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幸谦

　　白先勇小说的文化语境与历史书写

　　林幸谦

一、历史感与白先勇文本的文化忧患

白先勇从青年时代起就体悟到如果要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文学舞台的中心，就必须尊重民族文化传统的道理。自晚清以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都曾因为某些因素失掉过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在动乱不安的20世纪，白先勇深知中国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已成为被政治极权列为首要压制的对象；而除了受到思想压制外，在文化精神层次上更备受西方文化及其文明的挑逗和侵袭。

　　白先勇对“文化中国”追寻，代表了海外中国人的主流感情结构，富有作家独有的个人心理剧码，甚至构成作家内心深层情感领域的“父亲中国”之隐喻①。对于本世纪中叶处身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白先勇曾有深刻的反思与阐述。他从历史回顾台湾与大陆60年代，认为整个中国都处在巨变的时代中。20世纪中叶中国大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摧毁，自然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与破坏；而台湾在60年代的十年间也从农业社会跨入工商社会，同样导致整体社会产生新的文化蜕变。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文化运动以及反越战政治运动上亦如火如荼的进行：

　　全世界的青年一代似乎都不约而同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传统社会产生了怀疑、不满，进而摧枯拉朽投身破坏或建设的事业。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自然也遭受到这一股世界性文化震荡的冲击。当时台湾的文化根基薄弱，正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十字路口。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自五四运动以来，沿索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基础上破旧立新，宣告了旧传统、旧文化的死亡，展开一连串摧毁文化的工程。小说文体在晚清被知识分子所重视，甚至被视为振国富民的改革工具。

　　1902年底，梁启超在他所创办的《新小说》发刊辞《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即被视为“小说界革命的正式宣言”③，开宗明义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高举出大胆而富有时代气魄的文学宣言：想要建立新道德，必新小说；想要建立新宗教，必新小说；想要建立新政治，必新小说；想要建立新风俗，必新小说；想要建立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要建立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④。在这“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激进宣言上，梁启超呼吁作家“各还诉诸其天良”“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把小说艺术奉为社会改革和政治工具的论调，为五四文人继承发扬。这言论导致现代小说创作失去文艺的独立性，而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连带也导致日后小说创作不断受政治干扰和道德论的剥削。

　　白先勇指出，中国现代作家一方面背负着道德重任而卷入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囹圄中⑤，另一方面大力反传统、反文化，而使中国现代小说与我们的传统文化脱节⑥。从五四到文革，中国人反传统、反文化的决心再次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中国文化传统即惨遭被遗弃的命运，扭曲、异化、衰亡的失根危机侵袭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白先勇对此深表遗憾，他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像中国那样在20世纪里仇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是曾经亡国的国家，亦不会对自己的文化加以清算、唾骂：

　　可是中国自五四以来，即对传统文化加以彻底的破坏……所以我认为应该检讨五四运动，五四当然有些好的影响，但是这运动在若干方面的遗害实在太大了！⑦

　　另外，他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道出他的忧心，并说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观点。旧传统旧社会确实有不可弥补的缺点，应当改革；但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跟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一刀两断，对他的艺术创作害处甚大：

　　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⑧

　　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让白先勇领悟到可贵的启示，深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愚昧，以及割断民族历史的危险。白先勇由内意识到文化改革并不一定要摧毁旧有传统，由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得到新的激荡，使他免于投身批判、扬弃传统文化的破坏行列；并进一步借西方作家如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等人对于当年逐渐消逝中的西方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所持有的尊重态度，来表达他对于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的不满：

　　这几位伟大的西方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如此深厚感人，无疑的，都得力于他们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深刻的了解和追怀。而五四以来，中国几位重要的小说家，他们表现于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多是一种反封建反传统，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旧社会旧传统，当然不会留恋，进而毫不留情的贬抑攻击。⑨

　　因此，白先勇毫不犹豫地投身维护、追怀传统文化的创作之中，一反五四以来，那种遗弃、丑化传统、抨击民族文化的文风，一再在作品中反映出他对旧文化、旧传统的追悼与尊重，丝毫没有反传统、弃历史、贬文化的作风。

　　白先勇对于文化的价值判断负起责任，同时也对他自己的族群负起责任；并从人类普遍人性的生命领域切入民族领域和历史空间，迈入了“第二自然”──文化世界──在文化中观照自己，从本民族文化思考民族整体与个体、民族与时代，以及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及其意义。因此文化不但是有序的世界，也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结构空间，从这视角而言，白先勇创作方向的发展正显示了文化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不可替代的背景”⑩。

二、民族感与白先勇的文学书写

白先勇借怀乡和民族主义的执著，书写了他对文化传统的追悼。他省视了从鸦片战争后到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所遭到的空前的挑战和空前的破坏。他个人对传统有相当深刻的怀念之感情，影响了他笔下小说的书写，有意无意的可能就表露了我的心态?。白先勇认为，《台北人》和《纽约客》的创作“确实可以说是一种怀念，一种哀悼”?。作家本身的言论，虽未必全然可以涵盖其文本的蕴意，然而在这一点上，显示白先勇对其文本的一种深刻体认。从这言论可以肯定白先勇的民族自觉意识极高，对传统民族文化充满憧憬与追寻：

　　他要寻找逝去已久的传统文化价值，那儿有民族的青春、历史的骄傲、人种的尊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一切又组成凄楚的黄昏、遥远的梦、殷切的思念、悲怆的祭奠。?

　　从另一层意义来看，白先勇在小说作品中所表现的哀悼情怀，可视为他“对于‘过去’的祭奠，对过去、对历史的巡礼。巡视和祭奠出于人的精神需求，仪式行为都有其强国的心理依据”?。这一点自然是可以接受与理解的，文学巨构几乎都富有这种悠久深厚的文化生命力，文学巨人如曹雪芹、托尔斯泰、福克纳等亦都自觉地置身民族文化层次中进行小说创作。这是一种极为宏大深刻的创作思维方式，而把大文化思考纳入创作过程，将使作家从线性和单向变为多维的文化思维，眼光能使作家达到鸟瞰的高度与拓展更为宽阔的视野，从而引发文学时空观念的变化，从更高的立足点，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真理。?

　　白先勇既然肯定了文化传统，且重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含义，因此他的小说作品富有文化意识的痕迹也就不足为奇。姚一苇曾评价白先勇时说：“在主题上，白先勇是承袭了传统的情感，他是个地道的中国人”?。胡菊人亦曾明确表示过白先勇的《台北人》的主旨主要是“表现传统文化”?，他在评论《纽约客》新作《骨灰》时，亦指出白先勇写作《骨灰》乃“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特质之失落，表现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悲剧。”?这一点，欧阳子更把白先勇和福克纳相提并论，指出他们都偏爱回顾，对于旧文化、旧秩序被新时代洪流所卷没都寄于满怀的惦缅与乡愁?。白先勇对文化哀悼的情怀，以及他对民族文化失根的忧思是无庸质疑的，这方面的主题在《思旧赋》《梁父吟》《游园惊梦》《夜曲》《骨灰》中表现的尤为深刻。

　　在《思旧赋》一文中，白先勇借李将军的两位老忠仆婉婉道出他对民族旧传统旧社会的追悼之意。白先勇取“思旧赋”为题，其实已经开宗明义表达了他的民族思旧情怀。李家由兴盛而衰落，主人卧病在床，夫人病逝，儿子痴呆，女儿和有妇之夫私奔出走，家道兴衰由终生服侍李家的忠仆说出，不但真实性强，且倍感悲怆。

　　由于家破人亡，李将军心灰之余一度想要落发为僧，伴度青灯木鱼，闹得他的旧部下天天来劝慰。罗伯娘心痛之余，跪在夫人遗像前磕了三个响头，回头对李将军说的一段话最能表达内心的凄凉：

　　长官，我跟着夫人到长官公馆来，前后也有三十多年了。长官一家，轰轰烈烈的日子，我们都见过。现在死的死，散的散，莫说长官老人家难过，我们做下人的也是心酸。?

　　显然，白先勇试图以一个传统旧家庭的崩溃来影射社会旧传统旧秩序的崩解。全篇充满“剥落”“霉斑”“拘偻”“脱落殆尽”“苍斑皱纹”等象征性的修辞叙事，写出对豪门贵族衰亡的追思。

　　《思旧赋》从头到尾贯彻一种无以伦比的失落感，闪现着民族衰落的影子。作者一再描绘两位主人翁顺恩嫂和罗伯娘的老态，运用“抖索索”“颤巍巍”“摇摇摆摆”“蹒跚”等词语虽然生动描绘了苍老无依的形象，却也从另一个角度影射旧传统文化的落没，摇摇欲坠的旧时代。这有如作者描述顺恩嫂的形象：

　　老妇人的背脊完全拘偻了，两片崚曾的肩胛，高高耸起，把她那棵瘦小的头颅夹在中间；她前额上的毛发差不多脱落殆尽，只剩下脑后挂着一撮斑白的发髻。?

　　顺恩嫂是李家的老忠仆，这老妇人衰弱的拘偻身影铭刻可视为本篇暗喻李氏家族的衰亡，具有旧传统旧家庭败各的象征意义。顺恩嫂后来离开李家亦影射了旧传统在现代社会中所受到的冲击。她那颗瘦小的头颅彷彿就是旧传统的重心，原本代表兴盛的密发如今已脱落殆尽。因此，作者一再强烈地描绘顺恩嫂的老态，大概不是没有原因的，目的乃借此影射在崩溃边缘的旧家庭、旧传统。

　　综合而言，白先勇在《思旧赋》中多处刻划了“私奔”“姦情”“痴呆”“死亡”“残疾”“虫尸”等意象，借以暗喻文化传统崩溃后的凄凉情景。“侯门之盛仍是一个幻象，一种强烈的伤失之感已暗暗地把这个金光璀灿的形象无情的毁掉”?，概括了《思旧赋》对于传统衰亡的喻意。

　　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悼思中，白先勇一方面用病弱的老人暗喻传统文化的衰亡，另一方面亦以老人的威严暗喻传统文化的尊严与高贵。这种叙事策略手法在《梁父吟》中亦有所表现，特别是朴公的形象刻划俨然就是民族传统的象征实体：穿戴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绒布皂鞋，紫貂方帽，几绺白发露出帽沿沿，两颐盖着一挂丰盛的银髯，临风飘然。

　　朴公庄凝的神色、高贵的气质、凛然的威严，以及他的择善固执，其实就是一种“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的表露。?倘若进一步观察朴公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情调的讲究与追求，即可知白先勇乃以朴公来表示他对传统的尊重与怀念。从朴公所爱唱的铁观音，所坐的紫檀木太师椅，到壁上所挂的明人山水画《寒林渔隐图》、郑板桥苍劲雄浑的真迹：“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以及汉魏碑体的对联等，都依照传统书房的风格摆设。

　　此外，白先勇更进一步精心描绘朴公书桌的装饰：

　　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只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

　　接下去还有棋局、唐诗、汤药、龙涎香等象征传统精神的文物摆设，不断在篇中出现。白先勇不厌其烦的一再描述朴公的生活细节，目的不外在于传达追思传统文化的情怀，而且是以史诗的悲烈感伤意象来倾诉他的怀旧企图。

　　在《梁父吟》里，白先勇引出代表新一代人的王家骥，以反传统、反文化的姿态，和代表传统文化的朴公一代相敌对。白先勇借对立的两代势力表达他对传统文化溃散、民族失根的忧心。王家骥身为总司令王孟养的儿子，言行思想一再流露出急于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迹象，对于传统文化，怀着鄙视的心态，尊西抑中，身份上的中国属性对于他来说具有人格矮化的贬意。这文化形象无疑是“失根的一代”的代表者。

　　朴公事后批评王家骥处理父亲葬礼不当时，仍是愤愤不平。王家骥不但把治丧委员会和他商议的事情给驳回去，使主持治丧会的朴公处境为难，最后朴公“实在看不过去，便把他叫到一旁”训劝，王家骥不把朴公的话放在心上，“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朴公不禁愀然说道：看见这些晚辈们行事，有时却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 可见朴公的忧心，显然亦是白先勇的忧心，从中不难看出除了对民族传统文化遭受没落表示惋惜、哀悼之情，也道出了他对失根一代的不信任感?。

三、乡土认同与白先勇的历史叙事

白先勇的历史叙事充满失根危机与乡土认同的书写，可看作是作家对传统丧失的反思。

　　在白先勇小说中，“失根一代”主要表现在海外中国人身上。上述《梁父吟》里的留学海外王家骥即是一例，而在《纽约客》系列中，仍有不少海外知识份子的生活面貌及其精神状态，在很大的层面上触及或暴露了文化失根与乡土认同的问题。

　　白先勇再而三的以此放荡的生活来表达他们人生的飘浮，以填补空虚和孤独的灵魂。由于选择侨居海外，除非刻意保持传统的生活理念，否则长期和传统文化“隔离”，注定要失落民族文化的心灵。在“乡土”失落后，不免迷失于认同危机之中，在乡愁与空虚的情境中被困惑。?

　　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而言，白先勇笔下“失落的一代”有别于欧洲战后海明威那辈失落的一代。单就《纽约客》而言，这群“失根的一代”和战后被称为“失落的一代”显然有所差异。白先勇的“失落”主要乃表现海外中国人在文化传统上“民族失根”的层面。因此这里称这群侨居美国的“纽约客”为“失根的一代”，以别于西方斯泰因的“失落的一代”。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中，曾以“没有根的一代”一词探讨台湾现代小说中的放逐问题，并与于梨华《又见棕榈》一书讨论旅美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隔绝的问题，认为于氏是这群“没有根的一代”的代言人。?由于这里所探讨的旅美台湾人，在精神归宿上和《纽约客》的人物相似，故此延用“失根”一词。然而在广义上，白先勇的《台北人》和《纽约客》中的人物，由于在传统、历史上面临隔绝处境，同样在精神归宿上持有迷惘、绝望、幻灭的困惑，因此在这意义上，亦不妨称之为“失落的一代”。

　　《纽约客》中的人物，除了较晚发表的《夜曲》《骨灰》中的人物外，其余的都未曾经历战乱的威胁的创痛。这群移离祖国的中国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和乡土脱节；而在文化传统上亦未能承继过去，成为精神上的放逐者，失落方向和希望，注定永远浪迹天涯。?这群散居美国的新一代“纽约客”的存在情境，开始和乡土的隶属感脱节，不像老一辈人渴望保留中国的身份。在他们心中——如玫伦姐妹、伟成父女等人——中国原乡神话的崇高性已经动摇、矮化。西化显然消除了这一群人的传统心理压抑，却突然增加被边缘化——不被祖国认同、亦不被侨居国认同——的危机。“文化置换”（cultural displacement）的体验，令他们陷入两难处境。在本族文化脉络之外，如何建构他们的集体记忆，以彻底消融文化歧视和文化认同的矛盾，这问题构成白先勇表达文化差异冲突的模式。

　　《纽约客》这群“失根的一代”，既无法摆脱亦无法反抗被同化的危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必须面对价值破碎的文化观。既无能从物质舒适中认识乡土，亦无能在文化差异的冲突和矛盾中自我拯救。因此，他们大多采取随波逐流的生活哲学，从不在寻根问题上自寻烦恼。《上摩天楼去》中的玫伦和张汉生就是这类型人，他们生活在不自觉的失根危机里。失根被他们视为在美国生存的代价。一旦接受这种价值观，他们便能心满意足地生存于此，毫无愧意地面对他们的族群和乡土。就像玫伦身穿传统旗袍，“手指像一排白鸽在钢琴的键盘上”弹奏属于西方文明的钢琴曲一样水乳交融，外形与内心情感毫无冲突。

　　倘若不能视“失根”为一种生活的代价，中西文化的冲突便将显现，尤其发生在上下两代人之间，这问题更形尖锐。《安乐乡的一日》显然是白先勇为了表现这种文化冲突而作。故事中的依萍，无法像她夫婿伟成那般接受失根为生存的代价，而和她丈夫与女儿发生观念上的冲突。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可说是海外中国人最尖锐、最根本、最具挑战性的临界处境。

　　事实上，文化和民族的抉择，其激烈的程度，犹如心灵和肉体的冲突。当依萍的女儿宝莉，一再对依萍“倔强的尖叫：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使依萍哀愤地重重打了女儿一个耳光时，冲突达到了巅峰。宝莉自小生长在西方强大的优势文化下，才进入小学二年级时就不肯再用中文说话。纵使依萍费尽心机，宝莉连父母的中国名字再也不愿记取。对依萍而言，女儿对于民族文化的厌恶、羞耻与疏离，显然是一种道德反叛，一种民族传统的丧失，加深了依萍自我放逐的痛苦。外在居住环境的安逸和物质享受的富裕，并不能减轻她失根的危机感。富裕宁静的“安乐乡”因此也彷若虚幻。

　　生活在和本族文化差异甚大的异国，每个人都必须在文化心理上做适度的调整。依萍可视为不愿做此心理调适的原乡人。伟成就曾对依萍的这种心理作了剖释：

　　说老实话，其实宝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了以后，一切的生活习惯都美国化了。如果她愈能适应环境，她就愈快乐。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失根的文化危机在“安乐乡”中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也是海外中国人的民族悲剧。在身份上，依萍具有相当强烈的中国属性，并以此论述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女儿宝莉则正好相反，表露出自我异族化的形态，这和其父亲伟成的心理相似。对于第二代的依萍，中国原乡神话进一步丧失殆尽，身份不再受囿于传统中国属性之中。文化上的认同差异进一步造成代沟的扩大。

　　这种文化认同危机，对于背负着民族文化包袱的上一代人（如依萍）而言，其痛苦远比承受文化失根的下一代（如宝莉）来得更为沉重、复杂。换句话说，民族失根的文化危机表现在上下两代之中，要比同代人来得更为尖锐。由此可见白先勇当年就已看出下一代的失根问题，才是海外中国人最切实的危机。

　　民族文化的取舍，确实就几乎等于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参与或弃绝，甚至可视为自我的认可或否定。这是海外中国人作为文化人一项痛苦的抉择处境。他们必须承受不稳定性的猜疑、鄙视、甚至怨愤之后，才可望从本身复杂的民族情感中找到平衡的途径与方式。白先勇站在富于民族忧患的基础上，书写一种既惶惑又冷静的文化反思。

　　在描绘民族文化传统的兴衰之际，白先勇并没有因此而片面强调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伟大，避开了大民族沙文主义的阴影，也未曾因此而呼吁身为中国人就必须为民族文化传统而牺牲一切，反而为那些面临失根处境的海外中国人、以及在大陆上惨死于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寄以无限的同情。这悲悯之情反映在他小说世界里，成为他追悼文化传统的原动力，在《台北人》和《纽约客》中铺出了他追悼传统文化的挽歌?，同时记录了民族灵魂在历史裂变中的文化阵痛。在个体与民族整体的不幸命运上，把中国人在时代、历史、文化中所遭受的伤痛，做了象征性、概括性的表白。

　　白先勇不是要倡导人的觉醒，而是在精神领域中追悼民族文化的凋零命运。在民族文化的忧思中，将中国在时代巨变中的大寂寞和大失落勾勒出来。

四、文化忧患与白先勇的中华本位意识

白先勇乃把小说创作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而使他的小说充满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刘绍铭说白先勇虽受益于西方名作却没有放弃本身的中国本位（1977：43），主要原因恐怕就是白先勇搁不下内心的文化负担。白先勇在《新大陆流放者之歌──美加中国作家》一文中，评论旅美新大陆的中国作家说：

　　虽然他们旅居海外，但他们的作品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都表现了强烈的关怀与忧虑。?

　　就白先勇本身是旅美作家中尤以忧患胸怀见称这一点而言，用他自己的话去标签他本人最贴适不过。在此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负担的巨大精神压力下，白先勇借小说形式表白了他对民族命运的忧心——一种繁华、一种兴盛的没落、一种身份的消失、一种文化的无从挽回、一种宇宙的万古愁。?

　　许多作家成长过程中都有某种文化思考模式作为他认识世界的思想核心。白先勇在纷乱不安的局势中成长，时代的动荡和中国崩裂的历史及其所产生的生命幻象与审美感知，必然为他的创作历程产生某种层次的思想指导。作家的敏感心思，对于大中国大起大落的历史历程，自然无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白先勇在洛杉矶接受杨锦郁和李瑞腾的专访中，就曾表示过他成长的时代背景给了他很深巨的影响；因此小说中有一面是隶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传统。?欧阳子为《谪仙记》作序时，亦曾阐述过白先勇小说中所负载的文化负担。欧阳子指出，辉煌灿烂的、大气派的中国文化，如今竟没落得无法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因此白先勇再三地运用尹雪艳、钱夫人这类人物来象征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白先勇的民族忧患，在这文化主题上呈现无遗。

　　从白先勇的小说中，国共分裂所引发的文化乡愁给了他无限的写作灵思与民族性的创作素材；除此之外，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事件，也给了白先勇巨大的心灵震荡。刻划文革惨剧的《夜曲》《骨灰》的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民族忧患意识，足可印证他所背驮的文化负担的重量。

　　在《夜曲》和《骨灰》中，白先勇分别设置吴振铎对故乡祖国的愧疚感、以及罗齐生准备回大陆参加官方为他父亲举办的追悼会，排铺出海外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丧失中的处境问题。在面临吕芳和龙鼎立的非人遭遇时，白先勇把吴振铎和罗齐生在这种处境上，毋宁可视为白先勇想借吴振铎和罗齐生这类旅美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能自觉性地面对民族和文化传统薪传的大挑战。这项挑战无疑异常严厉肃穆，因为这是民族精神与文化归属的拥抱或遗弃的抉择。假若将这问题扩大延伸，则海外中国人在面对他族文化时，种族的形体和本族文化的精神应否结合为一，抑或任随分离──做外黄内白的所谓“香蕉人”？因此，吴、罗所代表的海外中国人的处境颇令人困惑与同情，尤其是当他们内心倾向于拥抱文化传统之际。

　　为了突显民族文化丧失的危机，以及丧失浩劫中文化意识觉醒的必要性，白先勇在此两条线上各安排了吕芳和龙鼎立这两位从浩劫中逃出来的幸存者，来为他们所经历的那场浩劫和浩劫中的殉葬者现身说法。在幸存者和殉葬者之间，白先勇借助吴振铎和罗齐生这两位长期生活在西方强势文化中、且逐渐面临民族失根的中国知识分子，企图表达出这一代中国人的心理矛盾和精神恐慌。《骨灰》完结一段描述罗齐生做了一场民族恶梦后“猛然惊醒，心中突突乱跳，额上冒出一阵冷汗来”的情境，即可视为这种精神恐惶的暗喻。

　　我们可以从罗齐生所做的那一场民族恶梦加以窥探与理解白先勇关于民族命运和文化传统丧失危机的忧患心理。

　　白先勇通过罗齐生的民族恶梦──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梦魇──来传达文化传统丧失后的悲剧心理及其精神恐惶，因而显得格外真实、有力、悲怆。罗齐生老人以细颤、飘忽的声音诉说，在戛然而止的黑暗中，一切沉静下来。他仰卧在沙发上，房中的寒意凛凛的侵袭而来，他把毯子拉起，将头蒙上。渐渐的酒意上了头，他感到愈来愈昏沉，朦胧中他仿佛来到了一片灰暗的荒野里。在一片象征民族荒黟野的野地上，许多人在挖掘地坑，人影幢幢，挥动着圆锹和十字镐。罗齐生在这梦中走近一个大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站在坑中，地坑已经深到了他的胸口。他抡着柄圆锹，在奋力的挖掘：

　　偌大的坑中，横着、竖着竟卧满了累累的死人骨头，一根根枯白的。老人举起圆锹将那些枯骨铲起便往坑外一扔，他那柄圆锹上下飞舞着；一根根人骨纷纷坠落地上，愈堆愈高，不一会儿便在坑边堆成一座白森森的小山。……倏地，那座白森森的小山哗啦啦倾泻了，根根人骨滚落坑中，将大伯埋陷在里头，大伯双手乱招。?

　　如果说白先勇试图把“骨头”“人骨”比喻为民族文化的“根”，并借“文化的根”遭受摧毁的命运来影射整体民族传统的丧失，可能并不为过。倘若强行摧毁文化传统，不是自我伤害（如龙鼎立的背伤），就是自我埋葬（如梦中大伯被人骨山所埋）。

　　胡菊人在为《骨灰》一书所写的序文《对时代及文化的控诉───论白先勇新作《骨灰》》，就能从旁进一步说明上述白先勇的文化负担和忧患心理。《骨灰》被胡菊人看作是白先勇对中国近五十年历史的写照，表达他对革命的反讽、战斗的荒诞和理想的错位。龙鼎立和罗任重的控诉就是作家的控诉。表达了中华民族近半世纪的时代、革命、战争的荒谬，同时更进一步“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特质之失落，表现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悲剧”?。胡菊人从而论定白先勇对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深沉的承担精神和忧患意识。

　　可见白先勇所怀抱的文化负担是相当深沉的，这些都显现在大部份《纽约客》和《台北人》的篇章里。但是，由这民族忧患意识而牵导出来的怀旧心理，一如白先勇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普遍现象，并不意味白先勇赞扬民族传统中所有的一切素质；其中有关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往往是基于忠实地反映传统、反思传统 。?

　　在这方面，白先勇虽不像鲁迅一般高擎诊病救难的旗帜，或者尖锐地解剖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和负面价值，然而他探寻民族文化意识以期达到文化觉醒的用意，是同样沉重的。只不过白先勇是通过另一个视角、另一种语言、另一层意义，表达了他对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另一类型的关怀。差别只在于鲁迅是采取较积极的态度，而白先勇则较为消极。

五、民族/文化寻根：白先勇的哀悼与升华

作家记取历史教训往往是为了防备将来。不管是国共内战所导致的国土分裂、民族隔绝，或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文化浩劫，政治因素是其中主要导因。易言之，现实世界中，尤以政治荒诞为最甚。当初吕芳和龙鼎立这群爱国主义者抱著朝圣的心灵想要拯救苦难的祖国，到头来却在政治逼害中坠入无边无际的绝望情境里，老来流落异乡，穷愁潦倒。在残酷的铁腕政治和专政的面前，他们不折不扣是一群被放逐的失意者。

　　在政治现实粉碎了报国理想和爱国热心之后，他们只有无奈的自我放逐，怀抱虚无的灵魂，成为精神上的放逐者。吕芳一心只想在美国安度晚岁，龙鼎立带者妻子的骨灰，但愿埋骨他乡，戴天指出：“那种凝重的悲剧意味，嘲弄的并不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消沉，而是使中国文化受尽摧残、中国百姓尝遍屈辱的政治现实”?。酷丑恶的政治现实，逼使一个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最后放弃一切美好的希望，带着最亲爱的人的骨灰宁愿客死他方。这正是白先勇在“一个残暴离析时代”下的民族忧患?。

　　这种哀悼式的忧患情怀，虽并不附合历来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而且缺乏积极的社会意识；然而从另一层意义而言，世界上从古至今许多传世的伟大文学作品“都是民族的抗争和悲叹，因为真挚的痛苦是具有永久的魅力”?。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素质，这在勃兰克斯探讨文学史的引言中指出，文学史最深刻的意义即是一种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灵魂和灵魂的历史之学。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文学的意义决不仅仅在其本身，而是由它可以观照出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素质?。可见文学不但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知识遗产、情感经验和智慧累积的整体，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依据，也是人类如何认识宇宙与人生的方法和途径。

　　一种文化的成熟，在空间上必须要有属于它自己的土地，在时间上必须要有属于它自己的人种。因此故乡祖国是一个民族最初、也是最终的归宿。在这层意义上，《夜曲》和《骨灰》中的吕芳和龙鼎立，虽然最后都因为失望而离开了故乡大陆，然而他们都没有诅咒或痛恨那块曾经带给他们无限苦痛的乡土，甚至尝尽了“文化挫折”之后，亦未曾因此而诅咒故乡，有的只是绝望与悲苦之情。这种处理方式，可说是白先勇在民族追思中，一种精神升华的结果。

　　被视为现代派公开宣言之一的波兰批评家普齐贝塞夫斯基的《我们的宣言》一文中表示：

　　民族是永恒的一部份，是艺术家的根，艺术家就是从民族中，从故乡的大地上吸取最富于活力的力量。艺术家植根于民族之中，但不是在它们的政治和外部变化之中。他仅仅是植根于民族的永恒之中，也就是在它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中，在他的始终不变和世代相传的东西──种族之中。?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追思的叙事中，白先勇当年面对整体民族内忧外患，在局势不安之中走过那个无以伦比的时代，刻划出中国人的流离悼文和充满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冬夜》《骨灰》中想要回国的吴柱国和罗任重；《梁父吟》《岁除》中全心想要打回大陆的朴公、王孟养和赖鸣升；《夜曲》《骨灰》里想要在异地安养晚岁的吕芳和龙鼎立；《夜曲》《冬夜》里因没归国服务而心生愧疚的吴振铎和吴柱国等人，都代表了海外中国人的回归与飘泊的命运。而在白先勇的现代主义历史叙事笔触下，他的文化语境与历史叙事正是植根于民族的传统与永恒精神之中。白先勇的文化书写亦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建构，对历史、民族、人生的理想和体认，为现代中国人交错复杂的内在心理状态，通过文化感知与忧患意识来展现人性中丰富、深刻、细致的民族传统内涵。

　　林幸谦 香港浸会大学

　　注释：

　　①这方面的论述指出白先勇精神层面的心理凝固的执念，化为文本叙事中的历史书写与文化追思，详参朱伟诚《父亲中国·母亲（怪胎）台湾》，《中外文学》2001：7：106-123。

　　②⑧⑨?????白先勇：《第六只手指》，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124，95，96，233，233，61-62，62，19页。

　　③林明德：《梁启超与晚清文学运动》，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9年，第174页。

　　④林明德在其博士论文《梁启超与晚清文学运动》中，指出梁启超继较早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传播文明三利器》之后，他的小说理论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有了突破性的建构，具体的呈示出新小说的肃穆意义。《新小说》的发行，在中国文学杂志史中，虽未必是首创，但较过去文人之间笔墨往来的文学刊物，毋宁是唯一也是划时代的。《新小说》创刊后，造成以小说为主的杂志推出，连带也影响这些杂志的发行旨趣。为晚清带来声势浩大的小说运动。而小说语言的通俗化，“由文言小说而流为白话小说”，使晚清小说成为“现代小说”的先行。因此，这时期的晚清小说，是前五四的本土文学运动重要的一环。林明德：《梁启超与晚清文学运动》，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9年，第165-183页。

　　⑤白先勇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一文里，引述了夏志清的观点，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如胡适、鲁迅等人都受此思想影响，因而无法像西方作家如杜思妥也夫斯基，托马斯·曼等人一般，超越国籍与民族，探索现代文明的世界性精神和危机。

　　⑥⑦?白先勇：《明星咖啡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54，37页。

　　⑩李奕明：《作为泛本文的文化系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48～54页。

　　?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中央日报》1991年7月22～24日，第16页。

　　?赵园：《回归与漂泊——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意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年10月，第129～138页。

　　?莎白：《中国当代小说的文化意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年3月，第119-123页。

　　?姚一苇：《论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文学季刊》，1968年11月第9卷8期，第84～90页。

　　?白先勇：《蓦然回首》，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白先勇：《骨灰》，香港：华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4，206，207，5，210页。

　　??欧阳子：《从《台北人》的缺点小说起》，《书评书目》，1976年7月第39期，第4～10，4～13页。

　　????白先勇：《台北人》，台北：尔雅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111，126，134页。

　　??叶维廉：《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台北：晨钟出版社1970年版，第95，81页。

　　?思兼在《白先勇〈台北人〉的世界》中，曾针对白先勇的失根主题作了一番剖析。评论虽有以偏概全之失，因为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不全然都是失根的一代，如文中所论的翁朴园即是明例，但仍不妨採为参考之用。他说：“《台北人》的人物，‘浮萍’，也就是这些角色在精神状态上都失掉了根，变成漂泊的浮萍，他们的现实世界与精神生活，隔著一层距离，在生命上有一个打不开的结，时时显现，使他们觉得自己在心理上、情绪上无法安心立命，这是根本之处，表现在外的，自然是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等等了”（1974：50）。

　　?Lian Li-chien. “Voice of chinese expatriates”， The Quill—Asian Writers’ League Journal. 1990.12， 2：2：114-116。

　　?关于白先勇追悼旧传统、旧文化、旧社会的情怀，袁良骏在《白先勇论》中，亦认为白先勇小说中的悲剧倾向即是一种“旧时代的輓歌”。另外刘绍铭在《回首话当年──浅论台北人》 一文中，亦认为《台北人》是一首哀悼一个古老文化的挽歌。

　　?杨锦郁：《把心灵的痛楚变成文字——在洛杉矶和白先勇对话》，《幼狮文艺》，1986年10月，第64卷第4期，第129页。

　　?白先勇这种怀旧心理和福克纳是一样的，皆由忧心所导诱。白先勇自己曾指出：“我并不是要赞美传统社会的阶级观念”（白先勇：《蓦然回首》，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页）。换句话说，往往必须真实地反映传统。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虽有人批评说处处充满颓废的气息，但是他并不是刻意张扬旧社会旧时代所代表的一切价值观，相反的，他只是在“记录一个过往的时代”（蔡源煌，参见陈幸惠编：《七六年文学批评选》，台北：尔雅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页）。

　　?戴天指出，由于“骨灰”具有国族及文化的象征意义，因此《骨灰》所述，又“可以说是一个残暴离析时代如何塑造民族心灵和价值取向的缩影”。白先勇：《骨灰》，香港：华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张恩和：《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7年2月，第161页。

　　?袁可嘉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