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

　　李骏虎小说创作的意义、价值是多方面的，但我想从他作为一个在中国内陆地区出生的1970年代生人，在面对中国社会历史性的社会转型中，所形成的精神演化形态、精神历程的角度，考察一下他的小说创作的意义与价值，并认为这样的一种考察，可能对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与市场经济同时同步成长的一代人的经验形态、精神形态、价值形态，对我们如何认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形态、价值形态的演化历程，有着一定的典型性的参考意义。

一

能够体现李骏虎第一个阶段小说创作代表性的成果，我想应该是写一代青年人在都市生活的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以及《解决》《七年》《牛郎》等若干部短篇。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从乡村来到都市的青年人，由最初的充满希望的雄心勃勃的奋斗，到对复杂的都市生活的深层品尝，再到一种在近乎无奈、绝望之后的对自我在都市的放逐与反思。现代都市与一代从乡村步入都市的青年人的相遇形态，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非常深刻的血肉丰满的揭示。

　　《奋斗期的爱情》讲的是一个乡村青年“初次”与都市相遇的故事。我之所以强调“初次”，一是因为作品主人公对都市的感受是初次的，一是因为作品所写的主人公感受的都市生活形态，也是都市生活的表层形态。作品的主人公叫李乐，在都市郊区的一家报纸做编辑工作，是一位想依靠自己的写作实力在都市立足的乡村青年人。作者作这样的安排，与我前面所说的“初次”形态是非常吻合的：正是都市郊区而非都市中心，才可以把都市的表层形态得以更恰当的体现；正是报社而非商业机构，才使得都市披上了一层精神的外衣；而想依靠自己的写作实力而非物质性力量在都市立足，正体现了主人公比较单纯的生命向往与精神追求。在这样的背景设置下，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讲了这位青年人与都市的相遇形态：

　　第一，是作者反复所写的，主人公在喜爱他的女性面前，来自于身体的自卑感。作品写主人公李乐是一位身体矮小、瘦弱，男性性征不强且心态时时处于被动的男性，而喜爱他的都市女性，或者他所面对的都市女性，却无一例外地，都身体丰腴、健康且性格主动。如是，主人公李乐在面对都市女性时，第一个直接的感觉，总是来自于身体的自卑感：“我始终坐在椅子上……我不能站起来，是因为看到张亮太高了，保守的估计也在一米七十五以上——我从不把高个子男人放在眼里，但女人就不同了，尤其是高个子漂亮女人，总是让我自惭形秽”“这家伙足有张亮那么高，于是我就躺着没动，不愿在陌生的漂亮姑娘面前暴露自己的缺点来”。这种自卑感，从实质上说，其实是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在如何对待身体、根植于身体的欲望、享受在面对现代文化、都市文化的自卑感，其焦点是中国社会价值形态从传统的重社会伦理规范到重个体感性生命的社会转型中，不知如何面对、安置个体感性生命，或者说，不知如何面对、安置“身体”的迷茫与困惑、焦虑，如刘小枫所说的“沉重的肉身”。这样的文化“症候”，在市场经济大潮促使中国社会形态在1990年代全面转型时，显得特别地突出，成为一个时代的“时代症候”：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又不知如何面对、安置的“沉重的肉身”，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时代“流行语”。李骏虎的《奋斗期的爱情》在这一点上，也因此具有了时代的沉重感与历史的纵深感。

　　第二，是作者反复所写的，主人公在喜爱他的女性面前的物质上的贫穷感：“那个阶段我正穷困潦倒，好长时间没来一笔像样的稿费了，幸亏经常光顾的那家小饭店肯赊账，否则我真要把嘴吊起来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意思和别人借钱？况且这是多么煞风景的事呀。我心头狂跳不已，装作随便地从裤兜里摸了皮夹子，打开来——却看见里面除了那次给郭芙复印的那张黑色一百元压岁钱，竟然一个钢崩儿也没有了。我赶紧合上皮夹子，头上冷森森，胸中空荡荡，往日的自信和高傲荡然无存”。这种贫穷感，与我前述的身体上的自卑感，在性质上如出一辙，或者说，是我前述的身体上的自卑感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所在：正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才使得根植于身体的欲望、享受，失去了得以实现的前提与保障。这样的一种贫穷感，来自于对传统的乡村经济与现代的都市经济相遇时真实境况的真实体验，也是传统的乡村经济在最初与现代都市经济相遇时境况的真实体现。

　　第三，是作者反复所写的，主人公为了改变自身生存境况征服外在环境的奋斗精神：“我每天晚上都至少要看三十页书，写两千字的文章”，“勒紧裤带玩命写作我已习以为常”。这样的一种征服精神奋斗精神，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在那些描写乡下人进入都市的中外作品中，我们似乎时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并因之使这样的一种征服精神奋斗精神被赋予了现代都市精神的含义。但李骏虎的《奋斗期的爱情》乃至李骏虎所有的写都市生活的小说，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描写乡下人进入都市并征服了都市的中外作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征服精神奋斗精神，不是体现在物质终于富有、都市生活形态的实现、都市身份的认可、都市文明的习得等等，而是体现在一种超越都市乡村之上的精神的实现上，这就是作者对主人公对文学写作实现的追求的设计。不是以对都市的占有来证明自己对都市的征服，对自己奋斗的肯定，也不是以乡村生活战胜都市生活来证明自己对都市的征服，对自己奋斗的肯定，而是以一种超越于都市乡村之上的精神的实现，来体现自己奋斗的价值。

　　在《奋斗期的爱情》的结尾，李骏虎所设计的主人公，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现代都市的中心，但是，他在自己心向往之的都市的中心的境遇如何呢？李骏虎在《公司春秋》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叙写：小说的主人公邵儿与年长与他的女同事阮姐情感相近，这本来无可厚非：孤独的男性青少年在其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往往是年长于他的女性成为他生命成长的引路人，传统中国中的妻子往往在生理、心理上长于丈夫；西方文化中，孤独的男性青少年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情人，也往往年长于他，即均出于此。邵儿与年长于他的女同事情感相近，其最为深层的原因是：邵儿这来自于乡村的生命，在都市的土壤中无法扎根，以及由此带来的初入陌生的都市所产生的情感的无可皈依，正是这些，使他总是对年长于他的都市女性情有独钟，譬如他与上司的妻子的关系是如此，与在出租屋相遇的成熟少妇的关系是如此，即使是与其在都市的恋人李美吧，我们也可以时时处处看到，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中，是李美总是处于主导位置，以至于连主人公自己也免不了发出了自己的感叹：我怎么总是与那些有夫之妇会发生情感上的纠葛呢？

　　让我们再回到主人公邵儿初入都市时与阮姐的相遇：二人的关系本来是纯净的，无可厚非，或者说，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与传统乡村关系的隐喻，传统乡村男性的生命向往与现代都市女性感性生命对其的引诱，在这一隐喻中，有着极好的丰富的体现。但邵儿与阮姐的这一关系，却在单位闹得沸沸扬扬，二人最后终于把流言变成了现实，以至于伤痕累累无法收场。这或许可以算是邵儿进入现代都市的一个预兆、征兆，即：上述二者所体现的传统乡村男性与现代都市女性的关系，因了其存在环境的扭曲，最终却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邵儿与其后上司妻子的关系、与出租屋成熟少妇的关系，与李美的关系均可以作如是观。

　　以个人性的男女之间情感作为载体的精神追求、向往，让邵儿倍感失望倍受伤害。作为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让邵儿真切地感受到了世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残酷：大丁坑害“哥们”，携款潜逃；副总们算计老总，把老总在桑拿间抓个正着；同事设套给副总，用针孔摄像机取证；原本是老板手中玩物的李美，最终却成功地将老板玩弄于股掌之中；老总的夫妻关系，徒有虚名等等等等。平安夜化妆晚会上，邵儿看到“四个人，总共只有五只胳膊六条腿”的幻象，其实正是现代都市人在利益、欲望面前被“异化”“扭曲”的真实形象。小说中有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道具“流氓兔”——被别人尽情地玩弄也尽情地玩弄别人，那正是现代都市人生存心态的形象写照。

　　生活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是会让人极端厌倦的。小说主人公邵儿在小说结尾部分，不断地感到困倦，充满了睡意，时时在最热闹时分，会突然睡过去，就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厌倦感。在如此地厌倦了曾经非常向往非常想进入也已经深深进入了的充满了刺激、动荡、诱惑的现代都市生活之后，作者的精神追求心灵港湾又会在哪里呢？

　　不要外面的风雨，也不要外面的彩虹，平平淡淡正正常常的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或许可以安放这疲倦的心灵？这是一个从外在追求退回内在世界的合乎逻辑的非常自然地选择。但这样的一个选择又如何呢？李骏虎接着写了《婚姻之痒》。

　　《婚姻之痒》中的主人公马小波与妻子庄丽原本互相关爱且也满足于温饱型的日常生活，妻子耍耍小性子丈夫哄一哄，本来也使家庭生活别有一番情趣，但没有精神滋养的日常生活，终于磨损了夫妻之间的感情。马小波在苦闷之中偶尔的艳遇，不仅没能缓解自己的苦闷，反而导致了夫妻的分居，增添了自己更大的苦恼。与崇拜自己的刘阿朵的同居，也并不能够解决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的情感问题。马小波最终选择了重新回到庄丽身边，但长期的精神、情感的抑郁，终于引发了庄丽内分泌失调，最终导致了脏器衰竭而死亡，马小波则沉浸在终生的痛悔之中。如果对个人来说，连最基本的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都不再是自己能够立足之地的话，那么，现代都市生活，还有什么是可以让人留恋的呢？

　　从向往现代都市生活，到深入地进入到现代都市生活，再到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连最后的立足之地都不存在，这就是李骏虎给我们讲述的乡村青年与现代都市的关系。可想而知，回望乡村，成了面对现代都市失望之后的必然选择。于是，我们看到了李骏虎在这之后的回望乡村生活的小说创作。

二

由于原本就是从乡村出发，由于在现代都市伤痕累累，所以，在回望乡村时，必然是充满了怀念之情：“每次回乡，一踩上乡村的土地，就感觉到非常踏实。从村口步行回家，走在村巷里与晒太阳的老汉、抱娃娃的妇女简单打个招呼，就能给我一种力量，心中特别温暖”。在如此情感形态的对乡村的回望中，其眼中的乡村，必然是温馨的，多情的，所以，李骏虎的乡村小说，写的不是乡村贫穷、落后、残酷的一面，而是与现代都市情感缺失价值危机构成互补的文化形态的乡村。李骏虎的这一类的小说，给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文坛所称道的他的小说，譬如，他所获得的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的小说，也是这类小说。这类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短篇小说《用镰刀割草的男孩》《还乡》等。

　　《母系氏家》中写得最为成功的是兰英、秀娟、红芳这三个女性的形象，并因此构成了一个女性谱系。如果我们将这三个形象，与我们所读过的李骏虎写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来作比较，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作者的乡村情怀。

　　兰英本是一个如花似玉身健体美心灵手巧的女子，因为出身不好，受政治上血统论的影响，不得不嫁给了一个缺乏男子性征的矮子七星。但她却不甘心于完全被命运所左右，而是为了通过下一代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纯然是利用，或不禁情动于中地与“一文一武”——一个公社秘书，一个“土匪长盛”，发生了性关系。与李骏虎写现代都市小说中，男女人物在性关系上，或者是利益关系或者是欲望横流或者是虚伪作态相比，兰英即使是与公社秘书的纯然利用的性关系，也仍然包含着对自身命运不公的反叛因素。兰英身上所体现的“恶”，她的近其一生的对她身边的人的攻击性言行，是其旺盛的生命欲望的不能正常实现，充沛的生命能量的不能正常释放，强劲的生命力量的不能得到正常的对象化体现与肯定的结果，于其中，让我们感到愤怒与惋惜的，是病态社会对兰英健康生命的扭曲与吞噬，而不是兰英本身。

　　秀娟是一个“地母”式的女性。四十多岁了，仍然未婚，独身一人，但却安之若素且在与他人相处中，忍辱负重，与世无争，善济他人，慈悲为怀。她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却尽自己之力在财力上周济他人；虽然自己并无多余住房，却将自家所居住的磨房院出让给乡村企业家以给乡人就业机会；在与乡人、家人相处中，总是不取他人，却只求有助于人。最能体现其“地母”品格的，是其在家人孩子过满月的酒席上，喝多了，被受副村长之托的两个年轻人送回她独居的屋子，但这两个年轻人，却趁其酒醉，偷了她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七千元逃跑了，且给她带来了被这两个年轻人强暴的恶名。但秀娟对此却不加申辩，也不戳穿两个年轻人盗取她钱财却并没有强暴她之举的真相，面对众人的风言风语，她淡然处之，安稳地过自己的日子。直至事情水落石出后，秀娟也无意追究两个年轻人的责任，显示了其内心世界的强大，显示了其宽厚而博大的心胸。这与李骏虎现代都市小说中人物的精于缁铢计算，相互利用、损害、剥夺，恰成反比。

　　红芳是一个心身都比较健康的乡村青年女性。她对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每天只是为着自己的小家庭忙忙碌碌；她对他人也没有太多的希冀，少心没肺的，不计较言语之间的冲突，也不太记恨别人。因此，她更多地生活在一种简单的快乐之中。与李骏虎现代都市小说中人物的追求功名，残酷竞争，被外在于人的各种利益形态所强力制作强力塑造的人生相比，这是一种人人都能够达到的平常人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单纯快乐朴素的人生，是与大自然一样自然的人生形态。

　　正是这样的一种乡村情怀，使《母系氏家》中的邪恶女子，也透着一种本质上的大气与美好，譬如彩霞，对自己所从事的变相卖淫，毫无羞臊之意，且夫妻二人关系却也亲近融洽。通读作者对彩霞的描叙，并不让人感到其淫荡、猥琐、鄙陋，却给人以温静、坦荡之印象。其原因，盖出于其存在于作者乡村情怀之中。

　　这样的一种乡村情怀，不仅使李骏虎乡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充满着温馨亲切的人情味，也使他笔下的自然景色、情景描写，使他字里行间所流溢着的情趣，充满着一种人性、人情的暖意，《用镰刀割草的男孩》《还乡》等作品中，那些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出色的情景、景物描写及叙述文字，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例证。诚如李骏虎本人所说：乡村“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都是“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承载着“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并构成了“抒情的可能和心灵的基础”。

　　如前所述，李骏虎记写乡村生活的小说每每为读者为文坛所称道，他自己也是属意于此的，并因之在相比较之下，对自己在此前所写的青年人在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有所看轻，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之所以要写农村，是因为我意识到作品要有思想力量和精神向度。这要求我必须回到大地，才能仰望天空。不能老写中国这种不成型都市的人的情感困惑，因为它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空中的东西。只有回到农村，脚踩大地，才能找到精神向度和思想力量”。我以前也是认可这一点的，也是把李骏虎写乡村的小说看得高于其写青年人在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也是读其写乡村生活的小说，觉得更具有一种亲切感。但是，在我通读了李骏虎的小说后，我的感觉与想法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千年乡土中国的传统，使我们一直对城市对现代都市有着一种对立感、敌视感。我们一方面羡慕都市的物质生活，一方面，又在精神上，将现代都市视为精神上罪恶的渊薮。面对今天现代都市的竞争、刺激、动荡、新鲜、残酷、享受等等，我们原有的心理图式、情感图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有着一种非常难以适应的惶恐，在这种惶恐面前，我们会轻车熟路地很容易地退回到我们习以为常的原有的生活形态之中，或者在对原有生活形态美化的幻想中，置放自己不知何处安置如何安置的情感、心灵。这正是我们读到李骏虎乡村小说倍感亲切的主要原因。只是我原来以为，或者我原本有着一种期待，就是李骏虎这代人，他们的生命形态、经验形态、情感形态，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同步生成的，是与中国现代都市形态同步形成同步成长的，他们可能会在经过了与现代都市的一系列生死冲突、血肉搏斗后，把自己生命的根扎在现代都市的沃土中，把自己的生命之花开在现代都市的土壤上，会让现代都市成为一片新的可以让诗意栖居的大地，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经验形态、情感形态，并因此而对我们习惯的乡土经验、形态，有着又一种全然不同的再观照。我没有想到，李骏虎会这样快地就撤退到了我们所习惯了乡土家园之中，并成功地为这一家园增添了新的亮丽景色。面对着作者自己对打造这一亮丽景色的努力、付出的执著，面对着我们在这一亮丽景色中，由于心灵、情感得以安妥而带来的欣慰，总之，面对着李骏虎乡土小说的成功及对此的一片赞扬之声，我不得不感叹于乡土悠久历史的伟力、魅力，不得不感叹于现代都市形态在古老中国的脆弱。但是，在这一感叹中，我仍然在心底里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隐隐的期待，期待着李骏虎这一代作家，在经历了对现代都市的渴望、进入、批判、绝望之后，在经历了重回传统乡土的精神洗礼之后，能够为我们提供出几千年来古老中国所没有的，超越了现代都市与传统乡土两相对立的新的现代社会的经验形态。这或许可以算作是对李骏虎今后创作的广阔空间、灿烂明天的美好期待吧。但在这一广阔空间驰骋，这一灿烂明天的实际到来，可能需要着时间的积累，需要着新的价值资源的引入与借鉴，而在这其中，对历史的重新回顾与反思，清醒的创作意识，或许是必经的途径。在李骏虎近年对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追求中，在李骏虎日益清醒的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认识与执著中，我就分明地看到了这一点。

三

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及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之后，李骏虎乡村小说创作的高潮暂时告一段落，虽然仍有一些写乡村生活或者直面现实生活的作品问世，但他把主要的创作精力用于对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之中，试图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中，寻求新的价值路向。这一创作努力的结果是初步完成了一部反映山西抗战史实的长篇小说，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搁置起来，但我们从其发表的个别章节，仍然可以见出他努力的意图。这就是发表于《作品与争鸣》2012年第2期的中篇小说《弃城》。

　　《弃城》以真实的史实为写作基础，写阎锡山部下的一个旅长，带领自己的部队，在自己的家乡——隋唐时代所建的极为险要的军事要塞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故事。史料的引入，地理景观的如实再现，事件的构成，都显示出作者力求给读者以历史史实真实感的努力。小说的内容是坚实的，故事是引人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生动的。但作品对于李骏虎创作的真正价值不在这里，也不在于将一度被遮蔽的国民党实力派在抗战中的真相予以“敞亮”——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已然大量出现，且写作成功者也为数不少，《弃城》在这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这部作品之于李骏虎的意义在于，李骏虎试图以此走进历史的深处，洞悉历史的真相，从而在观察今天多样、浮躁、平面的的社会现实时，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眼光作为支撑，因为只有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才能对现实作出更准确更有力的判断。中国一向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文学是对一个历史时段真相的揭示与洞悉，且在这种揭示与洞悉中，蕴含了社会、人生的哲理。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关注，正体现了李骏虎打通文史哲，打通古今，并籍此以用文学更深入地进入、理解今天现实的努力。

　　对文学与人、社会、历史关系的这一理解，必然决定了李骏虎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方法的推崇。如果说，在他创作之始，他对此还没有非常清醒、鲜明的认识，但却由于自己的艺术直觉而在自觉不自觉中予以追求、实现，特别是在他的乡村小说创作中，更是如此。譬如，在我们前述的《母系氏家》中，在对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即通过其性格的复杂性，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只是在今天，在经过了长期的创作积累与实践探索后，他的这种意识是更为鲜明更为自觉了。他多次在不同的各种场合，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现实主义方法是最为先锋的创作方法。在我看来，李骏虎的这一判断，是非常深刻的，是极富现实意义的，且具有历史的纵深感：

　　中国的传统小说，受中国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一个世界观”的影响，受中国抒情艺术诗歌的影响，是“意象造型观”。但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这种“意象造型观”的创作范式也就走向了崩溃，其标志是《红楼梦》的出现。如鲁迅所说：一到《红楼梦》传统的写法就全被打破了，“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开始生长出来，并在生长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借西方文学之力，开创了五四时代及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潮流。这一潮流，是与其时新的资本经济、都市形态、社会结构的生成、形成“同构”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时代的小说中，看到了资本经济对中国传统大家族的冲击，看到了金钱、欲望对生命的激活与损害，看到了都市形态与乡土形态的冲突。1940年代之后，伴随着资本经济的退场，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从都市走向乡村，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创作也从现实主义走向了与“意象造型观”有着某种“异质同构”形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两结合”。但自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大潮的再度汹涌，都市形态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社会形态，诚如西方社会批评学家戈尔德曼所说：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其时的文学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构性”关系。如是，与今天市场经济、都市形态、社会结构相对应地，现实主义也再次成为中国主要的文学潮流，虽然在面对现代都市这个“魔影”时，各种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感受也会时时出现在文学的世界中。但正如李骏虎所说，今天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创作方式，各种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感受及其文学的表达方式，是可以丰富、深化今天的现实主义的。只是在我们经历了面对都市、乡村及传统、现代的困惑之后，我们或许会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中，在对现实的直面中，有着新的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吧。正因此，我非常重视李骏虎小说创作历程中所提供给我们的精神演化形态、价值演化形态；在正因此，我在李骏虎等新一代中国作家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广阔前景，并对他们的创作充满了期待之情。

　　注释：

　　①关于“生命的自由自律的生存动姿”请参阅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中第四章《自律与他律》中关于《过客》的相关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年版。

　　②③④张志刚《专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山西作家李骏虎》山西新闻网—发展导报201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