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隆重推出的第一篇文章，是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兰珊德教授的《文苑之秘宝——〈文心雕龙〉意大利文全译本“引言”》。实际上，兰教授的《文心雕龙》意大利文全译本出版于二十多年前，其“引言”自然也是旧作，且其部分内容的译文曾以《与亚里士多德〈创作学〉相媲美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为题，在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第一辑(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上发表过。但一来那篇译文只是这篇“引言”的缩写，篇幅只有全部“引言”的一半多，且流传不广；二来其汉语翻译有些不确之处，如将陆机译为吕骥等。因此当朱文民先生提议将兰教授的全文译出发表时，我觉得很有必要，便与兰教授本人取得了联系，且得到了她的赞同，她还不辞辛苦，不仅认真审阅了译文，而且又专门补充了西方新近出版的有关“龙学”的重要论著目录，从而为这篇“旧作”增添了新意。
当然，现在发表这篇“旧作”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兰教授的“引言”虽写于二十多年前，但其中的观点可能仍然代表了欧洲人对《文心雕龙》乃至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看法，这些认识于今天的“龙学”仍有不少启发意义。兰教授说：“《文心雕龙》可谓是骈文的最好范例之一： 句子都强制性地组成符合韵律的四字模块，在语法、句法、音调和语音上都平行相连；这些平行结构在组合的时候要求严格、准确，有时候，一个单独的元素就可以改变一句话表达的意思。因此，推理论证是在逐步渐进的韵律排比和迭代中推进的，对于西方读者来说，看起来可能显得有些重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谨慎的过程，通过一点一点不断地增加含义，来展开推理论证；由于互文的层理性，这些含义的增加看起来遵循着一条原始的道路。有时候，作者好像一直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却运用含义的微妙变化或隐藏在简短典故后的新的意象来引领我们迈出崭新的一小步。”我觉得，这种对骈文的认识以及对刘勰论证特点的说明，是非常精细而“深得文理”的。她认为：“与众不同却又平实的意象与看似不协调的事实之间的联系、利用伟大经典制造的丰富隐喻和精心推敲的互文习惯，这一切构成了刘勰著作脉络的基本方面，他的著作不仅体现了对于繁杂内容的大师级的驾驭能力，而且还是一些实践做法的创始者和拥护者，数个世纪以来，这些做法已经成为博学之士的习惯了。”这种对《文心雕龙》的基本认识，也不能不说是准确而深刻的。兰教授指出：“这部作品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财富其实是构成这部作品的全部五十篇所赞颂的书面符号的魅力——‘文’的真正胜利，以及这部作品所有文字的潜在组合所带来的神秘与蕴藏，这一切最终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文学思想资源。这份宝贵的财富在许多方面还是未知的，不仅对于今天的西方世界而言是如此，很大程度上对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因而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这话是二十多年前说的，但笔者觉得，放在今天仍然是合适的。
至于对《文心雕龙》一些具体论述的看法，兰教授也颇有独特之见。如谓：“实际上，第四十五篇(《时序》)就确定了一种文学与国家现状的稳定联系，政权的辉煌和衰落跟优秀文学的兴盛或凋零是一致的。这里谈到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其目的从来都不是取悦)，而是一种有意识地对人们进行教导的作为权力工具的文学。刘勰认为，我们需要围绕着永恒经典所构成的支点重建这种文学，而永恒的经典本是至高无上的典范，自从汉代以来，却像一条淹没在泥沼中的壮美巨龙(见第四十五篇《时序》)。写作必须再一次成为受到尊崇的工具，来形成并巩固共识，在文学和权力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在中国，直到今天，这种关系几乎始终未被打乱，除了极少数特例以外。”这种对《时序》篇的解读，与我们历来的认识或说法颇有不同之处，却可能是离刘勰本意不远的。所谓“写作必须再一次成为受到尊崇的工具……在文学和权力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乃至“直到今天，这种关系几乎始终未被打乱”，笔者觉得可谓发人深省的识见。又如兰教授指出：“来自‘万象’的刺激和阅读经典文本获得的知识财富之间的平衡是困难的，探讨这种困难的平衡，正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作出的一种调和的努力。他一方面承认个人天赋的重要性，即能够捕捉最微小的灵感，如第四十六篇(《物色》)中说：‘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但天赋只有通过不断阅读经典文本进行培养和打磨，才能最终体现出来，因此经典文本对于任何艺术表现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便体现出刘勰思想的独创性： 知识有利于个人感受的丰富和发展，却不能像腐儒那样保守地沉迷于经典，为经典所束缚。”应该说，这里指出的这种写作上的“平衡”或矛盾是非常犀利而精到的，实际上，这一矛盾到严羽仍然被讨论，所谓“别材”“别趣”说，但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却很少有研究者予以指出。
“文心雕龙”栏目下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笔者的《中国大陆百年“龙学”的六个时期》。本文可能是第一篇专门探究百年“龙学”分期的论文，这可以说是“龙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以为，对近百年大陆“龙学”发展阶段的分期，既要考虑“龙学”自身的特点，更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以便能够较为准确地区分其历史阶段，从而更好地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开辟未来的道路。着眼近现代“龙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笔者把近百年大陆“龙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阶段： 一是从二十世纪初至1949年，可以说是“龙学”的初创和奠基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可以说是“龙学”的重要发展时期。三是“文革”十年，则是“龙学”的停滞和倒退时期。四是从1976年至1989年，可以说是“龙学”的兴盛与繁荣时期。五是从1989年至二十世纪末的十余年时间，《文心雕龙》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可以称之为“龙学”的徘徊和反思时期。六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乃至国学热的兴起，“龙学”进入新的开拓发展时期。
另一篇是赵亦雅的《中国文论话语还原的可贵实践——杨义诗学思想新议》。文章指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诗学”和中国古代话语体系中的“诗学”，二者含义是不同的，杨义先生的诗学著作，回归了传统“诗学”，着意发掘中国诗人的原创性诗学智慧。如“他反对用有经学色彩的‘爱国主义’和来自西方思维的‘浪漫主义’这样貌似崇高却又难免流于空泛的术语去套在屈原的身上，因为这样便不能‘使这位旷古奇才在世界人类诗史上占有一席无以代替、甚至难以企及的富有理论说服力的位置’。他总结屈原诗性文明的开拓的三条贡献： 第一，充满神幻色彩的心灵史诗《离骚》中‘重华情节’‘求女异行’，体现的是追求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相融合的文化梦。第二，《九歌》开拓了特异的民间智慧进入文人传统的巨大潜能。第三，屈原诗学创立了与中原的《诗经》美学不同的另一种美学形式。前者以神奇想象、热烈情怀、发奋抒情为特征，后者强调的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应该说，这些认识确实是富有独特见解的。亦雅指出，杨义先生在他的诗学著作中再三强调直面经典作品本身，他说：“我以为最有效的诗学建构起点，在逻辑上应该是经典重读和个案分析。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诗人在人类思维史、文明史和诗歌史上是有原创性、有专利权的。拥有中国这么丰富深刻的文化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流的诗学理论。所以我们要发现原创，把发现原创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基本的思维方式。”当然，这与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还不是一回事，却又是密切相关的。
在“文之枢纽”的栏目下，我们首先推出著名美籍作家、学者林中明先生的《刘勰文论的创新与诗学的局限》一文。与兰珊德教授的文章一样，这也是一篇“旧文”，是林先生十多年前参加在深圳大学文学院召开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后来进行了修订，却一直没有公开出版过。林先生是美国硅谷的科技精英，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于《文心雕龙》尤有会心之解和精妙之论。林先生认为：“我们要想认识一个真正的‘大师’，必须有‘瞎子摸象’的精神，从多方面来摸索，作片面性的评价。譬如，他曾抓住机会，孤身奏改二郊祭祀以清净蔬果，取代数千年来(包括中西人类)以残忍的流血牺牲来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这是极其大胆的‘反传统’主张和‘自反而缩，虽千万人而往’的果敢行动。”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思路是颇异于流俗的。如文中指出：“《文心雕龙》中还有一个突破汉儒传统，回归继承《诗经》和孔子的特别篇章： 《谐讔》。进步的文明，因为文化的开放，都会注重戏笑的娱乐，和‘文胜于武’的幽默戏剧、讽刺文学。……对于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民族’(鲁迅评中国人的幽默感)来说，我们回顾东方文学史，不仅要对刘勰的《谐讔》篇致敬，而且面对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高度发展的幽默品位，和对照当前流行‘无厘头’式的笑闹，和有些人引以为豪的‘全民乱讲’剧目，我们多少要感到一些‘幽默感’不进反退的惭愧。”这样的认识和言说方式，颇有天马行空、羚羊挂角之风，显示出林先生会通中西的学养和思维方式。他认为：“刘勰真正的突破和大创新乃在于他才兼文武，胆识过人，竟把《孙武兵经》消化之后，或显或隐，不见斧凿之力地化入了他的文论，于是他能站在兵略的‘知识平台’之上，以‘文武合一’的新视角来讨论文艺智术，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文论经典，为世界文论开启了一扇新的天窗。”又说：“刘勰在《文心雕龙》最后一篇《程器》的最后一段写道：‘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言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这可以说是全书的结论重话。”这些对《文心雕龙》的认识和评价，既以刘勰自己的论述为根据，又充分显示了林先生的慧眼独具。林先生还指出：“然而学术上优于分析者常弱于感性，复因时代限制而闲避情诗。青年时代的刘勰在定林寺写书时，或尚未能深刻了解陶渊明诗文中之情操与隐秀。因此刘勰似未能‘明诗’中关雎之情，和洞见陶诗中‘隐秀’之义。此其诗学之局限，亦为《文心雕龙》之‘白璧微瑕’。”
“文之枢纽”栏目的另一篇文章是魏伯河先生的《走出“自然之道”的误区——读〈文心雕龙·原道〉札记》。魏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原道》所‘原’的‘道’是什么，本来不应成为问题。因为在刘勰此书的理论架构中，道、圣、经三位一体，合则为一，分则为三，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也。刘勰以此为‘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论。在这一‘枢纽’中，既然刘勰所‘征’之‘圣’是儒家的周、孔，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所‘宗’之‘经’是儒家的五经，那么顺理成章，所‘原’之‘道’也只能是儒家所尊奉的道，而绝不可能与之背离或有大的歧异。”他进一步指出：“在刘勰看来，‘道’就是‘道’，而且只有一个，就是伏羲氏(庖牺、风姓)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最先予以揭示，中间经由文王、周公的推演和阐发，最后由孔子集其大成给以完美展示，为后世儒家所秉持和尊奉、也应当为人世间所普遍认可的‘道’。而这种‘道’，集中体现于《易经》之中。……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又是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的‘道’，称为‘易道’‘天道’‘神道’‘大道’，或简称为‘道’，都无不可，至少在我国古代士人心目中，无须解说，不言而喻，不会产生歧义。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另当别论，而如果还原回当时的语境，在刘勰所处的时代，这一问题在学者文人中却属于普通的常识，极少有人会提出疑问。”应该说，魏先生所言是不无道理的，这种回归问题本原的思路更是笔者所赞同的，但刘勰所原之道是否真的如此简单，许多研究者指出的“自然之道”的问题是否是一个“误区”，笔者认为仍是大可商榷的。刘纲纪先生便曾指出：“刘勰所讲的‘道’是《易传》所讲的‘道’，但又引入了道家的‘自然’观念以及汉代王充等人所特别重视的‘气’的观念，从而形成了具有刘勰自己的特色的‘道’论。”实际上，魏先生此文的一些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但凡为真诚之探索，皆有益于“龙学”的发展也。
在“论文叙笔”的栏目下，我们刊登了三篇各具特色的文章。首先是陶礼天教授的《中古诗论与儒家诗学——〈魏晋南北朝诗论史〉序》。该文是陶教授为梅运生先生《魏晋南北朝诗论史》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序文以“导读”的方式进行叙述，力图客观地评述梅先生原著，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对该书《概说》内容进行了简介，二是围绕该书关于中古诗论史四大类型的研究内容进行评述，主要是就第一种类型的论述加以介绍，三是以举例形式，说明该书的诸多创见。通过陶先生的评述，说明这部《魏晋南北朝诗论史》是作者的代表著作，在扎实的文献考辨和已有的丰富研究基础上，厘正廓清了许多存在的问题，在总体的学术大判断上，该书实事求是，以自己的研究所得为裁断，突出地强调中古诗学主要都“尊奉、沿用和发扬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这就与诸多研究论著不同，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古文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从而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显然，陶教授的序言不是泛泛之谈，而是言之有物的学术史评，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梅运生先生《魏晋南北朝诗论史》一书，而且对中古诗学的把握也不无裨益。礼天兄此序数易其稿，一丝不苟，其对业师的恭敬，其于学术的认真，令人感动。
其次是孙兴义教授《关于“〈诗经〉文学阐释”之内涵的分析》一文。孙先生指出，《诗经》的所谓“文学阐释”，是只有在其被当作“文学作品”对待之后，才会凸现出来的。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对待，向来被视为现代《诗经》学的核心问题，其实质，亦即闻一多先生所谓“用‘诗’的眼光读《诗经》”。因此，此种阐释路向意味着驱散笼罩在《诗经》头顶的重重经学迷雾，而使得其“文学性”光辉散发出美的魅力。可以这样说，《诗经》的艺术问题就是建立在对其“文学性”体认的基础之上，“文学性”成了所谓“《诗经》文学阐释”的关键因素。孙先生认为，《诗》的文艺性是任何读解方式都无法完全避免的，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来自于阐释主体，另一个来自于文本客体。这两个原因都使得《诗》的文学读解不可避免，问题只在于这种读解对《诗》之“文学性”强调程度的轻重不同而已。如《诗》的“比兴寄托”，就其本身所具有的表达效果来看，原本是无所谓经学也无所谓文学的；其经学或文学的内涵，完全由阐释者的立场或态度所决定——在经学家眼中，“兴”即是“微言大义”的最好中介，而在文学家眼中，“兴”成为“立象以尽意”而使情与景“妙合无垠”的最佳方式。可见，《诗》中之“兴”并不必然地具有经学或文学的性质，但它一定是使得经学的《诗》向文学的《诗》转换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转换的彻底与否，亦可视为《诗》之经学读解与文学读解的一个重大区别。又如《诗经》中所传达之性情，孙先生认为也并非必然地就带有经学或文学的性质，那种硬要将二者截然分开，并且把对文学性情(即所谓“人性之真情”)的阐释作为《诗经》文学阐释的“核心”问题来看待的观点，其实是不妥的。因此，“《诗经》所传达之性情的经学或文学性质，全是由阐释者所赋予的，并且在这两种性质间很难做出明确清晰的划分——文学性情不一定就要声嘶力竭，经学性情也并非就不能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决定了《诗经》阐释中绝无纯粹的经学阐释，也绝无纯粹的文学阐释。”
再次是林锋博士《“六经皆史”与章学诚文章谱系的建构》一文。作者指出，章学诚的文章谱系包含有横纵两个向度的内容。纵向上，章学诚以时间为序，将古来文章断为“六经之文—战国之文—文集之文”三期。横向上，他又依照文体的不同，将作为文章发展最后阶段的文集之文分为“纪叙—论辨—诗赋”三体。而在划分过程中，章学诚同时对各类文章的价值地位做了明确认定。因此他的文章谱系，不仅是一个简洁实用的分类体系，也是一个被注入了“尊史”精神的价值序列，更是一种富于创见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林先生认为：“章学诚的文学史观与文体分类框架与‘六经皆史’说的逐步完善相始终，两者同以校雠之学为工具，又同以对史学的推重为最终目的。可以说，‘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建构文学史和文体谱系的基础，而文学史及文体谱系的建构则是‘六经皆史’的现实运用。更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文章谱系同时体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文学发展观和文体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受‘文本于经’观念的影响，六经在文章中的地位一贯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从校雠学的角度论证六经之文至尊地位的根源，进而考察后世各文类从中流衍转变的发展轨迹，则是章学诚的个人发明。这对习于陈见的文士来说无疑是富有启发的‘他山之石’，亦值得当今的文学研究者思考和探究。”
在“剖情析采”的栏目下，亦有三篇颇具分量的宏文。首先是“龙学”宿将涂光社先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范畴创用上的卓越建树》一文。涂先生指出：“体大思精的理论，必有统合有序、思考严密精深的范畴系列。刘勰是文学领域创用范畴概念最多的理论家，他以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概念组合所作的逻辑论证覆盖文论的各个层面，并达至‘思精’之境，经受住了千百年来中外文学创造和理论批评的验证，葆有逾越时空局限的理论价值。这正是《文心》被一些近现代学者称许和赞叹的缘由。”他认为，刘勰在古代文论范畴创用上的贡献无与伦比。“除了那些以基础性理论名篇的专题之外，散见全书的其他范畴概念也在不同理论层面各得其所。刘勰移植和创用的范畴系列几乎覆盖了古代文论的各个层面，其中不少发挥着为后来理论批评发展导向的作用。当然，那些在未作为专题论证的范畴理论意义上一般有更大的开拓、深化的空间。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运用的所有范畴概念都不难在《文心》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或者渊源。”应该说，涂先生此论是毫不夸张的。
饶有趣味的是，上述魏伯河先生的文章强调对《文心雕龙》所原之道的认识要走出“自然之道”的误区，而涂先生此文则有下面一段话：“《原道》说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心生而言立’合乎‘自然之道’，以为一切有美质的事物皆有美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明诗》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体性》指出作家创作个性的外显就是风格，‘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定势》以‘机发矢直，涧曲湍回’和‘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譬喻，事物的运动和展示都遵循‘自然之趣’‘自然之势’；《丽辞》认为文辞对仗的依据是‘自然成对’；《隐秀》称隐秀之美的出于‘自然会妙’。凡此种种，都贯穿着自然论的宗旨： 高境界的美自然天成；卓越的风格、美的表现形式，出神入化的艺术创造，都合乎艺术的客观规律。标举‘自然之道’是对事物客观属性和规律的尊重，以及对真美和作家天成之灵慧和原创力的推崇，显然得益于老庄美学思想的滋养。”孰是孰非，或当以刘勰所谓“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之理视之。就笔者而言，则以涂先生之论更近六朝思想发展以及刘勰思想的实际。
其次是台湾龙友陈秀美教授的《从刘勰“文体通变观”论“文心”与〈定势〉 之关系》一文。陈教授有《〈文心雕龙〉“文体通变观”研究》的专著，她解释说：“所谓‘文体通变观’是以一种后设性的诠释视角，提出刘勰诠释‘文体’之‘通变’的历史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通变观’。此一观念、立场与主张，可提供研究者重新反思文体的‘通变性’问题。故其论证的对象是‘通变’，且限定在‘文体’的范畴上，进行探讨刘勰如何以‘通变’观念来诠释其‘文体’之起源、演变的历史现象，以及文体创作、批评的‘通变性’法则。”以此为基础，陈教授对“定势”的研究颇有独到之见。如谓：“刘勰之《定势》篇的‘势’只是做一个必要的定义，这篇文章的关键在‘定’字。然而‘定’不是乱‘定’的，‘定’取决于作者的‘文心’。所以‘文心’如何能在创作的过程，运用通变性法则，去‘定’其文体之‘势’，使其形成一种创作的体势。”进而，她指出：“‘定势’之‘定’，可以有两个词性： 一是形容词，就是用‘定’来形容‘势’，即是所谓‘固定’之义，用它来固定‘势’，所以文体之‘势’是被规范的，是确定的。二是动词，是‘择定’之义，这是一种主观的择定义，是一种选择的结果，是个主观性去择定下一个文体之‘势’。”同时，“‘势’应该有两个意义： 第一，是‘理有恒存’之‘势’，这种文体常规里的静态之‘势’，是具体恒存的‘常体’原则，也就是《定势》篇中‘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的‘势’。第二，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之‘势’，这种‘势’是动态历程义，它是在创作过程中经由‘文心’的择定，才会产生的‘势’，所以作者在创作时才必须先做‘定势’的功夫。”由此，“‘文心’是有势可定的，但却不能保证其所创作之文，能成为理想文体之‘势’，因为这个动态义的‘势’，要靠‘文心’‘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才能‘定’其‘势’的。”可以说，陈教授对“定势”的研究已臻相当精细的程度。
再次是台湾蒲松龄及“聊斋”研究专家黄丽卿教授的《从“情礼融合”论〈聊斋志异〉人伦之美》一文。该文探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何以藉由书写女性，来表现其对当时“情”与“礼”的对立与融合问题的反思，发现其通篇都是在建构“人伦之美”的价值。黄教授以《青梅》《红玉》《细柳》等三篇小说作为论述焦点，发现在这些有意识的情节书写里，不但有着蒲松龄“情礼融合”的创作理想，更透现出其对“人伦之美”的时代性建构。她认为：“这是我们看《聊斋志异》时，最为可贵之处。文本中的这些女性面对情爱婚姻的表现，透过在蒲松龄笔下的描述，大抵都能具有‘即情显礼’的实践性特质，透过情与礼的辩证融合，呈显其身为人妇、人母、人媳的各种角色，都能发乎情止乎礼地达到‘情礼融合’的人生表现，这种展现人生最高价值的表现里，更型塑出人物在其现实存在的社会实践中，有一种不背离传统的美德，这样的美德不是一种空名，而是一种生命的体现，这种生命的具体实现，正是蒲松龄写作理想下，所要展现之人格美中的‘人伦之美’的典型。”同时指出：“有关《聊斋志异》女性生命之存在价值，虽然都有着‘情礼融合’的价值意涵，但此一意涵并非制式、固定化的，其中更隐含着‘因情适变’的精神，这一精神表现在这些女性面对现实问题、真爱危机、家庭变故以及礼教规范等问题时，她们行为通常会采取主动积极地面对，来彰显‘因情适变’的生命意义。但她们行为的改变并非对抗传统伦理，也未脱离家庭秩序，反而是在传统人伦关系与社会情境的变动中，重新透过‘因情适变’与‘情礼融合’来呈现生命的价值意涵，真正展现出‘人伦之美’的可贵生命。由此创作理想的展现中，更能看出蒲松龄对‘人伦之美’的时代性建构。”笔者觉得，黄教授的成果既是对《聊斋志异》文本的直接研究，同时其结论又与中国文论的精神密切相关，如“因情适变”与“情礼融合”之论，显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
“知音君子”的栏目下有两篇文章，首先是赵树功教授的大作《两汉以“才”论文演革历程考论》。他指出，中国古代明确以“才”这一范畴论文滥觞于两汉之际，其间大致体现为以下演进历程： 其一，从人物品目实践到才的理论梳理；其二，从综论经籍著述到分疏才文关系；其三，诗人之能的论定与以才论文对文学核心文体诗歌的覆盖；其四，骚人之品的测度及其露才特性与审美转型时代的开启。有关诗人之能、骚人之品的论定都出现在东汉之际，至此，以“才”论文可以说已经基本成熟，而以才论文的成熟，一定程度上又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赵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才思想有精心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故其所论举重若轻，对相关问题的把握精准到位、令人信服。如谓：“王充以才概言文士，开后世作家论的先河；班固等则结合细致的文本鉴察，以才较量文人品级，已经属于成熟的作家研讨，而王逸则进一步以才为观照，深入至文本的肌理。至此，才不仅实现了对两汉主要文体的论列，也实现了对文体、作家、作品论列的全覆盖。”又说：“两汉文人们所唏嘘的屈原悲剧及创作，至班固‘露才’之论兴而完成了其美学史观照： 一个令人悲挽的烈士从此获得文学史的定位；一场令人心碎的抗争从此升华为发愤而作的文学精神；一种个人的创作情态从此定型为‘程才效伎’的文学史建构范式。其间最核心的关键词便是才。班固将这种文学演革纳入理论反思，以‘露才’批评屈原创作的同时，洞察到了屈原辞赋的‘文心’及其文学史意义，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才与文学关系的认知。”进而指出：“东汉之际，王充、班固、王逸等以才论定了诗人之能、骚人之品，论定了诗、赋、颂、赞、箴、铭等两汉核心文体创作与才的基本关系，并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能力，观照到了屈骚创作中才的运使形态与中国文学内在转型以及随后文学历程深刻的内部关联。以上意义的揭示，标志着以才论文从此走向成熟。”
其次是郑西伟先生《薛宝钗的“冷”与“香”——〈红楼梦〉心赏之二》一文。该文专门品读《红楼梦》对薛宝钗之“冷香”的叙写，颇有会心之解。如谓：“性格在人与环境关系中能够体现出来，在人与人构成的场景中更能凸现。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为逗贾母开心，在王熙凤、鸳鸯导演下，上演了一幕装疯卖傻的活剧，惹得贾母等一干女人开怀大笑……这段描写传神写照，如影绘形般描写了宝玉、史湘云、黛玉、迎春、探春、惜春、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各色人等笑之性状，唯独没写薛宝钗。在笔者看来，这不是作者无意疏忽，而是有意留白，是不写之写，即借众人的大笑凸现宝钗个人的冷傲。”正是在如此细读的基础上，文章对薛宝钗的“冷”有着这样的认识：“宝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心中有一杆极精准的秤，用以称量每一件与己有关的事情的利弊，然后根据最大有利、最小伤害原则作出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她总是‘冷’的，她的一切决断都诉诸理性，决不让情感左右自己的判断。她也不介意姐妹、长辈怎么看，只要她认定的事，谁也勉强不得她。说到底，这不完全是性格上的原因，而是价值观在作祟。也就是说，宝钗的‘冷’是建立在‘利己’的前提之上的。‘利己’是她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一切人，一切事，她都放在‘利己’(保护自我不受伤害)的天平上进行衡量，然后作出取舍。用当下时髦话来说，宝钗是个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精致’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都披着合理的外衣，不着痕迹。”但又进一步指出，从深层次上说曹雪芹有着对宝钗的终极关怀，“作者不让宝钗用情太深，是善意地为她构筑一道心理防护墙，以对抗或抵御命运加到她身上的一切不幸。当‘四大家族’走向没落，当婚姻遭遇破裂，‘冷’就成为她抵御寒冷的唯一武器。曹雪芹正是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表达‘悲金’情怀。”应该说，这样的解读是颇为“用心”的。
本期“学科纵横”栏目下，也有两篇颇有分量的文章，首先是朱文民先生《〈易〉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述论》一文。文章不仅挖掘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龙学”成果，如刘纲纪、朱清等对《文心雕龙》与《周易》关系的阐述，“像吴林伯、柯庆明、韦政通等学界巨擘，对《文心雕龙》性质的评论与定位，很值得我们参考”，而且进一步指出，用《易》学视角研究《文心雕龙》，找到了刘勰思想的本源，证明《文心雕龙》中的“道”是源于《周易》的；同时，也解开了刘勰说的“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在《文心雕龙》中的实施之谜，证明现在传世文本中的篇序是效仿《周易》六十四卦“两两相偶”排列的；上下两篇之分是效仿《周易》上下两卷之分，《唐志》十卷之分割裂了原篇序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心雕龙》反映出来的思维模式是易学思维模式，而非其他。历史上很多关于《文心雕龙》的争论，在《易》学视域下迎刃而解。用《易》学视角研究《文心雕龙》，不仅提高了《文心雕龙》的学术地位，还可看到刘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理论家，还是齐梁时期一位少有的哲学家和易学家。朱先生认为：“近些年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心雕龙》与《周易》的关系，这是‘文心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进步。研究《文心雕龙》，仅读几本文学史和支离破碎的文学评论文章是不够的，应该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去深化对《文心雕龙》的认识，才有可能找到真谛。”
其次是张然《论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的成就》一文。文章指出，台湾地区学者李曰刚先生是二十世纪“龙学”史上的大家，其《文心雕龙斠诠》一书从各方面来看均可谓巨制。其规模宏大，内容丰赡，在台湾地区颇具影响力。从其校注成就上讲，博采众人之长，补正前人之失，于唐写本之校特细，增补了不少前人未注的出典，无论从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而言，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较为完善的校注版本。从其理论成就上讲，文原论、文类论、文术论、文衡论，四论中均有理论亮点，尤其是其“文体观”，通过对比西方相关文学理论，从本民族理论的特质入手，指出“文类”与“文体”的差异，这不仅是《文心雕龙斠诠》一书的理论亮点，也是台湾地区龙学研究界在此问题上的代表性言论。从其影响力上来讲，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台湾地区的《文心雕龙》研究，从文字的理解到理论的阐发，大都源出此书。同时，《文心雕龙斠诠》不仅仅是一部龙学著作，更是一部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大志的著作，其作者李曰刚不愧为整个龙学研究界华语区的优秀代表。
本期的“文场笔苑”栏目下，我们首先刊登了徐传武教授的诗作《论历代作家一百首》，徐老师从屈原写到巴金，虽语不涉难，但一韵到底，不仅显示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和文化修养，而且所评均发自肺腑，启人神智，可以说继承了中国古代论诗诗的优良传统。其次是张灯先生《生命的透支——〈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出版感言》一文。通过该文，我们可以略窥张先生为《文心雕龙译注疏辨》一书所付出的辛劳，如谓：“单以仅占十万字篇幅的译文为例，每一篇的修改润色一律都在十二遍以上，多的则自己也难以计数了。可以说，笔者就像是一名手工裁缝，《译注疏辨》乃是一针针一线线缀缝而成的成品。”其情其状，令人动容。张先生说：“人生一世，白驹过隙，能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恐比浑浑噩噩活它百岁更有意义。所以，有人若要问我是如何从事学术探索的，我想归纳的第一句话就是： 生命的透支！”按说，人生苦短，本不应透支，但张先生之所以不惜于此，乃在于其“价值”所在，如先生诗作所云：“待到龙书全本出，黄昏抱病亦甘甜。”这正是“龙学”之树长青的根本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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