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章 梁浩伟

问题的提出与文学的焦虑

二十一年前，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到时中国，作了一个名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参与》的报告，涉及到了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于是，文学理论界开始醒悟，经典及其经典化的意识迅速提升，从此，文学及其经典化便成为一个相对热络的话题。1996年，谢冕、钱理群先生领衔主编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一场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蓬勃而生，至今热情未褪。2013年11月，一批当代学人聚会沈阳，在“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的会议上，围绕会议主题“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与文学史研究的创新”，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困境”，“经典化标准是否已经发生变化”，“批评家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责任”，“新媒体时代如何书写文学史”等重要问题入手，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讨论，显然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与经典化已成为文学界普遍关心且必定持续关注下去的关键词。

　　佛克马的报告一石激起千重浪。为什么一个报告能引发持续的关注并能成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重视？难道这仅仅是一个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本已存在不过文学界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文学问题？回答应当具有否定性。直接讲，不过是近二十多年来社会普遍焦虑心理在文学界的投射，佛克马提出的问题恰好击中了急于成功、急于创造全面辉煌、复兴民族文化大业，实现全面强国梦的中国人的热切而又深刻焦虑的心理。就文学而言，创造经典、发现经典，建构经典，正是上述社会心理的典型反映。

　　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自“五四”后的文学又一个可称之为黄金的时代。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之高超乎想象，大有君临天下，睥睨四海，引领社会文化思潮之气象。变革的时代既需要新的思想，也需要情感的力量，文学恰好担当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那时，一篇小说，一首诗，一篇理论性的文章，都能产生重要影响，文学在这种历史的境遇中，自觉与不自觉，主动或被动，走向了思想文化的中心，成为变革时代的思想与情感表达的主要方式。

　　然而，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处境开始变化，文学地位一落千丈，中心不再，边缘化甚至被强制扭转到特定轨道的命运不可逆转。此时，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市场化成为社会主潮，且逐步演变为急功近利一切向钱看的物崇拜至上的价值主流。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之下，文学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和无可奈何的选择。要么服从主流意识形态需要成为驯服的“工具”，要么走向市场，成为实利主义的合谋。自然，伴随着文学环境的突变，文学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功能必须改变，文学的表达方式自然也面临着重新选择。

　　其实，文学与意识形态，尤其是和政治意识形态并非势不两立，实质上是关系异常密切而复杂；文学与现代性进程中的市场化、商业化的根本原则，尤其是与建立在自由市场商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观念也不是水火不相容，而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与商业、市场原则形成合理的兼容关系，无论对任何一方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当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商业化、市场化的实施，二者自身都没有建立起一致性关系，而是利用权力让其各自运行，必然会造成种种冲突，也会形成多样性的矛盾困惑，焦灼与苦闷，在整个社会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心理氛围，就具有了自然性。在面临着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选择下，文学如何能够生存下去，且能按自己的内在理想和品质又有所前行，就迫使文学界自身必须做出回答。于是，一个生存或毁灭的哈姆雷特式的追问诞生了。为了生存，文学一方面选择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力图相安无事，息事而宁人，于是风花雪月，自我呻吟或自我陶醉，或进行着几乎无事的也无意义的自语式的文字书写，或与时代与社会中的各种冲突矛盾保持距离，甚至近于情感零度式的写作；要么完全屈从于主流的规定，成为工具，成为权力的附庸，为之摇唇鼓舌，唱出一个一个的“歌德”之音，要么以现实利益为最高原则，与传媒和商业达到高度统一，生产出市场认可度高获利丰厚的各种产品。于是，肥皂式、泡沫性，变换花样，粉墨登场，言情，武侠，侦探间谍、穿越，戏说……，不一而足；要么生产大量心灵鸡汤，力图抚慰躁动不安的灵魂，实质上是一剂剂精神的麻醉；要么玩形式，玩文字，而文字、形式所应承载的有价值的内容却日益淡化。对从事文学批评，研究者而言，许多人也丧失了知识者的应有良知和文学的高贵尊严，大量生产应时应景的文字，或进入学术中立，以保持学术所标榜的“学术性”，学术堂而皇之进入了技术化的时代，工具理性一花独放，价值理性逐步撤离，或者走向媒体，走向世俗，以普及文学的方式，兜售着自己的“知识”实现着名利双收。

　　对上述的认识也许具有文学的理想化以至有存在认识上的偏见。从生存的意义讲，我完全理解与同情文学的这种选择，平心而论，其中仍然有值得圈点的作品，从创作到学术性的，皆是。然而在这样的更需要精神和价值灵魂的时代，如果文学仅仅是以这种方式存在，文学自身在人类思想文化，情感存在与表达的系统里，其地位和价值又将如何，只能是日益走向表面的繁荣热闹，丧失应有的人性思想和情感的深度与广度，而呼唤的“经典”，能否真正出现，实在是大可忧虑的，从根本上讲，只能加速文学走向更加边缘，使文学虚无感更强。

　　文学界一批作家和理论家是认识到了这种前景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呼唤和自觉对文学进行“经典”化正是在这种焦灼与忧虑下的产物。

　　这是文学自我证明和在现实环境中的一次自我拯救的努力，其要旨在于以经典的呼唤及其问世证明文学的存在意义，从而在现实中再次确立文学的应有位置；而“经典化”就是利用文学界自身努力，运用各种方式，发现可能的文学经典，传播视为经典的杰作，使文学具有永恒的可能。

当代文学经典化面临的挑战与价值困境

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历史，期间确实产生了在特定时段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进行经典化使之成为流传后世，成为具有相对永恒文学意义的和不断延伸的历史价值的经典，应当成为一种重要责任，不过，确实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以及必须走出的价值困境。

　　首先是经典化对象选择的挑战。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时代成就的作品和作家，但是否都能成为经典和可能经典化的对象，就成为有志于经典化事业者的不可回避的选择。事实上，在具有一定水平，在特定时代产生影响的作品和作家并不唯一，因此，在一个时代水平线上的作家作品数量相对较多，而在其影响的大与小，作品所提供的价值涵量和审美意义的多与少，内容和艺术原创性的重与轻，显然是有着差别的。差别就意味必须选择，所以，对经典的分类和层次上进行划分，必然成为一种新的挑战。按照我们的显浅的认识和理解，同一领域的经典自身就具有类型化和层次性差别。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理解。影响的大与小，存在的短时性和传世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精英性与大众性，官方与民间，专业性和社会性，各自都有其经典作为类型的代表。这势必形成经典化对象选择的难题，其标准往往难以达到共识，只能是以特定个体特定群体特定阶层的兴趣爱好、利益指向、价值观念及其产生的共鸣的程度来进行选择认定，所以，这种经典化对象选择的方式，潜藏着风险，肯定或否定相对未来而言，都可能会是一种误读误判，从而贻笑后世。

　　其次，面临着双重的价值困境。真正的伟大的文学经典不仅是跨越时空的存在，而且是超越国别、种族、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樊篱的存在，更是在艺术上体现人类理想，开拓人类用艺术方式认识表现人类世界生活的创造性存在。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进行当代文学经典的选择和经典化工作，显然，难度非同一般，无论是对新时期文学还是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都要存在着巨大的难度。

　　平心而论，新时期前的当代文学，在其特定的历史遇境下，作家和作品在特定的价值立场和艺术方式上进行的创作及其产生的大量作品，应当肯定其特有的价值，就其反映、展现中国的一段历史及其社会内容而言，仍然不失其认识价值，无论是从政治，阶级斗争、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内容的中国人的存在命运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表现了“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的某些侧面，在艺术上，依然有一批作家，力图突破现实的种种权力下的规定，续接了古代和“五四”的某些优秀精神和传统，也与世界其它民族国家有过或多或少、或明或显的艺术性的对话。

　　但是，不得不指出，无论是在文学观念、社会理想还是审美方式上，都存在不可回避和否认的历史的巨大局限。价值观念和文学思想的过于政治性定势，艺术表达方式上的片面强调的时代和历史阶段性元素，都限制了此时期文学成为流传下去的经典的诸多可能，真正能够成为“经典”——跨越时空意义上的，应是屈指可数。如果仅仅限定在特定的阶级、集团的价值范围之内，一些作品被视为经典无可厚非，具有特殊的合理性。但我们所强调的“经典”，应不仅仅是这种意义上的，而是在上述价值基础上又具有相对永恒意义上的放在任何时代和国度，都能得到接受并能经受人类历史考验的作品。所以，无论利用什么手段对这些作品进行“经典化”，无论多少人为之传播，阐释，推广，作用都是有限的，企图依赖人力的“经典化”，使作品进入真正经典的历史行列，作用肯定是有的，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作品自身，历史上的种种经典，尤其是文学的经典，得以传之后世的主要取决于作品的思想、情感、艺术呈现等与人性的共鸣程度，取决于与后世人之间的那种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和美的联系。

　　基于此，我们面临的是如何走出价值的困境，创造出真正能够具有某种永恒意义的经典的挑战，而对批评家而言，即是以永恒性的价值标准去发现、阐释、普及与推广那些具有成为永恒性经典的作品。

　　所谓永恒性的标准，对思想价值而言，就是要在创作与批评乃至所有阅读者、接受者那里，建构起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类立场。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民族的、政治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偏见，回顾中外文学史上的至今被视为经典的作家作品，无论他们具有何等鲜明而独异的民族、地域、文化、国别特征，但今天能够被世界所接受的绝非这些独异的内容或者呈现方式，而是内容与形式上具有的人类可理解的、可接受的普适性永恒性的人性内容。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无疑都表现的是人类在特定时代的生存状态和人类追求理想的终极；如果没有这些最核心的内容，仅仅是为了独特的民族性、国家性、地域性，除了本民族、本国人、本地域者外，其它都无法认识、理解接受，因之要成为人类性的永恒性的经典只能是一厢情愿。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真正的内涵是，以民族的为对象，走向的则是世界的超民族的，只有如此，才具有“世界的”可能与现实，就中国而言，孔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乃至当代的莫言等优秀作家和作品，无不如是；如果他们的思想作品中的内容，不具备超民族的人类意识，他们能构成伟大，能走向世界？

　　内容如此，形式亦然，人类不同的民族、国家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有着各自的特点，艺术成为一种认识表现世界的方式，不同民族和国家，自然也有其特殊的认识路径，就文学而言，也必然具有了有特点的自我经验形式。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方面。任何艺术形式的发生出现乃至传承，都不过是人类经验的结果。从原始人开始所形成的某些艺术经验形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原初时期，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比如对比，对衬，互渗思维；比如诗歌的节奏，韵律，意象等形式元素，都具有通约性，这正是人类艺术经验相通的基础，是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艺术可以相互接受传播的基础，一言之，都是人类的认识表现世界的共有形式。我们讲中国经验，没错，中国的文学应以中国的文学经验为基础和起点，应有中国的气派与风格，但这仅仅是一个方式，而不是最终目的，只有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与世界的审美通道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这种经验的意义才是世界的，人类的，才具有成为人类文学普遍知识的可能与现实；否则，只能孤芳自赏，夜郎自大，以此创作出的所谓的经典，其接受和影响的时空范围，肯定极其有限。所以，我们应当创造具有更大意义的文学经典，这是作家、文学、民族、文化的使命；我们应当催促、支持、发现中国当代的伟大的文学经典，这是文学理论界、批评界的责任。但必须建立一个前提：那就是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怎样才能创造出具有人类相对永恒意义的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