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民

　　1980年8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乡场上》被评选为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何士光一举名满天下。随后的他的《种苞谷的老人》、《远行》又相继获得了1982年、1985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何士光成为了1980年代贵州文坛的一面旗帜。进入1990年代以后，何士光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散文创作，陆续发表了《雨霖霖》、《烦恼与菩提》等作品，最近又推出了自传《今生》（《钟山》2011年第5期）。作为自传的《今生》，立足当下，遥望未来，建构了自己寻觅生命栖息之地的艰难历程，重构了人生的意义。这不只为深入研究何士光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而且对于研究当代传记的修辞叙事艺术、对于反思现代性，建设多元化的文化生态等方面也大有裨益。

一

读何士光的《今生》，很容易想起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萨特的《词语》以及吴尔夫的《存在的瞬间》等自传名著。这类自传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它们不像一般传记那样循着时间线索，重在展示传主的丰功伟绩、恋爱婚姻悲欢离合、财富积累的曲线或官职晋升图等，而是由外向内转，重在描述传主的心路历程，稀薄的外部传记事实只是渡河之筏，精神之旅上的微弱星光，它们指向的是生命终极关怀和精神彼岸。如果说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建构了自己走向上帝的精神历程，那么何士光的《今生》则构建了体验、证悟、皈依佛教净土法门的生命之旅。自传不是对生平和精神历程的复述，而是传主在时间中打捞记忆碎片，然后立足于当下的自我意识对记忆碎片进行重新编码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今生》所建构的传主何士光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中的何士光，传主何士光只是由何士光所选择、构建的一个传记形象，他的生命之旅一直在自己的佛教视野的掌控之中。在《今生》中，传主第一次与佛教的结缘发生在幼儿时期，传主出生以后，一直在不住的啼哭。请医生来看过了，请先生来测算过了，还有“姜太公在此”的符咒也贴过了，始终都诊治不了，后来母亲把他领到城里一处叫白衣庵的寺院里，请了一位法师给他当护持，并取了一个法名叫天保，还让他穿了一件用细碎的布片缝制起来的衲衣，从那以后，才停下来不再哭啼，渐渐地好起来了。对于初次与佛结缘，何士光在当时是没有清醒认识的，而在《今生》中却被赋予了“生来与佛有缘”的意义。初缘给了传记叙述一个起点，给了传主生命历程一个因果联系，以后的叙述和生命历程可以说就成为了“缘分”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何士光叙述的基本思路是由他领悟到的三种生命状态思想所引领的。他认为，“人们能够有的寻觅和努力，是沿着这样三种方向，或者这样三种状态展开的：第一种状态是生活的，即是物质的、感官的和享受的；第二种状态是人生的，即是精神的、道德的和创造的；第三种状态是生命的，即是心灵的、灵魂的和信仰的。”生命的生活、人生和生命这三种状态，对应了佛教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的“三界”，也几近于我们平日所说的精、气、神或兽、人、神的生命状态。从空间维度来看，生命的“三界”可谓是生命的三个层次，而从时间维度来看，又可谓是生命的三个阶段。从整体来看，何士光在《今生》中正是把空间维度上的三个层次，投射在了时间维度上，成为了传主生命旅程的三个阶段。

　　传主的童年时期正处在生命的生活状态，寻找娱乐、满足感官欲求是他的主要兴趣。何士光通过“逃学”这一传记事实阐释了对童年的记忆。在忙碌的小学生活中，传主渐渐积累了一个念头，逃离学校去找寻自己的快乐和游戏，可当他真正实施了逃学，走进了热闹的街市后，他也只是拐进了一家烧饼店，买了一块烧饼，吃完以后感觉到的却是自由带来的迷惘，不知自己应当何去何从。他解释说，“我从这段往事之中就看见，我是不大可能沿着这条寻找快乐的路径，去找到能够吸引住我的游戏，并从中找到自己的依止的。”看来，对生命意义的寻觅还须前行。

　　大体说来，传主开始告别孩提时代，进入他生命的自觉时期是在大学毕业以后。1964年，他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黔北的一所偏远、闭塞的中学。在离开贵阳的前一天，他去了黔灵山，又一次与佛法遭遇，接受了慈悲的指引。来到黔北以后，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成为黑帮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结婚生子，过着压抑、无奈的耕读生活。但对时代、人生的思考，对生活、人生、生命本体的追寻并没有止步。他锲而不舍地读着私下收集来的书籍，开始了小说创作。1980年，短篇小说《乡场上》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随后就获得了全国大奖。他不无兴奋地来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发言、写小传。回黔以后，他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协，写小说、再获奖、编杂志、会文友、参加笔会，忙忙碌碌。可以说在生命的第二种状态里，他成为了苦尽甘来的成功人士。

　　1987年春天，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张贤亮借给了传主一本叫《真气运行法》的小册子，何士光读过以后，感觉到“仿佛因果成熟了，就会有因缘来催促你，是他帮助我从往日的固执之中走出来，走出了这样一步。”由此传主开始了广泛阅读佛家和道家的典籍，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寻找之中，得到对生命更深入一些的体验和领会。在《性命圭旨》的导引下，他接触到了灌顶、入魔、开悟和明心见性，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1993年6月2日是传主难以忘怀的一天，这一天是他明心见性，彻底开悟的转折点。他写道：“事情刚一发生的时候，我不禁有些惊愕，仿佛被什么震慑住了，连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我一动弹，就会惊动什么。过后紧跟着，一片宽阔的清明、宁静和喜悦，就在我的心里展开来了，升起来了。说喜悦如果不恰当，那就应该说不似喜悦，而胜似喜悦。

　　啊，事情原来是这样。我原来根本就不知道，也完全想不到，在我的像云絮一样地布满着的心思后面，还有这样的一片天空。现在这心思的云絮散开了，就像有一道门扉打开了，我就深入一步地，感受到这心灵的情状了。它诚然就像万里晴空一样，是清净妙明的，不生不灭的，不动荡也不摇晃的。它本来就是满足的，所以也就不需要你去寻找一些什么事物，来使它得到满足。”瞬间的开悟体验在他看来就是生命的最终、最根本的快乐。他由衷地感叹，“我回家了。”这一刻不仅从心灵的深处改变了他，并且从此以后他的生活也有了根本的改变。

　　“然而一个人即便开悟了，你在无始以来的流转之中所积累起来的因果，还有你生生世世地养成的种种习气，不是还仍然存在？这就还需要你一一地去经受，一一地去消解。你虽然明白了这心灵里有一片兰天，但是你心里的云絮，也还会浮动起来，乃至聚合起来，你也还要努力地去保持这种清明的心境，像佛法里说的那样，使自己能够‘持盈保泰’。而所有这一切，就只有经过对佛法的修习，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从那以后，在依旧流淌着的朝朝暮暮的日子里，我就仍然在佛法之中寻找着，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修习继续下去。”在开悟以后的修习中，传主选择了一切众生都能够修习的法门，最终也皈依了持名念佛的净土法门，寻觅到了生命的栖息之地。在《今生》中我们看到，皈依了净土法门后的传主，对于生命、宇宙、生死、命运、三生万物、因果、轮回等等都有了顿悟，融通了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抵达了圆融智慧的彼岸。

　　胡适先生是中国现代传记的首倡者和实践者，他认为，传记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①。《今生》展示了传主的生命历程，细致地描述了生命的转折点及其意义，这对于研究当代作家何士光及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基础，有助于阐释其作品内涵生成的创作状态和历史语境。从宏观上看，在《今生》与其创作道路的互相参照、相互阐释中，我们会发现，其创作道路与生命历程大体上是一致的。从《草青青》、《乡场上》到《苦寒行》都贯穿着深切的人道主义思想，注重揭示人的人格觉醒和恩爱情仇，而到了1990年代的散文《雨霖霖》、《烦恼与菩提》等作品中，其思想追求则转向了谈佛论道，寻求生命的终极关怀。而从微观上看，《今生》在叙述中，直接交代了有些作品像《草青青》、《种包谷的老人》《雨霖霖》和《如是我闻》的创作背景和缘起，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这些作品无疑是有帮助的。

二

《今生》不仅建构了传主寻觅精神家园的历程，而且在如何建构传主身份方面做出了修辞叙事学的探索。其叙事结构深受何士光佛学思想的影响，他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也体现在了《今生》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上，使形式成为了有意味的形式。佛法里有一种描述，叫做“瞬间三世”。何士光是这样理解的：“世界是以瞬间的方式存在的，瞬间即是永恒，瞬间之中既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只要能够把握好了当下的每一个瞬间，也就把握好了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来看，在何士光的观念中，时间与生命是一体的，对时间的体验就是对生命的体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时间是存在的视界或界域。”②但在何士光的时间意识里，生命时间的展开并不遵循冰冷的物理时间，也不遵循线性进化论时间，也不合乎“六合轮回”的佛教循环论时间。佛教循环论时间泯灭了生死之间的界限，而何士光只是截取了六合轮回中的由生到死的一段，关心的重点还是在生死之间的生命阶段。在他的时间意识中，现在即包含着过去，也包含着未来，只有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才是完整的生命状态。不过，因为何士光一直在寻觅着生命的终极关怀，这处在未来向度上的终极关怀就会映射到现在和过去两个向度上，影响到了现在对过去记忆的重构。这种立足现在，在未来引导下重构过去的时间模式，也正是《今生》的叙事时间结构。初读《今生》的感觉是，作者的叙述颠三倒四，时间线索不清晰，一会儿是现在，一会儿是20年以前或10年以前，一会儿又是10年以后或人到圆寂之时，这实际上是以流俗时间观念看待这部传记，肯定不能领悟它的时间展开方式和生命启示。其实只要我们细读以下《今生》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就可以顿悟整篇传记的时间结构，因为《今生》的叙述结构上是与此段的时间结构是异质同构的。我们不妨将引言部分的第一段摘录如下：

　　我的今生今世的日子，是在这南明河边过去的。古老的浮玉桥和甲秀楼，就一直伫立在河面上。现在我从这甲秀楼旁走过的时候，常常会把脚步慢下来，禁不住这样想：哦，再看一看眼前的这一片街市，还有河边的这些杨柳吧；对于茫茫天宇来说，这不过是一粒微尘，一处角落，一道幻影，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就是我们面对着的大千世界，是我们今生今世来过的地方了。

　　本段的第一、二句话叙述的是时间的过去，而接下来的一句则以“现在”这一时间状语引起，这是叙事的时间立足点。但当我现在再目睹眼前古老的浮玉桥和甲秀楼时，所发出的感叹却像是来自天边的灵音，是从遥远的未来对蕴含历史沧桑的南明河边街市和杨柳的一种回望，一种超脱历史和现实的叹息。千万年以后再看这南明河边的一切，“这不过是一粒微尘，一处角落，一道幻影”。随后的话语又依次回到了现在（我们面对着的大千世界）和过去（我们今生今世来过的地方了）。后面的叙述也是按照如此的叙事时间结构展开的。这种叙事时间结构在中国现代虚构性文学作品像海派小说、新时期先锋小说中还比较多见，但在中国现代非虚构性传记作品中则比较罕见。

　　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今生》的叙事结构又可以说是一个空间并置结构，一条主线是传主的生命历程，另一条主线则是邻家姑娘的日常生活。这两条线索并置交错而行，传主像一条流动的河流，邻家姑娘则如傍河的一潭死寂的湖水。传主的生命状态在不断转化，由欲界、色界，再到无色界，而邻家姑娘在传主的一次次回望中则一直为欲界和色界所囿，无法解脱利欲的束缚和对死亡的恐惧。对于邻家姑娘与传主的关系，何士光是这样理解的，“这许多年以来，有意地或者是无意地，我就常常在姑娘的生活中看见我自己的生活，也常常在自己的日子之中看见姑娘的日子；那天我在街头见到了邻家姑娘以后，便又深切地感到，我们来到这个人世上，就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这就是说，传主与邻家姑娘在并置中构成了互相映照、相互对比的关系。这种空间叙事结构的修辞策略一方面在形式上具体化了何士光的“三界”思想，凸显了无色界与色界和欲界的对比，另一方面也在两人的不同生命状态的对比中，诱发了众生对他所皈依的净土法门的向往，达到了明显的修辞效果。正如前文所言，从整体来看，何士光在《今生》中正是把空间维度上的三个层次，依次投射在了时间维度上，成为了生命的三个阶段。这说明叙事时间结构与叙事空间结构是紧密相连的，共同构建起了叙事结构的复杂时空体。这个时空体即影响到了传主生命历程的建构，也影响到了《今生》的意义结构和意义传达。

　　《今生》在修辞叙事学上的探索不只表现在叙事结构层面上，在叙事话语层面上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传记不只要叙述传记事实，而且要进一步阐释传记事实的意义。“因为阐释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事实赋予意义的过程”③为了更充分地表达传主对佛教的体验和领悟，达到普度众生的修辞目的，《今生》的叙事话语采用了夹叙夹议，凸显议论的话语策略。客观地说，《今生》的传记事实是稀薄的，在有些段落中甚至出现了意义大于形象的趋势，讲经说法的冲动压过了叙事。值得庆幸的是，为了补救传记事实的稀薄这一弱点，作者在阐释策略上费了很大的心事，继承发扬了汉译佛教经典的一些便于劝化众生的修辞策略。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喜欢引用佛家偈颂和佛典精粹宣扬佛理，以契众机，供人参悟。二是大量运用比喻，以具体形象表抽象哲理。其中既有比喻修辞格，也有例证比喻和寓言及故事比喻。佛典中的意象、故事等虽然不属于传记事实，但也加强了传记的形象化和艺术性。

三

《今生》的传主所皈依的净土法门虽然属于小乘佛教，但作者何士光在传记中所宣扬的思想却并不限于小乘，而是信仰小乘，不忘大乘，既讲究自度又讲究度他，以超越之法眼观世俗之人情，对现实的关怀并没有舍弃，甚至可以说，作者所建构的生命历程以及在体验、证悟过程中对生命以及生命处境的沉思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今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说他对生命终极关怀的推崇，就是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功利主义、欲望泛滥、唯利是图等各种现代性负面现象的一种反拨。终极关怀是超越生死、超越有限与永恒的途径。传主信奉的净土法门我们可以不认同，但却不能认同无信仰的生活，超越现实的精神取向。另外他站在宗教立场上对现代性的核心观念——理性主义的批判，也能够纠正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偏执，唤醒我们对审美人生的追求。但作者现实关怀的凸显与传主对佛教净土法门的皈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龃龉，作者对现实的激愤态度也消解了佛门的清净、平和、淡泊的处世态度。这容易让人对传主的宗教皈依产生怀疑，影响了修辞效果的发挥。

　　注释：

　　①胡适：《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6页。

　　②[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46页。

　　③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