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惠

　　张中行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曾向往胡适那种书斋生活。这种旧思想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建国后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这个读书人突然窜红成畅销书作者，不能不让人联系到“旧时代”与“九十年代”之间复杂而隐秘的关系。“一部作品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作家的名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张中行热”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视野。而在“张中行热”纠缠多重的问题中，《读书》杂志与他关系的始末显然是一条值得关心的线索。

一、《读书》对张中行之发现

对一般读者而言，张中行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而当时这家红得发紫的杂志，俨然是思想界新锐和社会名流的“达沃斯”论坛。那里本不是张中行这类老实的读书人呆的地方。而二者却在九十年代初结下了很深的缘分。《读书》对张中行的发现源于他的《负暄琐话》。“第一次是1984年，我忙里偷闲，想还一笔心情的债，把长时期存于心内的一些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写出来。写了几十篇，总称为《负暄琐话》，由一友人主持在哈尔滨排印。”此友人是指吕冀平，他当时任教于黑龙江大学。恰巧他有个教过的学生名孙秉德，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负责文科书稿的工作，吕冀平写了序文，向孙秉德说了推荐的话：“这本书你们印必赔钱，但赔钱你们也要印，以争取将来有人说，《负暄琐话》是你们出版社印的。”按张中行的回忆，当时孙秉德“秉”尊师重道之“德”，未犹疑就接受出版，并且既没有让作者出资，也不要作者包销。所以在友人的帮助下，《负暄琐话》于1986年得以出版。吕冀平还为其书作序，高度称赞张中行的才、学、识、情，“《琐话》六十馀则，以谈人物为主。人物中有赫赫的学界名流，也有虽非名流却颇可一述的奇士。相同的是，他们全都可入现代的《世说新语》”。《负暄琐话》1986年出版，印了四千多本，果然赔了钱。但此书的反应颇好，“反应不坏，从而销路也不坏。反应有见于报刊的，有直接寄给我的，几乎都是表示愿意看”

　　评论家谷林在一次偶然的逛书店时，发现了《负暄琐话》，“话，还得从一九八七年说起。那时，我七十欠二，尚在上值，家有贤妻，下班不必急煎煎往回赶，七天里可以有六天往书店转一圈，看看新书。这样，就买到了《负暄琐话》。记不清是带书到办公室让人见到了，还是有所扇拂遂令闻者动心，总之，几天之内曾三次再买此书，先一次三册，后两次各一册，总起来说，先后买到六册。同人分到，咸为欢然。”接着谷林便写了一则《而未尝往也》的读后感，刊发于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的《读书》上。在此文，谷林对《负暄琐话》大加赞佩，“作者既是负暄的野老，曾经沧海，平静地叙述聚散存亡，颇有点止水不波之慨，可是读者掩卷之后，殆不免余情荡漾，涟漪回环。”

　　《而未尝往也》一文引发了《读书》杂志编辑赵丽雅对张中行的注意。“我们有交往，大概始于1987年，《读书》6月号发表了一篇谷林先生评价我的拙作《负暄琐话》的文章，赵丽雅是《读书》的编辑，当然看到。她聚书之热胜过‘发’癖的人之聚钱，市面买不到，写信给出版社去讨。居然就寄到一本，得陇望蜀，还想存签名本。写信给我，问能不能在书上签个名”。

　　张中行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1935年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先后担任过中学与大学教师，并办过佛学杂志《世间解》，建国后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课文中的文言文编选工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文言常识》《文言津逮》等书，并且他酷爱收藏古物，对文物考古颇有研究。赵丽雅笔名为杨之水，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1996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她对中国古诗里的名物与物象考据颇为精彩，作品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等。对旧人旧事旧物的喜爱，注定了二人的友谊。赵丽雅流连于古典，深为张中行欣赏。在二人晤谈两度后，张中行寄信与赵，评价她道，“古典造诣颇可观，似能写骈文，又一奇：为人多能，且想到即干，在女子中为少见”。此后二人信函不断，谈诗论道，相互欣赏。

　　二人的古韵相投，体现他俩对“苦雨斋”文风的欣赏上。赵丽雅十分推崇周作人之文风，“京城扬之水言读过周作人作品，同时代人的文章便不可再读”。赵丽雅对“苦雨斋”的喜爱，化为了其内在的一种气质，表现于她所写的文字。孙郁认为赵丽雅其人其文颇有“苦雨斋”古意，“最有趣的是，在更为年轻的扬之水的书话、还有那本《诗经名物新证》里，学识里也透着‘苦雨斋’式的情趣。文章绝无制艺之气。把学术当成小品来写。”张中行为“苦雨斋”的嫡系弟子，建国后，周作人门庭冷落之时，常常登门拜访求教，深受周作人影响。张赵二人心中的“苦雨斋”情结，使二人文字有些相似性，例如赵丽雅的《脂麻通鉴》《终朝采蓝》等作品也是对古人古事的追忆，有张中行“负暄琐话”的味道。鲁迅当年编辑《语丝》杂志时，喜欢针砭时弊的文风，因而他常发林语堂、刘半农等人的文章。《读书》杂志有赵丽雅这位带着“苦雨斋”情调的编辑，也就意味着《读书》对古色古香小品文的欢迎。

　　《负暄琐话》出版之时，张中行已经七十七岁。面对这样一位古文造诣深厚的“苦雨斋”老人，一般的编辑很难接近。而赵丽雅，这位带有“苦雨斋”气质的编辑，则很容易与他产生文字与心灵的共鸣。《读书》的主编沈昌文非常欣赏赵丽雅对作者的沟通能力，“赵丽雅，她从小跟祖父祖母长大的，受了熏陶以后，能够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写信都写得很好，写信的语言都不是工农兵语言，而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语言，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地道的‘腐朽’的知识分子语言。这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很受用，她给金克木教授、张中行先生写信，特别是张老，觉得很难有一个编辑能够这样给他写信。”从1989年3月开始，张中行的文章在赵丽雅的撮合下，多发表于《读书》，例如《俞平伯》刊于《读书》就源自赵的游说，“往中行先生处取《柳如是》稿。又知他近日撰出《俞平伯》一篇，欲交北大某刊，遂鼓舌游说，说动他将稿交与《读书》”。

　　由于赵丽雅，张中行与《读书》结下了缘分。从1989年3月的《一本译著的失而复得》开始，他为《读书》开始写稿不休。张中行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颇多，因年代不同，而有所变化：1989年，九篇；1990年，七篇；1991年，九篇；1992年，四篇；1993年，五篇；1994年，一篇；1995年，三篇。而一些文化名人，也在《读书》发表对张中行其人其文的评价文章，如启功的《哲人痴人》、王蒙的《不争论的智慧》等。

　　依据《读书》主编沈昌文的回忆，当时《读书》杂志发行量是13 万份，作为一份知识性的刊物已经非常不错了。八九十年代的《读书》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很高，“《读书》上承‘五四’精神，下启改革思潮。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启蒙精神，让《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思想‘风暴眼’”。当时盛传，“不读《读书》枉读书”，这可见《读书》的影响力。张中行文章在《读书》上的大量发表，引发了读者的关注。“中行先生的文章是冷眼写的。这多半与先生走过的先文学，而哲学，而佛学，而文章之学的路子不无关系。我用热眼去看，起初确像大热天冲个冷水澡，好不惬意。久之，每次冷热相遇，都使我一激灵，未免有些怕。然而却奈不过‘冷’的诱惑，依然一篇一篇地读。跟着《读书》，找来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甚至爱屋及乌，读起了《文言常识》、《作文杂谈》和《文言文选读》”。这封读者来信，较为代表性。因为很多读者就是因《读书》而认识张中行，并跟着《读书》上的张文，慢慢地去读《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等书。

二、张中行被重视的原因

《读书》为什么会选择张中行？针对此问题，笔者分别采访《读书》的原编辑吴彬与赵丽雅。吴彬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有。我们选择一个作家，不是看谁有名才去，而是看谁的文章和我们的风格性质一致。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喜欢了，就找谁。现在的一些媒体以追逐有名的人，而我们以文章为标准。编杂志的话，肯定要符合自己编辑意愿的文章。为什么我选择，为什么我不能选择呢？编辑与这样作家，在这样的时代碰上了。他的想法，以及对过去知识界的熟悉程度，并且他能够描绘中国知识分子某一个阶段的存在形态，这些与编辑的想法一致。”而赵丽雅对于选择张中行之缘由，她指出两点：一是个人喜爱；二是符合《读书》的风格。

　　张中行于1989年3月开始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而此时的《读书》已经相当成熟，深得读书人的拥戴，“虽不敢说《读书》网络了所有的人才，但如果说当时的读书人都愿为《读书》所用，庶几近乎事实”。《读书》从1985年开始从“文化”的角度进入对社会、历史、当下的思考与观察，再到1987年对知识分子心态、人格及忧患意识的集中讨论，又到1988年与1989年对文学、艺术领域内先锋思潮的介绍，在八十年代末期，《读书》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而此时主编沈昌文认为，《读书》需要沉静下来。编辑吴彬记述《读书》的这次“沉静”：

　　“主编认为，刊物能够沉静下来，从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和被‘创新’赶得团团转中解脱出来，未尝没有好处。《读书》试图换个角度重新去掂量和思考历史及现状，力求面对现实去探寻当代知识分子的位置，思索何以立足、何以自处，希望以甘于寂寞的坚持，保持读书人的本来面目。杂志当时发表的吴方与张中行所写的一系列探讨近现代学人行迹、思想、精神境界的文章，已经关注近代学术史、开展建立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中被誉为民国的“世说新语”，书中辜鸿铭、张东荪、胡适、启功、叶圣陶、赵荫棠等名士们的故事，“已经超出一般俗套，那里简直是一部个体的精神史”。这些学人，摒弃热闹，甘守寂寞，献身学术，默默耕耘，保留了读书人的园地。张中行这种以古谈今的做法符合《读书》的编辑意愿。对于此，编辑吴彬是这样解释，“《读书》从头到尾探讨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怎么思考，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怎样定位自己的问题。知识分子的问题，一直是《读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每代知识分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考，以及对当下的关注。他以什么方式，他的思考内容是什么，他针对的是什么，角度是什么，当然我们要从不同的部位去弄。张中行是一个上一代的知识分子，而且他确实愿意对当下很多东西讲自己的看法，当然他的表达方式以讲述他们过去的故事与过去的经历，来对今天产生反思式的思路。因而他可以成为我们关注，而且我们觉得他也是一个角度”。

　　张中行是上一代知识分子，喜谈旧事旧人，但他不仅诉说着历史古迹，在那些朴素、冷静的美文里，他对当今现实的思考与关注也呈现而出。“当新式学者大力推广‘后现代’理论的时候，他多少显得有点不入时流，竟推荐起异邦多年以前出版的旧著作，如孟德斯鸠的讲三权分立的《论法的精神》，还有罗素的《权力论》等。他是反对‘国学热’中那种一味颂扬‘传统’的论调的，反对那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有一道题目，就叫《月是异邦明》，赫赫然，很有可以叫我们的国学家大光其火的。”张中行虽以写红楼旧事而有名，但他却不是现代的古董，反而他用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现实，来提出自己的反思与警惕，这才是张中行最珍贵之处，也是《读书》重视张中行缘由所在。

　　八十年代末，《读书》面临讲话环境的压力，而张中行文章所带来的话题，四平八稳，贴近时代。“八十年代末期，讲话环境确实有压力的。要找一些选题的话，既需要思考，又需要对现实理性的反映，又要讲出一些话。确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要找一些适合讲，又要引人思考的话题，所以也许张中行的文章，去剖析老一代学者，也就是从中国近代以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对中国的思想，产生影响的学者。一点点，从历史上慢慢回溯，整理中国知识界发展的各个阶段。办杂志，办报刊，要选话题，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什么话题合适，必须得非常认真考虑，因为生死攸关。主编常写检讨，为自己退步留余地，当时办杂志，不像现在这样简单，需要自我保护的地方，需要规避的地方有很多”。编辑吴彬认为，张中行带来的话题适合当时讲，况且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读书》用张中行文章，追溯历史，复原了老一代学人们宁静的书斋式的生活状态，给当时“临渊羡鱼，以干功名”的知识分子以启示，因为学术研究需要“退而接网”，“这个‘退’字尤其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中去默默地努力。”

　　《读书》由出版界名流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创办。主编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他曾担任过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从1986年起，沈昌文开始主编《读书》，与“文章要有思想性”的陈原不同，他让《读书》的风格慢慢平和起来。对于此，他这样解释道，“我既然文化水平不高，上面又没有路子，就只有慢一步，讲得不好是投机。无论哪方面我都没有很高的要求，平安过关就可以。”况且“上面没有路子”的沈昌文常因《读书》而做检讨，“等到不时因为自己没把‘思想评论’搞好而到有关机关去做检讨时，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个念头：干吗还要搞什么‘思想评论’呢？”八十年代末，编辑环境比较紧张，“如果不小心涉足于那个沸烫滚热的‘社会焦点’之中，非得烟销灰灭不可”。此时的《读书》碰上了张中行，他的文风古朴，回溯历史，反思当今，讲了一些话，但这些话却适可而止，没有丝毫的越界。《读书》选择张中行能回避很多矛盾，用旧事旧人来反思现实，这样《读书》既保护了自己，又发出了一些声音。

　　八十年代末，《读书》有一个转向的问题。张中行这种书林闲话似的小品，贴近主编沈昌文对《读书》转向的设想，“我在编《读书》的时候，一直对《读书》有一个想法。《读书》在当时老前辈定的是思想性的刊物，特别强调思想性。因为当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式之下，并且陈翰伯、陈原都是非常有思想的。那么，我的兴趣不在思想性，而在趣味性。我想做趣味性的，而又比较能登堂入室的趣味性。”张中行的文化随笔小品，独抒性灵，符合沈昌文的“登堂入室的趣味性”。沈昌文“登堂入室的趣味性”的理想，在《读书》上得到了体现，“《读书》当年欣赏的书林漫步的小品，有一点学识，一点掌故，一点趣味。这与三四十年代北平杂志的悠然的古风是相同的。金克木、张中行、邓云乡的短文都沿袭着民国的遗韵，他们不太愿意在流行色里寻求话题，而在历史的陈迹中发现现实的问题，文风是活泼的。”沈昌文从《读书》退休后，创办的《万象》杂志所具有的遗老遗少味，可回应他当时在《读书》对张中行等民国旧人的选择。

　　不仅主编，其他编辑也很欣赏张中行文中的那种“登堂入室的趣味”。按编辑吴彬的话，《读书》是本“框框”很少的杂志，它对张中行文风的采用，就是属于此时此地的喜爱。她说不仅主编，她们这些当时比较年轻的编辑也非常喜爱张中行的旧人旧事笔法。因为她们这些编辑都是建国后出生，深受“新华体”的影响，当面对张中行的文章，她们耳目一新，非常喜爱。因而她认为，张中行的语言在当时并不显得落后与腐朽，反而很激进。“自从文言文从主流话语中推出，白话文经历了一个阵痛的历史过程。到了六七十年年代，世风的原因，白话的干枯、无趣、无智的趋势日显，比古文的日暮气还要老态”，白话文经历文革之后，变得异常地粗燥，毫无生气。而张中行的文字没有受到“新华体”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语言的光润与弹性。在“新华体”残迹犹在的时代，张中行的文字给人不小的惊奇。

三、转向：作者、杂志与时代的契合

张中行在《读书》，发表《有关史识的闲话》一文，推崇冯道，主张“顺生”，不认同用革命或政治来取代个体生命价值，“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就不能走冯道的第三条路吗？”冯道历侍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君，居相位二十余年，是官场的“不倒翁”。《有关史识的闲话》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以评论家黄裳的反应最为强烈，“主张‘好死不如赖活’，在国破家亡之际，主张宁当顺民，不做义民；表彰钱牧斋而贬斥陈子龙。我看这种意见是极危险的。如果全国人民都加以信奉，‘多难兴邦’是可以转化为‘多难丧邦’的。人们是会从‘求为奴隶而不可得’转化为以‘做稳了奴隶’为无上幸福的境界的。我是彻底反对这种杀人的软刀子。”但张中行依然坚持自己的观念，认为“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张中行甘当小民，“不论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都不参加，换言之，不论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的哥们都不能让他动心”，他只热衷于“故纸堆”，在乱世中安稳度日。

　　北大读书期间，张中行与女作家杨沫有过一段情缘，但二人对“革命”的理解不同而导致分手。张中行强调人除了社会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个体属性，反对用政权理论来抵消人的灵魂自由，坚持“疑”的路，不革命，而杨沫坚守“信”的路，提倡革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疑，就不轻易被情感的冲动所裹挟，在静静地思考里看人看事；信，就卷入时代的大潮里，去殉道于自己的理念的世界”。这在二人的各自的代表作《负暄琐话》与《青春之歌》体现得非常明显。从1958年《青春之歌》的出版，到1990年为止，32年来此书的发行量达到500 万册。在60年代，《青春之歌》影响深远，“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但《青春之歌》的影响却给张中行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杨沫用“余永泽”这个人物形象否定了张中行坚信的“不革命”道路，“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在八十年代末期，《读书》采用“落后”、“自私”的张中行的文章，是有压力的。例如孙郁为张中行散文写了一篇序言《哲思与激情》，连载于《北京晚报》。但此序言的连载，却给《北京晚报》带来了麻烦。“当时中宣部收到一些来自延安的老干部的信，说‘我们当年革命，而现在不革命的人火了’，最后《北京晚报》还给中宣部写解释。”《读书》编辑吴彬认为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非常正常，“当时大家都知道《青春之歌》，林道静是革命的，余永泽是不革命的。张中行就是于永泽的原型，他完全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不管是电影也好，小说也好，大家都认为这是落后于时代，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是胡适的崇拜者……二三十年前，这个想法一定都不新鲜。所以有很多禁区需要冲破。但这要担一些风险的”。突破禁区，一直是《读书》的宗旨所在。但《读书》毕竟是杂志，有着自己的分寸。《读书》之所以在九十年代敢突破禁区，采用张中行这位“落后”的读书人的文章，原因在于《读书》背后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有趣的是，当年饱受指责的‘余永泽’其原型三十年后竟然‘翻身得解放’，而且以‘负暄三话’征服广大读者。这一戏剧性场面的形成，主要不系于个人努力，其中隐含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之间的独立与逆转。”杨沫的《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来讲述林道静的革命成长之路。而张中行文章，复活了30年代北京大学的旧人旧事，展现一系列遗世独立、甘受寂寞、拒绝与权力集团合作的学人们。“同一个北大，在《青春之歌》以及‘负暄三话’中，竟有如此大的反差——前者突出政治革命，后者注重文化建设。”“政治北大”与“学术北大”可看作是中国从五四以来呈现出的两大思潮。周作人在《北大的支路》，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那么救国也是一半的事情吧。这两个一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是主，或者革命是重要一点亦未可知？我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吧，读书就算做支路也未始不可以，所以便加上题目叫做《北大的支路》云”。五四以来，北大的干路与支路，体现为“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的两大方向。但九十年代后，“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之间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而这逆转显示着时代倾向已经发生转移，革命激进的政治话语已渐渐地消退。

　　在《读书》上大量地发表文章，张中行一下子“热”了起来，引发了人们对这位被革命话语边缘的旧时读书人的关注与评价。孙郁认为，“张氏一生是一介书生，不仅与政治无缘，与流行文化亦多隔膜。他的著述笔触古朴，全无左翼文化与‘毛话语’的痕迹。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惊讶于那韵律的高远，好像把周作人的精髓再现了出来。”止庵称赞张中行复兴了“言志”派的散文传统，“而‘言志’这一‘流’久矣断断续续，隐没不彰了。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亲承前辈大师謦赅，以后多年却不事写作；但传统在他身上活着，一俟执笔，立即显现出来。”“文革”后，“文学在道德与功利主义中拔不出来，感伤之后是‘寻根’，‘寻根’同时又‘现代主义’，但内韵要么是洋八股的，要么是‘毛话语’的变调。”而张中行的出现，以另一种色调——追求个体的趣味与感受，延续了被中断的五四的另一种文化，“他的著作，非官方，非正统，非权威，非形而上，即使他在讲说老庄玄佛，到底还是关乎人的生命和智慧，回到他的大题目那里去：为人生。”张中行“苦雨斋”式的笔调，让一些旧时知识分子甚为喜爱。启功认为，“他博学兼通古今中外的学识；他达观，议论透辟而超脱，处世‘为世弗有’；他文笔轻松，没有不易表达思想的语言；还有最大的特点，他的杂文中，常见有不屑一谈的地方或不傻装糊涂的地方，可算以上诸端升华的集中表现，也就是哲人的极高境界。”周汝昌称，“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张中行之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雨”，以悲天悯人、怆然怀旧的闲话风，给革命话语消退后的文坛带来了一抹清新，把文学从功利主义中拉出，展现文学自我性灵与言志的一面。

　　但《读书》大量刊发张中行这类娓娓而谈、忆古伤今的文章，也引发了一些质疑，例如李泽厚认为，“记得”1989年以后……流行的是张中行的杂著、余秋雨的散文，它们持续畅销，至今不衰。本来，继革命化巨大创伤之后，商品化又漫天盖地在污染中国，这些作品谈龙说虎，抚今追昔，低回流连，婉嘲微讽；真是往事如烟，今日何似，正好适应了‘天平盛世’中需要略抒感伤、追求品味、既增知识、还可消闲的高雅心境。连著名的《读书》杂志，不是也不断刊登‘闲坐说玄宗’式的或描绘或推崇各种遗老遗少的有趣文字么？”。李泽厚的警惕，表明文坛在后革命时代，经历商品经济的喧嚣，变得越来越沉醉于自我放松与自我消遣，有些“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的意味。

　　李泽厚的警惕，也总结了《读书》采用张中行文字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一方面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告别革命的思潮，就没有张中行的复活。九十年代，在文学上出现了一个在历史中“找寻”大师的潮流，除了张中行，还有陈寅恪、辜鸿铭、吴宓、梁漱溟、顾准等。“这些人都曾经是历史上被打入冷宫的学者和思想家，主要是因为他们思想上的‘保守’、‘守旧’甚至‘反动’。尽管他们的思想信仰不同，有的是国学大师，有的是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有的则是坚信传统文化能够挽救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与二十世纪作为主流存在的希望通过革命来建立民族的激进主义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在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国家政权相抗衡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张中行的走红源于文化市场的巨大变革。“《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多本极为‘畅销’的散文随笔。这些作品，特别适合于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追求一点‘知识性’、‘休闲性’外加一些‘感伤’情绪的城市知识青年和白领人士”。“‘趣味的变迁’整个地说来是‘社会的’问题”，社会由“革命”到“告别革命”，从“社会经济”到“市场经济”，张中行这类边缘于革命话语之外的旧式读书人，他们的人生境遇也发生了巨变，从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这也正是历史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转换的结果。

　　注释：

　　①（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张中行：《再谈苦雨斋》《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12年，第78页。

　　③张中行：《流年碎影》，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516页。

　　④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12年，第2页。

　　⑤张中行：《流年碎影》，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516页。

　　⑥谷林：《负暄三话序》《负暄三话》，中华书局，2012年，第1页。

　　⑦谷林：《而未尝往也》，载《读书》，1987年，第6期。

　　⑧张中行：《赵丽雅》《负暄三话》，中华书局，2012年，第98页。

　　⑨扬之水：《读书十年（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151页。

　　⑩郝振省：《出版六十年编辑的故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11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2003年，317-318页。

　　12沈昌文：《胡耀邦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最后的文化贵族》，《南方都市报》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13扬之水：《读书十年（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477页。

　　14此数据源自于《提问中国文化名流》中子水对沈昌文的采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15马国川：《问诊转型中国——知名人士访谈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

　　16高旗，金子强：《文化人生文化全息中的审美与社会》，2005年，第376页。

　　17沈昌文：《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18笔者2014年3月4 日对吴彬的电话采访。

　　19吴彬：《读书十年序二》《读书十年（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11页。

　　20吴彬：《读书十年序二》《读书十年（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14页。

　　21孙郁：《张中行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22笔者于2014年3月4 日对吴彬的采访。

　　23林贤治：《“五四”遗孤》《说梦楼里张中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24笔者于2014年3月4 日对吴彬的采访。

　　25程农：《浮出水面》，载《读书》，1994年，第2期。

　　26马国川：《问诊转型中国——知名人士访谈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

　　27沈昌文：《阁楼人语》，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9页。

　　28沈昌文：《阁楼人语》，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29沈昌文：《胡耀邦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最后的文化贵族》南方都市报编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251页。

　　30孙郁：《新旧京派》，《走不出的门》，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31孙郁：《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32张中行：《有关史识的闲话》，载《读书》，1995年第12期。

　　33黄裳：《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我与三联》，三联书店，2008年，第17页。

　　34陆昕：《张中行：并不中道而行》，载《博览群书》，2009年第8期。

　　35李丰果：《且觅黄英伴老夫》《说梦楼里张中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36孙郁：《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37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38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39笔者2013年12月28 日对孙郁的采访。

　　40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1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2周作人：《北大的支路》《中外名家教育美文选 中国卷》周洪宇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43孙郁：《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44止庵：《他是那样的旧又是那样的新》《说梦楼里张中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45孙郁：《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46启功《读〈负暄续话〉》《说梦楼里张中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47周汝昌：《骥尾篇》《说梦楼里张中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

　　48启功：《读〈负暄续话〉》《说梦楼里张中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49李泽厚：《世纪旧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31页。

　　50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51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52（美）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