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亮

　　《黑白男女》的心灵风景与文化意义

　　吕东亮

　　《黑白男女》是刘庆邦的长篇小说新作，题材是关于矿难后遇难者家属的生活状态的。这一题材是煤矿工人出身的刘庆邦十分熟悉并且多次书写过的题材，因而《黑白男女》的创作是十分顺利的，艺术质地自然也属上乘。和刘庆邦以往的煤矿书写不同的是，《黑白男女》聚焦于遇难者家属的“后矿难”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中缺乏了作为克服对象的“他者”力量。书写对象的特点使得刘庆邦所擅长的曲尽其妙的心理描写彰显了难言的艺术魅力，而小说由此所呈现的心灵的风景则值得慢慢欣赏、细细品味。

一、生活重建中人的“自性”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场域中，煤矿的文化存在很多时候是以矿难为符号标记的。矿难所造成的大面积死亡冲击着日益被幸福感所包围的国人的存在感，成为喧嚣的盛世繁华幻觉中的刺破性力量。矿难也因此成为媒体报道以及报告文学等类新闻性写作关注的重点。因为文体功能所限，这些写作多半注重挖掘矿难的新闻性价值，救援、追责或拷问体制等成为这些写作的诉求——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其有意无意的遮蔽也是明显的，比如《黑白男女》所关注的遇难矿工的家属对灾难的承受问题。《黑白男女》之前，刘庆邦写过一篇两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命悲悯》，写的是遇难矿工的家属，关注的就是矿难所带来的生存状态的变化，也取得了良好的反响。《黑白男女》是刘庆邦在掌握更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所创作的《生命悲悯》的升级版。对于自己矿难题材创作的指向，刘庆邦有清醒的认识：“那时煤矿出了事故老算经济账，比如说经济损失了多少？我说，人的生命这么宝贵，怎么能换算成经济损失？其实就没算过人的生命账，没算过人的精神和心理上的账。”①算“人的生命账、精神和心理上的账”是《黑白男女》的创作旨趣，也铸就了小说的人文品格。

　　“人的生命账、精神和心理上的账”是怎样一种算法呢？它自然不同于经济损失的汇总式的最终成为一个冰冷的抽象的数字的算法，而是分散开来，一个一个生命地具体地算，在生活中展开地算，无法概括、无法抽象。正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矿难的承受，每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遭逢，尽管导致不幸的根源是相同的。《黑白男女》中，作者重点写了三个不同的家庭：老矿工周天杰的儿子矿难中丧生，他强忍悲痛，向母亲和孙子隐瞒消息，他努力地维系原有的生活局面，他为了不让儿媳郑宝兰改嫁，千方百计地讨好儿媳；卫君梅则决心守寡，一人把儿女带大，但她一方面遭受丈夫弟弟和弟媳的欺凌驱赶，一方面还要避免不怀好意的男人的骚扰，面对综合条件较好的青年矿工蒋志方的追求，又畏惧人言和世俗的压力，不敢贸然答应；秦风玲不愿意守寡嫁给了矿工尤四品，但境遇的改善也并不理想，他既担忧尤四品好赌的陋习，又为儿子陶小强的叛逆和暴戾而伤心，尤四品和陶小强之间的潜在冲突也意味着这个新组建的家庭的脆弱。这三个家庭是具有典型性的。三个家庭之外，小说还写了蒋妈妈、王俊鸟、杨书琴以及郑宝兰的娘家一家人，他们都是矿难的承受者。从小说对他们生活的呈现中，我们不难看到矿难对于正常生活的残酷的撕裂性破坏。

　　坍塌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是要重建的。小说书写的卫君梅、周天杰等人对于灾难的承受实际上也是他们重建生活的过程。卫君梅无疑是作者所欣赏并倾心塑造的人物。她柔韧中不乏果决，明理晓义、落落大方，在处理与蒋志方、蒋妈妈、郑宝兰、秦风玲及弟媳的关系中都显现了生命的尊严和风采。她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压力下的风度”。她爱自己的丈夫陈龙民，怀着顽强的心劲儿把日子往好里过，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她悲痛过后就毅然投入生活的重建中，一个人承担起建设幸福生活的使命。卫君梅形象最动人的就是她的自尊、自爱、自强，小说在专章写卫君梅时就用了“挖掘自己的力量”作为标题。“挖掘自己的力量”是卫君梅基本的生存信念，正如小说中卫君梅自己在内心意识中对于蒋志方所说的那样：“我跟你说过了，我不需要你帮，也不需要别的任何男人帮我。我就是要试一试，靠我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继续活下去，能不能把两个孩子养大。”②这种生存精神令人想起中华文化中的“自性”观念。所谓“自性”，本是佛家的一个概念，“是自己作、自己成、自己有的意思，是不从缘起的（独立的）、不变化的（永恒的），因而也是绝对的实有本性”③。在近代以来的文化变局中，章太炎、鲁迅等人曾借用“自性”观念进行文化抵抗和文化重建，并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明进行反思，他们所注重的即是“自性”所强调的“独立生成、实在不变”的事物的原初的、恒常的状态。④文化重建中需要直抵本心、直面本原，摆脱对次生的繁复缠绕的意义的依傍，生活的重建也需要讲求“自性”，从自我本体的生命实在出发， “自己作、自己成、自己有”，既不依傍固有的意义，也不依傍外力的协助，毅然地不假思索地奔赴存在之途。小说中，卫君梅的生存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这种态度中尽管也包含对丈夫的承诺、对儿女的责任或者对美好现世生活的认同，但从根本上而言是基于没有外在附加意义的生存本身。因而，她活着既不想当周天杰所谓的楷模，靠荣誉感活下去；也不想借助别人的力量从而卸下存在的重担，寄生式地活下去。她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在内心里一空依傍地活下去。周天杰进行生活重建的方式就是绞尽脑汁防止儿媳改嫁，这一方式注定是艰难的，为此周天杰真是竭尽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他虽然也谋求工会的帮助，但更多地求诸自身。小说中所描写的周天杰的一面讨好儿媳、一面瞒过老母亲和逐渐长大的孙子、一面又要说服妻子配合自己的具体行为细节，不仅可怜可叹，而且从一个丧子的日益衰老者的生命状态来看，又不能不说是可歌可泣的。这也是生命之自性的显现。秦风玲以及褚国芳、杨书琴等遗属的生活境遇或如意或不如意，也都从正面或侧面显现了“自性”在生活重建中的根本性作用。

二、原有的“他者”消逝之后

在当代文学中，书写人的去除所有意义附着的生存状态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概是余华的《活着》。《活着》中的福贵，面对纷至沓来的灾难以及灾难中亲人的一个个离去，逐渐达到了存在主义式的释然，他的生存只是基于活着本身，或者说也是遵循“自性”。存在主义揭示了人的被孤独抛掷于世的原初境遇，强调存在先于意义，也先于情感，在令人无限悲凉之余反而激发人本原性的生存欲求。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所谓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大致和佛家的“自性”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涵蕴。

　　和余华《活着》中对于苦难的集中式、极端化的寓言性书写不同，《黑白男女》对于灾难的书写是充分现实化的，人物所承受的苦难也并不呈现为堆砌式的。和《活着》书写的简洁冷静不同，《黑白男女》的书写是繁复细腻的，也充溢着对人物形象的温情。但这些并不影响《黑白男女》对于人物“自性”的呈现。余华的《活着》虽然删繁就简地描写一个个苦难，而且最终冲淡社会历史的痕迹，但其所呈现的苦难却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讽喻色彩，福贵的身上也寓言化地交集着深陷于政治波动中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福贵的“自性”也因此获得一种对抗历史政治的意义，或者说个体难以左右甚至难以逃逸的历史政治成为“自性”的他者。而在《黑白男女》中，“自性”的他者是消逝了的。这种状况其实也契合“自性”的本义，“自性”原无他者可言，是“不从缘起”的。矿难虽然是造成卫君梅、周天杰等人不幸的根源，但很难说是“自性”的他者，也很难说是“自性”要不断克服的对象——卫君梅们不大可能再承受另一次矿难，这和福贵显然不同。

　　矿难不是“他者”，卫君梅们的“自性”似乎也找不到另外的他者，如此方才有真正的“自性”显现。不但“自性”没有他者，生活重建的过程中也没有他者。卫君梅当然有敌对者，丈夫的弟弟、弟媳，还有不愿看到蒋志方追求卫君梅的好人蒋妈妈，但这不足以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卫君梅所努力克服的东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制约卫君梅的生活。周天杰也一样，没有根本上的需要克服的东西。“他者”的消逝成为《黑白男女》在内容架构上最为突出的特色。在刘庆邦之前的煤矿书写中，对立性的冲突成为小说结构的基础和情节张力的来源。这些冲突有的是黑煤矿主和矿工之间的构陷争斗，比如《神木》；有的是底层矿工对体制阶层壁垒的抗争和突破，比如《红煤》；有的是矿工之间爱恨情仇的发展和决断，比如《走窑汉》。到了《黑白男女》这里，原有的冲突弥散了。煤矿的形象既不是狠毒的利益榨取者，也不是森严壁垒的设置者，在矿难中煤矿和遇难者家属一样是受害者，矿难后也是生活重建的携手者。尤其是代表煤矿管理层介入生活重建的工会及相关部门，是颇有人情味的，也确实为遇难者家属提供了许多有力的帮助。显然，获得正面形象的煤矿管理层不是卫君梅们生活重建的“他者”。卫君梅与蒋志方、蒋妈妈、丈夫弟弟弟媳的关系中，周天杰与妻子、儿媳、孙子的关系中，包括秦风玲与尤四品、儿子陶小强的关系中，都有并将继续发生一些波折，但这些波折都是日常化的，是岁月人生的常态，和《走窑汉》中你死我活、爱恨情仇的冲突不可同日而语。小说对这些关系的描写虽然细致入微，但到最后也没有给这些关系一个收束和完结，而是赋予其开放性的形态，也是将这些关系视为如流水般永无止息的寻常岁月寻常人生之自然状态。因而，人物关系中的波折也不是生活重建的“他者”。“他者”的消逝之时也正是“自性”完全显现之时。

　　文本建构中原有“他者”的消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症候。这大概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态势相关。经济的高增长、民生水平的提升、社会综合体制的完善，使得国人的生存境遇得到极大的改善。旧有的尤其是横贯于二十世纪的政治变动、阶级斗争等结构性冲突渐趋消隐，使得生存的问题越来越个人化。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这种趋势似乎正在急剧发展和蔓延。乐观的、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美籍日裔社会学家福山已经宣称历史的终结，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全人类所找到的最理想的不可能再向前发展的制度，历史也因此终结。而在历史终结阶段出场的人被福山界定为“最后之人”。所谓“最后之人”，福山阐释道：“自由民主国家最典型的公民是‘最后之人’，一种由现代自由主义缔造者塑造的人。他把自己的优越感无偿献给舒适的自我保存。自由民主制造了由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这种人经过对长远利益的算计，很巧妙地以一种新的方法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最后之人’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因此就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由于完全沉湎于他的幸福而对不能超越这些愿望不会感到任何羞愧，所以‘最后之人’已经不再是人类了。”⑤《黑白男女》中的卫君梅们等诸多男女，当然不是沉湎于幸福的“不再是人类”的“最后之人”，但从整体的生命精神来看，确实不再是于大历史中纵横激荡的人，确实和“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的“没有抱负的人”较为相似。卫君梅们对于生活的认真和努力，不是追求成为超越凡俗的英雄的，也不想与固有的体制和观念抗争，只是在没有他者的境况下对于自我的完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卫君梅式的生存气质将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导气质，“他者”的消逝也不仅仅存在于刘庆邦的《黑白男女》中，而是会弥漫于反映当下生活的文学书写中。

三、心灵的风景及其文化意义

心理描写的细致入微，是刘庆邦小说的一大特色。在这部“他者”消逝、情节淡化的小说中，刘庆邦心理描写的特长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小说中的每个人物也都以其心理形象而跃然纸上。刘庆邦自承心理书写的师法对象是沈从文，尤其是沈从文“贴着人物写”的经验之谈，成为刘庆邦写作的不二法门。应该说，刘庆邦对沈从文的师法是成功的，是可以被视为沈从文的传人的。批评家张新颖在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名文《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中，分别谈了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与沈从文传统中不同部分的对话。对于余华的《活着》，张新颖解释说：“在坦然承受命运的生存中，福贵和湘西的愚夫愚妇一样显示出了力量和尊严，因为承担即是力量，承担即是尊严。正是这样的与命运之间的关系，才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那种动荡里的、苦难里的温暖，那种平凡里的、人伦里的温暖，最终都融合成为文学的温暖。”⑥这种温暖，和《黑白男女》的男女们由“自性”而出的温暖是相通的。不过，刘庆邦对温暖的书写和传达不像沈从文和余华那般内敛，而是洋溢着情感的光焰。他掩饰不住对笔下人物的爱憎，也不吝于表达对人性的信心。因而，刘庆邦的《黑白男女》以及之前的小说，虽然也因长于心理描写而带有抒情风味，但和沈从文小说不一样的是，其情感色调是散发着暖意和光亮的而非哀伤沉郁的，其情感的质地也是饱满的、结实的而非散漫飘渺的。

　　和沈从文小说典型的静态的虚化的心灵书写也有所不同，《黑白男女》中所呈现的诸多男女的心灵状况是动态的，内蕴着行动的力，有的人物内心还相当激烈，比如秦风玲心灵的悲苦、恣肆和烦扰，就令人想起路翎名作《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形象。动态的心灵、纠葛中的心灵构成了一幅幅心灵的风景图，这图也是动态的。正是心灵的动态展开生成了小说的张力，也启动并支持着情节的发展。卫君梅要生活，就要面对被帮助、被骚扰或是被驱赶，她有一条好走的路，即认可蒋志方的追求，却又面对世俗的质疑以及无法超脱世俗的好人蒋妈妈的不情愿的内心。周天杰顽强地维系现状，不愿看到儿媳改嫁，但儿媳的改嫁似乎是早晚之事。改嫁的秦风玲则要面对儿子陶小强和新丈夫尤四品的潜在对峙以及双双逃离的尴尬局面。问题接踵而来，虽然不能说环环相扣，却也使得内心的波折难以止息。小说对此种种内心的风景的描摹是到位传神的，不仅贴着每一个人物写，而且还别出心裁地运用了隐喻的方式。小说第十五章“黄鼠狼把公鸡的脖子咬断了”写得意味深长，这一章的主体讲的是雪夜里黄鼠狼侵害周天杰饲养的鸡的事，虽然叙述得有声有色，但似乎游离于小说主体情节。但作为隐喻看，则耐人寻味。周天杰可以视为保护母鸡的公鸡，公鸡被咬断了脖子，周天杰也得了食道癌。周天杰处心积虑、严防死守地保护鸡窝，还是被黄鼠狼钻了空子，那么他顽强维系的儿媳不改嫁、母亲孙儿不知情的现实会不会终有一天出现破绽呢？

　　心灵的纠葛或者说心灵的潜在冲突靠什么来纾解呢？刘庆邦在小说中也隐隐地做出了回答。那就是对话和沟通。小说第十六章标题就叫作“蒋妈妈和卫君梅谈话”。这个谈话是两个善良的人都感到需要的一次谈话，也可以视为一次交锋，但是这交锋太过于温软了，两个人都没有说服对方的欲望，反而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表白自己。这场谈话是让彼此都感到欣慰的，尽管它没有解决问题，这缘于对话者相互的尊重和理解——蒋妈妈尊重卫君梅的人格，卫君梅理解蒋妈妈作为一个妈妈的心理。所以，尽管这场对话从实效上说是无价值的，但对话的成功决定了事情的走向无论导向哪里都不可能造成伤害性的后果。周天杰和儿媳郑宝兰之间没有进行直接对话，这可能缘于身份障碍，但最后周天杰的想通（即放郑宝兰去工作）以及郑宝兰心境的改善（她对公爹一直以来的心思当然有所体会）等实际行为已表明沟通效果的良好。小说写了秦风玲和尤四品初见时沟通尤其是卫君梅代为作出的关于安全生产的强调性表白，无疑也是一次有力量的沟通。而秦风玲与儿子陶小强、陶小强与尤四品的不沟通则严重影响了家庭的和谐，也造成了问题少年，这可能也不是秦风玲家庭所面临的问题。郑宝兰的嫂子褚国芳和郑宝兰父母的不沟通以至相互嫉恨则造成了家庭的残破。沟通效果的良好达成在于相互的尊重，既包括利益的尊重，也包括情感及人格的尊重。刘庆邦的《黑白男女》描绘了这一对话沟通的心灵风景，这是新的风景，也是“他者”消逝之后个体之间消弭纠葛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愿景，对于日下戾气渐盛的世风当有补救之益。小说体现的这种对沟通的重视令人想起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话语伦理学，即：“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以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一种‘无统治’的社会秩序。”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话语伦理学虽然被福柯、布尔迪厄讥讽为“交往的乌托邦”，但事实上，本着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原则进行的对话、交往，确实产生了优美的人性风景。刘庆邦的《黑白男女》或可作一证明。

　　刘庆邦在创作谈《〈黑白男女〉构思意向》中说：“实际上，失去亲人是每个人都必然遇到的问题，对失去亲人后怎么办，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超越行业，通过这部小说弘扬中华民族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善良、自尊、牺牲、奉献等宝贵精神。写这部书，在境界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大爱，大慈，大悲悯。在写作过程中，我力争做到日常化，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想达到的目标是：心灵画卷，人生壮歌，生命礼赞。”⑧应该说，刘庆邦的目标达到了。同时，这部小说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文学问题，即如前所述的，在一个旧有“他者”消逝的时代，或者说在国家走向崛起、民族逐渐振兴、民生不断改善的新世纪，我们该如何面对现实、如何思考生活进而如何组织我们的叙事。因为不再把个人的苦难归咎于整体性的社会历史，也因为小说对体制力量的叙述是正面化的，《黑白男女》也容易被视作为体制代言的主旋律作品，从而在嗜好悲剧、陷于“不满的文化”中的批评者看来，小说具有“主流新闻的腔调”，“叙事牢牢地限定在政治安全的边界之内”⑨。这种批评虽然有误读的嫌疑，但毕竟无可厚非，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一种提醒——提醒作家警惕堕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幻象。但问题又有另外一个方面，即是不是作家只有和主流话语保持距离甚或处于对立面上，才可能写出高尚的作品？当作家的理想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或者所批判的现象逐渐消除时，他究竟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是无视现实的改善和发展，还是在肯定确认现实的改观之后致力于发现新的问题？刘庆邦写作《黑白男女》时，想必也会有这种思虑。值得肯定的是，刘庆邦在“他者”消逝的新时代发现了个体承担的意义，进而呈现了生命自性所绘就的心灵的风景。单单就此而言，《黑白男女》也足以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品。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研究（14CZW011）”、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项目、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青年计划项目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田超：《刘庆邦：每个人都会面对生离死别》，《京华时报》2015年9月3日。

　　②刘庆邦：《黑白男女》第4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③方立天：《佛教哲学》第1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孟庆澍：《自性与中迷：理解青年鲁迅的两个关键词》，《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

　　⑤（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3页，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张新颖：《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第1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⑦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⑧刘庆邦：《〈黑白男女〉构思意向》，《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1日。

　　⑨方岩：《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方岩在这篇文章中说：“整部小说像是关于受难者家属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这或许只事关作者描述经验时的才情和技巧。”如此审美判断，显然是粗率和偏至的。方岩文章所问的“意欲何为”，也是由于其对于作家叙事缺乏“理解之同情”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