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琪 刘保亮

　　地域文学的后现代视野问题

　　余 琪 刘保亮

　　近年来，地域文学研究虽然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域文学研究只是中国文学史的进一步细化，往往沦为本地作家作品的简单堆砌，甚或演变为单纯的作家占籍考或籍贯分布，出现平面化复制现象。鉴于目前地域文学无论是古今贯通的整体研究还是学科体系建构，都还处于“在途中”的早期建设阶段，有必要以自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回到原点对一些基本概念与理论范式进行界定与厘清，对地域与文学之间内蕴丰富的张力空间进行阐释，对已经建立的“深度模式”进行审视，对地域文学史写作困境进行反思，从而不仅为新兴的文学地域学提供多维度学科探索，而且也从一个侧面思考与回应如何激活民族人文传统并焕发当代生命力的世纪命题。

一、地域：“想象的地域”

地域，作为高山与大河、丘陵与平原的有机组合，是一种确定的历史的客观存在。然而，地域一旦进入文学等人文领地，那么客观存在与“真实性”之间的哲学悖论，决定了沉默自在的“地域”需要表述、激活和建构，它便因此具有“意向性”的人为色彩。萨义德在《东方学》里认为，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地域的边界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东方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虚构。如果说所有的文化都对原始事实进行修正，将其由自由存在的物体转变为连贯的知识体，那么，与东方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修辞策略——东方的怪异、东方的差异、东方的肉欲，并不是熟悉的欧洲世界向外的无限延伸，而是欧洲的一个戏剧舞台，一个以“东方”来圈定东方的舞台。因此，关于东方或东方任何一个部分的经验事实几乎毫不重要；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那种东方学的想象视野，“东方”不过是欧洲“想象的地域”。①而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里也认为，尽管某些事物实际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们却不能分享客观事物的真实性，这是笛卡尔哲学遗留给现代世界的一个难题。为此他以“现实、虚构、想象”的“三元合一”，来替代二元对立的思想，指明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具有双重结构，只能被隐喻化地阅读，真实的世界被它所不是的事情所改变，田园诗以想象建立了一个潜在的现实。②无论是萨义德还是伊瑟尔，都意在表明并没有一个“原始景象”的地域或者说一个“元地域”等待我们去发现，地域不仅是自在的而且也是自为的存在，它的形成与界定不应是本质主义的，而应是建构主义的。

　　审视中国内部的不同地域，不仅是现实的存在，而且也交织着想象的图景。例如河洛地域，无论是周公盛赞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还是周成王时的“何尊”铭文称河洛为“中国”，③河洛不再只是黄河与洛水交汇之处一块普通的生存繁衍之地，而是人为的想象性的赋予了区别于其它地域的无比优越的心理认知。“想象的地域”具有意识形态性。在贬谪文学里，逐臣对京城盛地的回归情结，对偏远荒地的忧怨拒斥，对贬谪地“废弃的生命”的感慨，流露出中心与边缘的地域等级秩序。再如三秦文学里的“终南山”，与其说是自然意义上的山川，不如说是人文意义上的地理，它覆盖着中国历代隐士与文人的行为艺术与诗词文赋，特别是其与山下长安朝廷的遥相对立，使其成为文化抵抗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精神符号。还有，若以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左思《三都赋》等诗赋为例考察，会发现文学长安形象背后王都的“傲慢与偏见”。进而，如果对长安地域形象生成进行知识考古，它可能并不只是关中平原上的一座城池，还历经司马相如、李白、杜甫等的诗文塑造，透过历史的烟尘它有着不断叠加与增删的多种文化面相和记忆场景。总之，地域可能伊始于山川江河的自然存在，而随着历史岁月的层累却越来越多地具有人文色彩，这使地域的形成既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历时的不断的多次想象的结果。

　　“想象的地域”，使我们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本质性论述保持一份警醒。所谓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所谓湖湘文化的无所依傍、浩然独立，所谓齐鲁文化的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所谓三晋文化的务实求新等等，它们都是对地域的一种文化概括，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理论冒险，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真实的地域文化，如果说这只是对某一地域的一种想象尚可，如果说这就是某一地域的精神特征，则犯了“元地域”的本质主义的错误。地域具有无限的开放性，不同时代不同人都可依据自己的理解与感受对同一地域作出各自不同的如纳尔逊·古德曼所言的“事实出于虚构” 的想象，这使地域不再是一个固守的封闭的概念，而是具有碎片化的、无限生成发展的可能性。

二、地域文学研究的时空问题

时间与空间原本是连续的中性的，地域的空间划分与时间的分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一种意义化的诗性赋予。中国地域的划分可能最早见诸于《尚书·禹贡》的“禹分九州”，其后“天下之中”与“四夷”的区别，使地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它们都不具备文学地域学的学科意义。今日对地域的主流命名与称谓如“吴文化”“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大多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别，这说明严格学科意义上的“地域共同体”基本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相关理论，那么，地域也与民族一样是“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但这个“人造物”并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④地域作为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割据的王朝与相对固定的行政区划、地方性的语言以及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考察中国中世社会提出的“豪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⑤等都是重要建构因素。而《汉书·地理志》对《诗经·国风》的各地风俗的突出强调与探讨，则又流露了风俗在古代地域认同中的特殊作用，它也许更容易使“地域共同体”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文化力量。

　　到了宋代，文化地域又一次发生转折。按照吉登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如果说在宋以前，中国属于历史社会学上的“传统国家”，官/民、雅/俗、华/夷等价值体系确立了上层/下层、城市/乡村、中心/边陲的社会地位差别，维护了王权统治的政治功能和文化权威，那么，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中国则为“绝对主义国家”，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相对自主的区域空间体系渐趋成熟，另一方面，“理学的出现的一个意外后果就是上层政治价值和伦理观念体系的庶民化”，“上层社会才拥有的仪式（如祭祀远代祖先）、社会交往和继承特权（如宗法制）被民间化为地方性的制度。”⑥这导致一统国家出现地方性的裂变单元，预留了地域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空间。

　　“省籍”地域文化概念的形成是在晚清、民国初年。晚清、民初，一面是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致命冲击引致地方军事和财政力量膨胀，一面是晚清改革（1900-1911）推动君主立宪及建立各省议会，让地方领袖名正言顺地表达和维护地方自身的利益，这使国家观念和地方意识得到改造与塑造。“不论是革命分子，政府官员，抑或是地方绅士，都在重新定义一省的政治地位。”“革命分子鼓动人们对地方的感情，呼吁各省脱离满清政府”。⑦加之其后长期或明或暗的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等等，几种因素合力促成了二十世纪现代性进程中省籍的地域文化身份认同。对此，杨妍在《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一书中，从“清末民初的多元国家认同与省籍意识”“清末民初省籍意识的发展”“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省籍意识的制度环境”“联省自治运动中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等方面有较为详细的论证。⑧这一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地域遗产在今天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省籍基本成为地域文化言说的地理边界。

　　地域生成的时间轨迹，表明地域与地域文化自古至今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化的存在，在不同时期所谓的地域精神、人文性格等都处于变化之中，不能一言以蔽之的一概而论，那种跨越时空地把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概括为放之四海、大而无当的几条或几句话，并拉来历史上大家名言为证，以此确认为该地域的独特的文化品质，如果不是为了方便省事，便是无知者无畏。

　　地域的空间问题也须具体辨析。边缘与中心、京城与乡土之间复杂的纠葛与争夺关系，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陈子昂之所以转向复古，是因为他来自四川偏远的文化落后地区，自然受到京城文化贵族与文学独裁者的排斥与打击，这使陈子昂转向复古理论。他在分析盛唐诗歌时指出，盛唐诗歌是以王维为代表的“京城诗坛”对宫廷诗歌传统的革新与继承，因此盛唐的所有著名诗人都可以根据他与王维为代表的诗歌潮流的关系来呈现与表明自己的艺术趣味及基本价值观念。⑨这并不是对地域，而是对在同一时期由地域引发的权力空间的思考。梁鸿在《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中也提出，“考察地域文学的发生时，不仅要分析作家作品所蕴含的固有的地域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光拉回到20世纪本身，考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空间的嬗变过程，以及这一嬗变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地域文学发展的影响”。为此，她引入“外省文化界”的理论视点，“外省”是空白之地，“中心”具有天然的空间优越，“外省”和“中心”有着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区分，代表着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拥有程度的不同，并且，在这一概念中，蕴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性。⑩因此她把20世纪河南文学置于“外省”边缘空间进行地域性研究。

　　边缘与中心的不同处境，使长安在北宋之前以王都或陪都的政治权力中心的尊崇，形成了千年帝都文化，而北宋之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移和远离，直接导致长安的废弃与边缘化，这又孕育出了充满哀感的“废都”意识。同样是长安这一地域，由于中心与边缘的不同，它也因应人文环境滋生不同的文化底蕴，这使我们论述长安文化时不能不加区别地古今“一锅煮”。与此相同的是燕赵文化，唐宋以前由于燕赵处于中原王朝与游牧部落的战场交锋之前沿，使得燕赵文化彰显“慷慨悲歌，好气任侠”，但在元明清以降，燕赵大地却一直处于京畿重地，天子脚下，庙堂文化的控制、熏陶、浸润，使其地域文化由战场走向和平，由边缘进入中心，忧国忧民的儒家文化占据主流，如果我们仍抱守“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来论述清代的燕赵文化人格，则谬之远矣。还有，巴蜀地域曾先后经历蒙古铁骑和张献忠“义军”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整个广袤的沃野千里的巴蜀大地人口锐减至几十万，之后分别是朱元璋洪武四年开始的大移民与顺治至康熙年间的“湖广填四川”，当大批外地移民涌入巴蜀并占据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本地土著的巴蜀人屠戮殆尽，沦落成为少数族裔，巴蜀文化由谁来担当传承？与传入的异地文化相比它在本地域是否还占据主流位置？巴蜀文化遭遇阵痛之后又将以怎样的面目出现？甚或之前的巴蜀文化是否已经基本毁灭？疑问似乎远远不止这些。由此，研究地域，不能不关注其空间变化，不能不考量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地域之间文化冲突、碰撞、毁灭、融合与新生。

三、地域文学研究的后现代视野问题

地域文学研究于1990年代以来的勃兴，是出场于中西对话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后现代文化事件，内在诉求用后现代理论视域给予阐释、反思和建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中都已找到其思想痕迹和智慧脉冲。中国地域文学研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都已进入后现代语境时代。国际汉学界以后现代主义阐释中国古典文学，如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对唐诗、对屈原、对《诗经》以及耶鲁大学孙康宜的《柳如是和徐灿：女性还是女权主义？》等研究，都与整个的后现代文化价值观念有着相同的旨趣，为地域文学的后现代阐释提供参照与启迪。如果检索中国知网，国内已有对古代的老子、庄子、李白、李渔、《红楼梦》，对现代的鲁迅、废名、沈从文、老舍，对当代的“十七年”文学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城市文学等，都有后现代视野下的解读与品评。由此，地域文学研究也应引入后现代理论，以后现代话语描述地域文学现象，如以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地域文学边缘与中心、京城与乡土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后殖民理论和互文性解读不同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碰撞、对话、杂交；以后现代的多元方法阐释地域经典，如以梅洛-庞蒂的“为我存在”和德利兹的视角理论，揭示河洛作家杜甫、白居易诗歌里的内在矛盾与文本裂隙，呈现其作品意蕴的不确定性和地域镜像的开放性，并以耳目一新的兴趣回归和返观文学传统。

　　后现代视野下地域文学史的书写问题，以利奥塔的“向总体性开战”，以福柯对“整体史”的不满，以及新历史主义对连续性、真实性的解构，审视当前地域文学史写作姿态，其对区域或省籍地域特征的总体概括，其对整体性与“差异”的诉求，都是建立于“元地域”的认知冒险。因为地域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多元化的，它并没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像”可供观看与界说。无论是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建构，还是怀特“历史若文学”的命题，都使兰克“如实直书”的信心化为恍若隔世的“高贵梦想”?，那种试图揭示历史与地域文学史“真”面目的想法不过是一种目的论预设。其实，地域文学史不仅充满着形式论证、“情节设置”和意识形态意义，而且根本上也是一种权力主体的文学性叙事想象。既然地域历史的符码无复负载真实的过去，既然文学书写虽属虚构但并不意味着真实逃逸无踪，那么，地域文学研究与地域文学史书写也需走出“真实”的迷思，不再朝拜文献史料背后的文化“原意”。既然地域文学的原初景象是线团化的、碎片化的、偶然不确定的，而目前诸多地域文学史仍在以“清晰”的逻辑线索孜孜勾勒作家的所谓前后相继、薪火相传，试图呈现所谓的“元地域”文学史，不知是否有点堂吉诃德战风车的意味？地域文学史的书写也许真的到了需要改变与转换传统思维的时候了。例如，无论是福柯的新历史主义思想，还是C.W.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抑或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它们都启示我们：地域文学史不仅要叙述经典作品、权威作品，还要关注小人物的作品、名不见经传的作品、文采稍逊的作品、非文人非作家创作的作品，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者吉尔兹等看来，每一件历史事件都有意义，它们在研究价值上是同等的且没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差别。地域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虽然它必须包括也离不开“名家”。其某一个时期内出现“名家”的“断档”“空缺”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巨幅“高低潮落差”现象是正常的。地域文学史写作要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转变。要致力于当地文学“小历史”与“小传统”的阐释，如不同时期的地方志，如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如地方文坛领袖，如地方文人聚会等，以此建立吉尔兹所言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如果如赫德所言“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如果说地域书写内在地潜藏着“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而这又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那么，地域文学史的核心问题与价值指向是地域人文关切，以此在当下天际不断延伸、边界不断消融的世界里，追寻家园久违的心灵感觉与学术皈依。

　　后现代视野下地域文学的前瞻问题。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中开篇点明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文化实践又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全球化就是“复杂的联结”，这联结让人们体验到了一种全球空间的亲近感，或者说是“时空的压缩”，那么“当联结深入到地方性中的时候，它就使地方的生活体验发生了转型，而且，每个人的命运全都被绑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框架之上。”?汤姆林森进而分析了“非领土扩张化”的“全球化文化状况”与“世界主义的可能性”，虽然他提出了地方性向“全球地方性”的转型，但从中我们还是强烈感受到了“地方”的危机。约书亚·梅罗维茨则直接以醒目的书名《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来表明其对“地域”的忧心。他说：“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对美国人的地方感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子媒介将从前不同的社会场合组合在了一起，将私下行为和公开行为的分界线移向了私下一方，并且弱化了社会位置和物质位置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以印刷为主的社会中，行为场景模式背后的逻辑被彻底推翻。许多美国人可能已不再‘知道自己的位置’，因为传统上‘地点’中相互联系的成分被电子媒介撕开了。”?这样，当电子媒介以各种方式将地域和经历同化，当一个人生活的地方与他的知识、经历、感受与皈依越来越不相关，当“地方”越来越失去意义，梅罗维茨以“我们去过哪儿，我们将去何方”作为文本的结论同时也是由衷的喟叹，它悠悠传递出现代人即将失去精神家园的茫然与痛楚。如果人类古往今来从根本上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地域之中，地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我们在哪里、我们会和谁在一起、会怎样去思想和行动，那么地域决不只是物质空间，也不只是精神空间，它应是包容两者又超越两者的索杰所言的“第三空间”。?地域和地方感对我们如此重要，而无论是全球化浪潮还是电子传媒冲击，却不断消解着过去大部分社会生活的“距离”特征，也即加速着地域的意义流失，若地域一旦只是一个地名而无关乎文化属性或“第三空间”，则地域文学何以为继？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因为未来深具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它有着多向度的发展，也许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地域或地方性的终结，而是柳暗花明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由此也迎来了地域文学的春天。

　　无论是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还是大卫·哈维的“希望的空间”，地域的前瞻使我们倍加珍惜今天身后的地域、地域之上的文化以及文学的地域书写。面对地域作家的地域作品，批评者理应满怀感谢与责任，是他们为今天呈现出现实的动感的地域人文景观，也为未来保留了一份虽然渐渐发黄的却能时时翻阅、连绵追忆的地域文本。在今天与未来不断推移的历史交叉点上，作家与作品并非匆匆过客，他们为地域“曾在”的立此存照，实为地域的“将在”设立路标。

　　余 琪 商洛学院

　　刘保亮 洛阳理工学院

　　注释：

　　①[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②[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著，陈定家等译：《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陈昌远：《有关何尊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82年第二期。

　　④[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导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⑥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⑦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⑧杨妍：《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⑨邹广胜：《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月刊》，2008年第9期。

　　⑩梁鸿：《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 Charles A． Beard, “That Noble Dream”, first published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XXXXI(1935), reprinted i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317．

　　?[英]约翰·汤姆林森著，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译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美]索杰著，陆扬等译：《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