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

　　文坛纵横

　　朱寿桐专栏小说文化平民传奇传统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境界
——兼及韩少功小说的文学特性

　　朱寿桐

　　汉语文学发展到新文学阶段，由于重新建构了语言规范，并在强势的外国文学背景和新文化传统的映照下，重新调整了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常常面临新的挑战，陷入新的困惑，然而也常常产生出新的机杼，达到新的文化、文学和语言境界。在不同时期经历过大众化的要求、人民性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后现代鼓噪的怂恿，文学叙事中的英雄化趋向正受到有力的抑制与消解，平民叙事曾一度成为新文学的重要时尚。近些年来，随着汉语小说建设内在的文化品味的加强，平民叙事普遍出现了传奇化点染的现象。这种平民传奇或来自于英雄传奇的改铸，通常是将英雄传奇中英雄身份加以有效的平民化处理，仍然以这种特殊英雄的平民化改妆注释当代平民英雄的行为；或来自于对平民事迹作炫张性的渲染和传奇性的夸饰，从平凡的人生中寻找并刻画不平凡的际遇，由此凸显命运的奇崛，展现生命想象的飞扬。这样的小说境界在新文学、新小说中并未始终得到鼓励，实际上经过多层次的文化变异。

一、平民叙事与新文学的传统

无论中外，小说的文体前身都是传奇，属于英雄叙事。西方小说当然祖述于荷马史诗，那是一种结合了远古神话与英雄传说传奇史诗，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才宣布英雄传奇的时代性衰弱，此后的古典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同样保持着英雄叙事的审美和文化劲道，即便是平民叙事，也常常刻画出属于平民的传奇故事，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叙写的于连传奇，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都是通过平民叙写的传奇故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多数作品摹写的是平民传奇，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小说也都是让平民在传奇故事中施展他们的人格风采。中国小说的传统没有那么悠久，但也都是建立在唐宋“传奇”的文体基础之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固然是英雄传奇的典型文本，冯梦龙、凌蒙初编撰、整理的“三言”“两拍”等小说经典则常常通过平民的突然发迹、凸显奇遇或特别艳遇展现传奇境界。作为虚构性的叙事文本，小说的基本内容载体是传奇性的故事，英雄叙事或者平民传奇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中外小说的文体本质和构思特质。

　　尽管包括西方小说在内的西方文学和文化构成了中国新文学与汉语新小说的文化基础，但后者从“民主”意识出发，偏重于发扬小说创作领域的现实主义、平民主义传统，对东西方皆然的英雄叙事或平民传奇传统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持有批判态度。陈独秀揭示了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序列，将“贵族文学”与“国民文学”（类似于平民文学）对立起来，其“建立平易的立诚的国民文学”观念，就是要破解“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以及平民文学中不够“平易的立诚的”那种传奇叙事。①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念同样做了这样的表述。那个时代对于西方文学资源的汲取，往往英雄叙事或平民传奇受到冷落和挑剔。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就成为文明戏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再造经典，而林纾翻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略》等英雄叙事的作品对新文学创作影响实际不大。茅盾多次表述他特别喜欢司各特及其小说《艾凡赫》，也就是林纾翻译成《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略》的那篇②，然而他的小说创作中很难发现这部英国英雄传奇小说对他的实际影响。郭沫若甚至说受司各特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并可惜“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③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呢？因为他在创作中并没有明确的鲜明地呈现。在这样的意义上，或许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莎士比亚的戏剧影响力很大，但对于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实际影响常常不属于有迹可寻的那一类。郭沫若的《屈原》明显有受莎士比亚《李尔王》的影响痕迹，但作者则矢口否认。其原因也许与莎士比亚戏剧基本上习惯于英雄叙事或平民传奇的构思方式相关。于是，新文学界对于旧小说、旧戏剧的批判，都集中在英雄叙事和平民传奇所造成的疏离人生规律、有违历史真实，甚至陷入“瞒和骗”陷阱的文学效应。这样的文学观念决定了新文学在其倡导时期多采取平民文学的批评视角和叙事策略，同情被压迫被奴役的第四阶级的文学得到关注和热捧，国际上，甚至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都格外受到重视，这些都是平民主义文学观念的时代体现，也是新文学传统一方面的构成因素。

　　新文学的平民文学传统在创作方法上消解了传统小说的英雄叙事模式和平民传奇色彩，将文学描写特别是人物描写尽可能回归到平庸、凡俗的人生境遇和生存样态。鲁迅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英雄都被赋予平民的基本素质和地位，即便是具有浪漫气质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会将他们从通常小说叙事的平民传奇中拉回严酷的现实。《药》中的夏瑜无论是人物身份还是作品中的角色，都是英雄叙事的对象，但鲁迅的小说处理正在于消解有关他的英雄叙事视角，他将夏瑜这个革命者和造反英雄定位于很普通很平民化的“夏家的儿子”，他的母亲夏四奶奶则与一般的平民一样地愚钝、麻木，他在牢中的表现完全缺少英雄的精明与睿智，居然还劝牢头造反，在知识者的迂腐中显现出一般人的僵拙。历史小说《理水》中的大禹应该说是英雄叙事的当然对象，可鲁迅同样习惯于用平民化的手法对其进行描摹，特别是让大禹的太太说他“生了阿启”也不会去看看之类的俗常生活语言，褪去了英雄人物身上的传奇性，而更多地表现出人物的平民性和市井风貌。最明显的平民化叙事处理体现在《伤逝》中的涓生身上。他本是一个有职业的知识分子，然而生活的境遇和能力都偏于低下，其才情也只在于写一两篇“小品文”。他所羡慕的对象不仅是战壕中的战士，摩托车上的骑士，洋场上的投机家，讲堂上的教授，更有怒涛中的渔夫，深夜里的偷儿，可见他的气质、身份和地位是如何平民化。对知识分子人物，特别是其禀赋、才能作平民化的处理，是新文学初创时期一种通行的文学策略，是新文学家向“劳工神圣”时代及其法则致敬的流行做法。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等小说都是如此，主人公身为知识分子却永远与浪漫的传奇无缘，他们被命运和性格限制在人生庸常的定格之中无法动弹。

　　也就是在这种消解英雄叙事、消解平民传奇的“人生”文学的时代意义上，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等平淡得未免有些平庸的小说得到《新潮》《新青年》杂志的鼓励，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潘训的《乡心》，李渺世的《买死的》、王思玷的《偏枯》等俗常得偏于干瘪的小说得到了《小说月报》和沈雁冰等人的肯定。也许小说的魅力本来就属于英雄叙事或平民传奇的表现，五四新小说的这种“全盘低调”时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伴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传奇叙事重归小说的文脉，茅盾的《蚀》三部曲，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甚至巴金的《灭亡》等作品，都挣脱了五四小说的平实叙事传统，从人物塑造，情节构思和情境造设等方面都引入了传奇式的思维，使得传奇叙事经过十年的沉寂之后重返小说的正宗位置。

　　其实，平民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占据了非常短小的一段历史时期，革命文学的兴起重新唤起了平民传奇甚至英雄叙事的热忱。抗战文学则鼓励人们在英雄叙事的意义上展开平民人生的描写，使得许多平民都通过文学成了英雄，这便是谷斯范的《新水浒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所显示的构思模式。在这样的意义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及其所塑造的平民英雄赵玉林形象具有时代性的典型意义，这部小说的成功宣告了平民传奇时代的到来。与《暴风骤雨》齐名甚至也是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桑干河上》就逊色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后者坚持沿用平民叙事，与已经习惯于英雄叙事或者平民传奇叙事的接受场域产生了隔阂。

　　1940年代无疑是汉语小说和汉语电影等虚构性作品最为成熟的时代。小说家和电影家们分明已经意识到——虽然还缺乏清晰的理论阐述——低调、俗常的生活可以借取传奇叙事甚至英雄叙事的办法以作弥补，与此相联系，浪漫甚至有些奇倔的人生则可以采用平民叙事的策略予以“减持”，这样的人生与叙事的调值互补可能是增强文学感染力的一种法门。于是，从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可以看出，对于真正的平民生活，如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民以及一群农民所代表的平凡人生，却被赋予一种传奇式的描摹或英雄叙事类的夸饰，那就是武装反抗，而处在纸醉金迷生活漩涡之中的张忠良，本可以拥有与浪漫相关的知识分子人生，则作品又尽可能采取平民叙事的策略，让其在俗常与庸凡中迅速腐朽，终于赍志以没。电影《万家灯火》具有同样的人生与叙事调值互补的审美效果：知识分子穷途末路而且绝无救赎的希望，真正敞亮的生活在相濡以沫的工人中间。巴金的《寒夜》、茅盾的《腐蚀》也同样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知识分子汪文宣和赵惠明的形象，对他们的某种不无浪漫甚至刺激的生活进行平民叙事，让他们在生活的最底层、生命的最无奈状态甚至穷困潦倒的折磨，去体验无边的黑暗与难以摆脱的痛苦，任何奇迹都与他们的人生无缘，任何救赎的希望都停滞在非常绝望的空域，他们与寂寞和贫穷相伴，与恐惧和死亡相随。

　　在政治神话成为流行寓言的时代，小说、戏剧和文学必然伴随着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造神运动展开创作思维，上述人生与叙事调值互补的叙事策略往往会得到更为广泛的采用。知识分子的浪漫往往被普通平民的传奇所冲淡，甚至所取代，当年叶圣陶笔下的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在政治神话时代得到了特别的强化，《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是这种互补型叙事方式的代表形象，他本来拥有美好的爱情，拥有无限的前景，但由于他疏离革命，最后只能在晦暗的人生阴影中远离了一切传奇与精彩，而后者则属于那些富有革命理想的人物，包括新时代的英雄，如《创业史》里的梁生宝等。一度甚嚣尘上后来又威风扫地的“三突出”原则，则将这种互补型的叙事传统贯彻到极端状态，强化英雄或突出主要英雄的创作方法早已经越过叙事方式而成为政治原则，“遍地英雄”的结果使得平民传奇叙事都相形失色。

二、从英雄叙事到平民传奇的当代路径

当代小说的叙事策略正在面临发展，审美趣味也正在发生变化，以至于今天的读者可能早已习惯了没有英雄甚至没有真正主人公的小说。这样的习惯意味着在当代多元化写作趣尚下阅读趣味的调整。然而，英雄叙事仍然在起作用，并在一定情形下体现着小说以及虚构文学的某种本质方法。小说的当代创作可能减弱对英雄叙事常常面临的概念化、政治道德化的忍耐，但最终无法真正离开虚构文学所擅长的传奇性书写，于是，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当然也包括小说，从编剧、创作到导演实践，一般总会沿袭男一号、女一号以及依次类推的模式进行设计与构思，以至英文中的主角Hero或其女性称谓Heroine这两个概念从来都没有失去其意义。这同样也反映了中西皆然的文学写作、艺术制作和文艺欣赏的传统与规律。

　　英雄叙事模式下的文学创作有助于阅读者的聚焦，有助于激发聚焦所带来的感动，景仰或者必要的批判，有助于扩展作者所期望的甚至是产生作者所料未及的精神力量。然而这样的模式毕竟积淀得太久了，它即便是在充满青春气息的写作者那里也常散发出陈年流水账簿的某种酸腐味。于是，有才情有自信又有创造能力之余裕的作家试图打破这样的创作模式。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外乎这样几种套路：一是保持英雄在作品中的体位，或者在期待视野中仍然将其还原为英雄，但却尽可能抹去他们身上的传奇性。沈从文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使得他的小说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作品总是离不开英雄述说，每篇作品都引导人们聚焦于那些作者通过构思布有明显焦点的人物，只不过因为这些人物所带有的或者所赋予的传奇性的到了有效的弱化，故事就变得波澜不惊，大开大合、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后都演化为舒张舒缓、若隐若现的情感涟漪。他笔下那些被述说的英雄，哪怕是集聚着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等重大传奇情结的人物，如《边城》中的翠翠和他的爷爷，其传奇性都在作者的叙述中被一点一点地弱化，被一片一片地肢解，被一丝一丝地忘却。第二种套路是消解英雄素质，保留英雄角色的体位，同时消解相关的传奇性。这在现代文学创作中较为普遍，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等小说在这方面创立了典范。这样的作品，主人公已经没有了英雄的基本品质，甚至体现出比读者更加低姿态的人生际遇或人生感受，成为几乎所有人都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这样的作品保持一种郁达夫式的哭诉的调子，已有足够的研究揭示出这样的文学写作与日本的自我小说甚至与19世纪末西方新浪漫派作品的内在联系。然而这些作品并没有消解人物的英雄位置，只不过是末路英雄的姿态和面貌，抽取了精神和人格上的英雄要素，但他们仍然是众所瞩目的对象，是故事叙述的主体，其在社会叙事中的地位得到了像英雄传奇那样夸大，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上的传奇，相反，他们需承受比俗常的人生数十倍的庸常与琐碎。第三种套路是消解英雄素质，却伴随着传奇性的际遇。最典型的乃是金庸的《鹿鼎记》及其所塑造的韦小宝形象，后者完全失去了一个主人公哪怕是在非武侠小说中也往往需要的那点英雄素质，甚至以某种宵小的心态与行径行走于庙堂之上和江湖之远，然而他的故事却充满奇遇，他在命运的传奇中播弄着人生的庸常。这样的创作往往被视为消解英雄叙事的经典。

　　新时期小说从叙事策略方面而言，一开始继承了从1940年代一直延续着的人生与叙事调值互补的文学传统，将知识分子人生定位在平民叙事范畴之内，如谌容的《人到中年》所展示的那样，而将英雄传奇的叙事依然习惯性地献给了具有相当政治素质和身份的人们，如新时代英雄传奇的典型代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那是一个需要英雄，呼唤英雄并且有相当一批小说家可以营构英雄的文学和文化时代，不过或许是出于对“英雄人物”式的文学记忆的某种反感，文学家们较早地离开了英雄叙事的文学轨道，而专心致志地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甚至更早时代的平民传奇，以此构成了新时期小说的主旋律，也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文化的基本风貌。

　　改革文学的潮流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陆续推涌出了诸如蒋子龙的《开拓者》、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新星》等著名小说，这些作品将英雄叙事推向了高端，同时也暴露出当代英雄叙事的空洞化甚至概念化的缺陷。特别是《新星》以及其续篇《夜与昼》，英雄叙事往往无助于丰富人物的性格，丰满人物的血肉，而是用来强调人物作为改革者的智力和魄力，所谓人物心态的复杂性，也被定格在君子气节与宵小心态的融合之中。这样的作品所塑造的英雄很难获得生活的地气，也很难获得文坛的长期接受。诸如此类的英雄叙事期文学成就远远达不到英雄人物社会影响力的辉煌， 小说创作界立刻明白，通过文学人物塑造所建构的那个英雄时代正在坍塌。但小说家们早已经尝遍了一般平民叙事的乏味和严峻，于是在搁置了英雄叙事的同时便选择了平民传奇叙事策略。

　　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时代和政治挂帅时代由于政治神话的时代氛围之影响，英雄叙事常常是小说创作以及其他虚构类文学创作的主要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一度在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中得以继承和发扬，但已经风光不再。更多的新时期文学创作选择了平民传奇的叙事理路。

　　平民传奇并非一定将人物锁定在平民身份的刻画和塑造，就像平民叙事同样不一定刻画和塑造平民形象一样。平民叙事是一种将所叙述的小说人物，包括其命运、禀赋、性格和风度作平民化处理的构思策略和写作方式，诚如前文所言，鲁迅、郭沫若等都曾对知识分子人物作这样的平民叙事的处理。而平民传奇是在平民叙事基础上的一种传奇性叙事，一般可分为叙述平民人物的命运遭际之奇遇，展示平民人物的禀赋才能之奇技，以及摹写平民人物的性格行为之奇异之趣。典型的平民传奇应该是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篇，小说中的卖油郎朱重是一个标准的既有“独占花魁”的奇遇，作为卖油郎自身也怀有卖油的奇技，他自己的志趣也与别人不同，以能与花魁娘子相伴一宿为人生属愿，实在是一个奇人的性格。新时期的小说当然不可能以卖油郎的奇遇、奇技和奇异之趣作为参照对象，在塑造人物和展示情节等创作思路上自然与传统小说拉开了时代性的距离，不过从平民人物的奇遇、奇技到奇异之趣展开平民传奇性叙事的创作理路仍与传统小说有相通之处。

　　平民传奇叙事中最常见的是平民角色的异常际遇，这样的叙事作为传统深深植根于古代传说中的穷人遇仙之类的传奇，类似于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或者采药师遇到华山圣母的故事，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有丰富的传奇资源。新时期小说当然不可能去演绎类似的传奇故事，但可以借助于这种故事的平民传奇叙事的理路，重新阐释当代的平民人生及其所带有的自然梦幻。路遥在这方面可能最为自觉。他的成名作《人生》已经通过高加林的人生际遇初露出他对平民传奇叙事的浓厚兴趣：高加林终于没有在乡间的田垄上消耗他的人生，他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而且赢得了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芳心。虽然他的进城之举最终因人告发而归于失败，但败走乡村的高加林依然得到了美丽村姑刘巧珍的谅解和关爱。这是一个跨越在当代农村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爱情故事，传达的是城市文明与乡村人情相交织的人生经验，但这个故事的叙事策略仍然沿用了传统的平民传奇中的奇遇模式，在高加林的命运播弄中注入了女性拯救者或人生提升者的因素。这样的平民传奇叙事在路遥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孙少平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作为回乡的一名乡村教师，却能与县革委副主任后成为地区领导的田福军的女儿田晓霞建立了爱情关系，并且在田晓霞的帮助下走进了外面更加精彩的世界。其兄长少安也赢得了田福军侄女的深沉的爱情。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中一对出生平凡甚至身手也相对平凡的兄弟，却在爱情际遇上拥有不平凡的命运，这其实展示的是平民人生的不平凡命运。当然，路遥的文笔较为收敛，他没有放纵平民传奇的畅游的炫张，他让孙家弟兄俩都阴差阳错地丢失了与“高枝”美女成婚的机会，仍复回归到平凡的人生和平淡的命运中去。

　　路遥的小说创作表明，命运叙事的平民传奇或许是一种难以轻易抛却的文学套路，但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很难有较大的发展余地。既然小说家们尚不能像沙叶新这样的戏剧家所创作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选取司汤达《红与黑》中对于平民野心家于连的人格批判对待我们的平民英雄，也还是要固执地然而也是习惯性地保持他们的某种气质、气魄与气节，那么，面对比铁还真的严酷人生，只好逐步放弃了对于生活的诗性想象和梦境铺陈，尽管他们的构思可以稍作浪漫的处理，但他们笔下人物的命运还必须服从于严酷的现实。传奇般的命运偶尔露出美曼的优容但随即可能呈现出庸碌的笑靥，这或许便是路遥小说创作的真切心态的体现。

　　于是，新时期小说的平民传奇走出了另一番路径，那就是发掘平凡人物身上的奇赋异禀，通过这种奇赋异禀的光芒洞照庸凡俗常的人生，使之获得某种传奇性。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便是阿城的《棋王》。小说通过“棋呆子”王一生无敌棋艺的描述以及紧张激烈的实战场景的描写，完成了一个普通知青的传奇。评论家曾经从“寻根”意义上深掘《棋王》的文化内蕴，其实从文学构思和叙事学意义上说，这篇小说的文化深意更在于为平民传奇开辟了另一种路向。类似的创作还有冯骥才的《神鞭》。莫言的《檀香刑》等小说也可谓是在这样的平民传奇意义上展开了不俗的叙事。

　　将平民传奇叙事引向审美和文化深度的是粘合了平民人物特殊的传奇性格、传奇经历甚至是传奇身世，以构成人格精神层面的传奇性。这方面做出特别贡献并具有开拓意义的是韩少功的《爸爸爸》。王朔大量的创作跟进了这样的平民传奇，作家以一种特别“作”的构思策略和叙事方法，塑造了一批类似于3T公司的顽主形象，他们虽然都可能与“上流社会”有着或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始终禀赋着典型的平民心态，将自己定位在生命的褶皱处，定位在人生的最底层，于是天赋“作”权，从“创业”方面“作”，从爱情上“作”，从社会行为和社会角色方面“作”，从语言上“作”，“作”得昏天黑地，“作”得合情合理，“作”得有声有色。这种“作”文化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应该相当流行，但只有在王朔的创作中才表现得这么集中，这么典型，这么悠然自得，那是因为王朔将这样的叙述都作了传奇性的文学处理，王朔带着这样的创作走出了一种适合于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时代的平民传奇叙事的文学道路。

　　从英雄叙事到平民传奇叙事，从命运际遇意义上的平民传奇到奇赋异禀的摹写再到奇崛的精神、心态刻画，新时期小说家们在努力探寻属于这个时代，属于中国当代经验的平民传奇之路。坚持在平民传奇的意义上展开小说叙述，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对于小说文体及其审美文化功能的一种理解与领悟，正像新文学运动初期强调平民叙事，消解和批判英雄叙事和传奇叙事，体现的同样是那个时代对小说文体及其文化功能意义的一种理解与领悟。

三、韩少功《日夜书》的平民传奇及其语言策略

在平民传奇叙事方面，韩少功的贡献值得特别推荐。首先是他的《爸爸爸》，在平民传奇叙事方面可谓独辟蹊径，将平民传奇的构思基点投射于丑陋、低能和怪异的丙崽形象上，实际上开辟了反向传奇的叙事方略。更重要是他在2013年创作的《日夜书》，将平民传奇以一种精神现象拉向了真正凡俗的人生。他的这种叙事方法保持着平民传奇的传统劲道，从而有力地避免了流行的“后现代”叙事的同化与磨蚀，同时也在汉语小说构思和叙事的策略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韩少功显然不相信际遇和命运对于平民叙事的意义，在他所习惯的平民传奇中很少掺入这样的因素。他善于为他的平民人物设计种种奇赋异禀，但所有的设计都基本上沿着人格价值的反向作拉伸运动。就像丙崽的奇赋异禀原来只是他种种低能和令人难堪的丑行，《日夜书》中的人物其所有的奇赋异禀，大多体现着负面的价值和负性背景，诸如大甲的“艺术造诣”，吃人骨头的超凡能力，偷电的特技，还有马涛秘密组党的能来，以及据说比领袖人物还要先知先觉的政治设计能力等等。《日夜书》照例刻画了一群特定年代的平民，所有的人物虽然身负奇技或奇能，但都面临着小说家特别严厉的凡俗化处理。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的角色聚焦被不断转移，其实就是让特定的人物离开其熟悉的生活场域，完成环境脱敏，从而有效地消解了他们身上的某种神秘性，以此完成了韩少功式的平民传奇叙事。

　　作为一个小说家，韩少功显然在写作《马桥词典》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小说被当作写实文献的时代早已过去，平民传奇的人和描写，都不可能再遭受真实性的苛责甚至可能性的期许。于是他的平民传奇常常带着一种大胆的想象和煞有介事的炫张，带着较为普遍的戏谑化的痕迹。

　　《日夜书》中充满着引人注目的议论，人生分析和社会批判成为作品中的当然内容。但韩少功的用意并非因此传达他十分在意的教训。其实，将精神传奇交给一般的平民角色担当，常常意味着对相关文化精神的某种犬儒化处理的思路，也是对当代人生俗常化的一种批判和印证。韩少功通过平民传奇的叙事，以及夹带在其中的思想札记，既对于当代精神犬儒化的一种印证，也同时是一种策略性的轻蔑。作家至少觉得可以睥睨这个时代那些属于思想的现象。通过平民角色反向价值的奇赋异禀，通过他们的滑稽与怪诞的刻画，韩少功实现了在小说叙事和议论中调侃理论的庄严和思想的深刻。

　　这部长篇小说还完成了一种文学的冒险，即带着汉语语言的魅力开拓向平民传奇的生动处展开突围。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平凡，用各种方式如翻译、或者径直用外语写作以打破语种之间隔阂，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国际化的努力所体现的自然是开放时代和开放社会才有的值得肯定的文学现象。不过这样一种积极的文学现象背后，是否也隐藏着某种负面的价值？它是否会在语言表述趋同化、文化取向同质化的同时，收敛起民族语言的个性化魅力，从而导致民族文化特性在文学表现中呈现出虚拟状态？也许后果没那么严重，但这样的走向未必不存在。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鼓噪，文学内涵和文学性格同质化的趋向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次展开，许多民族文学语言在某种强势语言的紧逼和诱惑下正在呈柔性蜷曲态势，其民族语言的优越感和正当性，以及应有的精美和表现力，在文学世界受到了时代性的摧损。这是开放的代价，也是两难的抉择。在文学语言的问题上，很难套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过于简单的逻辑，同样也很难反过来作相应的推断。对于我们的汉语文学来说，特别是对于文学中的汉语而言，情形更是如此。

　　以《爸爸爸》等代表作在文坛立身扬名的韩少功，显然对语言所具有的魔力和语言表述的功能有更明显的信念。他的另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马桥词典》，也是从带有明显地方文化特色的汉语语言角度切入故事叙述和人物刻划，同样表现出作家对（汉语）语言价值的魅惑心理。在当代著名作家中，韩少功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对汉语语言的文化魔力以及美学魅惑力保持有如此高度的敏感。《日夜书》这部新作向读者展示了多方面的才情和魅力，其中包括对于汉语语言表现力如火纯青的开发和游刃有余的利用。小说通过汉语文字文化这样叙写平民吴天保，他作为茶场场长签字永远是“同意报销”：“在他乱糟糟的办公桌上，入党申请上是‘同意报销’，举报材料上是‘同意报销’，防虫防病紧急通知上是‘同意报销’，各种上级红头文件上还是‘同意报销’和‘同意报销’。”其实，他在人家的结婚申请书上也是如此签字。此外，一位姓黄的人士居然强烈要求把自己的姓名改成“誓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描写和陈述表面上展示的是一种语言幽默，可实际上传达的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平民阶层的某种传奇心性，属于平民传奇构思的结果。

　　韩少功的平民语言积累较为深厚，这是他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鲜活、俚俗以及充满机趣的汉语语言表现平民传奇。中国文学对本民族语言的开发和利用看似一个不言而喻的简单问题，可要达到韩少功这样相当的语言境界，殊为不易。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语言开发与他以一贯之的平民传奇书写紧密相连。

　　韩少功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文化极具敏感力的作家，同时也具备相当的外语修养。他的小说中经常流露出外语词汇，虽然往往用于表现调侃与诙谐，并不像一个久居海外的汉人在日常表述中不时地夹杂外语词汇以辅助母语表达那么被动，那么无奈。但这也能说明他在这方面的准备。《日夜书》中写道，马涛参加会议，会议的Schedule尚未注名吃饭地点，只好去啃汉堡包，人家提醒带上自己的包，他顺便将“Thank you”说成了“Fuck you”以作回报。这是以一种平民心态处理汉语与外语的典型例证。

　　小说在平民传奇的意义上对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灵动而高妙。“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是《日夜书》中艺术家“公用哥”大甲出场的一种渲染，带出了这个人物与周围人物（包括“我”）之间的十分简单但又非常复杂的关系。如果有人想到将这部小说翻译成外文，则在一开始就会遇到莫大的难题。显然，对于汉语的迷恋，特别是在平民传奇书写的意义上对汉语语言文化场的执念，使得韩少功的《日夜书》成为一个将汉语和汉字的特性使用到一定层次的作品，因而本质上而言也成了一部拒绝翻译的小说，因为它所具有的语言魅力建立在只有汉语才能抵达的境界。有这样的语言自信以及对于平民传奇地把握力度，韩少功善于利用语言张力和多维度刻画平民人物多少带有负性成分的奇赋异禀，这在《日夜书》第25章《准精神病》的表述颇见真章。作家以一种虚拟的平民心性讽刺理论家和学者的研究，别出心裁地发表这样的议论：“统计平均意义下的理性，即理论家们假定的标准理性，在不同程度上的偏离、残缺、扭曲、变异，才是理性最常见的实际状态。”他描述并讽喻现今社会流行的各种平民“禀赋”：“烟瘾、酒瘾、棋瘾、赌瘾、钓瘾、球瘾、网瘾、诗痴、色痴、钱迷、购物狂、微博控……所有的‘瘾（别称为痴、迷、狂、癖、控等）’，无非是某些感官的发达，又有某些感官关闭，……理性的瓦解”，以语言爆炸的姿态和方式完成了当代意义上的平民传奇叙述和议论。

　　显然，韩少功在《日夜书》中所机敏地运用并常常达到爆炸绩效的语言不仅仅是平民语言。作为平民传奇叙事的能手，他的平民语言资源非常厚重，他可以将不负责任的养猪工人说成是“养猪都养得这样客气”，描述知青们的对话就“像打牌，各方都决心压对方一头，四连炸，同花顺，一个个都争相出大牌”。这种平民语言还融入了时代语言的活性成分：享用“社会主义的大锅电”的贺电工这样回答供电局长的逼问：“就算你是我老丈人，把三个战无不胜女儿都嫁给我，我也不能告诉你呵。”时髦的平民语言显得特别精妙，特别有震慑力。与此同时，他还善于将非平民语言融入平民传奇的叙事之中，使得这样的平民叙事其传奇色彩更为秾丽。他描写与郭又军谈恋爱的“小安子”“靓得有一种尖叫感和寒冷感，长长睫毛到哪里都刮得男人们眼热”，运用的是一种充满诗性的非平民语言，但用在平民阶层的人物身上，显得特别有力度。小说第11章从米兰昆德拉的议论中，以理论的重量和情感的诗性领悟到“对人体和人性的探索，包括对情欲黑箱的破译”的结果，那便是：“情欲的动作片在一万张床上都有，在一百万张床上也有，但如痴如醉、极乐极狂、欲死欲仙、心身俱空、天塌地陷的高潮奇迹，却常常是可遇难求，需要特定的心理燃烧以便轰然启爆。”这样的议论实际上同时也是对知青生活及周边平民情欲传奇的一种描述，一种寄寓性的描述。

　　由此可以窥见韩少功小说的独特的美学风貌：以刻画和塑造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社会层次的平民形象为构思基础，以展示平民人物负性背景的奇赋异禀已达成嘲讽与批判的效果，以鲜活、丰富及充满张力的语言爆炸方式涉入平民传奇的叙事和议论。韩少功的语言积累异常丰厚，而且超越了平民叙事的语言场，如此丰厚的语言资源以及出人意料的使用，使得他的平民传奇充满着技术的张力和语言的魅惑力。

　　朱寿桐 澳门大学

　　注释：

　　①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期。

　　②茅盾：《谈我的研究》，《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郭沫若：《少年时代》，第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