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

一

之所以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每次提及艾伟，我通常会首先想到他早年的小说《杀人者王肯》。这也是我与艾伟首次遭遇时读到的小说。我对这个有着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叙事风尚的作品至今印象深刻。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与本质之间分裂与聚合的故事，却奇妙地编制成了一个关乎尊严与人性的价值叙事；它精致的语言组织，回环流畅的叙事体，以及那种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哲学气息，都让我深怀好感。此后的阅读里，在《杀人者王肯》中已然彰显的某些风格在艾伟的其他小说里继续相遇，而另一些新鲜的经验则扩大了艾伟小说的语义空间。及至《风和日丽》的发表，艾伟的全面、厚实、深邃，进一步提升了他作为这个时代重要作家的影响力。我喜欢艾伟对自己的某些定位，比如，他用“黑暗”来比喻自己在叙事探索中不断出现的方向性迷失，这时候，他的谦逊与他的自信一样可爱；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用“黑暗”来表明他将生命本质中幽暗和卑微的一面作为叙事聚焦的对象，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在写作中找到了立场。在他早些年间备受关注的短篇小说《乡村电影》里，由乡村宗法和权力级差造成的对立双方之间坚固的心理壁垒，霎时被电影《卖花姑娘》带来的苦难记忆所击穿：“不但滕松泪流满面，连放映机旁的守仁也几乎泣不成声了。”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时，艾伟自己写道：“我一直找不到这个关于意志力的小说在什么地方停止。后来，我发现了他们的眼泪。当我找到这个结尾时，我有种通体透明的感觉。这是我在写作中感受到的光亮，我感到在暴力、欲望、强权之上存在着生命更高的法则：同情和怜悯。我相信，这是黑暗叙事的最终方向。”因为对这个“最终方向”的坚持，使他的叙事贯穿了一种悲悯的气质：它真实绵长，又超拔脱俗，并借助机巧的修辞达到了撼人的地步。

　　在艾伟的叙事学里，始终有一个我称之为“否定之肯定”的价值逻辑。比如，王肯以匕首刺掌的行为，来证明其“杀人者”历史身份的真伪，这其中，无论行为还是身份，都是价值的否定项，但最后却都与个人尊严相关，与个人存在的价值依据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又都是必须被肯定的。艾伟善于以这样的悖论来展现和探讨人性的困局，并从中开掘出丰饶的人性内涵，尤其是当他持续地在一系列暴力场景中展示人性深处的图景时，这种“否定之肯定”的逻辑总有撼人的叙事效果。我非常喜欢的中篇小说《回故乡之路》，是这一叙事学的代表作。在这个小说里，少年主人公解放因父亲不经意间犯下的“政治错误”而深感蒙羞，他离群索居，藏身在秘密挖掘的巨型弹壳里体味孤独与卑微。为了夺回做人的尊严，他不惜通过惨烈的自残、通过制造所谓的“英雄事迹”来重新唤回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当他幼稚的政治愿望被无情轧碎，当他再度身陷更为无情的唾弃时，他由极度的悲愤进而极度的癫狂，不断犯案进行报复，最后神秘地死在他栖身多日的巨型弹壳里。当人们打开弹壳时，发现他以红领巾拼成的国旗覆盖自己的躯体。这个小说充斥了血腥和死亡的气息，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被战争文化浸透的民族所提供给个人的真实的生存境域，特别是，当个人只能通过依附专制政治才能获得个人尊严的资源配给时，像解放这样的少年所遭遇的“成长的烦恼”就无法从自我、个性、力比多及代际冲突等纯然生理学、心理学或文化学的阐释图式中寻求解决。少年解放式的精神自赎，使我在对这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深感痛切。让尊严在死亡中绽放，让人性以反人性的方式体现，这样一种“否定之肯定”的悖论式的价值逻辑，构成了艾伟叙事理念的重要方面。

　　我注意到，作为这个价值逻辑的另一种体现，艾伟小说中不断出现以身体贬抑来获得精神救赎的自虐式人物。在其长篇小说《越野赛跑》中，步年只能学马走路，四类分子只有在“天柱”这样的虚设天堂里才重获语言资格；在《七种颜色的玻璃弹子》中，为了一颗玻璃弹子，少年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在《风和日丽》中，刘世军为洗刷曾为战俘的屈辱，十年如一日地独自一人在孤岛上守护灯塔；在《去上海》中，“我”为了清洗深刻的耻辱，自沉江河，将生命推向毁灭；在《爱人同志》中，战斗英雄刘亚军不得不经受因年代更替而符号价值递减的精神痛苦，当他的尊严与外部世界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他引火自焚……。这一组组身体贬抑与精神救赎之间的对应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个人在历史或社会境遇中的位置与姿势。弱者在获取生存与尊严这些基本的人道指标时必须支付的身体剧痛，使艾伟的叙述不断传达一种不可名状的痛楚。无疑，艾伟的小说坚执了一种伦理质疑与伦理批判：不证自明的历史意志在碾过个体身体时，真的可以那么心安理得吗？势不可挡的群氓意志在践踏个人尊严时，真的可以如此骄横跋扈吗？

　　我以为，正是这种清醒、坚定、锐利的批判意识，使艾伟的叙事摆脱了轻逸的美学抚摸和泛泛的道德咏叹，在对人性的不断反思中迈进了一个优秀作家所应具备的深刻。

二

艾伟是一个颇为全面的作家：他不仅有纤细的人性发现，同时还有独到的“历史分析”。当然，他所有的“历史分析”，全以人性为据。

　　他于2000年出版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用一种看上去很繁复但实际上很简约的笔法，将从“文革”前夕到1990年代的中国历史划分为“政治时代”与“经济时代”两个大段落。这样的划分是有创见的——迟至2005年，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出版时，相似的历史段落划分法才被再次使用，并引起热议。艾伟的这部长篇小说同样讲述了两个不同时代所存在的严重的人性异化：在“政治时代”里，人格被压降，尊严被铲平，步年只能以学马行走方可获得生存自由，四类分子只能在“天柱”这个虚设的空间里飞翔；“经济时代”里，欲望被释放，人性被屈抑，生活进入了博彩式的隐喻之中，天柱式的乌托邦亦不复存在。在对这段历史进行阐释时，他紧握“人性”的钥匙，解开了看上去纷繁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密码。他试图凭据超历史的“人性”范畴来荡涤政治、经济等历史现象，最终抵达对历史的永恒注解。简单地说，无论小说的叙事有多丰饶、情节有多逶迤、人物有多沧桑，艾伟面向历史的发问却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历史究竟是顺应了人性，还是屈抑了人性？历史在何处顺应了人性，又在何处屈抑了人性？尤其是，历史为何要屈抑人性？

　　关于《越野赛跑》，艾伟自己曾说：“写这部小说时我野心勃勃，我有一种试图颠覆宏大叙事然后重建宏大叙事的愿望。这部小说试图概括1965年以来，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并从人性的角度做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小村演变的历史，但真正的主角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我当时还有一种试图把这小说写成关于人类、关于生命的大寓言的愿望。我希望在这部小说里对人类的境况有深刻的揭示。”艾伟在“颠覆”和“重建”之间进行的越野赛跑，使他既摆脱了主流与公共话语支配下的叙事惯性，又从所谓“新生代”中逸出——同样凭据个人体验切入历史和现实，与“新生代”普遍对当下感、现时感的强调不同，艾伟更注重对彼岸的眺望与涉渡。他用“寓言”这一现代主义方式使小说溢出了美学与感性的畛域，涵盖了民族、国家、人类、人性等意识形态性范畴，从而使小说重新进驻历史现场，进入“深度”之中。

　　的确，一直以来，艾伟都是个有野心的作家：他即使写一个村寨，也是为了在终极处指向民族和国家，他即使写一个人，也是为了指向人类，即使写一个时代，也是为了指向历史。他不只一次地试图借助“寓言”，努力让具体、多变的“经验”指向抽象、永恒的“存在”。因此，他的小说不会停留在细部和局部，不会停留在人物命途的迂回曲折，不会停留在人性伤痕的审察与摩挲。于是，在2009年我们等到了他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我将这部长篇小说视为艾伟在叙事上的一次“远征”。因为这部长篇，我认为，某种意义上，艾伟已经有理由如自己所向往的那样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宏大叙事”。

　　《风和日丽》是对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反思。之所以用“反思”来定位这部长篇，是想指出，与艾伟之前的长篇《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中仅仅展示历史环境中的人性困窘不同，《风和日丽》想从某个历史原点出发，梳理出历史逻辑；同样是表现历史中的人性屈抑，但这一次，艾伟试图作出某种历史分析，给出某种答案，以使对历史有某种真理性的认知。因此，这部长篇不像之前的小说那样聚焦于人性的善或恶，而是直接将勘探的钻头凿进了历史的坚壁，以发现由革命意识形态所浇铸的当代中国历史的伦理内核与推演逻辑，据此解释人物与历史发生冲突的缘由，解释悲剧诞生的宿命，解释人性处境的必然。这部小说在一个主要层面上展现了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取向，它让主人公杨小翼从个人体验与个人悲剧出发，对已板结为集体记忆的中国革命史展开了祛魅式的重述，并为横陈半个世纪的“幽暗和卑微”，寻找最终的方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其人性发现，还是其历史分析，这部长篇小说都属不凡。

三

艾伟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猜忌与冷漠是人与人之间的常态，一切道德上的正当性都会遭受质疑甚至被否定。这是他对当下世态人情的一种判断，我因此愿意用“黑暗”来形容他的世界观。他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小说都在叙写黑暗中屈抑的人生与变形的人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艾伟对世道有清醒的智性认识，但对人性却持有理想主义的期待。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叙写黑暗中不屈不挠的人性，叙写人性在灾难深重处的光芒。比如《回故乡之路》里，少年解放对尊严的诉求；比如《乡村电影》里，悲悯的力量一举击穿由权力筑就的人性屏障。

　　这样的一种人性理念，在其长篇小说《爱人有罪》中得到大幅彰显。这个引起过很大争议的小说，直接将人物摆上了“罪与罚”的架构，在其间拷问和检验人性的极致与可能。在这个小说里，鲁建因为一宗被误判的强奸案而入狱八年，当事人俞智丽为此长期负疚。她此后热衷公益，信奉宗教，以缓释自己内心的负罪感。鲁建出狱后，俞智丽毅然抛夫弃女，对鲁建以身相许，藉此自赎。某种意义上说，俞智丽代表了我们的道德谱系中富于宗教感的形象，近乎于一个现代神话。她和鲁建分别代表了极度的坚忍与极度的暴虐，代表了人性中最大的善与最大的恶。在见识过世间太多的残酷和暴虐之后，艾伟显然试图想让俞智丽承载一下人性至善的重量，看看暴风骤雨般的施虐之后，人性中的善是否仍然能在铁屋子般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不屈不挠地伸出枝蔓，发出新芽。我认为，《爱人有罪》是在人性深渊里的一次道德历险。俞智丽这个人物无疑会引发争议，因为在这个充满怀疑的时代里，一个富于宗教感的道德圣女不仅是不可感知的，几乎还是不可想象的。或许，会有一些意见认为俞智丽的坚忍其实不过是性格的软弱导致，另有一些意见则可能会认为是“原罪”这样的宗教感支撑了俞智丽的救赎行为。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在艾伟的写作意图里，是他对人性至善一端的充分信任，才使他对俞智丽寄予了顽固的期待：她并不软弱，也并非无助，相反，她本身就是人性的光芒。

　　对于人性的这种理想主义憧憬，也使《风和日丽》这样沉重的叙写始终存有亮色。这部小说也有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将军尹泽桂。这个人物，有诸多和普通人相似的身份，是多种身份的集合体，是恋人、丈夫、父亲、外公、朋友、同志、官员、军人、诗人等等；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是“革命”的符号，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完美体现者。他身上布满革命的凿痕，却鲜有人性的温度。他遵从革命伦理，克制世俗情感与欲望。在他的内心，“革命”总是一如既往轻而易举地占据上风，人性总是早早地偃旗息鼓望风而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革命伦理所能允许的狭窄空隙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他作为父亲、外公、诗人等角色的温情立面，以致于那个他一直拒绝相认的私生女杨小翼最终也在某个时刻与他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与和解。显然，艾伟总是相信人性会在某个时刻胜出，而不会永远匍匐着；他相信人性自有其规律，它脆弱但又坚韧，敦厚而智慧，既讷又敏，无处不在；他相信人性总是蓄势待发，而在屈抑中闪现的人性光芒必定有着更为动人的品质。我相信这是艾伟塑造尹泽桂这个人物的缘由。

　　读艾伟的小说，有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雨果和狄更斯。他的《乡村电影》让我想起《艰难时世》，《越野赛跑》让我想起《九三年》；他的《回故乡之路》让我想起《雾都孤儿》，《爱人有罪》让我想起《悲惨世界》。他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让我想起奥列佛·特维斯特或者冉阿让。他的小说既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坚硬质地，又有浪漫主义的温暖情怀。这其中，尤其是他对于人性的信念让我深为感动。其实在他看来，美好的人性并非一种浪漫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存在；人性也不是被悬置的价值理想，而是现实世界中直接予人勇气的力量。

　　无疑，我愿意为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文学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