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华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工业题材”是一个在特定年代产生的具有特殊历史内涵的概念。从建国初草明的《乘风破浪》到新时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当代工业题材书写始终贯穿着构建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和乌托邦式的理想激情，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渗透在民间大地的苦难与悲怆。虽然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工业叙事中，不乏池莉、方方、朱文等人对底层工人生存状貌的描摹和揭示，但很显然，他们大多以凡庸的日常生态消解了普通工人的生活诗意和人性温暖。自上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也已进入到一个以信息技术为表征的“泛工业化”时代。代表着现代生产发展水平的信息工业，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面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工厂、工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形态和内涵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因而，在“泛工业化”的时代语境中，“工业题材”书写应如何面对新的生活现实，这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虽然在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都时过境迁的当下重拾这一昔日的“宏大主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实际恰恰相反，在农业、农村、农民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三农”问题时，工业、工厂、工人等“三工”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黯然失色，日渐淡出了人们的文学视野。毋庸讳言，无论社会生活发生怎样日新月异的变化，工业生活作为写作资源的意义永远不会枯竭。然而，我们今天再提工业题材书写，决不是重回“工农兵”时代，让“写什么”的价值替代“如何写”的意义，而是要扬弃传统的工业叙事模式，探讨如何以多样的视角、丰富的想像和真切的体验走进工业、工厂、工人，让一度被消解和遮蔽的诗意重回工人生活的大地。正是在这样的“泛工业化”语境下，刘华推出了他的长篇新作《车头爹 车厢娘》。小说中，作者以厚重的生活积存、深挚的情感体验和非凡的诗意想像为我们呈现了铁路工人别样的生活世界，搭建起久被遮蔽的精神空间。这部蕴藉着生活力量和人性温暖的厚重之作为我们提供了“泛工业化”时代新的叙事伦理，昭示了当下工业题材书写新的可能与期待。

　　一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流线型的人生旅程中，我们曾无数次搭乘时光列车在无限延伸的铁轨上呼啸前行和飞翔想像，却很少对流动的车厢和沿途的驿站作短暂的流连，更不会中途下车信步走入驿站后铁路人的寻常生活。然而，作为铁路人的“后裔”，刘华至今也无法稀释那浸透在血液中的对于父兄辈铁路人生和青春往事的怀想与敬畏。在《车头爹 车厢娘》中，刘华以敬畏之心向记忆深处索取，用深挚情感穿透一个个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小说以奶奶一家三代铁路人的生活故事和命运遭遇为主线，以合欢铁路新村为中心，叙写了自抗战以来半个多世纪各类铁路人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

　　作为每一个铁路人和他们的子孙，“对火车的警惕和敬畏浸透血液，成了集体无意识”。刘华在《车头爹 车厢娘》“后记”中的这段语重心长的独白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进入这部小说的一个“隧道入口”。《车头爹 车厢娘》带给我们的惊颤体验首先来自那一次次隐伏在火车呼啸和汽笛长鸣中的“偶发事故”。小说中，从一开始孙大车被地雷炸死在桥头，到后来港背村老表被火车轧死在道口、范莹莹被摔炮炸死在车站、姚杭州被油罐车碾碎了双腿、颜大嘴死于被列车惊吓的水牛的顶撞、陈连根死于山体滑坡时的跳车、孙枣儿死于亡命之徒的刺刀等，一系列火车伤亡事件构成了《车头爹 车厢娘》的显性叙事层面。刘华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想像把一系列死亡事件搁置在一个特定的话语空间，呈现出令人惊悚的场面和繁复的细节。在孙大车被“抗日地雷”炸死的桥头，“黑烟如柱腾空耸起又漫卷残霞，把白瘆瘆的落日囫囵吞去”，“列车垂挂着，像一条被击中七寸又砸碎了脑袋的黑蟒”，“满地是钢铁的碎片和火焰，满地是血肉和煤炭”，“恐怖的警报声提溜着大人孩子男人女人的心，也裹挟着他们的身体，把他们统统掳掠到了月台上。他们聚作一团，引颈南眺，都在瑟瑟发抖，抖得汽笛声也如打摆子”。引子中孙大车死亡的悲惨场景和人们的惊恐心理如同两根并列延伸的冷硬铁轨铺垫了整部作品的悲凉基调。小说中港背村老表、陈连根、范莹莹、颜大嘴、孙枣儿等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都在火车事故中“四分五裂，鲜血横流”。

　　刘华不但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想像直面每一个令人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更以深切的敬畏和悲悯反思蕴藉其间的生命之痛和人性之悲。孙大车的死缘于“很平易的一个应允”，但它却“决定了孙家和张家后来的命运”，也决定了奶奶此后漫长艰辛人生的开始。港背村老表虽然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生命，但众多的火车头都自觉地为它的逝去鸣笛致哀。年轻活泼的列车员范莹莹还未来得及绽放青春的光彩，便被永远定格在二十二岁的生命台阶，几十年如一日地成为“旅客违禁携带易燃易爆品”的警示符号。默默无闻了大半辈子的巡道工颜大嘴在结婚的当天为救火车，被惊吓的水牛用角顶死，那些涂抹在墙上的“文字垃圾”表达了“一个单位、一群人对平凡的生命个体的最后记忆”。平凡的生活大地不但常常升华出令人肃然起敬的神圣性，而且还往往蕴含着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代人出车的孙大车死时为何揣着女人做鞋的鞋楦？已经回到菜地里的港背村老表为何还是掉头把命丢在铁路上？本来在车上疏散人群的范莹莹为何跑到月台上去推携带鞭炮的旅客？在颜大嘴送葬的途中，穷追不舍的自行车和吉普仿佛是受命运驱遣的某种神秘物，让死去的颜大嘴对生前的足迹作最后的检索。而弥留之际的奶奶竟然回光返照，“已不利索的口舌，出奇地流畅而机敏，眼里也泛起丰富而生动的波光”。刘华深知文学的魅力既来自生活的神圣性构成，也交织着无常的神秘性存在。在《车头爹 车厢娘》中，“死亡”这个具有宿命论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既包含着无数个人生的偶然又无时不指向一切命运的必然，即便是坚韧顽强的奶奶也不例外。

　　在很大程度上，《车头爹 车厢娘》可谓是一部中国铁路人的成长小说。作品反映了自上世纪40年代抗日时期的蒸汽机车时代至90年代末以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为标识的“后蒸汽机时代”的铁路生活，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背景下叙写了三代铁路人的成长历程。第一代铁路人孙大车、张大车为了谋生投身于日本人奴役下的铁路，由小烧（司炉）到大烧（副司机）再升为大车（司机），后来孙大车丧身于游击队埋伏的地雷，而逃过一劫的张大车则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如果说抗日时期第一代铁路人孙大车、张大车等是为了谋生不自觉地投身于铁路，那么对于那些自觉选择铁路的后辈们来说，则完全是一种家族遗传、与生俱来的诱惑与自觉。在“小心火车”的警告和叮咛中长大的铁路子弟们，始终“无法抵御火车的巨大诱惑。那铿锵有力的出发，那风驰电掣的到达，调车员手里的信号旗，守车上车长的大檐帽，如同童话中的小木屋一般的扳道房，甚至火车头有意吓唬孩子而猛然放汽，都能唤起他们亲近火车的念头”（《车头爹 车厢娘·后记》）。小说中，孙安路、张卫国、孙枣、孙庄、杭州、金华、孙鹰、孙厦等一代又一代铁路人前赴后继，自觉地投身于铁路，并为之奉献出青春、梦想甚至生命。对于铁路人而言，他们“一年到头的生活，就是出库入库、到站发车，家好像是另一处行车公寓”，“在家里同床共枕的机会还不如在行车公寓邂逅的次数多”。在高速飞驰的列车上，他们有时眯下眼或打个盹都会招致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在鹰厦线上，平均每公里就倒下了一个建设者，每块里程碑简直就是一座墓碑”。《车头爹 车厢娘》正是在几代铁路人直面离散人生和淋漓鲜血的自觉选择与默默坚守中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与感动。

　　二

　　美国著名小说理论家亨利·詹姆斯认为，“小说按最广义的界说而言，是个人的、直接的生活印象，首先是这种生活印象构成小说的价值，而小说价值的大小，就看生活印象的强烈性如何而定”，“我可以大胆地说，现实气息，在我看来，似乎是小说的最高德性——小说的一切其他优点都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依存于这一个优点”①。虽然詹姆斯仅按生活印象来界定小说的价值有失偏颇，但他把坚实的生活气息作为小说的“最高德性”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历史的真实往往是流淌在大众日复一日的点滴生活中的。要了解历史，解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应该“关注公共舞台后的私人空间，追寻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脚步下深深埋藏的生命痕迹，去揭示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视、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②。虽然《车头爹 车厢娘》反映了中国铁路工业从蒸汽机时代到内燃机时代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小说中也不乏抗日时期的岁月烽烟和特殊年代的社会面影，但很显然，向来擅长以舒缓笔致捡拾民间文化遗存的刘华既无意在高远的历史天空谱写中国铁路工业的英雄史诗，也没有一味停留在诸多火车伤亡事件中咏叹平凡生命个体的悲惋人生，而是进一步把逡巡的目光投向了站台后面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铁路工人及其家属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奶奶是《车头爹 车厢娘》的中心人物。小说以奶奶的人生命运为叙事线索，以奶奶的爱憎好恶为情感基点，在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背景下，细致呈现了几代铁路人既琐屑又温馨、既藏污纳垢又生气淋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伦理。小说中的枣庄奶奶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乌苏娜祖母一样，既是家族生存繁衍的承担者，又是铁路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在她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充分彰显出母性的坚韧与孤独、智慧与善良。丈夫孙大车去世后，奶奶凭借着娴熟的针线手艺养家糊口，坚韧地度过漫长的寡居岁月。不管是战乱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在山东老家，还是迁居南方，奶奶都用她手中的鞋楦“赋予艰辛生活以平整端庄的形态”，“男人们以穿上她做的鞋为荣耀，他们的媳妇闺女喜欢她的大襟褂子和棉袄，婴儿穿上她做的衣裳则安静得多”。针线手艺不但成为乱离时代奶奶养家糊口的技艺，更是漫长岁月中奶奶母性精神的象征，她以非凡的坚韧与善良为自己赢得了尊严，成为整个临管处人的“奶奶”。奶奶身上不但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沧桑，而且彰显出传统民间的伦理内涵。小说中，刘华不但以罕见的细腻展示了奶奶娴熟的针线手艺，而且以少有的耐心描写了奶奶对亲人的爱与恨，对友邻的仁与义。奶奶因寡居艰辛而对安路、安芯、孙枣、孙庄等儿孙辈偏执的爱，因丈夫被炸身亡而对张大车和妹夫两家人执拗的恨，因饱经沧桑而对于金水、颜大嘴、梅香等邻里的关心与照顾，尤其是在流离岁月中始终怀揣着丈夫去世时携带的鞋楦，以及她那伴随一生的“苍凉发问”，都无不真实地表露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持守内心的伦理传统。

　　由奶奶所昭示的前工业时代的乡土中国的伦理传统同样也在铁路新村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敞现。当我们为奶奶“偏执的爱”与“执拗的恨”寻找传统伦理的支撑时，也会对张大车夫妇潜藏内心多年的自责内疚、孙安路与秀平凡夫妻的相濡以沫、安芯在杭州患难时的执子之手以及于金水对安芯不离不弃的相望守候等人性的温暖与诗意的感动产生了然于心的会意。刘华笔下的铁路新村融汇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那些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以钢铁动脉为纽带集结在“新村”，成为新的邻里。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各自故土的风俗人情，譬如奶奶对山东老家煎饼大葱的怀想，杭州妈妈对绍兴老调的痴迷，颜大嘴对山东童谣的留恋，以及他们在婚丧嫁娶中固守的不同风俗。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日常生活的磨合中构建新的伦理。新村人习惯以地域作为彼此的称谓，诸如枣庄奶奶、杭州妈妈、上海阿姨、南京外婆、广州叔叔等。铁路人多以各地的站名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诸如枣、庄、鹰、厦、嘉兴、杭州、金华等。新村人同样喜欢走家串户，好谈家长里短。无论谁家有了喜事，邻里都会前来祝贺。一旦谁家遭遇不测，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杭州与安芯结婚以及孙庄考取技校时的温馨场面让人难忘，范莹莹、陈连根、颜大嘴等人的送葬场面更使人感动。“合欢”，这个被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个充满诗意想像的地名，被刘华赋予了特有的浪漫温馨和文化内涵。“新村”既是铁路人生存的“家园”，也是他们流动的“故乡”。

　　三

　　格林认为，作家的经验在他的前二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完成，“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③。无论是斗转星移，还是沧海桑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原乡，或是出生地，或是寓居所，亦或是情感的纠结处。对作家而言，每次执笔运思，无异于都是朝向故土家园的一次精神返乡。正如鲁镇之于鲁迅，黄梅之于废名，湘西之于沈从文，北京之于老舍，上海之于张爱玲，高密之于莫言，只有原乡才是安放心灵的诗意栖居之所，尤其是“在省略了身份，省略了祖籍，省略了故乡的今天，在身心日渐凋落的时候，在你无法把身体安放在哪里时，回到出生地，寻找适合自己进入和表达的地方，寻找更自由的呼吸和从容，肯定是写作上的一次再启程”④。虽然刘华曾在红色土地上重塑过“母亲的群雕”，也曾在故旧村落里寻访过“灵魂的居所”，但对于出身于铁路世家的刘华而言，只有《车头爹 车厢娘》才让他真正回到了精神的原乡，找到了栖居之所。在这部蕴藉着生活力量和人性温暖的厚重之作中，作者撇开浮嚣的当下越过岁月的风烟，沉静地回到精神原乡——铁路新村。然而，刘华笔下的铁路新村不同于沈从文和莫言等人笔下的乡土故园，既不见如诗如画的山水风物，也没有神奇瑰丽的人生传奇，它不过是铁路人流动的“车厢”和人生的“驿站”，作者所着力营构的是几代铁路人的生活地图和精神谱系。然而，正是这些日常的生活地图和平凡的精神谱系蕴藉着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和感人肺腑的人性光辉。昆德拉说，小说的意义在于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从而“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⑤。奶奶一家三代以及颜大嘴、于金水、陈连根、张段长、范站长、杭州等一系列普通铁路人物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理想、牺牲精神、英雄气质和传统美德，既折射出过去那个特定时代的生活意义，也烛照出当下社会缺失的时代精神。

　　工业题材书写向来是当代文学中的薄弱一环，而铁路工人生活更少见当代文学的想像空间，在六十年的当代小说历史进程中，唯有一部《铁道游击队》在革命历史想像中书写了铁路世界的英雄传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反映半个世纪中国铁路历史进程和生活纹理的《车头爹 车厢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然而，《车头爹 车厢娘》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如何写”与“写得怎样”是比“写什么”更重要的文学维度。八十年代初，作为新时期工业书写的开拓者蒋子龙曾在关于《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谈中深有体会地说，工业叙事不能“像写农村一样，把一家人放在一个工厂里，在家族中间展开矛盾实际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几千人、上万人、甚至是几万人的企业里，亲人也是很难在工作时间碰面的，除非一家人在一个工厂，又在一个车间，又在同一个生产组，上的又是同一个班次”⑥。蒋子龙的这番关于工业题材“不能像农村题材那样写”的创作体会实际上代表了建国以来一个时代写作者对工业书写的认识囿限。无论是五十年代草明的《乘风破浪》、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还是八十年代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在当代工业书写中，“现代工业机器生产完全切断了这种家与国之间的关联，也就切断了历史主体的成长之路”⑦，日常生活所携带的伦理传统无法经由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建中生长出来，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消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⑧。正因如此，八十年代蒋子龙、张洁等虽然能够突破五十年代草明、周立波、艾芜等的车间文学模式，把工业书写从逼仄的工厂延伸到开阔的社会，却仍然无法让它与更深广的生活大地和文化血脉相融合。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事常常能改变人们对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一种叙事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和实践性的伦理构想，而“所谓伦理其实是一种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叙事伦理则“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⑨。文本的叙事伦理常常敞现出创作主体所秉承的文化立场、价值观念和叙事姿态。通过《车头爹 车厢娘》所讲述的三代铁路人的生活故事和一系列“个体生命破碎的呢喃”⑩，我们不难透视出泛工业化时代语境下作者所持取的文化立场和叙事姿态，刘华分明是在试图把乡土叙事的经验融入到工业题材的书写，以传统的乡土文化理路建构当代铁路人的新村伦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刘华的《车头爹 车厢娘》为我们提供了“泛工业化”时代的叙事伦理，昭示了当下工业题材书写新的可能与期待。

　　注释：

　　①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朱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②许钧：《关注公共舞台后的私人空间》，《文汇报》，2005年6月6日。

　　③④转引自谢有顺《写作是朝向故乡的一次精神扎根》，《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5期。

　　⑤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⑥蒋子龙：《大地和天空》，《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⑦李扬：《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⑧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⑨⑩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