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野下的农民书写，最早可追溯到鲁迅及其后的“乡土小说派”。但由于建国前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主要限于理论思考，而建国后，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虽在所有制层面取得巨大进展，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仍然强势存在。因此在1980年代以前，现代的幽灵虽然不断地出现在对农民的叙事中，却主要是一种游离于传统农民生活根本的异质性存在。文学中真正出现与现代话语发生激烈碰撞的农民主体，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全面实施改革以来，现代神话混杂着关于欲望、财富和现代生活的奢侈梦，在乡土中国一路呼啸而行，势不可挡，农民终于被裹挟到时代剧变的转折点上。然而他们并没有顺势进入“现代”，而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之间，与自己被撕裂的命运不期而遇。王十月作为这剧变时代的亲身体验者和忠实记录者，其作品因真实书写“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时代漩涡中的沉痛与悲苦，而逐渐地被读者和文坛所接受。从早期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2000）到稍晚的《大哥》（2009）、《米岛》（2013）、《无碑》（2009），王十月写得最多、最好的作品，皆以这一代游走在现代边缘的农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的这类作品，若按描写空间的差异可分为两部分：一，对故乡农民的书写，其中弥漫着农民生存根基被动摇后的惶恐、迷茫与躁动；二，对进城农民的书写，其中无时不纠缠着困苦、挣扎与屈辱。无论是“无以为继的乡村生活”，还是“痛苦无助的城市挣扎”，王十月都以最直接、最深沉的体验记载着在“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的过程中那些被卷入、被改变和被抛弃的命运。
一
王十月对“故乡”农民的书写，集中在两个相互牵连的群体，一是离开故土随“打工潮”而涌入城市寻求新的路途的人群，二是在裂变着的故土上挣扎而纠结着的人群。尤其后者，更因系有乡愁而呈现复杂形态。在此方面，王十月主要描写的是现代事物进入乡村之后给徘徊未去的农民带来的现代性诱惑与无限困扰，《米岛》《大哥》《寻根团》等小说都是很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米岛》中，现代化最初进入米岛是从标语和传说开始的，“据说到了2000年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到那时，每家每户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后来，“春天来临，米岛的变化天翻地覆，”“第一件，米岛通电了。”米岛人为此欢腾雀跃、欣喜若狂。随后电视机等现代事物也涌入米岛，人们开始以看电视的方式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王十月细致地描写着现代事物逐一向米岛的迈进及给米岛人生活带来的变化，但《米岛》更著力讲述的，是以化工厂为代表的另一种现代事物的出现。但化工厂并没有给米岛人带来他们梦想中的现代生活——宽广的马路、闪烁的霓虹、喧哗的街市等等。相反，却是意想不到的彻底没落与荒芜。米岛的空气中开始飘荡着刺鼻的味道，接踵而至的是患癌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多和孩子出生人数的不断减少。然而马挖苦的企业还在不断扩大，农民手中的耕地则在慢慢地减少。逐渐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大量地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的人除了少数在村工厂打工外，更多的则是每日无所事事地聚在屋里打麻将。荒芜与破败成了乡村的“时代景观”：“在白天走进岛东村，路上根本见不到人”，“每个村都现出了荒芜的迹象，岛东村这样偏僻的村子，就越发荒凉，到处都是疯长的野草。”化工厂作为王十月展示现代“入侵”乡村的重要意象，在《寻根团》《无碑》《浮生记》等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叙述。在这些作品中，化工厂就如一面现代魔镜，折射出了乡土中国的疼痛与荒凉。
1980年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一直为众多作家所关注，但很少有作家将引起农民生活巨变的化工厂纳入到写作视野之中。对此前的许多作家而言，乡村存在的意义，或者是作为他们表现自我文化情怀的场地，或者是用以阐释某种高蹈意义的符码，工厂在其中皆无存在的必要。譬如，贾平凹的《商州》《浮躁》、《秦腔》《带灯》等作品，其着眼点始终都未离开对乡间传统文化失落的关注；阎连科的《受活》《日光流年》等作品，注重的则是政治话语的霸道及其对人性的扭曲，而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亦是为了实现他在官方话语之外“重写”现代史的勃勃野心。王十月与这些前辈作家不同，他的写作不是以乡村现代化为依托进而呈现自己的某种价值诉求。他要写的，恰是乡村现代化过程本身，以及在此过程中世相和人心的历史变迁。他试图以自己的笔记录现代化入侵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的衰败。自然，这并不意味着王十月的写作优于前辈，而是说，“乡村死亡”在王十月所处的阶层和时代正在成为残酷而逼真的事实。的确，王十月曾通过“烟村系列”呈现旧式乡村的平静宁和之美，然而他很快就揭开了这个温情脉脉的谎言，恰如他的自陈：“有读者读了《烟村系列》，想去我笔下的烟村远足，我惶恐了，我知道，烟村并不存在，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梦想。”实际上，“乡村死亡”作为必然的事实，不仅因于现代事物的进入，亦因于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农民对死水一潭的乡村已无留恋。他们一批批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并寄望于“生活在别处”。
在《大哥》中，烟村即已开始变得毫无活力。村中青年在上课、农忙之余，所为无非是拎着框子拾狗屎、赶鸭子、打群架，以及无所事事的闲逛……这种生活无疑极度乏味。小说中的四毛每日被父亲强迫着去放鸭子。鸭子如果稍有闪失，他就会遭致一顿毒打。最终，四毛因每日只能和鸭子生活在一起而精神分裂、溺水而亡。在死水般的烟村，唯一能使其泛起波澜的就是现代化的到来。《外来妹》等电视剧的播放为这群乡间孩子想象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美其名曰“现代”）提供了可能。作品主人公王红兵如此评价四毛的死：“四毛没有赶上打工潮，没能遇到乡村青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他的悲剧，让我对后来的漂泊生活心存感恩：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后来的打工生活，四毛的结局，也许就是我的结局。”这其实也是作家王十月的认知，同时也是这一代乡村青年的共识。为了将此认知进一步强化，王十月还屡屡书写进城农民的返乡之旅。《寻根团》中的王六一，在外打工近二十年，他想念家乡门口前的老树，想念老房子里海碗粗的竹子，兼之梦中爹娘的催促，他决定同几个在南方打工的楚州商人一起返乡探望。但返乡后的王六一却彻底失望了。他的家已破败不堪，生锈的锁、四处张结的蜘蛛网、扑面而来的潮湿气息，无不在向王六一这个漂泊的归乡人诉说着荒凉与衰落。在小说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我的古琴镇，我的烟村，我要再一次逃离你了。”这般描写，颇易让人想及鲁迅的《故乡》。作为在外漂泊的游子，王十月和鲁迅都渴望在故乡寻找精神归属，但得到的却是更大的失落，只能再次逃离。不过，鲁迅是以启蒙视角书写麻木而停滞的乡村，王十月或亦有此意（如有研究者认为《寻根团》讲述的是启蒙者面临重重困境的故事），但他更用意呈现的应依旧是他对乡村的绝望之感。
王十月通过对乡村农民真实生活状态的描写，有力地回答了很多人（包括学者）的疑问：这些在城市中尝尽人间辛苦的打工者“为什么不愿意回去了？”乡村在现代围困之下，早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生机和活力，仅剩下荒芜和衰败，这迫使“他背着一个破蛇皮袋离开家乡，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这种逃离的场景是无数中国农民离乡进城的一个缩影。
二
相对于颓败的乡村，城市和异地是否能够承担无数进城青年新的路途和梦想呢？这一疑问，构成了王十月小说的农民书写的又一方面。在他笔下，无数的农村青年们满怀憧憬来到城市，但城市接待他们的不是绚丽多姿的现代生活，而是杂声刺耳的生产车间、拥挤潮湿的集体宿舍、四壁毫无遮拦的烂尾楼和城里人的嫌弃与冷漠。对于刚刚进城的农民来讲，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巨大的肉体之痛：《烂尾楼》中进城找工作的四川女孩每天睡在水泥板上，半夜还会时不时被保安队追得四处逃窜；《收脚印的人》里的马有贵在工厂中辛苦劳作，却拿不到该得的薪水；《厂牌》中的李梅因丢失厂牌而失去工作，无处落脚的她被扭送至派出所，面临着被关入收容所的命运……所有这些沉痛，都源于王十月多年打工生涯中的历见，其内含的详实细节刻画与真挚情感令人震撼。当代文学中并不缺少对进城农民苦难的讲述，如“底层写作”，不过它被指责存在“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致”的消费苦难的嫌疑。更多见的则是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的“打工文学”。王十月亦属其中。不过与多数“打工作家”仅将苦难书写限于发泄不满、博取同情不同，王十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种“诉苦”式的写作模式。苦难只是王十月文学创作的出发地，他要细细考量在乡间魅影般的“现代”变成三寸大小的厂牌、冰冷的机器及无尽的折磨与困苦时，究竟对脱离传统生活、进入到都市的农民意味着什么？
正是以身体磨难为起点，王十月开启了他对进城农民的书写。在《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打工者天右对生活唯一的期盼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住处，可以让自己和女友平安度日，可隔壁的磨刀声却总是在夜间准时响起，使得天右夜夜惊魂，恐慌不已。最后，天右在冲入隔壁的房间之后，也开始了夜间磨刀。其实隔壁的磨刀声与其说是隔壁邻居对他的骚扰，倒不如说它是天右恐慌心理的一个投影，是他毫无安全感的体现。从乡村无望的生活中走出来的农民，并不被他们所在的城镇所包容，“他们竟然掉入到了两种文明中间，哪一个都不能认同，哪一个都无以立足，哪一个也沾不上边。”因而，他们的恐慌不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反应，是时代变革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贾平凹在《浮躁》中，把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的情绪定位为浮躁，而王十月给进城农民的情绪定位是惊恐。应该说这一定位十分准确恰当。张颐武认为，不少有关进城农民的书写“仅仅看到了生活的苦和难，看到了无助和无奈，除了简单地呼唤关切他们之外，并没有他们自己灵魂的表现”，而王十月对进城农民的情绪把握，无疑是对此困境的有力修正。
农民离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都市，在理性不足的情况下，很容易会把物质利益的获得作为自己的全部目标。有时，他们为了金钱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进城农民面对金钱的态度上，王十月是为数不多的能准确把握的当代作家。《一路惊慌》中沙的儿子铁在建筑工地意外身亡，而沙和建筑公司的谈判一开始就聚焦在对这个生命的讨价还价上，最后沙与公司以三万元达成协议。对这种看起来极度自私的行为，王十月并没有流露出半点嘲讽和批判，而是通过对沙和他老伴种种生活艰辛的描写，使这种道德缺失在读者的共鸣中得到化解。《寻根团》中的马有贵在一家工厂打工，由于长期暴露在粉尘之下，最后得了肺痨，在选择是进医院治病还是直接拿钱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对此，王十月亦未流露出丝毫不耻与不解。对于农民的此种选择，曾有不少学者以现代的伦理标准予以生硬的衡量，认为进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自省意识缺席，而且人性冷漠、有严重的拜金主义倾向，等等。如此评价并非毫无意义，可问题是如此衡量真的恰当么？在这一问题上，现实吊诡的一面再次彰显，多数进城农民虽然身体进入到都市之门，但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传统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适应现代文明的逻辑法则。而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却拿着一套现代逻辑来衡量农民的行为。对此，阿尔都塞曾言：“一切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全都求助于道德，而道德对于解决真实问题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王十月正是看穿了这套自欺欺人的把戏，才用沉重笔墨写出了进城农民为保卫自己最后一点所得的辛酸与无奈，因为他十分清楚，对于多数进城农民来说，他们所有的付出，唯一收获就是那一叠并不厚实的金钱，他们有权力捍卫自己这点可怜的回报。王十月说：“谁也无权指责我们的这种行为，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力。所有的谴责，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正是在对金钱的描写上，王十月把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在城市生活中的荒诞性呈现了出来，他们在现代化推力下进城，却被现代文明排挤到边缘，承受着无尽苦难。
王十月对进城农民的书写，始终都是在宏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所以他的作品几乎从来不会把农民所承受的痛苦归结到某个个人，如良知丧尽、贪婪无度的黑心老板身上。王十月清楚地知道，对于终结了传统生活的农民来说，他们所背负的一切，绝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可以承担的。何况在很多时候，雇佣者也只是现代社会中并不自由的那一个，如《无碑》中老乌的老板黄叔，不但不是一个迫害者，反而对老乌曾有过救命之恩，而他所承受的痛苦也并不比老乌少；在《国家订单》中，9.11事件让濒临绝境的小厂有了转机，为此张怀恩付出了生命代价。张怀恩的死固然可悲，可小老板及其家人同样和张怀恩们一起经历了五天五夜的不眠不休。被逼无奈之下，甚至小老板自己也爬到了高压线上。
传统农民以土地为本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王十月及其他笔下的人物虽然承受着时代转变过程中的巨大痛苦，但依然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他说：“其实不用讳言，打工近二十年，我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脱离打工阶级，努力融入身处的城市。我并不觉得城市代表恶乡村代表美，处处有恶，处处也有美。我喜欢城市胜过乡村。”步入到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人，是王十月的梦想，也几乎是所有农民的梦想。虽然这一梦想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农民等到真正实现由乡村进入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究竟还需要多久，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法预知的。《无碑》中的主人公老乌在他打工的瑶台逐步由荒芜的小镇变成高楼参天、车水马龙的热闹城市之后，却突然消失，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处。这一策略的运用应该说是恰当的，因为当前农民走向问题仍是一个无解之谜。王十月这样处理的巧妙之处在于，他没有借助文学可以虚构的权力为仍然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农民指出一条出路，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读者和社会来思考。
三
对于身处两个相互牵连的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农民群体，王十月怀有深厚的情感。这既源自于他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本身具有的与之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又源自于他作为一位秉有良知的作家所背负的人文情怀。而由于这种情感的存在，王十月很难接受当前社会主流话语对这一代农民的评价与定位。
目前学界对进城农民的评价与定位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依从于主流官方意识形态的评价，如认为“打工潮是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步伐”，“打工者就是弄潮儿”，“是民族振兴的表现。打工者开辟的这条道路会有很大影响。我们应该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给打工文学以历史的定位和评价。”“弄潮儿”这类具有阳光、积极、活力等含义的时代话语，显然忽略了这一代农民作为个体的苦痛的一面。对于这类评价，王十月是不以为然的。在《收脚印的人》中，作者写到官方要建一座打工博物馆，于是找“我”来给提点参考意见。“我”希望把博物馆建到南关头，而官方最终却选择了一个废旧厂房，对此“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官方找了一处旧厂房改造成了打工博物馆。他们认为工厂更能代表中国制造的光荣历史，而我提出的南头关，代表的却是中国制造背后的伤口。”在王十月看来，这一代农民的“伤口”才应该是要被世人永远铭记的；还有一类源于精英意识话语的评价，一些知识分子依旧简单地把这一时代的农民看作是狡黠、愚昧的化身，是需要被悲悯和关爱的对象。如尤凤伟《泥鳅》中的蔡毅江是可悲可怜的，而陈应松《太平狗》中的程大种在各种想象的苦难面前亦只能逆来顺受。对此，评论家江腊生敏锐地指出：“这类农民工书写大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似乎正好继接上左翼文学的传统。进城打工农民群体一方，是需要被拯救的苦难承受者，而代表城市的一方则是苦难的施予者。”此种对农民的定位，王十月亦是不能认同。他认为，农民不仅仅是需要被关注的可怜虫，他们也有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一面，在他的笔下，很多农民形象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如《无碑》中的老乌性情淳朴、为人秉正，在打工岁月里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不改初衷。让人觉得可亲可敬。
对这一代农民的书写，王十月不仅仅是要世人看到他们在时代巨变中承受的剧痛，看到他们在痛苦挣扎中对人性的守候，他还要为这一代农民惨痛的付出寻找某种带有哲学意味的依据。最终，他找到的是“原罪”。“原罪”是基督教的重要概念，本意是指每个人都有生而俱来、无法洗脱的罪行。虽然王十月在他的作品中使用“原罪”这一概念时，有时也会刻意强调每个人都有罪这一最初的意指，但更多指向的是现代或者说享有现代成果的人对于这一代在时代巨变中承受巨大苦痛的农民所负有的“罪”。
中篇小说《人罪》是王十月把原罪意识纳入自己思想体系的开始。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设置了两个“陈责我”：一个法官陈责我，一个进城卖水果的农民陈责我。随着故事的推进，两个“陈责我”的关系随即铺展开来。原来当年的法官陈责我没有考上大学，却通过舅舅的关系代替了本来已经考上大学的小贩陈责我。于是他开始用陈责我的名字读书，工作，娶妻生子，并在城市中过上了体面生活；而小贩陈责我由于没有拿到城市的准入证只能靠进城卖水果来勉强维持生计，并因一时的愤懑杀死了城管而被捕入狱。在小说最后，当了法官的陈责我判决了小贩陈责我死刑。因为只有如此，法官陈责我才能让自己所享有的一切不发生动摇。这篇小说，透露出王十月对现代神话的一种解读，即现代文明的建构和维系，需要建立在对传统农民的扼杀之上。这一思路在随后的作品中更见明显。在长篇《收脚印的人》中，《约翰福音》中的一句话被反复提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而托尔斯泰的《复活》也多次被讲到，两者共同指向的问题就是原罪。当然，王十月并不是要宣扬基督教精神，而是通过一面讲述进城农民所承受的种种痛苦，一面质问他的读者“你们都是有罪的”，来为享有现代文明的人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进城农民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王十月借助主人公“我”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一直认为，深圳，或者说广东，或者说，中国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所有的成功者都是有罪的，当你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的真相时……你们所有的谈论都是无知的，是可笑的。”尽管，这种将所有成功都看作是对农民的掠夺这一观点尚值得商榷，但王十月无疑是希望通过“原罪”这一概念唤醒享有现代文明的人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敬意，并希望他们能够怀着谦卑和救赎之心，去牢记农民曾经和正在为整个社会所付出的一切。
王十月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放置在广阔的时代脉络中，饱含深情地写出了在现代巨浪之下农民传统生活的无法持续，和他们进城后的种种困苦与迷茫，并意图用“原罪”为农民在现代神话建构中的作用寻找一种说法。在此意义上，谢有顺认为“王十月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小说和散文，无不饱含着他对自身经验的确证，以及他对现实的观察、对他人的同情。”无疑，写出时代“主要的真实”、做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王十月重要的艺术追求，但作为一位追求宏大历史叙事的作家，他的诉求又不止于此。在谈及长篇《无碑》时，他曾表示：“历史是无情的，时代进步的步伐也是无情的，我不想让一代人的奉献就这样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前行而湮灭，于是用一部《无碑》为这一代人的青春立碑。”这种为农民“立碑”撰史的叙事诉求，可见于他的大部分作品。这使王十月的农民书写具有了宽阔的社会视野和对人物时代命运的把握，亦使读者从中感受到了切身的历史感和人间命运的浮沉。
不过，作为一位写作历史并不为长和“科班经历”欠缺的写作者，王十月未来的写作之途也存在挑战。这表现在两点。一是过于依赖自身经验，存在写作资源耗尽的隐患。他的作品，不少故事情节出现重复，如住烂尾楼夜间被袭击、与自己的亲人同在一座城市而不得见、为拿到赔偿款而不去治病，等等。可以说，“打工文学”的“停留在简单的、直接的个人经验”“浅层次重复，大量的雷同”等问题，王十月并未能完全避免。二是情绪时常会越过理智的边界。或许由于打工经历留下的印记太过深刻，王十月在创作中往往会深陷其中，情绪激烈、观点偏颇之处时有可见。他甚至经常情不自禁地在叙述之外发表评论，这不但多少破坏了叙事的完整性，也削弱了作品内在的蕴藉。不过整体而言，瑕不掩瑜，王十月对游走在现代边缘农民的反思与忖量，对那些被摔出“时代列车”灵魂的关注与记录，都使他在现实主义被“告别”的今天成为独立而丰富的文学存在。我们面对王十月，是在面对这个被撕裂的时代，更是在面对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我们自己。
注释：
①②③④王十月：《米岛》，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107页、424页、322页、320页、424页。
⑤王十月：《大哥》，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⑥王十月：《人罪》，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页。
⑦李德南：《城乡的纠葛与启蒙的困境——〈寻根团〉的“双重故事”》，《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6期。
⑧胡传吉，《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说论》，《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⑨王十月：《国家订单》，《人民文学》2008年04期，第3页。
⑩李云雷：《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11]张泉：《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两种文明的冲突》，《探索与争鸣》2013年09期。
[12]张颐武：《在中国梦面前的回应》，《中关村》2006年08期。
[13]周思明：《打工文学：期待思想与审美的双重飞跃——王十月小说创作论》，《文艺评论》，2008年第2期。
[14][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45页。
[15]王十月：《关卡》，选自《成长的仪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51页。
[16]王十月：《我是我的陷阱》，《天涯》2010年第1期。
[17]刘斯奋等：《为打工文学立言》，选自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8][20]王十月：《收脚印的人》，《红岩》2015年第4期。
[19]江腊生：《当下农民工书写的想象性表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21]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22]穆肃：《王十月：打工文学遮蔽我也彰显我》，《东莞日报》2010年10月26日。
[23]杨宏海、李云雷：《关于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对话》，《文艺争鸣》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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