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荣

　　《后上塘书》：情感认同与叙事逻辑的断裂书写

　　周 荣

　　孙惠芬是“贴”着地面写作的作家，她的乡土世界远离高蹈的姿态、形而上的思辨、哲学化或历史化的视角。细腻写实的生活气息、对乡村人情世故的擘肌分理、对人物隐秘心理的深度开掘，构成了作品稳定而持久的特质。孙惠芬从不试图从宏大的观念出发“解释”或批判乡土社会，也不意图建构乌托邦意义上的乡土美学世界，她更关注不同时代乡土社会面临的具体而迫切的问题，以“问题”的方式呈现乡土中国，“问题”中勾连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以及现代性所引发的物质欲望与精神伦理的震荡。如果把孙惠芬的作品按照时间排列，就是一部中国乡土社会三十年的变迁史。《歇马山庄》关注商品大潮初期乡土社会恒定的伦理道德正悄然发生着的裂变，新旧观念交织下青年人的婚恋、生活的态度和选择；《上塘书》以“地方志”的形式书写了上塘的精神史，上塘的土街老道、婚丧嫁娶、骡马鸡鸭，甚至草木枯荣都渗透着乡土社会自成体系的“绝对理由”；《吉宽的马车》拉着上塘人走进了城市里，承载着农村人对城市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想往，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纯朴愿望；《生死十日谈》以“非虚构”的方式直面近年来农村生活中的自杀现象，讲述了一个个自杀者背后鲜为人知的命运重负与精神困境，一个个关于死亡的故事连缀起当下乡村生活的图景:贫穷、疾病、衰老、家庭矛盾、留守问题。一路写来，孙惠芬的笔触越来越沉重，这份沉重一方面源于在以线性进步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并未兑现到预期的承诺，反而是千疮百孔，沉疴宿疾缠身；另一方面源自作家面对乡村文明凋零时的感伤与无奈。从《生死十日谈》开始，死亡距离上塘如此的近，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乡村生活的各个角落。《生死十日谈》中处理的自杀与死亡多与物质生活压力有关，恰恰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乡土社会日趋凋敝、乡土文明衰落，多年“积累”后爆发的后果。而《后上塘书》把死亡引向更复杂的维度：道德与救赎，把拷问的利剑穿过物质层面搅动到精神深处，直指当下社会的道德困境与精神救赎。而小说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情感认同与叙事逻辑的分裂。

　　小说主人公刘杰夫是一个在当下价值衡量标准中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从上塘到翁古城，再从翁古城到全国各地，经过多年奋斗打拼，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结交政要、左右逢源，在翁古城呼风唤雨，风光无限。当然，作为成功人士的“标配”，刘杰夫的生活中也不少年轻美丽的情人、淡漠疏远的夫妻关系、虚与委蛇的朋友圈。如果没有徐兰的意外死亡，刘杰夫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会一直与他的财富数量成正比。徐兰的意外死亡措手不及地打破了刘杰夫的生活，在追查徐兰死亡原因的过程中，刘杰夫过往经历中一桩桩不光彩的事件、一个个道德污点被推到了太阳下“曝晒”——以王月为“筹码”，换取商业利益，“报答”恩主，导致王月一步步滑向死亡的绝境；以金钱为诱饵，强迫占有漂亮女演员宋佳，“间接”杀害了宋佳的儿子、父亲、大姑；为了毁尸灭迹，将工伤死亡的矿工尸体扔下山崖，谎称自己失足，敷衍了事；为了金钱，背信弃义，撕毁对瓶起子的土地承包承诺；以开发农村为幌子，开采矿山，破坏环境……“成功”所包含的财富神话，以及神话背后的血腥历史，似乎“必然”而又触目惊心地组合在一起，呈现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与失衡。那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卑微生命，那些被毁掉的生活、万劫不复的家庭，那些被视为通往“成功”的天经地义的“代价”和“潜规则”，因为徐兰的意外死亡得以重新进入到刘杰夫的内心深处，因为切身体验到家庭巨变带来的痛楚让刘杰夫对过往的道德污点产生深深的内疚与歉意。

　　在小说的情节设计中，刘杰夫在意外丧妻后，又经历了儿女疏远、情人离去的打击，道德和良知在一段段不光彩的经历的拷问下渐渐复苏，“经历几天的时光，他的大厦已经片瓦不留，他光光净净，除了上塘，什么都不再有了，他已经彻底接受了这个现实……”，“此时此刻，就像有人跟他变了个戏法，就像一直浑身难受却一直找不到痛处的患者终于知道痛在哪里，站在上塘的土地上，和不幸的人们站在一起，他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轻松、踏实”。小说中，瓶起子曾经是上塘村生活最不如意的人，妻子常年生病，不能外出打工，“多年如一日过着穷日子”；当上塘村民都挤破头攀附刘杰夫，流转土地换取资金的时候，他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被兑现，只能自己勉力经营。就是这样一个被刘杰夫建立的上塘王国“抛弃”的边缘人，当刘杰夫因为徐凤下葬要走瓶起子家的路，不得不登门求助时，瓶起子面对刘杰夫没有发泄自己受到的不公正，而是痛心于兄弟情感的疏远，通过瓶起子女人之口侧面说出多年来瓶起子对兄弟之情的珍视，经常“做梦梦见你，你上了电视上了报纸，他高兴得没人讲，跟门前那些树讲，那天吉堂打电话说你要回来，他一高儿从炕上跳到地上，腿皮碰了柜角，都碰出了血”。当刘杰夫精神上一无所有，再次来到瓶起子的果园，看到“瓶起子把自己挂在果树的枝杈上，在为一个又一个刚作下的苹果套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仰着脸，攀住一个又一个枝杈，聚精会神、小心翼翼、气定神闲地伸出双手……瓶起子脸上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安详”。在这样的对比性叙述中，作者的情感投射与倾斜是显而易见的，瓶起子虽然物质上贫穷，但有情意有气节，保持着坚韧、朴素、通达、踏实的生活态度，是乡村生活和伦理道德的坚守者和承担者，而刘杰夫虽然物质上富有，精神上却一贫如洗，刘杰夫在瓶起子身上中找到了自我迷失的症结，从而实现了自我道德和精神的救赎。在这样二元对立的情感立场中，上塘和瓶起子作为乡土文明的象征，代表了纯朴、善良、淡泊、诗意的生活方式，而以翁古城为代表的都市生活则是催生了罪恶的物质空间，导致人性的沉沦、欲望的泛滥。乡土文明是疗救现代城市病症的良药，回归乡土是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方式与可能。

　　关于精神的归属与救赎在孙惠芬之前的创作中虽不是重点，但已有所涉及。同《后上塘书》一样，作者也采用“离去—归来”模式结构小说，《吉宽的马车》中曾经的乡村懒汉吉宽进城后通过自己的打拼当上了老板，却并未在城市中找到安放内心的所在，终于衣锦还乡却发现故乡已不复当初。“离去—归来”的模式在孙惠芬的小说中具有双重所指，既指向物理空间上的乡土与城市的对立，也指向现代/传统、城市/乡土视域下精神的归属与安放。《吉宽的马车》中，作者已经意识到现代背景下乡土文明难以为继的困境，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文明是否还能作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持犹豫不决的态度，对乡土社会在现代秩序中的命运并不乐观，叙事上言辞闪烁，忧心忡忡——回到家乡的吉宽只有在喝醉后才能看到记忆中的家乡风物：天上的星星和银河，树上的鸟空中的云，才能听到“嘚嘚嘚的马蹄声呼啦啦的风声”，才能听到自己编的歌儿。乡土的诗意只能是存在于记忆中的感怀，乡愁已经无根。到了《后上塘书》，作者的精神认同则决绝地倒向乡土一边，赋予乡土文明绝对的道德优势，也彻底遮蔽了现代文明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但这种决绝的立场导向并未能完整的贯穿于文本叙事中，在小说其它的线索中呈现的乡村生活的面貌远非田园诗意般的美好。

　　一封封匿名信、一个个怀疑对象的排除将小说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封信，但是当最后一封信如期而至，小说的悬念并没有终结，或者说命案真相大白，其中牵扯的问题却远远没有结束。大姐徐凤因为自己的私情幽会误杀了妹妹，而在私情的背后凸显的是乡村社会中精神生活的乏味与贫瘠。这也是小说中最具现实穿透力和批判意义的一部分，虽然它只是作为旁枝蔓延在叙述主线周围，却超越了作者立意表达的精神迷失与道德救赎的主题，穿过乡村生活的肌理，直抵乡村文明日趋黯淡的精神微光，呈现了生活其中的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撕裂。作为一名乡村的中学教师，徐凤是上塘村的知识分子，她有文化有职业，有独立的存在感，不会像姜淑花、黄配莲那些上塘的家庭妇女在东家长西家短中打发时光，消磨多余的精力，“我们的精神住在学校，住在人头攒动的课堂。”辞掉教师工作做全职家庭主妇的徐兰也是如此，衣食无忧后反而失去了自我，豪华别墅成了“囚禁我的牢笼”。徐凤、徐云代表了农村中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精神追求，并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群体。在他们的生命构成中，精神生活的意义和重要远胜过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在那世界里，你觉得你活着的意义完全不同，你是长在宽广河道里的一株水草，在阳光下被滚滚水流撞击，你的叶子会闪烁迷人的色彩，你的生命会摇曳多姿”。而乡村生活的现实是，她们又必须“寄居”在古老原始的乡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蹲灶坑烧火，喂鸡鸭猪狗，和街上的女人聊天拉呱”。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能够滋养我们这样的人群”。在现实语境中，乡土文明不能“生产”出具有诗性意义的文化内容，不能焕发出慰藉心灵的人文光芒，不能提供给乡村中的文化“高端”人群足够的精神滋养、心灵空间和物质依赖之上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如果把乡村文明看成是一个金字塔，乡村贵族精神就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其实乡村文化的衰落首先是从塔尖开始的，没有了塔尖，也就没有了令人仰慕的光芒”。《生死十日谈》中讨论的困扰乡村社会的问题主要是物质层面上的贫穷、疾病等，而《后上塘书》中呈现的精神困境更令人感到锥心的绝望。乡村文明的“塔尖”与乡村文化群体中的“塔尖”一同“死亡”无异于是对乡土社会的釜底抽薪。不论是徐凤的精神之死，还是徐兰的身体之死（也是精神之死），连同《生死十日谈》中被各种生活绝境所迫导致的死亡，“死亡”这一高度象征性的意象指向了乡土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沦陷。而一个丧失了精神高度，又被贫穷、疾病困扰的乡土社会能在多大意义上担负起精神救赎的使命，又有怎样的文化储备可以作为承担精神救赎的资源呢？

　　在刘杰夫与徐凤的故事讲述中，上塘的形象是分裂的，一面是“想象性”建构的田园诗意风清月朗的精神桃花源，一面是被无形之手一步步拖进“死亡”阴影中的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小说未能在情感立场与叙事逻辑之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统一的乡土叙事，对乡土现实与“想象”的强制“缝合”不仅没有建构起乡土社会的整体形象，“缝合”留下的刺目的“伤疤”反而映衬出乡土社会的碎裂。同样分裂的还有人物形象。小说中刘杰夫的出场从接到妻子意外死亡的电话开始，在故事一步步的展开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被妻子意外死亡击垮，意志消沉、精神萎顿，遇事无章法、无定力的中年男人形象。作为小说核心人物的刘杰夫的形象是苍白、模糊的，小说提供的刘杰夫的“前史”是:年轻时有能力有抱负，上塘狭小的空间无法满足他对理想的追求，而现代都市社会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而在小说的主体叙述中丝毫看不到与能力、抱负、事业成功相匹配的性格特质，只凸显了人物道德和行为上的劣迹斑斑。小说省略了刘杰夫“成为”成功人士的过程阶段，也省略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构成——由出身、经历、环境等综合因素塑造的立体的性格与精神空间，并且通过回忆性的转述把刘杰夫的成功归咎于政商勾结、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这样的人物塑造策略，一方面与城市/乡村、罪恶/美好的二元对立立场相一致，从而在财富“原罪”的层面上全面否定了“城市”以及刘杰夫在“城市”里取得的成功；另一方面也通过“善良/乡村—堕落/城市——救赎/乡村”的分段设计，为人物的道德忏悔与救赎“预设”了“本质”的可能和回旋的空间。但是这样的人物塑造与叙事策略显然不能说服读者，试问，刘杰夫的经历与眼界早已不复当年，而上塘还是那个上塘（甚至愈加凋零），一成不变的乡土社会是否摇身一变，就能成为安放身心的精神栖息地？刘杰夫商业上的成功是否仅仅是“原罪”，全然没有历史功绩，如果刘杰夫没有在城市中获得资本如何能投身开发上塘的事业中，如果把资本的“原罪”归咎于个人，那又如何在资本“原罪”与回报社会、历史功绩中评价人物？人物形象的塑造服从于小说的情感倾向和主题意图而压缩了性格的丰富性，同时也压缩了小说可能具有的思想空间。

　　孙惠芬对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情感是她持续写作的动力。对于孙惠芬而言，“上塘”就是那个“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的“绝对理由”，但是当创作过度沉溺于个人情感之中，甚至为情感所“绑架”，文学作品的现实张力与想象性建构都可能出现偏差。《后上塘书》在想象性的精神救赎与现实的“死亡”之间，在作者的情感认同与文本叙述逻辑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建立在真实生命体验之上的对抗与断裂。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无论是写农村还是城市，作家们的同情、立场和价值倾向总是面向农村的，城市永远是他者。不可回避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化，为什么我们在看待城市的缺陷和不足时，小说家却总是不假思索地退回到农村呢？这是不是写作在批判现代文明时的一种无力呢？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客观事实，尊重这个前提，也承认其中带来的巨大伤痛，文学作品是在历史发展的流脉中呈现人类文明的兴衰，定格时代的精神，道德化的“拔高”或绝对的情感认同可能都无法为乡土社会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留存真实的面影。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联2017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新世纪辽宁文学的‘空间’书写与文化建构研究”（课题编号：2017lslktqn-101）研究成果。

　　周 荣 沈阳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孙惠芬：《后上塘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55页、67页、356页、366页、99页、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