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

　　2004年，在“爱情百科全书”——《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20年后，马尔克斯推出了惊世骇俗的小说——《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以下简称“《回忆》”）。这次的惊世骇俗不是《百年孤独》奇幻诡丽、虚实相生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不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那样史诗般地戳破爱情幻象、穷尽爱情形态、哲学化地洞察爱情宿命。这一次，马尔克斯探究的是人性中最具神秘性的情欲深渊。他让九十岁的有恋童癖的老头同十四岁的少女相恋，用性潜能点燃秋风瑟瑟中的爱情之火，捕捉其流溢出的残照余晖，以此救赎老头一生的荒唐虚无，抵御死亡将至的恐惧。生死虽大矣，但人物年龄、思想、心灵的巨大差异以及小说对传统伦理的僭越，让马尔克斯踏上了荆棘丛生、危险四伏的道德险滩。

　　在之前的作品中，马尔克斯对情欲书写一直慎之又慎、适可而止。他不是清教徒式的道德家，他甚至有些哗众取宠式地宣称——写作的理想场所是妓院，晚上很热闹，白天静悄悄。他对自己处处彰显魔力的叙事艺术充满了高度自信，用不着以情欲为噱头，让读者远离自己小说的写作意图。如果势非得已，他也是以虚写实地展现马孔多小镇的情欲乱伦，给读者开辟出自由想象的美学空间。在马尔克斯的笔下，无论是符合伦理还是僭越伦理的情欲都不值得大写特写，点到为止、从不渲染过度成为他情欲书写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这在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体现的更为充分。

　　经过半个世纪的苦苦追求，阿里萨终于同深爱的费尔米娜在蒸汽船上团聚。第三个昏昏欲睡的晚上，两个年老体衰、脖颈干瘪、皮肤松弛的老人干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这是布满皱纹的祖父祖母之间的爱，“他们像一对经历了生活磨炼的老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因为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足够长时间，足以发现无论何时何地，爱情始终是爱情，只不过距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在这场与死亡为邻的爱情中，马尔克斯用衰老躯体的情欲诠释了他的爱情定律：爱情超越了激情和肉体的陷阱，是一种短期内得不到的想象和憧憬，是一种能够相伴抵御死亡恐惧的默契、温情和稳定。在为爱情去杂存纯的书写中，马尔克斯不动声色地为那些心灵上坚贞不渝、肉体上却不忠贞的痴爱者辩护。在他看来，无情的婚姻比无情的性爱似乎更不道德，爱情永远位于肉欲之上。他笔下的爱情有些寒碜。他否定了费尔米纳有性无爱的婚姻，否定了阿里萨在追逐费尔米纳过程中的肉欲放纵，嘲讽了恪守伦理规范却毫无幸福的婚姻，反讽了那种装腔作势、海誓山盟、寻死觅活的爱情，在对爱情的极不信任和无情解构中，他又坚守精神阵地，建构起了自己坚韧的超越伦理规范的爱情律则。他的情欲书写正视现实但不放弃追求，吸引但不纵容读者，他以自己的道德勇气和艺术魔力将我们从中规中矩、漠然以及偏至中惊醒。他的高明在于——“他用于打破阅读与书写惰性的，不是故作惊人语和花哨的出位，而是戳穿幻相，让直指人心的真实本身浮现。”不过，《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也有马尔克斯无法自如处理的爱情，那就是阿里萨同他的监护人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爱情。维库尼亚是阿里萨最后的情人，是“他暮年港湾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这么多年的一次次精心算计的爱情之后，天真无邪的生涩味道别有一番新鲜的堕落的快乐。”在极度缺乏家庭关怀和父爱的空寂之中，维库尼亚将阿里萨当成天堂，以为自己“漂浮于幸福的净界之中。”阿里萨用伪装的祖父般的慈祥，将她领到自己的地下屠场。乌尔比诺医生死后，阿里萨发动了强烈的感情攻势，迅速猎获了自己追逐半个世纪的费尔明娜，抛弃了这个过早绽放的花蕾。维库尼亚知道这一切之后，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之中，她毫不犹豫地喝下从学校医务室偷来的阿片酊，激烈地抗议抛弃她的阿里萨。她狂热地爱上了这个年老体衰、距离坟墓只有一步之遥的老头，这里没有肉体的魅力，没有金钱和财物。她爱老头的灵魂，爱他给予她的祖父般的抚爱和安全感，爱他在情窦初开的年龄向她打开的神秘而深邃的世界，这是一种怎样伟大的爱呢，能在传统的伦理道德框架中评价吗？她决绝的自杀彰显出爱的纯净无暇，也令阿里萨的爱情蒙羞，对他与费尔明娜的圆满的、永恒的爱情构成了不动声色的反讽。马尔克斯显然没有足够的把握去处理阿里萨与维库尼亚的爱情。对阿里萨而言，维库尼亚像旧日的伤疤，偶尔会在回忆里疼痛一下；对于马尔克斯而言，他无法在伦理道德的框架里定位阿里萨，只能草草结束故事，阿里萨的冷漠和悬置的道德判断却是无法挥去的忧伤。这个挥之不去的忧伤在他的心里并不老实，其时时作祟，最终破壳而出成为《回忆》。

　　阿里萨对维库尼亚的诱惑，是爱情空虚的慰藉，更是对青春肉体的垂涎、对死亡将至的恐惧。懵懂稚嫩、缺乏爱之普照的维库尼亚对阿里萨感情上、心灵上的牵缠和偎依，无法追究道德罪过，但阿里萨处于空虚之中的游戏、引诱、欣赏、包括抛弃，都无法撇开道德的谴责和审判。马尔克斯这时还没有稳固的道德坐标，因而在两人短暂的恋情的描绘之中，他表现出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近似的道德趣味：“他得一件一件地为她脱掉衣服，像哄骗婴儿似的哄她说：先脱掉小鞋子，给小熊穿，再把小衬衫脱下来给小狗穿，再把小花衬裤脱下来给小兔子穿，现在，亲亲爸爸香喷喷的小鸟。”这种狭邪的恋童罪恶，一直令阿里萨和马尔克斯二十年来惴惴不安。《回忆》与其说是猎艳的回放，不如说是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和艰难赎罪。小说在开头引用了川端康成《睡美人》中的一句话：“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这道出了这篇小说同《睡美人》的微妙联系。一九八二年，马尔克斯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睡美人与飞机》。主人公乘坐飞机横渡大西洋，旁边睡着一位异常美丽的女人，整个旅途都在沉睡之中。美丽女人使主人公想起了川端的小说《睡美人》。在《回忆》中，马尔克斯重新拣起了这个故事，其情节同《睡美人》也大致相同。《睡美人》中的老男人江口让老鸨帮其物色迷药女孩，他先后同几个这样的女孩过夜。他老想违反店内不准同迷药女孩性交的规则，强奸女孩，使其怀孕，甚至使其窒息而死，以此证明自已雄风未逝。小说对于气味、香味、女孩的肉体极度敏感也极其变态，尽管散落出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但依然无法掩饰作者畸形的肉欲迷恋和感官放纵。马尔克斯在《回忆》的题记中提到《睡美人》，既是弥补对维库尼亚的歉疚，同时也是在回应川端。题记是马尔克斯在警告自己：要同川端在《睡美人》中的变态分开。《回忆》的主人公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头，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过多年，他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不断重读经典和聆听音乐上。在九十岁生日来临之际，仿佛上帝在召唤一样，他有了个荒唐的念头：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同一个未成年处女狂野一夜。鸨母为他找到一个服了迷药的十四岁处女。她黝黑温暖，浓妆重饰，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傲慢的大鼻子，褐色的浓眉，热情的双唇，如同一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年老体衰的浪子被震撼，甚至想逃走，邪恶的欲望终了也未得逞。他看着熟睡的女孩张开双臂，如同十字架。他看到了天使般的贞洁，他为她祈祷、离开。至此，小说的情感向度陡然转弯，离开了感官沉醉的泥淖，发生了出人意料的道德革命和精神忏悔。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九十年来的第一次初恋，在对自己过去荒唐沉沦、贫瘠堕落的生活的不断审视中，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真爱，找到了照彻灵魂的爱情。他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完成了灵魂的再生，由一个青楼常客、处女崇拜者变成了处女的敬畏者、守护者。因为，他发现了十字架、发现了神，神以冥冥的巨大的力量救赎了他的罪恶，让他回复坦然和平静。但这种转变在艺术上是唐突的，令人难以接受。仅仅目睹一个赤裸少女的迷人身体，或者睡姿如同十字架，就使得这个堕落了一生的老头发现了罪恶，发生三百六十度的大逆转，于作者和读者而言，都缺乏明显的心理基础和可信的情感逻辑。马尔克斯着力在为老年男子对少女的欲望、或者处女崇拜说话，将变态情欲转化为崇敬之情，将处女幻化为真爱、天使、灵魂的拯救者，甚至想尽力完成对老头的拯救，然而却是生硬的失败了。马尔克斯和川端分道扬镳，却没有走得更远，他没有川端的彻底，在犹犹豫豫中完成了他的主题：那就是老年人对少女的欲望，不是邪恶，而是死之将至恐惧的安慰。纯洁少女的身体如同天然纯洁的圣物，不但会纯净老男人的欲望，同时会使他们产生敬畏，使他们平静坦然地走向生命的终点，但这种恐惧的安慰或补偿并没有道德或伦理上的优越。《回忆》渴望救赎，但这种救赎失败了。马尔克斯为阿里萨的邪恶找到了一个牵强的理由，但依然无法弥补对维库尼亚的伤害和对读者的亏欠。他鲜明地将自己同川端饱受诟病的《睡美人》分开，却无法走得更远，但他毕竟迈出了艰难的一小步，力图将肉体的沉迷导向对纯洁圣物的敬畏以及灵魂的救赎。

　　小说中的情欲书写，按照其合理性、必要性和分寸感，简单地可以分为“色情”与“情色”两类。《回忆》无疑属于后者。情欲是人性自由表露的形式，是生活隐秘领域中美好和高尚、理性和善良的观念体现，其显现的形态，具有私密的性质。食色性也，性欲之存在，正如每个人都要拉撒一样，不可避免，但没有必要在公共场合和公共空间里进行。否则，我们则视之为精神不正常者。倘若无所顾忌的如萨德侯爵那样，赤裸裸地沉醉于肉欲和性虐描写，那就可谓色情和变态了。两性关系客观地反映了人类文明史的一面，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带有普遍的性质和意义。情欲的表达和书写，是在社会文化、道德习惯、伦理规范圈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小说不可避免要表现性，但绝不是生物关系和生理因素，即赤裸裸的肉欲淫秽，而是要着力表现其心理因素、情感关系和所依存的社会土壤。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弗洛伊德的影响，不少人将力比多当为艺术发展的原始动力。马尔库塞甚至将当代的革命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归结为受到压制的力比多，追求破除一切禁忌的自由状态的升华。类似的这种非历史的、模糊不清的本能推崇，忽略了意识、理性、社会监督等对性欲本能的调节功能。我们知道，人比其他生物的高贵之处在于人有意识，意识是社会中的个体反映现实和按照社会规范自我控制、适应、补充的高级形式。基于意识引导的理性和性欲本能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人的意识要压抑性本能的那些违背社会集团共同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又不时刺激性欲本能的那些符合道德价值体系的趋向。”任何不受约束的自由性关系都无法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即使在足够自由的社会空间中，性也无法与情感需求、社会规约彻底分开。因而即使波德莱尔、阿多诺、霍克海默等名家巨擘为萨德辩护，也无法掩盖其昭昭恶名。

　　“情色”与“色情”在顺序上虽然倒置，在内涵上则截然不同。劳伦斯认为，色情文学津津于描写各种性行为，是对性的侮辱和作践，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应该受到严厉的禁止。纳博科夫认为，色情文学痴迷于露骨的肉欲展示，沉浸于陈词滥调的交媾，器官化、平庸化、商业化，不能用风格、结构、意象等来分散、升华性的生物性。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作品被不少国家和读者当为色情文学，阅读受到限制。劳伦斯反对工业文明对人的戕害，倾力描写和歌颂性，渴望返归自然，恢复人的健康的本性。他以性为中心，但不以性为噱头，大量运用象征性的语言、新鲜的意象，用主观性极强的写法，剖析人的心灵，将灵与肉合为一体，可谓是地道的严肃文学，不可与色情文学等而视之。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写一个老头对少女肉体的觊觎，贯穿着情欲的激动与死亡的恐惧两大人生主题，而且这二者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形成了小说巨大的情感张力。但是，这两个人生重要主题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和豁免权——即为一个年老的变态恋童者开脱。可以称其为变态心理小说、变态情色小说，但其绝不是色情小说。其实，色情文学的真正问题不止于道德，更重要的是其是一种拙劣的坏文学。其“穷耳目之好，极声色之欲望”，语言贫乏、思想苍白、手法落后，缺乏精神深度的探索和表现，将人的性关系降低到生物水平，阻碍了人类对性本质的理解，是对社会、文明乃至人类的否定。

　　“情色”将情欲上升到精神层面，将两性关系审美化，肉体的接触以精神交流为基础，“接触、亲吻、性交，所有这一切并非造成纯属‘低级的’情绪，而是激发那些离开爱情就不复存在的优雅的、深刻的感受”，其能“把性欲本能变成两性亲密交往的深刻的、纯粹人的审美和道德形式之组成部分，”使性欲成为相对独立的审美直观对象，同人的审美、道德、伦理、社会属性等高级领域结为和谐的统一体。如果让人的理智给激情让路，就极易焚毁心灵，走向色情和癫狂。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心灵就像一架马车，由驭者、好马和劣马组成。驭者是理智，好马是意志冲动，劣马是情欲。好马自制、知廉耻，是正确见解的朋友，无需用鞭子驱赶，用感情和言语就可以驾驭。而劣马耳聋，寡廉鲜耻，朝着肉欲奔驰，靠鞭打才能屈服。因而莎士比亚在《维纳斯与阿都尼》中警告人们说：“情欲犹如冰炭，必须使它冷却，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优秀的作家总能驾驭心灵中那匹情欲的劣马，如司汤达，茨威格认为其遵循了古老的波斯美德，是驾驭情欲的典范——“对于狂喜的心儿在它陶醉时能倾诉一切，总要用清晰的头脑去思考一番；他是自己情欲的最忠心的奴仆，但是由于他有理智，因而又是自己情欲的君主。要了解自己的心，赋予自己隐秘的情欲以新鲜的诱惑，用理性来测量它的深度。”理智调节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思想和感情，坚定地维护人为万物之灵的高尚能力，照亮人性的非理性的黑暗深渊，及时发出危险警告；窥探灵魂的隐秘地带，给其以亲昵的关切和呵护；存菁去芜，纯洁感情，使其更纯洁、更深沉、更富于目的性、更合乎理性。人类文学史上那些恰当表现“情色”的作品，无不以审美化潜移默化地促进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和谐，无不以审美化为人类情欲灌注精神内容，始终不渝地引导着情欲顺着朦胧美好、情感共振、灵魂相通、审美观照的康庄大道前行。因而，杰出的情色文学总能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绝不以色情肉欲去吸引读者。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与转化。《金瓶梅》“以风月笔墨对当时情伪虽有所暴露，然无批判或批判阴弱无力，而恣肆铺陈、露骨耸听、淋漓尽致地宣泄淫亵与肮脏的肉欲，甚而对秽行流露出欣赏与品位的态度，”由禁欲主义滑向了纵欲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异端，一定程度上损伤了《金瓶梅》的价值。曹雪芹并不回避性，其既不展览秽行，亦不欣赏品位，总能做到必然必要，适可而止。如宝玉与袭人、秦钟的暧昧，其并不讳饰，也不露骨耸听，点到而止，作为美好之对立面而呈现。在《红楼梦》的开头，其郑重声明：“反对皮肤滥淫”，批评“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淫滥。”第五回听取畸笏叟的建议，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化实为虚，化丑为美。曹雪芹力矫明末已降，以《金瓶梅》等为代表的小说色欲相矜、淫亵鄙陋的情欲描写倾向，除鄙陋之颓风，树雅正之楷模。《金瓶梅》让人们只看到了性的丑恶，《红楼梦》则荡尽淫秽，含蓄蕴藉，使人们从中看到美好。我们清楚，道德判断不能等同审美判断，但作者不可能不把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寓于作品之中，作品也不可能不受到作者道德判断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在情欲描写上的端肃庄重，以及道德情操及审美情趣的高尚。而这正是《金瓶梅》却缺乏的。

　　情欲书写的最高状态，即是能由“情色”描写上升到“情欲忏悔”，亦即马尔克斯《回忆》着力处理的主题。这类作品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所示范的那样，往往是在经历一生的荒唐和虚无之后，由于某人某事，发生了心灵的危机，终而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回忆》的主人公完成了精神上的新生，但在艺术的说服力和感染性上，牵强生硬，令人难以置信，这连同阿里萨对维库尼亚的歉疚、马尔克斯为恋童癖者的辩护以及其对死亡的不正常的恐惧，成为天才的马尔克斯挥之不去的忧伤。在小说史上，霍桑的《红字》可谓处理“情欲忏悔”主题的典范。这是一部描写通奸的小说，又是一部与通奸无关的小说。它至始至终没有告诉读者，是海丝特勾引丁梅斯代尔，还是丁梅斯代尔勾引海丝特，他们怎么在一起、说什么、做什么，他们怎样从诱惑走向罪恶，小说都语焉不详。他们举止端庄、高贵优雅，不谈情、不说爱、不说性，好像不知道好奇的读者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当丁梅斯代尔当众撕开胸前衣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印在他胸前的红A 字，才明白了他多年为何一直用手捂着胸前。霍桑省略了读者们最热衷的男女情欲，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阅读圈套，以通奸为引子，《红字》将读者带进了忠贞、原罪、仇恨、惩罚、嫉妒、忏悔、救赎等互相交织、互相助推的灵魂煎熬的世界。总之，这是一部以通奸为引子、以灵魂为主题的小说。小说的主题距离情欲最近，也很难绕开情欲，但作者舍近就远、避轻就重，刻摹出灵魂复杂的多维层面。很难设想，如果霍桑热衷于男女情欲淋漓尽致的书写，这部小说是否能够流传至今，依然给人震撼。

　　另外，从叙事层面考虑，情欲书写的恰当与否，对小说的成功也至关重要。如果小说家耽溺于情欲书写，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是情欲书写有着同人类一样久远的历史，其描绘表达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避虚就实，如《金瓶梅》的露骨耸听、《玉娇梨》的“秽黜百端”、萨德侯爵的赤裸暴虐等，均可谓绘声绘影、穷形尽相、登峰造极，已无多大开拓之间，亦无用力之必要。避实就虚，如《西厢记》中“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弄花色，露滴牡丹开”、《红楼梦》的点到而止、莫泊桑的节而有制、劳伦斯的隐喻象征，笔法、格调、情趣、境界后人也很难企及。情欲是人类生活重要之一面，但绝非全部。如果舍本逐末，不从理智、意志、灵魂、嫉妒、同情、忏悔、怜悯等方面去勘探人类的灵魂世界，汲汲于皮肤滥淫，作品很难有高格调和大气象。二是小说家必须考虑到情欲书写的必要性、适当性，合理的拿捏分寸，不能因此而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库尔特·冯尼格指出，“一旦描写性生活，读者便会对故事本身失去兴趣。他们关心的是眼前这一幕如何结束，男女双方是否都达到了目的。这跟描写谋杀的作品中的悬念手法没有多大两样。它能使某些读者不忍释手，而大多数比较文明的读者的关心并不在于此，他们要了解男女主人公是否能真正生活在一起，故事的结局究竟如何。”高明的小说家往往避实就虚、意留言外，让读者积极地去想象和创造。如福克纳《八月之光》中的莱纳·格鲁夫被拜伦·本奇引诱，本奇半夜钻进了格鲁夫的房间，不顾一切地同她发生了关系。福克纳没有描写发生关系的过程，只轻描淡写格鲁夫对本奇的责备：“你不害臊吗？小娃娃都要给你弄醒了。”格鲁夫淳朴、镇静，凡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她的希望就是嫁个男人、生儿育女。她不需要别人帮忙，她坦然地迎接生活中的幸福和不幸，对命运甚至有逆来顺受的味道。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她性格中的一切都袒露了出来。如果放在拙劣的小说家手上，不知道要写上多少页，但未必会达到这句话的效果。

　　注释：

　　①《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西班牙语为“memoria de mis putas tristes”，中文又译为《苦妓追忆录》，蒋方舟翻译为“《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见http://www.bufuzao.com/gushi/qita/125921.html。

　　②④⑤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第398、312、339-340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

　　③任晓雯：《打字机情书与暮年的白玫瑰——读〈霍乱时期的爱情〉》，http://book.douban.com/review/1547774.

　　⑥⑦⑧瓦西列夫：《爱情论》，第114、124、150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

　　⑨傅憎享：《〈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兼论性的描写》，蔡国梁选编：《金瓶梅评注》，第156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

　　⑩库尔特·冯尼格：《我想，我是个不坏的作家》，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第197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