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诗言志”或“诗缘情”等传统命题的影响，“抒情”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一直占主流地位。但当文学史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一整套话语的革新，“抒情”一词也随着五四话语而流变被激活。当五四青年急于引进西方观念，为西方话语是尚，以此为使中国文学走向与西方接轨的“现代”道路时，他们开始视“抒情”为不入流的文学，并压低抒情文学的地位，王德威教授曾说，“（五四一代）或视为无关旨趣的遐想，或归诸主观情绪的耽溺；左翼传统里，‘抒情’更带出走姿，唯心等联想。”或有意纠正五四产生的新“抒情”观念，或为中国文学寻找有特色的现代出路，由陈世骧开创的“抒情传统”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并积极建构“传统的现代转换”的理论框架。“抒情传统”在海外的提出和建构，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的地位，并为国内学术界“传统的现代转换”提供种种有益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承接陈世骧开创的“抒情传统”谱系，王德威近年来也积极探寻中国文学的现代出路，他在“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这一领域中做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主张当中国现代文学被“革命”、“启蒙”话语遮蔽时，提出“抒情”在现代文学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成为“革命”、“启蒙”之外的另一重要建构，他的独特研究思路不仅为“抒情”正本清源，而且为“抒情传统的现代转换”这一百年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理路和研究视域，丰富与拓展了海外华人学者“抒情传统”研究的系谱，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王德威如何以“抒情”之名参与现代对话的可能？又如何扭转五四以来对“抒情”的认识，重新树立“抒情”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地位？在五四这样一个被“革命”、“启蒙”话语召唤的史诗时代中，这一独特的研究思路又给后人的学术探寻提供何种参照意义？正是本文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抒情”：对抗“单一直线式”的现代时间观念
回顾由海外华人学者建构的“抒情传统”的背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为中国带来殖民统治时，也迫使中国走进了“现代”社会。当时的“进步”人士不断追寻西方文化，五四知识分子更以西方话语是尚，引进西方“科学”、“民主”概念以打倒一切，推翻传统。王德威曾评价五四运动的时间观念是一种“时间错置”式的现代观念，“启蒙派知识分子热衷把眼前碍眼的障碍归入过往可扬弃的传统中，想由此清理其现代性大计的门户。换言之，他们想扫除尝试中不受欢迎的层面，往往以时间错置，将其纳入一个即将结束的‘过去’时代。”在此背景下，陈世骧等人开创的“抒情传统”便诞生，他们正以一个“时间错置”的时间观救赎一个扭曲了中国现代观念。他们对“中国文学如何现代”的思考不再以早年狂热追寻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心态，而是重新回归中国古典文化的海洋，到传统中寻找资源，建构属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整体。王德威曾说，“（陈世骧）的‘抒情传统’看似与现代背道而驰，却其实是不折不扣面对现代有感而发的产物。”黄锦树先生认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是“传统之发明”，“但那往往被归类为因的抒情传统，其实也是个现代建构——在现代学术视域条件下的发明。”一场名为“现代”的挑战，陈世骧建构的“抒情传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话语和资源？或许像王德威所言，“陈世骧的抒情论述是一回事，而他本身为何采取抒情姿态，论述抒情，才是问题所在。”
当革命、政教、国族等大论述成为五四新文化时代的主流叙事时，“抒情”在五四左翼文学里被归为唯心，走资论调，并被打入传统文人遗绪里，从此与现代主流叙事彻底决裂。但诚如王德威所言的，“他们努力要杜绝污染的现代论述果真那么现代吗？还是只是看似现代而已？有不有可能那些被他们所排除的不受欢迎的部分，其实并非太传统，而是太激进，太现代？”王德威在他的专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里列举了众多抒情作家诸如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无不就是证明在一个充满史诗号召的时代，“抒情”的声音依然不绝如缕。即使像毛泽东、瞿秋白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党人在歌颂正义，歌颂红色事业时，也避免不了抒情的面向。虽然“抒情”一词被先验地涂上保守意识形态色彩，被打入“传统”的文人遗绪里，但像王德威教授所说，“中国现代性的抒情表征有一个二律背反的吊诡的层面，就是现代中国文人一方面反传统，一方面运用了中国古典文学文论里的抒情观念的模式来彰显干预传统，冲破网罗决心……抒情的观念也在反传统的口号后面，承继了传统里不同形式的资源——但这些资源现在全部解散出去，深入到不同的对主体探讨的范畴里面。”这样，抒情以“诗魂”的形式再出现在现代文学写作中？五四作家们所做的工作，是去魅还是招魂？诚如黄锦树教授所提到的，“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尝试文系统中，抒情传统如幽灵般重返，虽然书写的体制格式已然面目全非，就这一点而言，中文文学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期间的断裂或延续，仍然颇值玩味。”黄锦树将“抒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重返的现象称为“诗魂”，有其道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断裂还是延续？进步知识分子们所做的，是去魅还是招魂？期间呈现的暧昧性，正提醒我们要注意“抒情”的多元面向。
“抒情”常被学界拿来与“史诗”相对，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以上溯到中国古老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普实克根据中国抒情诗原来就具有的政治面向，一种“触事兴咏，尤所钟情”的抒情冲动，提出将“抒情”与“史诗”并置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旧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抒情诗，这种偏向也贯穿新文学当中，所以主观情感往往突破或主宰叙述作品的形式。”然而普实克又指出，中国新文学的演变是一个由抒情的（诗歌）过渡到史诗（叙事）的过程。王德威认为普实克的这一论点不无其意识形态色彩，普实克作为一个左翼作家，其“史诗”的转向当然有其“政治的承担”。王德威的立场有别于普实克，他提到，“‘情’或者‘抒情’的问题——还有它在文类和社会文化机制里的诗意表征——从来不曾在近现代的文学里消失过。”也即是说，王德威对“抒情”的立场是从辩证思维模式下建立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是简单地从“抒情”到“史诗”、从个人到集体等等，在一个充满“史诗”号召的时代，“抒情”的声音仍然随处可见，就像他所说的，“中国抒情传统本身的历史图像总是与超越时间的‘道统’和‘美典’的诉求，形成精彩的对话。”对“抒情”以“永恒”的姿态来“救赎”历史，印度后殖民研究学者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也持相同观点，“诗歌的功用在于在历史时间中创造停顿，将我们带入超越历史的空间，此另一空间就是泰戈尔所谓的永恒。”
从“抒情传统”在现代中的“发明”，到“诗魂”的回归，再到超越时间的“永恒”，“抒情”的驳杂变量，正告诉我们，“单一直线式”的现代观念，在21 世纪中或许正逐步摒弃，而“抒情”，正以一个“时间错置”的方式，救赎一个迟来的现代性。
二：“抒情”：革命、启蒙之外的“现代”性
1.“革命”与“抒情”：关于正义追求的重新思考
王德威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第四讲中分析了“抒情”与“革命”之间复杂的关系，以探讨“抒情”而不是“革命”如何与正义产生对话可能。首先他提出对抒情文学的看法，他认为革命要有一个“抒情的、诗意的、浪漫的核心”，其次他提到，在所谓的“史诗”时代，革命家们也在展示着他们的抒情视野，以毛泽东的诗歌和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式的作品为例。最后王德威重点分析了瞿秋白、何其芳、陈映真三位诗人。瞿秋白，左翼作家，王德威具体分析了他的两部作品——《饿乡纪程》和《多余的话》。《饿乡纪程》是瞿秋白早年参加革命事业的见证。对他来说，“苏联”的“共产主义”就像一个“饿乡”，同时象征“光明”、“正义”，吸引着主人公对于革命的向往和憧憬。而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多余的话》里，却产生了与第一部作品截然相反的效果，王德威在此提出疑问，“怎么是‘多余的话’？‘多余’究竟多出来的是什么？”这让我们联想到了“局外人”或“零余者”形象。王德威认为《多余的话》承接《饿乡纪程》，两部作品的题目并置在一起形成了反讽的声音，并认为瞿秋白扮演的仅仅是“革命”的“丑角”角色，他在“抒情”与“革命”之间演了一场滑稽的戏，以“抒情“的姿态自嘲了“革命”本身，“因为抒情，革命得以尽情地发挥；因为抒情，革命已经埋下‘内爆’的引信。”
何其芳的《解释自己》在王德威看来，同样是一部对于“抒情”与“革命”的问题充满争议性和反讽力的作品。相对其早年的歌颂革命的诗作如《生活是多么广阔》、《快乐的人们》等，《解释自己》以忏悔者的姿态，他忏悔的是什么？以及为何要忏悔？陈映真的《山路》更是一篇对于“革命”问题充满争议的小说。一个共产党人怀着崇高信念奉献牺牲，最后竟然变成了资产阶级！像王德威所说，“如果过去的牺牲（或为了牺牲的背叛）现在都已成为徒然的投资的时候，这又要怎么办呢？革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王德威以瞿秋白、何其芳、陈映真三位“革命”作家，通过“革命”与“抒情”之间吊诡的关系，使我们重新思考对“正义”的理解。当21 世纪我们不再谈论“革命”或不再询问“革命的意义是什么”时，或许透过“抒情”的复杂面向，能提供给21 世纪的“现代”中国一条追求“正义”的出路。
2.“启蒙”与“启悟”：关于真理建构的两种路径
关于启蒙与启悟的区别，王德威曾说过，“在近现代社会实践上我们每每以‘启蒙’的方式来作为追求、验证真理的重要表征。”启蒙也就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在20世纪往往与科学、革命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以科学或革命的方式来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如鲁迅，就喜欢用“启蒙”一词来使大众摆脱愚昧。他发现了通往中国“现代”的地方有一道“黑暗的闸门”，他要努力使中国群众摆脱这道“黑暗的闸门”，以通向光明的未来。但是，鲁迅这一贯之以革命、科学的“启蒙”手段来摆脱大众的愚昧，走出“黑暗的闸门”，真能如他所想的吗？鲁迅在《诺拉走后怎样》发现了诺拉走后背后的问题，娜拉出走，获得了解放，解放之后呢？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在《伤逝》中同样以子君与涓生的婚姻爱情悲剧告诉我们“出走”后的命运：子君死亡，爱情宣告破裂。像鲁迅等五四作家们以“启蒙”的方式还是跨越不过黑暗时，王德威用了“启悟”，“鲁迅预见了中国文明注定没落，但是他同时企求诗的神奇魔咒能使这个文明起死回生……在鲁迅的入口处，正竖立着一道（夏济安所谓的）‘黑暗的闸门’，这一道黑暗的闸门魅惑幽森，终其一生，我们的现代文学之父总也不能跨过前去。”由此，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里的第二讲中，王德威用沈从文的三次“启悟”来建立其与真理之间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颠覆了传统的五四一代特别是鲁迅用“启蒙”来建构真理的途径。第一次的“启悟”是以“插画”的抒情符号进行。王德威指出黄永玉送给沈从文的一幅“插画”触动了其内心深处的情感，使沈从文想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包括自己的希望与惆怅，甚至是理想由希望到幻灭的过程，“黄永玉活生生地证明了这场‘启蒙’运动可能有他成功的时刻，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一场失败的‘启蒙’。”所以，在王德威看来，这“插画”便成了“救赎”的抒情符号，使沈从文重新对于未来的想象，重新建立一种追求“现代”的理想。第二次“启悟”是一张“照片”，是沈从文在1949年看到了二十年前的一张老照片。王德威说“照片”所传递出的“伤逝美学”或“悼亡痕迹”容易让人产生由于时间裂变而造成的失落和伤痛心情，使沈从文“悲从中来”，进而自杀，“看照片的这个人——阅读者沈从文，却不想活了。”一张“照片”就能使沈从文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照片究竟给沈从文“启悟”了什么，使得沈从文在共产党赢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却以死亡的方式来给1949年留下一个时代性的寓言？第三次的“启悟”，“图画”成了抒情符号。王德威在文章里具体分析了这三幅图像，每一幅图像里都画了两组对立的意象：一边是热闹非凡、节日喜庆的大桥和群众，另一边则是一条安然躺在水上的艒艒船和船上睡着的婴儿。王德威说这三幅图像其实是“叙说了一个故事”，接下来他提到了沈从文画这三幅“图像”的背景，这是1957年，毛泽东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表现出了保留的态度，而且1957年5月1号那天的《人民日报》出现了一篇名为“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提示”的文章。这样，“画”里“节庆的大桥”与“熟睡的婴儿”之间的尖锐对立似乎暗示了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这样“画”便以“抒情”的媒介介入了对政治的考察，甚至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就像王德威所说，“那个最现实的历史文本的传述，和他在绘画里所要表达的意念，这两者之间的对话，就更加耐人寻味了。”沈从文的三次“启悟”都以“抒情”的媒介与政治产生了某种复杂的交会，透过这种复杂的与政治对话的可能，王德威再一次提醒了我们注意“抒情”的多元性，甚至可以“对一种新的‘真相’或‘真理’的认知。”
王德威用他的“抒情”展开了与20 世纪所谈论的“启蒙”或“革命”博弈、对话的可能，以此呼唤我们重新追求“正义”或建构“真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语以蔽之。”由此可看出王德威要在“革命”、“启蒙”之外，将“抒情”介入对中国21 世纪现代性的考察，并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另一重要面向。
三、“抒情”：以“艺术”救赎“现实”的可能
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第六讲中，王德威讨论了“抒情”与“主体性”的问题，“抒情”以怎样的姿态成为救赎现实的方式，又怎样与“主体”发生互动。“我想借着这四位诗人之死，再次来探讨抒情诗在号称现代的世纪末期，还有可能吗？或是没有可能，诗人的艺术成就是要以他的生命完成呢，或是以死亡就是诗人最伟大的，或是最要命的挑战？”1.诗人之死：抒情或没有可能？
中国文化对死亡一向葆有敬畏之心，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样避谈死亡的结果便是告知我们生活有意义。然而，当中国历史进入现当代特别是1949年之后，死亡变成了一种现象，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像老舍、傅雷、李广田、言慧珠，还有王德威重点引入的海子、施明正、顾城、闻捷等抒情诗人，他们以自杀的方式终结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解了诗歌的形而上功能。以王德威重点分析的诗人闻捷为例。王德威在行文的开始便首先介绍闻捷是一位“根正苗红”的诗人，接着便将读者一下拉到诗人死亡的语境，说他“吞煤气”自杀。王德威刻意制造一个反讽的语境，足以让我们思考“抒情”的魅力究竟有大多，其上下文之间产生的巨大张力关系，也使“抒情”与“死亡”之间留不下一丝空隙。接着王德威提到了一位女作家——戴厚英。戴厚英与闻捷，是恋人关系。当他们两人宣告要结婚时，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而二人又是被批判的对象，他们要结婚的愿望破灭，后来才有了闻捷的自杀。闻捷的自杀是为爱情、婚姻自由？紧接着，王德威插入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渗透到生命的每一个层次里，从生育、疾病、治疗、割礼、教育、规训……生活的里里外外都受到细腻的‘照顾’。”王德威举福柯的例子其目的一目了然，诗人的死亡或者是逃避权力话语的侵犯。然而，在文段的最后王德威又以死亡的复杂解构了上文他对闻捷死亡的分析，“他是为了和戴厚英的恋爱受阻而殉情吗？在各种不同的写作或可能性间，闻捷的诗体和他的‘尸’体，成了一道解不开的谜。”王德威无法解开诗人死亡之谜，但因为抒情诗人的死亡，正消解了诗歌纯粹的审美意义，“抒情”与“现实”之间展现的驳杂、吊诡动机，我们不得不以另类眼光重新审视之。
从以上王德威对诗人“死亡”的论述中我们可看出，“抒情”已经不再纯粹，其引发出的驳杂变量甚至可以与“现实（主体性）”发生对话。那么，（抒情）诗人既然以死亡来结束肉体，抒情诗还有救赎现实的可能？这也是王德威向我们提出的疑问。他说“这或许是到了后现代或后毛邓主义降临的时代”因此，后现代或后毛邓的到来，消解了过去“红色时代”或“古典”时期“抒情”的纯粹的审美意义，“抒情”在某种程度上已与“现实（肉体）”产生关联，当诗失去了形而上的探索功能时，或许用“死亡”可以完成人生的救赎，或谓一种现实救赎。
2.“历史创伤”：抒情或成为艺术救赎的可能？
《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第五讲中，王德威谈的是“抒情”与“历史审美与创伤”的问题。借白先勇、李渝、钟阿城的作品——《游园惊梦》、《江行初雪》、《遍地风流》，王德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讨论“这几位作家如何借助审美的媒介，如文字、绘画、戏曲等，来烘托出一个救赎的契机”。白先勇的《游园惊梦》通过戏曲的形式向我们叙说一个主人公由风华蹁跹，烜赫一时而转眼灰飞烟灭，一切到头都是空的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故事。透过这个故事，王德威想尽力呈现“抒情”与“时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当时间陷落、历史断裂给主体造成创伤时，抒情如何透过文字的力量展现一个救赎时间、救赎历史的契机？
阿城的《遍地风流》通过文字的书写向我们展示一个传统抒情文学里不会触碰的粗俗野蛮、残暴惨烈的荒诞世界，通过这个荒诞世界的描绘，王德威或许想借助文字的力量呈现“抒情”与“现实”博弈的可能：当一切变得毫无意义时，文人或许可以借助抒情的形式让这个荒诞的世界变得有意义。
还有一个例子是李渝的《江行初雪》，我们重点分析。李渝在《江行初雪》中叙说了几个故事，王德威重点分析了第三个故事：主人公想要寻找一座金光闪闪的石像。接着王德威在这个故事中插入了一个背景；文革时期一个领导为了治愈儿子的病，不惜牺牲一个少女的生命。后来儿子的病痊愈。领导为了还愿，领导就把石像涂得金光闪闪。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王德威在惊叹！现实的残暴和不公再一次逼近我们。那么如何救赎？在故事的结尾便是一幅画——南唐画家赵幹画的一幅画，题目就是“江行初雪”。王德威以白描手法向我们简单介绍了《江行初雪》中非常美的画面，类似于在乱世中保存一个和平安逸，免于战乱打扰的宁静的渔家生活的画面。透过这个例子，王德威很自然地过渡到其对“抒情”的叙述中，也让我们读者自然想到，李渝的《江行初雪》，其目的不也是要在一个不理想的现实世界中，借（抒情）文字去建构属于自己的理想园地？我们在《江行初雪》中，“隐隐约约感到一种抒情的感召……在面对历史的残暴、历史的不义和种种无从解答、也无从代表的难题时，可以选择‘一种’艺术救赎的方式。”一幅画，便成为了救赎现实的契机。
从白先勇、阿城到李渝，王德威尽力要做的，其实就是叙说“抒情”的救赎可能。像上文提到的，无论是历史、时间所造成的人生无常，或是现实生活给人的种种不公、残暴，甚至世界的荒谬，作家都借了“抒情”（阿城的“文字”、白先勇的“戏曲”、李渝的“画”）来保留一块免于被打扰和破坏的宁静和有意义的园地，以此来烘托出一个“救赎的契机”。当然，还有上述王德威提到的海子、闻捷、施明正、顾城这几个诗人之死，我们可提出疑问，当“后现代”真正降临时，唯有以肉身的死亡才能见证一个救赎的契机？无论如何，王德威所要告诉我们的，正是“抒情”的驳杂之处：现实在给人不义和不公平时，以“抒情”的力量，或许可以救赎自我，救赎人生，救赎历史。
到了21 世纪，“抒情”在现代文学的语境还会被主流叙事所“压抑”？“抒情”在21 世纪究竟还有没有可能？不管如何，王德威提醒我们注意“抒情”不能被覆盖，“它可能就是一个庶民的生活姿态，一种在历史最残暴的时分里，保存元气、过日子的方法……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抒情的这种观念，它仍然有它历史意义的相关性，仍然有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结语
以上就是王德威所探讨的种种“抒情”面向。在王德威建构的这个“抒情”系谱里，其所涉及的多元性或驳杂性，引起我们对“抒情”一词的重新考察，以及“什么才是现代”的思考。王德威以另类的视角解构了线性因果式的时间发展观念，解构了“革命”或“启蒙”的宏大叙事话语，以“抒情”介入对现代性的观察中，他的主要目的，或其尽力要做的，就是以“抒情”一词出现的变量，救赎一个“时间错置”的现代观念，救赎一个被“革命”、“启蒙”话语遮蔽的现代观念，救赎一种充满不公、残暴和不义的现实，这样，“抒情”的丰富多元性，像王德威所言的，“我们吝于或怯于抒情，殊不知情与志、情与辞的复杂结合”，使它成为了与“现代”博弈的可能，甚至成为救赎“现代”的契机！当我们步入新世纪，面对“中国古典文学如何现代”的议题时，王德威所要启示我们的，便是当我们考虑“现代”一词，不能再在达尔文式的进化论，启蒙、革命、主体、国家等词语中打转，我们必须要在（“抒情”）传统中寻找资源，以与20 世纪的“现代”观念抗衡，重新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现代出路。在这个方面，由陈世骧、高友工等海外华人学者开创和建构的“抒情传统”或许能给“现代文学的转型”作出有益启示。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正是承接了由其前辈学者开创的思路，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完成“古典文学的现代转换”。但王德威不同于其前辈之处在于，王德威考察了“抒情”一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多元面向，以及“抒情”可参与到现代对话的可能，甚至可以解构直线发展的现代时间观，解构“革命”、“启蒙”等宏大的叙事话语，如此，凭着“抒情”本身出现的驳杂动机和变量，足以能完成一个“现代”的建构。
王德威对于“抒情”一词的重新思考和解释提供了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另类思路和角度，尤其对于理解现当代这一段较为庞杂缠绕的历史，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向度和视域，最重要的，承袭海外华人学者“抒情传统”的系谱，给“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转换”这样一个百年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和角度：或者我们能从“抒情”（传统）可能出现的多元面向中，找到一个救赎“现代”的契机？
注释：
①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3
②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晴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
③黄锦树.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传统之发明，或创造性的转化[C].34 卷2期，2005:165
④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李燕乔等译.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91
⑤Dipesh Charkrar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149.
⑥鲁迅.鲁迅全集（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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