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豪 汪鹰豪

　　玫瑰底色是真诚，洗尽铅华识不俗
——读叶兆言新作《玫瑰的岁月》

　　汪剑豪 汪鹰豪

　　一

　　叶兆言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一副艳丽颓废的历史模样，他喜欢穿梭于历史的时空中，喜欢通过一些饮食男女的故事，对历史作着自己的解构，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的感受和思考。他近期发表在2010年第5期《收获》上的小说《玫瑰的岁月》写的还是写爱情故事，但没有那么的历史，也没有秦淮河的浪漫，却是关乎当下，是平凡的饮食男女故事。

　　作为爱情故事，《玫瑰的底色》又和我们平时的故事有些不同，这不同就是主人公黄效愚不声不响突然宣布要和大他8岁的藏丽花结婚，我们要知道那时代可是1982年。小说的爱情就是在黄效愚突然告诉“我”要和藏丽花结婚开始的，那一年黄效愚25岁，正当男人恋爱结婚好时机，藏丽花33岁，却是一个年华将逝去的老女人，且是与有妇之夫林训东有过一段不计后果不顾一切的感情合分。自然“我”感觉不可思议，竟把黄效愚的邀请参加婚礼的话当作玩笑。虽然，大家都不当回事，但是，黄藏的婚礼和爱情以他们自己的逻辑进行。随着故事的继续，我们才知道，黄效愚爱上藏丽花是缘于对书法的热爱。从小，黄效愚就觉得自己该是能把字写得很好的人，而时处文革那个特殊的阶段，也就成就了黄效愚对写字热爱的那颗朴实之心。藏丽花书法的好也得益于文革的发生，对于别人来说关于红卫兵的记忆或是其他事情，但是对于藏丽花来说，“拿起笔做刀枪”，是她最难忘的一句歌词。藏丽花的字好，她的追求也是不俗，因此，黄效愚爱上她就是在她写字时那种对书法的全身心投入，是那种沉浸在书法中的优雅和美感让黄效愚爱上她。所以当藏丽花问他爱她什么的时候，他也只是回答“我喜欢你写字的样子”。可见，黄效愚爱上藏丽花，是因为书法的缘故。也可以说是，黄效愚因为热爱书法而爱屋及乌爱上藏丽花。

　　对于黄效愚来说，他的爱情是事业、追求与爱情的结合。藏丽花的字写得好，眼光也锐利，而且不留情面，可以促进他的书法写作，让他从俗字走向书法艺术，让他脱离那种俗气精神。因此，藏丽花就是他的精神导师也是他的精神追求。况且藏丽花确实对书法很投入很虔诚，这和他对字的热爱一个样。所以他俩的结合在俗尘中的人看来也许是很不恰当，近乎玩笑，但对于黄效愚来说，确实很应该也很适合的，有共同精神基础，而且是那种俗世之爱与精神追求相一致相得益彰的爱情。因此，我们不得不慨叹，这是一种不俗之爱。叶兆言从市井之中的俗世之爱发现了其不俗气之处。在黄效愚的不被“我们”看好不被理解的爱情中，恰有这个世界难得的不俗的爱情和追求存在。

　　但是从藏丽花的爱情来说，这个爱情故事却不是这样讲述的。对于藏丽花而言，她不敢也无法相信黄效愚大他八岁不在乎的爱情，或者说是不甘于就这样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安放于她认为俗气，比不上自己的这么一个人身上，因此不停的折腾爱情和婚姻：婚外情、离婚、在家里不停任意使唤、打击甚至故意在内心忽略黄效愚，等等等等。但当婚姻发展到到最后，却发现，无论是世俗生活还是艺术生活，二者已经无法分离了，两人的生命过程包括艺术生命都相互依存，无法分离。小说写道，藏丽花最后知道她的艺术无法离开黄效愚，因为离开黄效愚的眼光，她不知道自己作品的好坏了，她失去了对自己的独立判断以及对好坏的判断；而黄效愚也意识到，没有藏丽花的严苛监视，没有藏丽花对他不俗的要求，他自己无法做到书法境界的提升，尤其是当小说故事最后，藏丽花发现得了不治之症，几乎不治身亡的时候，黄效愚发现，没了藏丽花，他竟然找不到写字的意义所在。因此，对于他们二人来说，爱情不仅仅是爱情，而是生命的融合，不仅是世俗生命包括艺术生命也如此。

　　小说故事对于爱情意义的揭示，对于当下这个浮躁的世界，对于我们把爱情和精神追求、和事业分离的观点，对于爱情与平凡不相容的看法，有着很好的警示意义。它提醒我们，好好审视我们自己平凡的人生，告诉我们在世俗的生命过程中，其实存在不俗的精神和美感，只要我们怀着对于不俗的追求。我想，这正是这篇小说中的故事的意义所在，也是这篇小说在当下不俗之处！它超越了我们当下的思考，或者更准确的说，它提醒我们重新打量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这种提醒很难得。作为一篇小说，其实提醒也是一种不俗，也是写作的意义所在！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世俗和物质的世界。

　　二

　　但是叶兆言小说的意义之处，当然不仅仅在于故事的提醒，这篇作品的结构也是很具匠心的。小说看似一个爱情故事，但细思考，它实际存在一个双重结构，在爱情的内核里还包裹着一个关于艺术的故事。从小说的章节安排来说也是如此。小说的章节其实是按照藏丽花的故事和黄效愚的故事到最后藏丽花和黄效愚两人的故事这么一个结构安排进行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小说看似把爱情作为叙事的外壳，以黄藏二人爱情发生的过程为表，内里却是把艺术的感受和认识作为中心，藏丽花和黄效愚分别代表各自不同的艺术能力和艺术认识，最后在各自的艺术发展和认识过程中，却发现二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就和爱情一样。这一点是通过黄效愚的艺术追求过程来展现的。黄效愚的爱情过程可以说是对艺术的追求过程。他学习写字是因为一个小女生，在朦胧的青春时代，作为革命象征的文革时期，竟然成就了他走向艺术的标志，给了他时间和机遇去学习写字。而藏丽花身上对于书法境界的不俗理解，让他得以看到艺术的另一境界，因此，他爱上藏丽花，是因为藏丽花对于书法的狂热和全身心投入，尤其是她沉浸于书法挥洒的样子。所以他说他“喜欢她写字的样子”。这显然是一个艺术的符号和表征。而后与藏丽花结婚后，他是在藏丽花严苛的监视以及不俗的警戒之中慢慢得到提升，并且因此融合了藏丽花的优点和自己的优点，从而使自己的艺术得到大幅度提升，从俗不可耐的馆阁体而真正进入到高境界。

　　同时，黄效愚取得艺术大成就，超越藏丽花艺术境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长期处于一个被忽略被敲打的处境下。这个处境在小说中是以爱情和婚姻的形式来表达的，但这又意指和象征一种书法写作状态，正是因为处于这样一个被忽略被敲打的过程中，黄效愚从而摆脱了被艺术之外的金钱、虚名、功利等干扰，而藏丽花虽有大才但是在很多非艺术事务的干扰下，逐渐对艺术失去了热情，对艺术美与丑失去了判断，竟至最后沉湎于俗世事务之中而不专注于艺术的创作。而黄效愚恰无这种艺术之外的身累，所以他的艺术境界反超越了藏丽花，取得同代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这一点也正和小说故事的爱情外壳一致，黄效愚的爱情正是执着于对爱情存在之所的美感的追求，所以他没有了那些常见的对于爱情认识和追求的俗世之见，他也没有在乎藏丽花大他八岁，因为在他心里，他对藏丽花的爱情，就是在乎爱情存在美感，而不是年龄家门只第等，但是藏丽花则有俗雅之分，把自己沉落于世俗的年龄等爱情外的干扰之中，所以她不敢相信黄效愚的爱情，以致婚后折腾不休。但另一方面，这种折腾也更反证了黄效愚执着于爱情之美的追求。这一点也其实也是艺术与爱情相通的地方！这也是这篇小说双重结构之交合的地点。

　　叶兆言在这篇小说中，他是把爱情与艺术等同。小说继续了他一贯对于历史对于生活的解构，他在这篇小说中也同样解构了我们对于爱情和艺术的理解。在小说中，艺术其实就是爱情，爱情就是我们的俗世生活，就是一种生活本质的美感。只要是真正追求人生本质美感的人，他就能在生活中中发现爱情，就能发现艺术。也许对于叶兆言来说，他在这篇小说中要表明的是，爱情、艺术、生活。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无论对于哪一种的真诚追求，我们都会发现，艺术的、精神的美感、爱情的美感、生命的美丽、生活的美好，都在其中。所以，黄效愚在他对书法艺术的热爱追求中，他找到了他爱情之美的存在，找到了艺术与爱情融通的地方，也使他的生活与爱情和艺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三

　　叶兆言的小说，文字一般很艳丽很唯美，在以前的那些小说中，他的文字总内在有几分唯美的颓废气息。但是在这篇小说中，语言文字确实很白话。或者说，完全是日常市井口语味道，书面语的色彩都很少。我们看小说的开头：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是一九八二年，那一年，黄效愚二十五岁，藏丽花三十三岁。女方比男方大了八岁，这在当时很出格，婚礼也没几个人，馆子里吃一顿，那年头也没包厢，大堂的角落事先订好席位，就一桌人。

　　这些语句都很短，完全是口语的方式，包括行文的句式，也是口语式的顺序，而不是书面语一贯遵循的时间地点状语在前主语状语谓语补语定语宾语这样的句式，而是用判断词来引领：“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是一九八二年”，完全是口语中对于说话内容的突出，而不是标准的语法语言，是活的实践话语形式。这样的开头，显然使整个小说的基调定格于很日常的平淡的生存对话形式。而这小说也确实如此，所有的故事情节，很平淡，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也没有悬念，更没有好看的细节，即使是藏丽花婚后情感的折腾，都是三两句话简简单单干干巴巴的就说过去了，而没有引人注目的细节与大肆渲染的文字，简直是毫不吸人眼球。

　　整个小说的叙述语言实际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我”的带有回忆色彩的平淡叙述，格调很淡，情感也不怎么波动，很平静，色彩一点没有什么起伏，偶尔才见它有几句议论，主要是介绍当时大致的生活状况什么样，不加废话也不多加感情语词。这些叙述语言与其说是叙述故事，倒不如说是对历史的一种个人的回顾，而且回顾的重点不是人不是事，是当时的个人经历的状况，对黄效愚和藏丽花文革时能做什么为什么有环境让他们从事书法学习作解释，毫不动人。但正是这样的叙述语言，却让我们看到叶兆言对当下关于文革时代和历史的回忆话语，做了解构，他对那段特殊的历史，做了很平淡也很平民化的解构，把它还原于过日子，普通人生活状态的环境，而不是革命、红卫兵等叱咤风云、激荡人心等等的红色革命年代，也没有那种纷纷乱乱，而是沉浸于自己个人爱好那种平静的平淡的普通日子状，毫不他顾，也不会去关注周围的各种变化。这正是藏丽花和黄效愚共同的特点。他们对于生活中的艺术美感和精神追求的特点，才是他们最基本的个性，也所以，藏丽花对那个时代不是广场、毛主席、扒列车、广阔大地游荡……而是一句歌词：“拿起笔做刀枪”，这才是他们很特别的过去记忆。也是他们真实的过去状态。所以，这样的解释态的日常口语式叙述语言，恰能把对历史的个人理解和个人状态呈现出来，也对很多共性的历史记忆做了叶兆言式的解构。也正是这种解释态的叙述语言，才使我们更可以轻易的进入到主人公的心灵，对主人公有着懂和理解，和小说的主题契合。

　　另一方面，小说的故事细节都是通过对话语言来呈现。这篇小说除了解释态的叙述语言，就是对话语言。这些对话语言也是很简单甚至有点乏味，只是在对话中偶尔插入一些对于对话者的神态的语言描写。这样的细节语言，确实很细节，都原生态，口语。但正是这样的口语原生语言，简单但有力，对两个主人公的个性和心灵的坚定却有着恰如其分的描述，很贴切。无论是黄效愚还是藏丽花，他们能在文革那个时代，包括后来的改革开放时代，它们都是很热闹纷繁变化，能够做到心有所属，专注于对书法艺术的境界提升，在平凡的生活里过的很有美感和艺术，应该归功于他们能摒纷繁于外而独察美感那种独特个性。因此，这种对话语言，恰是对他们个性的传神表达。如果换成另外的语言，也许不能达成这种意境的提升。

　　因此这篇小说读起来和我们印象中读《艳歌》《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作品完全不同的感受，一安和平静，一颓废媚艳；就是和《马文的战争》也不同，一平静儒雅，一平淡躁急。也正因如此，对于这篇小说，我感觉或许是叶兆言对于艺术理解境界上的变化的表现。这篇小说的主题显然是以爱情作为幌子，把他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过程中美的感受和艺术等同起来，认为，生命的美的感受，关键在于心灵对美的坚守，有美的心灵才有美的生活和生命，而艺术也不是在热闹和喧嚣中存在，真正的美的获得在于我们看不到的平静的平淡的被忽略的那些默默的角落里。也许某一天，我们回头，或者某一次，我们突然对某些细节或人或事有了大吃一惊的感受，他们/它们原来是那样的美，达到我们日常所无法企及的美好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叶兆言的这篇小说，才是这样的淡、平、静吧。我也愿意相信叶兆言的体会，生命的美在淡、平、静之中。这又好像很古典很儒雅。

　　汪剑豪井冈山大学

　　汪鹰豪江西永新县文竹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