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小引

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无论修辞方式，还是伦理意味，都历然有别，迥然不同。由《史记》开其端绪的中国小说，有着个性鲜明的叙事风格。这些风格特点，从与读者的关系的看，是使人近之如春的叙事态度，是对“列位看官”的亲切而可人的尊重与体贴；从与人物的关系看，是对人物的性格逻辑、话语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尊重，是“一样人还他一样口吻”的逼肖，是对“千人一面”的脸谱化和“千部一腔”的类型化的警惕；从与作者的关系看，是蕴蓄着作者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喟的抒情性，——尤其是含着眼泪的抒情传统，自司马迁以至于曹雪芹和刘鹗，一脉相承；从结构模式和美学效果上看，中国小说家努力通过巧妙、曲折的叙事，追求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通过明显或者暗示的“且听下回分解”的叙事中断，制造一种悬念感和审美期待，从而始终将读者牢牢吸引在欲罢不能的阅读状态里；从伦理目的的角度看，作者总是以坦率的方式将自己的主体人格和道德主张，灌注到作品中，试图通过积极的小说修辞，对世道人心产生积极的影响，按照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的说法，就是“采善贬恶”，“非独刺讥而已也”。

　　然而，对照古人的叙事经验，人们会发现，虽然单就语言和白描等形式和技巧来看，某些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与中国古典叙事之间，固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传承和联系（例如，《金锁记》与《红楼梦》在语言上的师承关系，汪曾祺小说与明清散文小品在诗性意境创造上的影响关系，《废都》与《金瓶梅》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上的模仿关系），但是，就其整体和主要方面来看，中国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小说叙事，与中国的以《史记》为典范的叙事传统之间，很多时候是疏离的，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而与西方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写作经验，倒是有着甚为亲密的师承关系一些流行的外来学说和外来观念（例如“心理分析”、“阶级斗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说以及“魔幻”、“荒诞”、“拼贴”、“戏仿”、“力比多”、“阶级性”、“超现实”、“狂欢化”等理念），通常会主宰我们的文学想象和小说叙事，使我们将人物降低为演绎某种学说和理念的工具和符号。那些看似新奇的现代技巧（例如文不加点的意识流和错综复杂的结构主义），除了无谓地增加情节组织的复杂程度，加重读者的阅读负担，似乎也并没有多少积极的修辞效果。

　　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说：“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传统的。”这个判断，即令合乎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期的实情，也不应成为此后一成不变的模式，因为，中国小说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是“中国”的，究其原因，盖在于，它是用独特的中国文字和中国形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心情和经验，而不仅仅只是“欧洲的文学传统”的派生物。模仿是必要的过程，但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没有对模仿的超越，进而将借鉴转化为创造的能力，那么，模仿的过程，就是丧失自我个性的过程，就是否定自我价值的过程。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在日本作家中，也有一种模仿外国文学的风气。三岛由纪夫曾尖锐批评过这种风气，认为它给日本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对“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亦步亦趋地效法“存在主义”，他更是极表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德国为师的风气退烧，转而追求英美的文化，再加上法国文学翻译的显著增加，法国的各种观念自由穿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这种多国汇集造成的混乱，使得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都充满了过多的概念。小说以及其他的文类中也看得到这种混乱，这种混乱已经逐渐普遍到人们很难区别什么是翻译腔、什么才是正规日文了。举最近的例子来说，如果拿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告诉别人说，这是萨特作品的翻译，大概谁都不会怀疑。萨特和大江的文章在构思上自然有差别，两位作者的资质也不一样，但大江健三郎十分刻意要让自己的遣词造句接近萨特所用的词汇概念，这样的文章在战前是‘翻译腔’，而如今翻译腔的文章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种“混乱”和模仿，也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尤以“后五十年”的情形，最为堪忧——八十年代之前，我们以“苏联文学”为师，模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按照僵硬的写作模式，为了短浅的功利目的，而塑造“政治正确”、“面孔模糊”、“情感苍白”的“典型人物”；八十年代之后，我们的“新潮作家”，则以西方“现代小说”为样板，模仿乔伊斯，模仿劳伦斯，模仿福克纳，模仿海明威，模仿博尔赫斯，模仿马尔克斯，模仿罗伯-格里耶，模仿米洛拉德·帕维奇。我们的为数甚夥的“著名作家”和“先锋作家”，简直就是用中文来写“外国小说”。张承志的《金牧场》就是模仿失败的典型个案：“我这个相当讨厌模仿外国文学的人，那次深深受了结构主义文学的骗，莫名其妙地追求了一个失败的结构。”遗憾的是，很多“受骗”的人，至今依然执迷不悟。

　　虽然东西方的小说也有相似性，但其基本理念差异很大。我们有必要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路向，回到《史记》这个源头，回到中国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伟大传统，重新认识中国小说的价值，重新建构中国小说的经验模式。

　　那么，对现在的中国作家来讲，司马迁的写作中，又蕴蓄着什么样的人格力量和精神资源呢？对今天的中国小说叙事来讲，《史记》又蕴蓄着哪些很可宝贵的写作经验呢？

1

小说作品是再现他者生活的事象文本，也是表现作者精神世界的心象文本。作者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小说写作的样态和性质。他的人格心象深蕴于小说的事象体系，是小说的肉中之肉与骨中之骨。就此而言，小说实在就是作者的匿名化的精神自传。

　　司马迁对当代小说写作的深刻启示和经验支持，首先见之于主体精神方面。在司马迁的作品里，始终张扬着坚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始终显示出充满同情心和包容态度的人文情怀，始终表现出对现实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对权力的高贵的反讽精神。这股磅礴有力的阳刚之气，沛然莫之能御，充塞乎天地之间。这种雄深雅健、瑰丽奇伟的主体精神，不仅非常明显地见之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见之于《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而且，还弥漫于整个《史记》的字里行间。

　　司马迁的遭遇是非常悲惨的。他因为劝谏暴君刘彻，而遭受酷虐的伤害。对他来讲，这是无所比数的奇耻大辱。在《报任安书》里，他向朋友倾诉了自己的无以复加的痛苦：“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生，还是死”的“哈姆雷特之问”，时时刻刻煎迫着他。

　　但是，他没有自杀，因为死是容易的，而活下来，且有所作为，则是极为艰难的，需要极为坚强的精神支撑和远大的精神寄托。他说：“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此处所表达的，不是“隐忍苟活”的卑贱，而是充满阳刚之气的不可摧折的生存意志，是一种足以使顽廉懦立的大丈夫气概。这种愈挫愈锐的坚韧精神，既为司马迁的写作，提供了“发愤著书”的强大动力，也赋予《史记》以“精悍峭厉”的文体风格、崇高的美学气质和刚正的伦理风貌。

　　历史叙事既是对事实的呈现，也是对作者自我精神的表现。在“太史公曰”这一独特的修辞形式里，他直抒胸臆，直陈己见，始终表现出很强的介入性修辞态度，始终显示出一种沉雄有力的言说精神。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一切充满残缺的对象，尤其指向残暴的施虐者和不可一世的权力人物。他自己的叙事世界里，他是真理和正义的捍卫者，是凛然不可侵犯的高贵的主人，绝不会向任何压迫性的力量妥协和低头。他不仅敢于像无畏的英雄那样，向世俗世界的最高权威挑战，而且，还敢向“从来高难问”的神秘“天命”挑战，例如，他在《伯夷列传》中对“天道”所发出的大胆质疑，对“世道”所进行的尖锐批评，就具有掀天揭地的力量，属于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很少听到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是就连孔子也未曾有的思想，是连孟子也未曾有的气概。司马迁的对抗最高权力的人格精神，质疑神圣“天道”的英雄气概，实可谓超迈古今，卓然独秀。

　　阳刚之气是司马迁人格上的突出特点，也是《史记》所塑造的许多英雄人物人格上的重要特征。他对那些充满阳刚之气和英雄气概的人物，则充满敬意。他认同刺客和游侠身上的不畏强暴、勇于任事的精神，在叙写他们的勇敢壮举的时候，则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就像吴见思所说：“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在诸子中，孟子是最有青春激情的人，是最少忌讳敢说真话的人，是对最高统治者也敢冒犯的人，所以，也就是司马迁最心仪的人。李景星说：“其于诸子之中独推孟荀，则如百川并流，而江、河最显。其于孟、荀之中又归重孟子，则如晨登泰山日观峰，遥望万叠云霞，捧出一轮红日。”对像自己一样陷入绝境，而又能万死不辞、屡踣屡起的男子汉精神，司马迁从来就不吝赞词。季布之勇，栾布之忠，所体现的，正是司马迁所赞赏的英雄气概，所以，他在叙事中，亹亹不置地详述他们的事迹，在“太史公曰”中，则直抒胸臆，情见乎词，高度评价他们勇敢无畏的道德精神：“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司马迁花了很多笔墨和很大篇幅，赞美那些敢于担当的英雄人物。例如，蔺相如怒斥秦王，威信敌国，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凡此种种，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不畏强暴、地载海涵的阳刚之气，所以，司马迁才在《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太史公曰”中高度评价他：“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钱钟书在论及《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时候，高度评价司马迁在描写人物上“增饰渲染”的能力，说他“写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后世小说刻画精能处无以过之”。其实，司马迁的过人之处，不仅在“刻画”的技巧能力，还在于那一股足以令人血脉贲张的浩然之气。

　　汲黯在极权暴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概，就更属难能可贵，而司马迁对他的刚正率直，更是赞赏有加：“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在几乎纯粹探讨理论问题的《乐记》里，司马迁也不忘褒赞汲黯正言极谏的精神，记录了他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凌空蹈虚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尖锐批评：“‘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汲黯的性格，虽然略嫌褊狭，但是，他的拒绝“从谀承意”的政治人格，却是近乎完美的，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所谓“游侠，任气节”，所谓“数犯主之颜色”，就是男子汉精神的体现，而面斥当朝今上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则几乎成为上下几千年的绝响，不仅在古代属空谷足音，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惜焉罕觏。

　　两千年来，司马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人格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成长和写作风格。清人刘熙载说：“杜陵五七古诗，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中得来，而苍茫雄直之气，亦逼近之。”他对中国的小说叙事的影响，也同样深刻。中国古代的小说家的内心，大都有着像司马迁一样的敢于通过叙事“以舒其愤”的阳刚之气，正像近代小说理论家王无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一文中所说：“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士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说以抒其愤。”司马迁陷入困境和绝境，但却毫不畏葸和妥协，而是通过正气凛然的历史叙事，来批评人性的败坏和政治的腐败，来对抗权力的昏暴，受其影响，后来的小说家，如曹雪芹、蒲松龄和吴敬梓等，也都含着批判现实的锋芒和“以舒其愤”的勇气。

　　健全意义上的写作，需要一种“强哉矫”的男子汉气概，需要敢怨的勇气与敢“发愤”的激情。为了变化我们阴柔的文学气质，为了强化我们的主体精神，当代小说家有必要像杜甫那样，将精神的根须，深植到《史记》的沃土里，有必要从司马迁那里吸纳精神上的阳刚之气。

2

没有尖锐而成熟的反讽，就不会有健全而伟大的文学。批判是文学面对现实和历史的基本立场，而反讽则是作家面对残缺和病象的基本态度。从与现实的关系看，几乎所有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反讽型的作家；从精神品质的角度看，反讽决定着小说的文学成就和内在价值，正像一位德国著名美学家所说的那样：“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圣经》里说：“先寻找到衣食，然后你才能看见天国。”那么，对文学来讲，则是：先寻找到反讽，然后你才能看见伟大的作品。文学死于批判精神的凋丧，死于反讽激情的冷却。

　　所谓反讽，小而言之，是指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着嘲讽意味的修辞方式，大而言之，则是指一种敢于直面社会黑暗和人性败坏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表达不满和抗议的积极姿态，也是一种表达愿望和理想的诗意行为，——它指向更新的更完善的价值图景，表达着对生活的更大的热情和更高的希望。做为对邪恶的抵抗，它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权力的昏暴，是指向那些极端形态的恶。所以，反讽是需要勇气的，甚至是需要牺牲精神的。

　　司马迁无疑是古往今来最具反讽勇气的作家。在《匈奴列传》的赞语中，司马迁揭示了“当世之文”对历史叙事的压抑：“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在《十二诸侯年表》里，他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司马迁的叙事里，却少有避重就轻、文过饰非的“忌讳之辞”。他最大限度地突破了外在规约的限制，通过多种有效的叙事策略和反讽修辞，尖锐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权力人物和重要问题的认知和评价。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借董仲舒之口，提出了“贬退讨”的反讽性写作伦理：“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所谓“贬退讨”，就是一种典型的反讽姿态，是对反讽本质的独特而经典的表述。班固没有司马迁的抗争勇气，没有对最高权力的亢直不挠的反讽精神，所以，就毕恭毕敬地绕开了“天子”，将司马迁的“贬退讨”，改写为避重就轻的“贬诸侯，退大夫”，——殊不知，一旦放过了“天子”，一旦对他卑躬屈膝，那么，历史和小说叙事的尊严，便会降低到尘埃里，反讽性的叙事世界，就会土崩瓦解。

　　司马迁的反讽叙事的灵魂，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正义”。这种正义精神，来源于他对历史叙事的责任意识的高度自觉，基于他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正确理解。他写历史，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在在“古今”和“天人”之间，求最高的真理，说自己的真话。而在现实层面上，他也坚持要对权力，说正义的话，做正义的事。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的精神，就是要敢对自己的上司说真话，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要敢与皇帝面折廷争。司马迁最不能容忍的、最痛恨的，就是人格上的不正直，就是低声下气的奴才人格和蝇营狗苟的小人做派。学者的曲学阿世，官员的因循无为，最为他反感和鄙视。

　　然而，拍马和逢迎作为一种可耻的道德现象，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权力场中常见的病态景观，也是中国文学叙事中常见的畸形现象。《佞幸列传》开首便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司马迁对政府官员的柔媚顺上、无所作为的自私而病态的人格，深恶痛绝；对那种苟合取容、投机钻营的人和言恭貌谨、唯唯诺诺的人，每有尖锐的讽刺。他在《张丞相列传》中，点了刘汉政权中央政府里的多名高级官员的名，批评了他们的尸位素餐的无所作为：“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对郅都、张汤、义纵、周阳由、王温舒等酷吏，他没有好感；对叔孙通，对平津侯公孙弘和蒯成侯周绁，对貌似孝谨、敦谨、审谨，实则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石奋父子，他同样没有好感，通过比果戈理还要尖锐、幽默的描写，讽刺了他们的丑陋的懦夫心态和妾妇之道。

　　叔孙通是一个“知时变”的人，很善于投其所好“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他无视“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的规律，在“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时候，为刘邦“订朝仪”，搞得“自王侯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而刘邦却心花怒放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他为孝惠帝文过饰非，竟然说出“人主无过举”的昏话，——这种投其所好的谀词，将极大地助长极权暴君的天纵之聪的狂妄心理和莫予毒也的自大倾向。司马迁在“太史公曰”里评价他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儒宗。‘大道若曲，道固委蛇’，盖谓是乎？”所谓“希世度务”、“与时变化”，就是牺牲原则、拍马逢迎的投机主义，乃是司马迁最为痛恨的一种坏德性，所以，他的“赞语”就是反言若正的反讽。

　　赵人石奋，做官小心翼翼，奴性十足，“恭谨无与比”，受到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的喜爱，甚至“尊之”。他的奴性深入骨髓，“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四个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还要奴性十足。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他的另一个儿子石庆，官做到丞相，但是，“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然而，这个窝囊废请求辞官的时候，天子刘彻却说：“仓廪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于是，“庆甚惭，遂复视事”。石奋的四个儿子，“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蒯成侯周绁也是一个阿旨顺情、卑谄足恭的人。他的一片赤诚，竟然感动了大不咧咧的高祖刘邦，刘邦给了他一个“爱我”的评价，“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然而，司马迁却在“太史公曰”里，通过明褒实贬的反讽，批评了他的奴性人格：“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在这段评价里，太史公巧妙地制造了内在的话语冲突：“操心坚正”可以看作是正面的评价，但是，“身不见疑”却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显然是话里有话；“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眼泪流得太多太容易，就难免有些廉价和虚伪。作者似乎很怕读者怀疑周绁的“真诚”，于是，便做了个补充性的解释，给了个道德上的“肯定性”评价：“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然而，其效果，却欲益反损，转化为极其辛辣的反讽，简直使人要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通过这种充满喜剧意味的高级形态的反讽叙事，司马迁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有喜欢溜须拍马的庸主，这才会有石奋和周绁这样的人格卑贱的奴才。

　　是的，司马迁不仅将锋芒指向奴才们，也指向身份特殊、炙手可热的权贵阶级。霍去病是与皇帝关系密切的贵戚。他是汉代地位很高的青年将军，但是，从人格上看，他却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人，而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庸人。所以，司马迁虽然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但也批评了他的自私、虚伪和冷酷。一方面，面对天子的为他“治第”，他铿锵有力地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其从军，天子为遣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两相对照，就将霍去病的人格上残缺和情感上的冷酷，反讽性地揭示了出来，——如果与《李将军列传》对读，反讽的意味，就更耐人含玩。

　　对于大将军卫青，司马迁的讽刺，更为直接和尖锐：“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如此犹嫌不够，他干脆在“太史公曰”里，借苏建的话，对卫青直接进行批评：“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卫青与霍去病两人的功绩，多借“天子”之口细细说出，而刘彻在为他评功摆好的同时，常常立即“益封”，——这就同时巧妙地讽刺了“天子”的任人唯亲以及对贵戚的曲意回护。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自私怯懦，极为不屑，甚至在《佞幸列传》里，也不忘带他一笔，而这，正如李景星所说：“为士君子以才艺邀宠者，痛下针砭。篇末以卫、霍结，更是毒笔。史公之意，鄙薄卫、霍极矣。”所谓“毒笔”的评价，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他的反讽并不是简单地宣泄一己的愤怒和狭隘的情绪。司马迁对权贵阶级的勇敢而机智的反讽，体现出的是一种伟大的写作伦理，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叙事典范和修辞经验，其中固然表现着对卑劣德性的谴责，但也更为热情地表现着对正义的呼唤，对高尚道德的赞美。（未完待续）

　　注释：

　　①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8页。

　　②三岛由纪夫：《文章读本》，黄毓婷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9-30页；当初，我因为“诺奖”的缘故，而关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但阅读的印象，却并不怎么好，觉得他的小说，从理念到技巧，都是法国存在主义小说的翻版。

　　③《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第348页。

　　④《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⑤汤谐：《史记半解》，韦爱萍整理，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76页。

　　⑥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 史记评议》，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⑦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 史记评议》，第165页。

　　⑧《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

　　⑨钱钟书：《管锥编》（一），三联书店，2001年，第516页。

　　⑩《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11刘熙载：《艺概·诗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0页。

　　12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27页。

　　13“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礼记·中庸》)。

　　14H.R.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82页。

　　15《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6《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17《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18《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

　　19《史记》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

　　20《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21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 史记评议》，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