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世芬

　　七十年代出生的仡佬族青年女作家肖勤以“踏实于泥土的写作”①劲头，流畅而生动的笔触，倾心抒写着她所熟悉与热爱的那片乡土以及乡土之上的父老乡亲。与传统的乡土书写不同的是，她的笔端更多地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生活的复杂面貌。在对乡土人们生存状态的细致描摹中，她把对人性的永恒思考，置于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关于自身的生存环境、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现代人文关怀中。

一、乡土叙事的苦难超越

不可否认，以多年乡村基层工作者的经历与身份，通过写作传达对乡民的同情甚至为民请命，这几乎成为肖勤小说创作的原动力。这种表达直接秉承了古典文学中“悯农”的人道主义传统，其对于现实乡村的关怀精神自有其振聋发聩的效果。

　　《暖》《云上》和《金宝》等便均是此类作品。《暖》中作者集中笔墨刻画了一个只有十二岁的“留守”女孩小等的形象。小等和年迈的奶奶留守在家乡，艰难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着与外出打工的母亲团聚的一天。小等的勤劳、质朴、天真，以及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能干，读来都让人倍觉心酸。《云上》中塑造的少年岩豆和姐姐荞麦是一对苦命的姐弟。生长在贫困家庭中的两姐弟不期然地遇上了一场“人祸”。因为不堪忍受村支书儿子的凌辱与挑衅，弟弟防卫过当误杀了他。不懂法理的姐姐却被村支书要挟利用，用清白的身体作了其跑官的筹码。小说《金宝》中的爸爸郑老四是一个潦倒的上访专业户。为了宝贝儿子金宝，他偏执地与镇派出所为敌，屡屡上访控告派出所，终于成为一个遭人利用的“上访油子”，耗尽心血，最终仍未能逃避儿子痴傻的凄惨结局。

　　“做一个懂花的花匠、懂药的药官。”②这是肖勤的写作理想。所以她的乡村叙事绝不是只有对苦难的展示，更有对苦难的犀利解剖：倘若不是因为父母执拗地总想生一个男孩因而弄得负债累累东躲西藏，又怎会造成小等小小年纪便孤苦无依，最终在雨夜触电身亡？荞麦如果不是对法律“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茫然无知，不是誓要保护弟弟这棵家中的“独苗”，又怎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处子的清白而被权术所玩弄，最终悲愤之下杀人犯法？郑老四如果不是想要通过上访敲诈一笔钱来供养儿子今后的生活，被贪财的念头蒙蔽了良知，又怎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拿自己的健康和尊严作赌注一再上访，最终只落得痊愈的儿子重又变疯的凄惨下场？在对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期的乡村人们的保守、愚昧和贪婪等负面人格的批判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肖勤的乡村叙事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关于“启蒙”的主题。无可否认，正是种种负面的人格，才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尊严的沦丧，才导致了人本质意义上的“自由”的丧失，人由此沦为“非人”，落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中。肖勤关于“乡村民性”的思考无疑凸显了现代化进程中底层人们的文化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只有实现了“人的意识”的觉醒，乡村现代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再者，肖勤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乡土叙事更呈现了对人性和正义的坚持、良知和理想的坚守。“难道苦难与控诉才是乡土文学的魅力吗？”③“乡土是五味杂陈的，而非一味悲苦。”④《暖》中的小等，尽管失去了母爱的关照（她的母亲在金钱的压榨下已丢失了母性），但通过村主任周好土和瘸腿的庆生老师，作者对小等的人生施以浓郁的乡情，以此来化解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的无情与尴尬。《云上》中的副镇长黄平，以丢官罢职的勇气和代价还了荞麦事实的真相，那就是她的弟弟根本无须为杀人而偿命，那是正当防卫。《金宝》中的派出所所长李春尽管气愤于郑老四无理取闹顽固上访最终毁了自己的前程，但终究还是无奈而大度地宽赦了郑老四。作者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来超越苦难，这无疑在拓展乡村苦难叙事的思想空间的同时，又提升了它的审美品格。

　　在读过一些当代苦难叙事的作品后也许会不自觉的产生一种看法：中国作家对于苦难的认识都是存在于一种想象之中，换言之中国作家的苦难叙述是一种转述过程。但就肖勤的小说而言，她对于苦难的认知绝不是集中于苦难和死亡所带来的个人的生命感受状态，而是通过这种状态渐进地挖掘更深入的内在。因此她的苦难表述始终是走向纵深的。这样她所表述的人物生存状态也就不是仅仅停留在展现的层面，而是走向更为内在的精神支撑。在肖勤这里，对于苦难本身表现出的是足够的畏惧，它向人们展示了高尚，传达出中华民族的精髓：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正是依靠小等、荞麦的坚韧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肖勤的乡村叙事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小说书写苦难的目的性本无须太强，这样做并无损于它应有的魅力与深度。

二、乡土人生的现代观照

当西方现代性“被引入中国时，它们与华夏本土的丰富传统杂糅对抗，注定会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王德威语）。这种“多重的现代性”必然包含了现代和传统、革命与审美、精英与大众等关系的碰撞与互动。时至新世纪，这种“多重的现代性”在乡村叙事中会以何种方式呈示呢？肖勤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思考。

　　《返魂香》和《霜晨月》是发表在《芳草》上的两篇小说。与《金宝》《暖》《云上》等作品相比，其中蕴含的现代性因素似乎更为丰饶。两个作品分别以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老季和莺闹村老村长庄三伯为中心展开一段人生。知书识礼的书生老季由于只擅长写一手漂亮的公文，因此趴在副职上总也扶不了正，眼见着就连公文写的极烂的下属王启祥也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霜晨月》中的庄三伯则是一位威望极高的村干部。为了带头修渠，他甚至牺牲了挚爱的妻子霜月。为了通路，他准备再一次牺牲亡妻，把她的坟头挪走。最后庄三伯以自己和独子的两条性命换取了筑路的通畅。两位乡镇干部的事业信条毋庸置疑都符合传统认知。老季的兢兢业业、不善交际，不屑于整天周旋在领导身边，恰是古典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体现。庄三伯身体力行了一辈子的事业指南更是“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老季和庄三伯奉行儒家之士的人格追求，他们在伦理道德上的修养似乎不仅是个人，更是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这完美德行于悄无声息中不动声色地剥夺了他们的伦理幸福。小说正是在这组道德与自性的天平上，关注生活与道德的砝码究竟孰轻孰重？肖勤在对两位主人公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的沉思中，摒弃了世俗的道德化设计，让生活亮出它本来的底色。

　　小说将庄三伯置于现代人伦的拷问中，质疑他为公义而牺牲人伦幸福的正当性，并且追问一个长久被忽视的问题：总是被“舍己为公”的思想笼罩着的“父母官”，实际上也只是有着种种局限性的人罢了。在“原则与人情”这组关系中，庄三伯的生命并未因为修渠筑路而圆满，与妻子儿子不能共享天伦，他的人生因此便只能是残缺遗憾的。庄三伯正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现代悲剧形象。

　　如果说庄三伯是一个被“类型化”了的官员形象，那么老季就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千里马”了，“伯乐难遇”是他此生最大的悲剧。老季的遭遇从反面证实了他的清高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因为这清高的价值只能体现在古典语境中，那是士大夫人格独立的一种表现。可放在如今这个处处标榜个性，但更提倡交流互助团结合作的时代，缺少了集体精神，老季就如同被抽走了脊梁骨，只能软塌塌地倒在地上任别人踩了。由此来看王启祥等人，虽然也有精明得让人厌弃的地方，但他们的“不合常规”恰恰也就是他们得到升迁的名正言顺的理由。作者于不经意间似乎探讨了一个现代为官之道的话题。但在同时，作者将另一条支脉更伸向老季耐人寻味的私人生活。

　　现实中，人们按照规定好的标准和思想意识，以一种“类”的方式生存与生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状态。而这种“类”的生存状态，必然是以牺牲人的个体性为前提与代价的。于是，个体存在的真实性、主体内部的极端复杂性，逐渐成为被刻意回避因而难以企及的话题。世俗对老季的关注在于他能否升职，这是评价他是否成功的标志。而对个体而言，成功绝不仅在于升职与否，更在于是否能在纷繁芜杂的物质世界中摆脱虚无、恢复自己心灵的自由，能否心态平和从容愉快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返魂”的过程，正是“失魂”了之后的寻找和回归。老季如此，庄三伯亦是如此。《返魂香》和《霜晨月》中因为蕴含了现代个体生命中难以克服的悲剧因素让人深思：身处当代社会，希望和虚无、公义与私情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在此，人很容易表现为“非人”的特征，即人的不存在、人的被化为虚无。通过两篇小说，肖勤既揭示了现代乡土人生的真相，又展现了现代乡村的一种可能生活。

三、民族文化的现代指归

樊星在谈及中国当代现代主义小说时曾说：这些作品“既借鉴了西方的创作理念和手法，又融入了中国作家对民间神秘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独特理解”。⑤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肖勤小说，也因其小说中特殊的民族书写而带有了现代主义的特征。

　　《返魂香》中作者设置的老季随岳母来到布依山寨香车河一段笔墨虽少，却意味深长：

　　到了香车河，岳母带着老季和何木林穿过油菜花地和寨子，顺着溪流走到竹林边的一架水车旁，木碾头正随着水流的力量一下下砸在碾槽里，发出啄木鸟啄在树木上亢亢亢的空响。……水滴滴答答从竹筒里流出来，滴到碾槽里，天长日久的浸润，碾槽黑油发亮，带着淡淡的药草香和水腥味。

　　在香车河，老季终于摆脱了那种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沮丧与恐惧，产生了久未有过的欣喜与冲动。正因为这个充满香氛的神秘世界，他才终于完成了对灵魂世界的探索，从世俗的功利中“返魂”归来：“越简单的香越清淡，跟过日子一样，想法越简单，过得越长久。”香车河于是成为一个具有隐喻性质的精神通道。

　　而在小说《寻找丹砂》中，“丹砂饱含的民族记忆、民族意识”⑥使小说具有了更为强烈的隐喻意味。爱唱山歌的奶奶想要借助丹砂走过那条从阳世通往阴间的黑路，冲破路上的鬼魂，和“他”在那个世界相聚。因为“丹砂红是世界上最驱魔的利器”⑦。堂祖公始终认为最终没能得到丹砂的奶奶趁着“我”的降生将魂附在了“我”的身上。随着年岁渐长，“我”渐渐知道了奶奶的一段美好姻缘曾经毁在堂祖公手里，堂祖公因为一百元钱“出卖”了奶奶，导致奶奶与心上人劳燕分飞，饮恨终生。堂祖公冲傩驱魔一辈子，却冲不了自己的傩驱不了自己的魔，最终在恐惧和悔恨中死去。

　　小说中借丹砂设置了此在世界、彼岸世界与联系两个世界的神秘通道。主人公们似乎能在生活空间与灵魂世界中自由穿行，他们之间又有着神秘的精神通道。作家叙述的重心显然落在了这条精神通道上，它显示出黑暗、混乱和不可解释的特征。对这条通道，死亡的奶奶和堂祖公都必须通过，于是他们既有在其中强自挣扎奋力抗争的渴望，又有无可奈何随波逐流的颓废，这似乎暗示着人们在通向彼岸世界的道路上那种于无限广博幽深的境域中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沮丧与恐惧。这一空间意象的设置，明显带有隐喻意味。只有神秘的灵魂世界才能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通过这条黑暗通道，他们就可以抗拒庸碌无为的生命存在状态，努力完备和发展自己，实现自己身上种种的可能性。

　　收了米油在手，不如存了丹砂在心。

　　堂祖公的这句临终忏悔，既道出了丹砂的道德启蒙作用，也多少道出了他冲破黑暗通道到达灵魂世界的热烈期盼和坚强决心。的确，在世俗生活中，咄咄逼人的他者总是以事实存在，个体因此难以逃脱受攻击、被阉割的处境，也就难以达到真正的自由。人性如果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一面，那么等待人类的将是绝望、无聊和醉生梦死。而人的这种超越，是作为人心的一次深层次的探险，它要动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从未严格反思过的一切行为、习惯、规范甚至“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就是丹砂的警世作用。

　　肖勤小说中这些充满民族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表达，在诗意与美感中努力化解了生活中的苦难，体现了人们对存在的不同理解。可以说，这些具有现代主义气息的民族书写确实影响并最终决定了小说的审美范式、表达效果以及思想深度。

　　注释：

　　①③④肖勤：《扎根于泥土的写作》，《民族文学》2010年第3期。

　　②肖勤：《伤口之上的花朵》，《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2期。

　　⑤樊星：《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⑥肖勤：《六十年仡佬丹砂的记忆——从悲凉到绚丽》，《民族文学》2009年第10期。

　　⑦肖勤：《寻找丹砂》，《山花》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