动群众讲过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他所引的话，实出陈独秀。那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陈氏所写一首骂国民党的打油诗《国民党四字经》，刊于当年12月26日《上海工人》报中缝，十年前有人将它发现而披露于《民国档案》杂志，全文是：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军政时期，军阀得意；训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当中的勾连，让人对历史生出不少感想。陈独秀四十年前的句子，毛泽东记得那样清晰，说明印象深刻。而于我们来说，这发生于中共创始者与大成者之间的回声，可以让人聆谛中国现代思想的深沉曲折与教益。凡事皆有两面，在中国现代思想进程中，宗派问题确有两面性。一是价值离析、言不一途、思想活跃，与“帝王时代”判然有别、体现“现代”特征的一面，若不如此而千人一腔，反倒是“千奇百怪”、“专制余毒”。然而，我们也看到甚至更多看到了另一面，多少排轧、斥逐、非毁以至于构陷、禁锢、威压因宗派而起，不单造成个人悲剧，复使国家文明脚步深受拖累。以我们的知识，多声部、言不一途，可以正能量大过负能量，但前提是“不急于是非”。经历许多教训，国人不知可否了解它的好处；就算非急不可，亦请只急于坚定自己立场，而非急于禁绝他人思想——起码做到不因一己之见，当街掌掴相左人士，且无论自以为是如何地正确。

　　注释：

　　（1）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89页。

　　（2）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79，第6-7页。

　　（3）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89页。

　　（4）同上，第 292 页。

　　（5）同上，第 288 页。

　　（6）沈尹默《我和北京大学》，《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79，第231页。

　　（7）李贽《高洁说》，《焚书 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第105页。

　　（8）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第24页。

　　（9）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第26页。

　　（10）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92页。

　　（11）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第27页。

　　（12）《投稿简章》，《新青年》第二卷至第三卷各期封三。

　　（13）《启事》，《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14）许慎《说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1，第587页。

　　（15）《论语正义》， 中华书局，1990，第279页。

　　（16）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第四十九期，广陵书社，2006年影印版，第9册，第5146页。

　　（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第2页。

　　（18）傅斯年《傅斯年讲史学》，凤凰出版社，2008，第 116 页。

　　（19）《本志宣言》，《新青年》 第七卷第一号。

　　（20）同上。

　　（21）傅斯年《回忆新潮和新青年》，《五四运动回忆录 （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76页。

　　（22）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23）张静庐辑注《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第7页。

　　（24）张静庐辑注《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第8页。

　　（25）沈尹默《我和北京大学》，《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79，第232页。

　　（26）陈源《致志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143页。

　　（27）李四光《李四光先生来件》，《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147页。

　　（28）鲁迅《不是信》，《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151页。

　　（29）常燕生《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343页。

　　（30）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451-459页。

　　（31）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461-466页。

　　（32）钱杏邨《死去了的鲁迅》，《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468页。

　　（33）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502页。

　　（34）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515-521页。

　　（35）蒋光赤《鲁迅先生》，《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475页。

　　（36）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第20页。

　　（37）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 441 页。

　　（38）冯乃超口述、蒋锡金笔录《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39）同上。

　　（4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6页。

　　（41）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第 140 页。

　　（4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87页。

　　（43）徐懋庸《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44）鲁迅《360502 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4页。

　　（45）鲁迅《350824 致胡风》，《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26页。

　　（46）鲁迅《360515 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99页。

　　（47）鲁迅《350117 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47页。

　　（48）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58页。

　　（49）鲁迅《捣鬼心传》，《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35页。

　　（50）上引夏衍，见 《懒寻旧梦录 （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第 197-201 页。

　　（51）鲁迅这边，党员只有冯雪峰，而他内心对统一战线怀抱抵触，目为“投降”，不久便在随博古与国民党谈判时拂袖而去，脱党。见胡愈之 《我所知道的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52）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绩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52页。

　　（53）夏衍：“他们（鲁迅和茅盾）看过这封信，他们知道要解散‘左联’并不是周扬个人的意见。”（《懒寻旧梦录》，第207页）

　　（54）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第 215 页。

　　（55）此信附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绩问题》前头，《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46页。

　　（56）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绩问题》前头，《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48页。

　　（57）同上，第 547 页。

　　（58）徐懋庸《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59）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绩问题》前头，《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49页。

　　（6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22页。

　　（61）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596页。

　　（62）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绩问题》前头，《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50-551页。

　　（63）同上，第 550 页。

　　（64）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24页。

　　（6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10页。

　　（66）同上，第 309-310 页。

　　（67）郭沫若《蒐苗的检阅》，《文学界》第一卷第四号，1936年9月10日。下引皆同不赘。

　　（68）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69）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70）黄昌勇《〈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71）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334页。

　　（72）萧军执笔《〈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萧军全集》第十一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478页。

　　（73）同上。

　　（74）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75）同上。

　　（76）鲁迅《341206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80页。

　　（77）胡风《关于鲁迅丧事情况——我所经历的》，《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78）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79）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十七封信·致萧军》，金紫光、何洛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64页。

　　（80）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332页。

　　（8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71页。

　　（82）张光年《回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第10页。

　　（83）《“文艺报”编者按语》，《再批判》，文艺报编辑部编，1958，第2页。

　　（84）晓风、萧耘辑注《萧军胡风通信选》，萧军1942年10月20日自延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

　　（85）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21-826页。

　　（86）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237页。

　　（87）同上，第 247-248 页。

　　（88）胡风《我的小传》，《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10页。

　　（89）胡风《对“五把刀子”的一点解释》，《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67-268页。

　　（90）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596页。

　　（91）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55页。

　　（92）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言论集），“文革”群众出版物，1967年4月，编印者不详。

　　（93）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338页。

　　（94）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人民日报》，1955年4月1日。

　　（95）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

　　（96）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01页。

　　（97）任建树《新发现陈独秀的一首民歌》，《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