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冰

　　见证中国当代小说的辉煌历程

　　江 冰

　　2005年开始参加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工作，因为在深圳媒体几年，对商业行为比较敏感，所以，乍一听到“小说排行榜”，心中一惊，好生新鲜。当时，虽然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已经进行了五年，但整个文化界对于这个名词依然新鲜。到了今天正好十七个年头，一共进行了十六届年度排行榜评选。光阴似箭，学者白头，多少评委为此付出，学会处心积虑谋划，拉成一条从世纪初开始的轨迹，绵延至今，易或不易，他人可知？或许，并不惊天动地，或许，没有划时代意义——却在十七个年头的辛劳前行中，见证中国当代小说的辉煌历程，为推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贡献了力量。回望来路，我以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一说——

一、形成一种探讨氛围

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排行榜，是对该年度面世小说作品的一种排名，它以排行榜的方式，试图建立一种学术团体的评估体系，由此表达独有的判断，进而影响小说创作。冯骥才作为中国小说学会的第三任会长，上任伊始便力主“排行榜”——每年向全社会发布上个年度的好小说排名。他认为，虽然排行榜是一种商业化行为，但是我们也能借用一下商家的排行榜，树起自己的排行榜，以富于魅力的形式张扬自己的声音。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排行榜已连续公布多年，它的权威性越来越受作家、批评家与研究者的认可，恰如第四任会长雷达所言：“事实证明，我们的读书界和文学界需要这样的排行榜，以推介佳作，引导阅读，推举新人，推重创新精神，推动整个文学创作的更大繁荣。”

　　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是从小说艺术本体出发，依照作品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人性内涵和艺术魅力进行评选而产生的。2005年初，冯骥才会长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年度小说排行榜缘起：我的初衷，简单地说就是为中国当代小说的评选推出“第三标准”，这是一种专家视野中的标准，是用评论家和研究者的专业眼光来衡量当代中国小说。其实，当代中国的小说衡量标准已经存在两种：一种是由出版商和书商推出的一种按照市场销售量来衡量作品价值的商业标准；另一种是由作协这样的半官方机构推出的一种体现政府导向性的标准，这两种标准都有着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而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小说排行榜”，在这两种标准之外推出一种由专家、学者按照纯文学的价值来衡量的专业的、也是民间的小说评价标准。我们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完全是凭借着一种对纯文学的爱好，来完成中国小说学会的一项责任，活跃中国社会的纯文学氛围。

　　正是这种初衷，使得每年的排行榜评委会，几乎成了一次涉及面极其广泛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畅所欲言，心无芥蒂，对过去一年的小说作品充分讨论，眼光扫描全球华人文学，话题延伸世界文化背景。甚至在商业、作协、刊物评判标准中进行大胆的、跳跃式地辨析、评点、判断。几乎每一年评委会，人们都会再次温习小说学会自己的标准，力求保持自己“纯文学”的立场。小说学会的探讨氛围自由活跃，始终如一。充分讨论，无记名投票，多轮竞争，最后排名——一套科学的程序，也保证了一种探讨氛围的形成。

　　也许，理论问题可以用文章的方式来传达，但是关于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委的探讨过程，却很难用文字传达。借此机会，我站在个人角度，用两个词试图传达每年一度评选过程的一些信息，一种行为状况，也许能够为将来撰写当代文学史、中国小说学会发展史，留下一些记录——

　　第一个词，“快与慢”。几乎每一年度的讨论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排行榜的作品是否要体现这个年度所出现的文学热点、文学动向，以及文学的某种新态势，是即时反映，还是退后一步，静观事变。这种快与慢的选择，有的时候亦成一种纠结。但总体上来看，评委会都希望在当代文学的快速发展——能够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之时，再排上他的代表作品。当然，关于这一点，也时有争议，因为年度排行榜，可能就要反映这个年度的变化与发展。包括对类型小说和科幻小说的评价问题。

　　2016年评委会上，就有评委提出充实评价理念的话题——长篇小说可以分为三类：名家经典；相对年轻的70后80后作品；新类型，包括科幻小说等。刘欣慈《三体》获得世界大奖之后，中国大陆的科幻小说形成热潮，受到青年读者热捧——我们的排行榜是否把它囊括在视野之中？一方极力推崇，期望及时反映当下；一方则以“好作品主义”低评新类型小说。看来所谓“快与慢”，其要害还是评价观念是否需要拓宽。当然有一种理论上的惯性与稳定感，宁愿“慢”比较稳妥。面对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到底要如何把握呢？小说学会也在思考。

　　第二个词，“严与松”。涉及的是标准的把握。中国小说学会的品牌活动——年度小说排行榜——坚守“纯文学”的立场与标准。同时，这个标准并不等于它是完全固化、不越雷池一步。但到底怎样把握一个标准？2005年以后，网络文学渐渐形成势头，那么，我们作为纯文学的排行榜，如何看待网络文学也是一个话题。最后，我们仍然没有把网络文学列入排行榜。尽管茅盾文学奖，近年已经列入网络文学作品。这样的一种所谓“严和松”的把握，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有所变化。面对纸介媒体与网络媒体相互转换的转型时代，我们必须面对一种现实：传统文学的园地在缩小，文学作品的传统阅读方式，以及人数也在缩小。那么，作为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我们的文学视野恐怕还是需要拓展。

二、聚合一支学术队伍

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的评选，由学会组建的评选委员会完成。评委会主任由会长担任、并设若干副主任。评委会的成员由国内颇具声望、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的教授、学者、密切关注当下小说创作发展动态的评论家、以及对小说理论研究颇有见解的资深作家组成。评委会成员的构成上形成了并非刻意追求的“三结合”的特点：即教授、学者、评论家的结合；高校、研究所和作家协会的结合；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结合。这样的一种人员结构，使排行榜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年度小说发展走向与创作成就。

　　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的评选过程，是一个秉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自主阅读、研究与评判的过程，也是一个集思广益、各种思想与观念相互交流、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年度小说的产量极高，通过阅读大量的作品，并从中挑选出有价值的作品，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每年评委会正式召开之前，先由小说学会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评委确定年度内小说阅读的体裁与地域范围，然后分别组织硕士生、博士生按预先规定的体裁与地域范围阅读年度内的小说作品，继而分阶段组织研讨，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初选篇目。此初选篇目确定后，提交评委会，评委会成员在阅读初选作品的基础上，对初选篇目予以补充，并形成自己的备选篇目。最后，由秘书处整理，向评委会提交初选篇目。

　　评委会的组成以及评委身后的学术力量，形成了中国小说学会特有的学术力量，遍及全国，蔓延多个领域，蔚为大观，实力雄厚。因此，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不但可以每年正式出版一本装潢庄重大方并加上序和评委评点的作品集，而且还有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问世，均由这一支学术队伍完成。比如雷达主编的《新世纪小说概观》等，此书入选多所大学教材，无形中又聚集了学术队伍。1995年后，中国小说学会迅速发展壮大，与一批出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教授、学者和作家担任学会领导密不可分。他们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面对没有资金的重重困难，艰难前行，并在全国范围内渐有影响。中国小说学会这样一个重要的精神传统，也在中青年一代学者中间得到延续。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五代学者构成的学术力量，精神灌注，传统延续，一脉相传，从而形成中国小说学会聚合一支学术队伍的精神导引。

　　中国小说排行榜的精英立场，也与评委会的组成密切相关。比如，2000年以后，中国微型小说和小小说形成南昌和郑州的两股力量。中国小说学会一度与他们合作，评选年度微型小说排行榜。为此，还联合举办了几次研讨会。在我看来，中国小说学会的评委的精英姿态和精英观念比较鲜明，有一年排行榜，上海作家潘向黎的《鸽子》高票当选第一名。作品尽管描写的是一个打工者夫妻的题材，但是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其叙述亦是精英的口吻。中国小说学会介入后，小小说作品中具有先锋色彩，以及具有中国文化“禅味”的作品，颇受排行榜青睐。这一点，也是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的文化身份所决定的，评委的主体——50后、60后居多，70后寥寥无几，80后的评委更是没有。这些评委的文化背景，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现代大家经典作品熏陶出来的，同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的改革开放氛围联系紧密，还受到上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的洗礼，形成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经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体系。这样一种文学评价体系中间，精英的立场显然占有主体部分。不妨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的评选，也是具有时代特征与转型期特点的。这样一种评选方式，在媒介转型的今天，在传统纯文学地盘日益缩小的今天，它的评选体系需要调整。这一点，学会评委会在近几年感受强烈。

三、提出一系列时代问题

由于评委会中的评委大都是具有学术背景的学者、教授、评论家，所以在每年一次的排行榜评选会议中，学术气氛极为浓郁，讨论的结果常常就是远远大于排行榜的话题，一些紧紧扣住当下、极具时代性的问题油然而生。在我印象中，有些话题进入相当深度，颇具学术价值。

　　比如“经典化”。中国当代小说一向评价不高，2007年顾彬“垃圾说”更是把一种贬低——情绪性地放大到极端地步。有评委提出：是中国当代小说没有经典，还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当代经典？所谓“经典”标准的可以质疑：一种错觉在于经典只能产生于“过去时”。评委进一步提出确认经典的权力不仅仅在后人亦在今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它时刻进行着，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其价值也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其当代认可与评价不可或缺。

　　比如“80后”。80后青春写作确有网络化与市场化倾向，作品是否可以进入学会排行榜眼界？有评委提出：80后文学是80后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属于青春文化、青年亚文化，处于非主流文化与边缘另类文化之间。她是全球化、网络化、民主化、市场化背景下的文化，是成长中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80后文学继“先锋小说”与“七十年代人写作”之后，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过程，并以青春文学与网络写作两种形式蓬勃生长，形成与主流文坛的某种对峙与挑战的态势。因此，我们在排行榜评选中可以持有谨慎态度，在观察中收入一些具有主流纯文学气质的作品。例如张悦然和笛安的小说。

　　比如“重新发现文学”。有评委提出：文学，需要重新发现。当下大众消费文化高涨，影像热、类型热、微博热等等，此起彼伏，热得发烫。全民娱乐时代、多媒体时代、读图时代、浅阅读时代，一句话，“去精英化”时代到来，静心阅读文学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认为，这就是文学的本来位置。这种“本来位置论”——值得质疑。当下确乎存在“消费莫言”等娱乐化的浮躁倾向，但是，文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因莫言获奖而自行消失。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整体估价，还需要重新发现和肯定。文学不会被商业性因素，牵着鼻子着走。整个新世纪以来的文学，都要重新认识。文化滋养文学，而文学也介入文化建构。

　　比如，小说生态多样化的平衡。有评委认为，倘若以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小说，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尽管对于当下小说讨论有许多角度，但中心只有一个，即如何认识与维护小说生态的多样性，以求达到平衡。假如将小说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就会关注它的类型，它在文体风格上的多样性；会关注他的遗传——传统性状的存活程度，他的经典美学的生命力；会关注他的变异，比如，作为先锋的新的特质，一些新的小说艺术特点的产生；会关注他的整个生态中的地位与影响，比如与其他系统的关系；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等等。

　　总之，每一次评选均可现真知灼见，屡屡精彩闪烁。这些观点在影响评选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和推动着当代小说的发展。小说学会评选的宗旨是不看作家名气、作品发表报刊社的大小，以及作者的年龄、性别、地区的分布。比如对于刊物：《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天涯》《十月》《当代》这些有名的刊物，评委会特别注意把握的一种平衡。总之，积沙成裘，汇流成河。一种氛围、一支队伍，一系列问题，中国小说学会就是这样坚韧地前行，在一点一点地推动当代小说发展的同时，见证中国当代小说的辉煌历程。其行为默默，其影响深远。

　　江 冰 广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