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坛，有人根据时间的先后和创作高峰的沟代，将西北作家做了三代划分。如李建军的《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①，孙黎的《论第三代西北作家小说语言的特色》②等都提到了西北第三代作家。第一代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文坛的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作家；第二代作家就是经过了文革洗礼之后活跃于文坛的，以路遥、贾平凹、张贤亮、陈忠实为代表；很明显，第二代作家以陕西作家为核心，素有“陕家军”之称。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作家一枝独秀，“好大一棵树”的局面被代之以各省的“千树万树梨花开”。其中甘肃作家以雪漠、徐兆寿、马步升、王新军等为代表，宁夏有石舒清、陈继民、金瓯、漠月等，新疆的董立勃、刘亮程，青海的风马、梅卓，陕西的红柯、叶广芩等。当然这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大致的划分，虽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否确然还有待论证。像一些老作家如周涛、张贤亮到现在还一直创作着。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创作风格，如石舒清的精微细致，马步升、红柯的恣肆洒脱，周涛、徐兆寿的广博精深，刘亮程、王新军的清新舒婉。但既然他们都处在西北这贫瘠而高峻的黄土高原上，这块土地博大的胸怀、广袤的苍凉、隐秘的神性都会深深浸透每一个成熟而有良知的作家。所以他们难免有一种共性。或是历史沧桑的书写，或是道德伦理的叙事。他们以“刚健、清新的写作风格、道德态度和文学趣味上的积极和健康，敢于直面苦难和不幸的写作勇气，以及关注弱者及底层人的人道情怀”③捍卫着西北作家的写作根底。杜勃罗留波夫说：“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的作品，不管他们如何多样不同，总可以在其中看出一种共通的东西，这个共通性显出了它们全体的特点，使得它们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有所区别。”④下面我将谈到的是第三代西北作家整体的写作现象。
一、固定的写作场域
第三代西北作家有一个令人惊异的相似，就是都有一个固定的写作场域，而且大多数都是作家熟悉的故乡或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地方。宁夏作家石舒清把根深深的扎在了“西海固”这块神秘而贫瘠的土地上。那儿遍野荒凉，十年九旱，除了硬邦邦的黄土和满目的凄凉外，你确实在那地方再找不到其他的特点了。石舒清本人也说“有的只是这样只生绝望不生草木的光秃秃的群山，有的只是这样一片旱海。”⑤但他却咬定这块“青山”不放松。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深深的刻在他的脑海里，他不仅不能忘记，他还要用敏感的触角去感悟这片充满着神性的旱源。石舒清曾说：“我觉得一个作家有没有依托的背景是很重要的，有了就是咬定青山，没有就是浮萍无根。我有西海固这样一块富足阔大而又深远的背景，实在是我的福祉。”他从1989年发表《田长工小传》开始，故事原型大多都来自他的家乡西海固。
雪漠钟情的写作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凉州大漠”，他在成名作《大漠祭》之后，写了系列小说“大漠三部曲”的《猎原》和《白虎关》。作者倾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给这片大漠，他把爱恨情仇都赋予了这块富有灵性的神奇之地。他花去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漠系列。他的作品就是他生命的再生，就是他的青春。这片广袤神秘的沙漠是雪漠魂灵的根系，不论身关何处，那都是他心灵的归宿地，精神的出发点。如果心灵离开了这块土壤，他的创作之魂可能如浮萍便要四处漂游。“老顺一家”的喜怒哀乐何尝不是作者一家的生活反照呢？他在为老顺立传，也在为自己立传。
甘肃著名的文化学者、第三代性文化领军人物徐兆寿先生好像在文学创作上是个异类。他创作的是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想做而不敢做的事。雷达曾经这样评论徐兆寿：“徐兆寿是文坛上的一个‘另类’，一个怪才。如此形容他，是因为他的创作在当代文坛是别具一格的，他让我们思考得很多很多。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意识到他的不可替代性。”他从2002年出版“中国首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非常日记》以来，就一直顽强的坚守着“大学校园”这块阵地。后来的小说主题就主要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情爱文化”展开。他是个多产的作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小说共计300多万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非常日记》、《生于1980》、《非常情爱》、《幻爱》、《伟大的生活》、《生死相许》，文化随笔《爱是需要学习的》、《爱与性的秘密》，文学研究专著《我的文学观》等。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大学教授，他的小说很明显的区别于当前的一些平民化写作。那种文字的张力、叙事的先锋性、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思想、对生命和人生哲理的思考、追求个性的自由，是其他作家无法企及的。他的小说和文化随笔中，你随便翻开一页，都会碰到引用的国内外的文学名著、诗歌和名言警句，这恐怕是一些所谓的作家听都没有听过的。他虽然搞性文化研究，前期小说也多以此为线索，但如果仅以此为理解，那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其实你细细玩味，他小说的高贵品质是一种对个性解放、人性自由、存在与死亡的思考。他其实是在解放一种困惑，放弃一种欲望。而恰恰相反的是，现在市场上的一些名家名作却是不断书写欲望，勾起人的欲望。这种以丑为美的写作其实是有背伦理道德，是对人性的叛逆。当然，除了这个场域外，徐兆寿写作的另一场域便是隐性的西北大地和乡村生活。几乎他的每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在城市是被放逐的，而在童年生活过或后来不期而遇的西北大地或沙漠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由于篇幅所限，以下只能列举一下。诸如董立勃之于新疆兵团农场“下野地”，马步升之于“陇东高原”，王新军之于“河西长廊”，叶广芩之于“秦岭农村”。其实上溯第二代贾平凹之于“商州”、陈忠实之于“白鹿原”。这无不说明西北作家都有一个写作的场域和精魂的所在，我想，有了这样一个固定的“场”，作家才能有创作的源泉和精神能量。不致使自己在金钱面前迷失方向，权利面前丧失原则，在现实的潮流中缺失精神的钙质。这或许是西北作家的优点，但如果没有突破，也可能会成为缺点。
二、弘扬高尚的人类精神
地处祖国偏僻大西北的作家，不因为地域的局限而影响他们的作品价值。我想，这除了作品语言的质感，题材的神性，场面的宏大外，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厚重，悲天悯人的精神穿透力。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我认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必要的。只不过古人侧重于政治、教化之“道”，而今人的“道”，更应该是关注人类，同情弱者，解放人性，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如果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离开了此“道”。那它真将成为垃圾了。泰戈尔、鲁迅、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雨果等站在世界文坛顶峰的这些人无不有博大厚重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三代西北作家继承了这些优秀的品质，他们双脚踩在柔软的黄土里，汲取着精神的养料和水分，时时刻刻都思考着家乡贫困的根源，悲悯着不幸的乡民和牲畜、用宗教般的情怀思考着生和死。正如泰戈尔《飞鸟集·六五》“小草呀，你的足部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雪漠是我看好的几个当代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不是应时之作，而是自己生命的写照和心路历程，他完全是个文学的殉道者，他花去了最宝贵的二十年的青春去写“大漠三部曲”，拿上那厚厚的几本书，你感觉拿的不是书，而是一颗滴血的沉甸甸的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李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认为雪漠真有血书之意。“老顺一家”的沉浮变迁何尝又不是作者本人的传呢？用作者本人的话“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的告诉人们，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艰辛、很无奈、很坦然的活着。仅此而已”。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因贫困和艰辛产生的悲剧。《大漠祭》中人人都夸的兰兰因为给哥哥憨头换媳妇而嫁给了赌博成性的白福，受尽了屈辱和打骂而最后出家了；憨头到病入膏肓还因为没钱而不去检查，最后耽误病情而死亡。白福因为一句巫婆的谎言而将自己活泼可爱的亲生女儿引弟丢弃大漠深处。有一段引弟被弃时很传神的句子“望一阵，引弟又觉出了冷。脚冻木了，她就跺脚。身子也煞凉煞凉的，她就使劲的跳，便跳便安慰自己：爹就来了，你急啥哩。爹走路快、一窜，一截子；一窜，又一截子。她甚至‘看见’了大步流星的爹呢”。很明显他的小说张扬人性的魅力。
徐兆寿先生的小说除了对青年学生的性教育和反映当前的大学生青春期萌动的心理外，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和成功便是对自由、尊严、真理、人性、生死、怜悯之心和人道精神的思考。正由于此，我对他的《非常情爱》情有独钟，正如文中主人公所言“没有高贵的精神，文学就不足为贵”。福克纳说的好“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果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⑥
《非常情爱》中的主人公张维与环境的格格不入，表面看起来是对世俗的不满，其实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他的爱情、他的自杀，都是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我轻视的是她胸襟的狭窄和对自由的禁绝，我轻视的是她崇尚知识和技术而漠视真理与良知的内心，而这两点恰恰是北方大学在我心中的最高精神”。⑦他总是怀疑自己上学的意义，大有“世人皆浊我独清”之意。最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西北故土来，在哪里他找到了他真正的诗，那诗歌既是张维的灵魂归宿，也是作者本人生命价值的发现。
新疆作家董立勃的“军垦小说”语言简洁洗练，结构单纯清晰。这些作品从叙事表征来看是以爱情和情感为主线，但细细读来其实不然。他的《白豆》、《烈日》、《米香》、《青白》、《暗香》等小说，从色彩鲜艳的小说名上我们就能感受到作者那份悸动的心灵。他呼唤人间的真情、真爱、大仁、大义、肯定人的追求权、自由权、生命权。《白豆》中的白豆从刚到下野地时任人摆布到最后主动追求自己的真爱和幸福的过程，也是人性复苏的过程。小说最后本妄想和怀孕的白豆团聚的胡铁当听到自己又要被关押时，这个铮铮铁汉看见“太阳的光像无数利剑刺进了他的眼睛，疼的发出了长长的一声惨叫，老——天——啊——”。这是对生命不屈的呐喊，这是对人间正义的呐喊。
三、叙事语言的地域化
西北小说的语言带着浓厚的地方烙印。“乡音无改鬓毛衰“，地域语言如同一个人的乡音，即使再老，乡音难改。这是西北作家区别于东部作家的最明显特征。徐兆寿先生更是揣度语言的高手，他的小说语言充满磁性、质感，而且通感手法的巧妙运用使语言活化，写景的同时也有声、有色、有情绪，这更使文章理性、哲理，增强了思辨色彩、生命向度和情感张力。他的小说中，景是童年的回忆：“夜深了，张维还在那儿坐着。其时，月亮挂上树梢，静悄悄的张望着他，他也傻傻的望着月亮。耳边传来沙沙沙的声音，这声音仿佛进了他的身体，进了他的历史，一直进了他的童年。”景是现实的彷徨：“北方的秋天实在太美了。学校的西侧有一条马路通向黄河，马路的两侧都是高大的杨树，马路很宽很宽，路上车辆又很少，杨树的叶子稀稀疏疏的似乎要把这条道路隐去。秋风微凉的吹着，阳光暖暖的晒着。恰是午后，路上行人更少，有时连一个人也没有。阳光很亮，秋风却很清，吹亮了他的眸子，忧伤了他的心。”景是未来的憧憬：“夕阳斜照着芦苇，风轻轻摇动着它的身子，远远的看上去一片金黄在抖动，一片金黄在流淌。那个时候的黄河看上去是最清的，似乎没有了白天的浑浊。一群水鸟低低的从水面上掠过来，落在不堪重负的芦苇之上，荡着。”⑧
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的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的语言细腻、亲切、有韧性和弹性，我对他散文的痴迷除了以小见大，意味隽永外，主要是经典语言的俯拾皆是。但那种语言没有生活的沉淀和生命的体验，没有深厚的情感和忧患的意识是万难写出来的。有人说刘亮程的散文“在一头牛、一只鸟、一阵风、一篇落叶、一个小蚂蚁、一把铁锨中，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像下面这样的句子可信手拈来，《风把人刮歪》中“刮了一夜大风，我在半夜被风喊醒。风在草棚和麦垛上发出恐怖的怪叫，类似女人不舒畅的哭喊。这些突兀地出现在荒野中的草棚麦垛，绊住了风的腿，扯住了风的衣裳，缠住了风的头发，让它追不上前面的风。她撕扯，哭喊。喊得满天地都是风声。”《人畜共居的村庄》：“阳光对于人的喂养就像草对于牲畜。光线的质量直接决定着人的内心及前途的光亮程度。而当阳光漫过一个房顶又一个房顶到达村西头，光线中已沾染了太多的烟尘、人声和鸡鸣狗叫，成为世俗的东西”。
石舒清也总是用诗化的语言写小说的人。他很注重词语的锻造和修饰。他小说的人物语言非常个性化，且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沧桑老人痛苦的自白（《清水里的刀子》），风湿病人无奈的对话（《疙瘩山》），因身份变化说话也苍白的二爷（《二爷》）等。他对牲畜和景物的刻画非常细腻，有着作者浓厚的个人情感。如写林中的感受“我觉得再没有比风过松林更好听的声音了。阳光和暖。林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和腐草。我先是坐着，后来索性躺下去。一只头戴巨冠，有彩色翅膀的鸟儿在离我不远的一棵松树上叫着，在那经久不息的松涛声里，鸟儿的鸣叫给我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⑨
对于正处于上升期发展的第三代西北作家，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对全国小说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正如孙黎所言“，不可否认的是第三代西北作家小说的语言总体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因此，不管他们的写作存在多少问题，他们还是担得起人们的赞许和期待的”。⑩
四、充满人性的生态化
近几年，随着土地的鲸吞、草原的沙化、河流的干涸、空气的污染和禽流感、口蹄疫、地震、泥石流等灾害的频频发生，人们深感到生存的危机。地下、地上、空中这人类三位一体的生存空间几乎没有一口新鲜的空气能让人呼吸。所以各种题材的有关“揭露自然生态危机、探寻自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与反映并反思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生态文学应运而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作家就已经有很多写自然被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紊乱、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生态文学了。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华兹华斯《布谷鸟》，麦尔维尔的《白鲸》，济慈的《秋颂》等。中国一些有眼光的作家也很早就注意生态问题了。最早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之后出现了如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贾平凹的《高老庄》、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姜戎的《狼图腾》等生态小说。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生态小说充斥市场，一方面是精神的诉求，想寻找一点唯一能生存的理由。另一面主要是出于商业的需要，也想在“美女写作”和网络小说的夹缝中分一匙羹。但第三代西北小说显然是有别于这种市场化小说的。生活在西北的这些作家，他们是环境恶化的见证人和受害者。他们眼看着小时投石子的清泉不见了、绿草茵茵的草原被沙漠一点点侵蚀殆尽、老槐树上的鸟鸣成了传说、亭亭玉立的白杨脑浆迸裂……这惨不忍睹的现状刺痛着每一个有良知的西部人。所以他们笔下的生态是大地无言的呻吟、江河断气的哽咽、生灵戕害的眼泪。生态文学我认为至少包含三方面：环境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心灵生态。而这三方面相对来说心灵生态更重要，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对世间生灵的怜爱情怀，对大千世界的好生之德。那一切“生态”之说将毫无意义，更不用说文以教化。作品是作家心灵的镜子，从一部作品就可看出一个作家的人格来。钱钟书说“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宁夏的石舒清的最迷人处就是他那颗善良、博爱的仁厚之心。《清水里的刀子》中当老牛要被屠宰时，老牛清澈如水的眸子流露的乞生之神情，让人心魄那么震撼。那头为主人劳作了一生，不知养活了多少人的老牛，等它的却是那明晃晃的刀子。农民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杀吧，他死不瞑目；不杀吧，还是被别人杀的更惨。小说透露的不仅是生态问题，而是一种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心灵的生态是不是更能直戳人类的残酷本性呢？雪漠的小说写出了大漠边缘的人们由于贫穷而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猎鹰、驯鹰、吃兔、杀狐、挖药材等，整个生活的环境变的面目全非，这形成了恶性循环。“人类社会就是一怪物，其主要副产品便是尸首和瓦砾。它从来不吸取教训，它周而复始地犯着愚蠢的错误，用短暂的获益来换取长期的痛苦”。?“老顺、孟八爷”们的一次次深入沙漠又一次次的空手而归就充分的演绎着人类的自食其果。
陕西作家叶广芩的作品更多是对生态文化的开掘。她的《黑鱼千岁》中的儒好像天生就是为屠杀自然界生灵而生的。那一堆一堆的麻雀肉就是他的杰作，满屋子都飘着油腻的麻雀肉味。“儒对猎取野物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山坡上有嘎嘎鸡，竹林里有竹鼠，坟圈里有獾，麦田里有兔，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只要被他发现了，他决不会放过”。但可能与自然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好处。正如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导论》（1972）中写的“很多作家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性要比自然对人类的破坏性要大得多。人类对自然的毁坏其实质就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当儒在一次和黑鱼千岁做斗争的过程中被鱼拖下水淹死了。这个和自然为敌的人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刘亮程用细腻的情感体验着他的“黄沙梁”世界。他笔下的草木虫鱼鸟兽都个个有着那样鲜活的生命意识，迸散着生命的激情。“也许我们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关键时刻挽留住我们。一株草，一棵树，一片云，一只小虫。它替匆忙的我们在土中扎根，在空中驻足，在风中浅唱......
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
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
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
其他作家如红柯《乔儿马》、《哈纳斯湖》中人和自然的融为一体，漠月的《湖道》、《放羊的女人》中人和自然之间互为象征的生命依托，青海作家梅卓小说集《麝香之爱》、散文集《吉祥玉树》中那种对高原生命圣洁的崇敬更是震撼人心。但愿这些善良的星星之火能唤起人们关爱生命，爱护自然的意识来，我相信“路上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会有路的”。
以上是对西北第三代作家的一些特点的粗疏归纳，当然还有许多重要特点，但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如此了。相信西北作家会有更精彩的作品问世，会有更多的东西让我们去归纳总结。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①③李建军：《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上海文学》2003年8期。
②⑩孙黎：《论第三代西北作家小说语言的特色》，《小说评论》2010年第四期。
④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⑤石舒清：《地母仁厚》，《北京文学》2005年第7期。
⑥徐兆寿：《我的文学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2。
⑦⑧徐兆寿：《非常情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0。
⑨石舒清：《韭菜坪》，《上海文学》2010年第8期。
?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8.4。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M].韦清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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