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论宁夏作家火会亮的短篇创作

　　王 军

　　火会亮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村庄的语言》和《叫板》。立足于宁夏本土典型的西海固农村生活，以乡村生活底色铺陈他的文学原野；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乡村历史，以及乡村随着时代改变而生成的进化史。一方面因为西海固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对这片土地的熟悉和热爱，成为他书写的必然因素，另一方面，写作于他而言，是一个返璞归真，走向心灵深处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与矛盾正在逐渐加深，而这对于作家在面对这一题材的写作之时也有了新的要求。近些年来，火会亮用他平和、朴实的语言，面对乡村文化现实矛盾时的沉稳、冷静，成熟、优异的叙事才华，构筑了他的文学世界。当我们在研究当代语境下的乡土写作之时，火会亮的小说为研究者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对象，值得关注。

一、当代语境下乡村文化的文学表达

从写作题材来看，火会亮的小说大都以西海固的乡村生活为背景而展开，叙述与乡村有关的生活内容与风土人情。自古以来以乡村文化为写作内核的文学模式可大致总结为两种：一种是田园牧歌式的古典乡村诗意叙述，这些作品大都意境幽远、自然淳朴，旨在表现乡村文化中最神韵的内涵；一种是书写乡村严苛的生活条件的苦难悲情式的现实批判，在这种文学模式之下，作家以尖利的笔触揭露了乡村生活中对人性的蔑视和乡村生活与现代社会的本质性冲突。这两种文学模式构成了乡村文化的内在逻辑，是我们观摩乡土写作的切入点。从中细窥，不难觉察出两种模式自身的短板与弱点。一来如果作者陷入田园牧歌式的抒发与陶醉之中，难免浮于表面而未能进入乡村文化的内核；二来如果囿于对苦难的叙述不能自拔，作品也必定不能清晰地表现出乡村文化的内里，反而会遮蔽文学作品中对于乡村文化的启示。那么在当代的语境之下，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乡村文化在文学中究竟应当得到怎样的阐释，抑或文学艺术究竟应该如何表现和探究乡村文化？

　　无可否认的是，乡村很美好，乡村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基石，它们都需要作家付诸笔端的书写。但是，以农耕文明特征为主的北方乡村，在近30年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随之带来了有关乡村文化的新的课题与矛盾，所以作家在面对乡村文化的写作之时也背负着新的使命。当今的农村，已经是破碎和凋敝的乡村，在城市化的巨大浪潮之中乡村每天以极快的速度在消失。所以，再退回到想象中的乡村，坐在热炕头上思忖着淡淡的乡愁已经是乡村文化写作的过去式了。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书写反映出了作家在面对这一新课题时的不思进取与谬之千里。如前所述，无论是田园牧歌式的赞颂，还是苦难悲情式的叙述，相对于乡村文化而言都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如宁夏的批评家赵炳鑫所言，这样的作品，作为内在于农耕文明社会的一份精神遗产，在一定程度上恐怕是以故事的形式充当着人们一再追思传统文化模型的角色。但如果把本来有价值的民间视角转换为民俗文化本身，把这种传统文化模型的角色当作现实存在，那么，文学的启蒙性就被传统民俗文化模型无情地遮蔽了，那只能说明我们的作家本身还没有完成主体性启蒙，这样的文学缺失了启蒙的精神担当，祛魅的过程尚未完成，从而以“逃避的形式，封闭的事相”将人引入另一种魅惑，麻痹人们对当下现实的自主判断，文学就会因属性特征明显的文化质素，放弃了进入底层生存真相的可能，最终放弃对人的形而上意义的追问。①

　　火会亮出生于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的农村里。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家坐落在一个小山包之下，村里各家都在一个个小山包下安家落院，出门便是西吉有名的葫芦河。现如今河水已经枯竭，河道便成了一片平展展的川台地，田园味十足。这对于他以后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影响，书写乡村的家长里短，风土人情便构成了他的写作内核。但是他不囿于此，对于上文所提的两种既成的写作模式，他更是显示出了足够的警觉。一方面，他没有浮于乡土诗意的浸淫，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苦难叙事的定式，而是从自省的角度出发，默默挖掘着乡土文化的内在性疼痛。收录在《村庄的语言》一集中的《端午》和《挂匾》两部作品，显示出了他对于乡土文化中内核性矛盾的深刻反思。通过对于杨根缠和老蔫遭遇的记述，表现出了乡土文化中农村人陈旧、腐朽的思维习惯和与现代人性主题相违背的价值取向。到了《村庄的语言》，更进一步突显了年轻人对于自身命运的反思与追问。周小溪没有办法与自由恋爱的对象结婚，而是顺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故乡传统，和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妻子生活。在生活的不断煎熬之中，他一直在退避和闪躲的问题终究在一次假期劳作之时爆发了出来。到了《民间表演》中，“我”已经是生活在城市里的记者了，火会亮借用这个视角将现代观念与乡土传统的矛盾冲突深刻地表现了出来。这次的“我”已经不是《挂匾》与《端午》中的旁观者，而是身临其境地体味着这种矛盾所带来的时代悲剧。粉房老板王宝让与王贵申的针锋相对是金钱与权势的较量，也是固有乡土文化精神的流失。

二、异质性叙事与现实书写

在火会亮的作品中，乡村文化是立足于现实语境下的书写，他的文字沉稳，内敛，朴实，在平和的叙述中暗流涌动，记录着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总体上来看，在这种平和的叙述之下，是他所构建的异于传统乡土文学的小说世界。得益于出色的叙事才华，他的作品展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体系。通过对几篇代表性作品的分析，可以窥探到他丰富的写作历程。

　　从写作的手法和整体的结构上来讲，《挂匾》和《端午》有着很强的共通性。火会亮在这两部作品中都采用了线性叙事的手法，将主人公在特定语境下的遭遇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对杨根缠和老蔫两个人必定是怀着充分的悲悯和叹息的——杨根缠在儿子婚事这天准备将自己半生的心血所达成的愿望完成，老蔫在当上了端午社戏的“会长”之后也是绞尽心思要在村里瞩目一回。故事在作者朴素、稳重、准确的笔端之下徐徐展开。在这两个短篇之中，作者使用带有方言特色的语言描写故事，逐渐将小说推向了矛盾和高潮。然后随着那个看似平淡的结尾的到来，整个小说的情绪都达到了一个顶峰。层层相扣的故事情节，表面平淡内里却已经波澜壮阔的情绪，不仅仅表现在了小说之中，更是让每个读者都深深陷入了反思与回味。短篇小说最讲究的就是描写的准确和情节的巧妙，在有限的篇幅之中将故事情节的冲突从里到外都展现给读者，然后再将作者想要达到的写作目的和主人公矛盾的心理内容留给读者。一个短篇小说能否“入味”，关键之处就在于作者对小说节奏的把握和拿捏。具体回到这两篇作品，在火会亮不紧不慢地叙述之中，我们从主人公杨根缠和老蔫的视角一层层地体味到了他们自身的矛盾和辛酸。杨根缠在小说的末尾将那个村长赊账从村口的小卖部买来的玻璃匾额从自家的窑里又抬出来，“用蘸水毛巾擦了擦，挂在上房里”。②老蔫在万财站在戏台上高声阔论之时，只得兀自倚在戏场外的围墙边抽着白沙烟。文尽而意生，每一个读者的情绪都被带入了小说之中，言犹未尽的感触击打着各自的心灵。而这正是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所要达到的第二个效果。作者通过杨根缠和老蔫的遭遇，将深刻的人文关怀投向了那些在平日里默默无闻、平庸度日的群体之上。虽然写作的背景都和乡村生活息息相关——一个是儿子办婚事，一个是村里过端午唱社戏，但是从里而外，由小及大地来看，这种类似的遭遇是每一个相同个体都会遇到和面对的。形而上来讲，作者在这两部作品之中都想表达有关个体与群体、选择与命运的关系问题。这不仅仅是杨根缠与老蔫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所在面对和经历的问题。究竟是个体融入了群体还是群体包涵了个体？究竟是我们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在选择着我们？这两部短篇小说体现了火会亮立足于现实语境下的小说创作，结构新奇且立意深远，将短篇小说的韵味展现了出来。

　　《寻找砚台》是火会亮早期的作品，收录在《村庄的语言》当中。《寻找砚台》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便是他灵活的写作手法与复杂的叙事技巧。在《寻找砚台》之中，写作视角主要以第一视角“我”的叙述为主，辅以第二视角与第三视角即“全知全能”的视角，使得通篇的叙事节奏与细节描写都灵活多变，自然而然，显露了作者优异的文学涵养。整个小说可分为好几个阶段，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小说是以“我”的叙述开始的，从一个故事主体的角度将读者引入其中。“‘地主’这个词儿已经很陌生了，许多人都不再提起它。”，“确切地说，我家是地主，爷爷是地主，父亲是地主，我自然就是一个地主崽子了。”③在以第一人称介绍了“我们家”的大概背景之后，小说又自然地转入了主要故事的来由：为何要寻找砚台以及寻找砚台的主要途径，即“我姑姑”王玉芝和父亲的往事。关于为何要寻找砚台的叙述之中，作者以“我的记忆”来叙述，这段内容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描写的。作者描写了父亲的生病和民间法师“张师”的建议，就转入了小说的主要矛盾——“你家先前是个大户，曾经有过一个镇家的宝贝，可你家的这个宝贝几十年前就失了。”。“这话一下子就勾起了父亲埋藏在心底的又一桩心事来。”④——至此，便引出了第二个阶段，寻找砚台的主要途径。 “当时的情景我没有亲见，不敢妄言，但根据父亲的叙述大抵如此”。在小说的第二个阶段，火会亮又从父亲的视角详细表述了“我姑姑”王玉芝和“我家”以及“我爷爷”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至此，小说的主要矛盾已经清楚了，就是我家迫于一些封建迷信以及父亲的生病，而要从姑姑王玉芝的手中要回原本属于我家的细雕龙黑墨石砚。作者在这一不小的篇幅中，所展现的文字功底和叙述技巧，无疑是令人折服的。与其大部分的小说不同，《寻找砚台》所运用的叙事角度丰富的令人惊讶，第一人称的叙述贴近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而全知全能的叙述又让读者暂时抽离了文本，在高处以观故事的全貌——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火会亮将不同叙事角度之间的转化处理的自然、顺畅，不显得突兀。这需要很高的文学素养，也得益于作者的写作才能，在我们的阅读历史中，肯定曾不止一次的被蹩脚、笨拙的叙事所困扰，从而放弃那次阅读或者那个作者。与此相对应的，读者在火会亮缓缓的叙述之中，被他的笔端所指引，跟着作者的视角一层层地剥开了小说的外壳，作者在此过程中手法的变化和对语言的把握，使得小说的层次感和紧致显露无疑。到了故事的矛盾中心，“我”对于“夺砚”一事的谨慎，相对于三弟钱多的“热衷”，姑姑一家的强硬态度相对于父亲的难为，构成了小说人物之间的主要冲突。难得之处在于火会亮在创作时的内敛和准确，使得小说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人物的性格也表现的很充分、巧妙。在火会亮的书写中，体现了当下社会价值观念的错位，人情社会的各种荒诞之事渐渐成为常态，所谓的意义概念已经被消解。“我”和三弟钱多之间的对垒满含一个知识分子与世俗人情的对抗情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主人公茫然四顾，坐立不安。但当他回过身去，转眼望向故乡的土地上，所上演的还是根深蒂固于人性之中的贪婪以及伦理道德的失位。姑姑的自身逻辑在于小农思想的惯性使然，你家危难之时我鼎力相助，不过拿了你一个砚台，现在你们人丁兴旺了，反过来就盯着这点东西不放？“我”与父亲隔在其中左右为难。最后，三弟钱多以“一己之力”为家里要回了老父亲心心念念的雕龙石砚，但是大概在“我”看来，所失去的东西更加的令人心痛。

三、乡村的时代群像与困境

在火会亮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这些典型的乡村群像构成了乡村文化的传统模型。但是，如果仅仅将传统文化中的模型嵌入自己的作品当中，恐怕火会亮的大部分创作也难逃被民俗文化遮蔽的命运，而让其混入现实存在，将民间视角的作用局限于乡村文化本身。⑤恰恰与其相反，正是由于火会亮自身足够的警觉，使得他在创作的过程中能稳固地坚守本分，从民间视角出发，挖掘乡村文化的现实困境。在火会亮的作品之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所有典型的乡村人物形象，像老实、孱弱的本分农村人，依靠改革之利经商的暴发户，被命运扼住喉咙的农村女性，还有走出农村但是依然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城里人”。这些人物正是当代乡村的群像，构成了乡村文化的现实存在，在火会亮的笔端下，他们的故事和经历缓缓流出。端午的社戏、夏日里成片结果的杏树李树、炕头上剪窗花的老奶奶，这些作者信手拈来的生活场景，正是西部农村里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果你是从西部农村走出来的六七十年代生人，这些场景的描写一定会唤醒你记忆中故乡的模样。蹲在墙根下抽着旱烟的老人，捋一把花白的胡子，抬头看看发红的日头，慵懒的伸个腰，再慢慢地起身在村里转悠转悠，看看庄稼的长势。对于每个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这样的场景显得无比亲切，这些鲜活的记忆就是火会亮的乡土情结和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面对文本之时，火会亮显得沉稳、内敛；面对现实的困境，他的文字不加粉饰，单刀直入，又忽而抽刀离去，留下巨大的空间供读者回想、品味、反思。如前文所述，乡村生活的画面仅仅作为火会亮小说的大背景而存在，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不在于家长里短的无病呻吟，也不在田园牧歌的诗意描绘，而是要冷静地揭开乡村文化表象之下的现实，原原本本的遵从内心将其呈现出来。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对文学启蒙性的追求，也是作为一个人对于人性的哲学性思考。

　　《叫板》一文中的娟娟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有唱西北地方戏秦腔的天赋。她来到城里，从自乐班的演唱开始，受到城里人的欢迎，从公园唱到茶座，然后被选成土特产代言人。围绕着娟娟，作者塑造了她周围，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这是一个经济主义或者消费时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互动的媒介，秦腔粗犷豪放的特质与城市环境中狭小的精打细算，追逐利益的目标，不能无缝对接。作者在缓慢的叙述中，隐含着批判与质询，农村与城市对同一出戏《叫板》的理解不同，行为方式更不相同。在这些冲突之中，作者指向的是传统意义建构的崩塌和消解，在经济至上的年代，人类的荒诞有着全新的脚注，传统思想和价值体系在利益的冲击面前渐渐崩塌，意义的架构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作者的目的不在于找出解体之匙，而是客观的呈现。在《冬天的故事》里，火会亮仿佛是有些忧郁，有些悲观的，就像《冬天的故事》里的女人一样，在这个充满诗意的故事之中，女主人公却绝望地从十六岁的女儿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故事最后又归于平淡和苍老。而这可能正是火会亮的写作目的，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现了在这个古老、贫瘠的土地上周而复始的“冬天的故事”，命运的轮回与无奈。无法摆脱的困境落在女儿的身上之时，这个故事从温润、诗意，归于寒冷和悲伤，作者的心境也从幻想掉落回现实。《麦黄时节》一文中的女主人公就像所有农村妇女在现代社会的典型形象。女人照顾公婆和孩子，丈夫去城里打工了。麦子黄了，女人和公公下地去收。到了收获的季节，女人的心里反而显得空落落的。打工与收获的矛盾，男人与女人的矛盾，外面的世界与在家时的矛盾，走与守的矛盾构成全部情节的核心。在这里，始终感觉作者是按照一个姐姐的形象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没有给女人一个确切的名称，而是直呼女人，让一个普通农村女人的背影，承载了无数同类辛勤劳作的负重。将微尘与微景无限放大，让读者追述那些熟悉的乡村身影，心绪波澜起伏。小说里隐于细微处的情感牵动，着实是火会亮小说藏在暗处的魅力。一个农村女人的自我突破，就从男人打工的这个缺口上打开了，女人沿着这条乡村通往外面世界的“小路”走出农村的“门槛”，走上了遥远而陌生的城市水泥路。她们希望追随着男人的脚步一同前行，担心自己也像农村被“撂荒”的土地。女人以外在的理由掩饰了内心的纠结，“走”与“守”的矛盾冲突，激活了她们的觉醒意识。

　　纵观火会亮的创作历程，在立足于现实语境之下，始终不断地警觉和反思着自身的创作。他在《村庄的语言》一集的后记中说道，写作于他而言是面向自己的，如果不能遵从内心，以近乎虔诚的心态去创作，那么写作就失去了意义。他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集命名为《叫板》，更加体现了他想突破原本的创作模式，挑战自己写作习惯的态度。以笔者看来，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能够内敛、沉稳地走在自己独有的写作道路上，不偏不倚，稳重厚实，而这，不就是对这个喧嚣时代最好的回应吗？

　　王军 宁夏文联

　　注释：

　　①⑤赵炳鑫：《乡土的时代面影与内在性疼痛》，《黄河文学》2015年第12期，122-126页。

　　②③④火会亮：《村庄的语言》，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1-25页、152-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