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整理后记
李 平
我怀着愧疚的心情来写这篇整理后记!
2006年初,我为业师祖保泉先生编完第一本论文集《中国诗文理论探微》后,曾想再为先生做点文字编辑工作,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先生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成果。记得我在一篇总结先生学术研究的文章中说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是先生学术研究的优长所在,他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贡献大,具有开拓性。1964年,《司空图诗品解说》正式出版,这是继郭绍虞《诗品集解》(1963年版)之后,现代学者关于《二十四诗品》研究的第二部重要专著,两书一详词语释义、一重意蕴阐释,一为文言旧注、一系白话新译,先后承续,相得益彰。时隔20年,先生又出版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一书。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先生又经过近15年的充实、更新和提高,终于将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创作和理论、影响和地位各个方面的研究融会贯通,凝聚成一部综合性的集大成之作——《司空图诗文研究》。该书立论严谨,考证绵密,对一些重点、热点问题更是详加阐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天,我到先生家聊天,顺便提及此事。我说: 您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在1980年再版的《司空图诗品解说》之后,又有许多重要的更新与发展,不仅有了新的《二十四诗品》文字校正,而且原来的注释、译文和解说也多有修正,只是散落各处,不便阅读。我想把您有关《二十四诗品》校勘、注释、翻译和解说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统一起来,编成一部集大成的《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先生听完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赞同!2007年5月14日,先生又把他准备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注释》修补稿手稿,装在一个信封袋里交给我。
没想到,这份由我主动提出的整理工作,又因为我的原因被耽搁下来。2007年至2009年,我除了处理杂志社的事务,其余的精力都用在了办会上。先是着力筹办“21世纪中国文论和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接着又悉心安排“《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届年会”,而这次会议又是和先生90华诞纪念会合在一起办的,其间还要编辑出版《风清骨峻——庆祝祖保泉教授90华诞论文集》,事情格外多!
按理说,办完会应该可以着手《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的整理工作了。但是,从2010年开始,我又转到为先生做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上。在《怀念我的“三好”先生》一文中,我提及此事:“先生晚年最念念不忘的则是其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时,他不仅行走不便,写字也很困难,而且听力极差,难以交流。我想这可能是我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文字编辑上的事了,所以也是倾尽全力而为之。从内容安排、联系出版、校对复核、选择照片、参考装帧到文字修饰,甚至捉刀代笔,无不亲力为之。先生也一再让我在书中表明我付出的辛劳,但我坚辞了。我能为先生做的不就是这样的事吗!而我做这样的事还有什么目的吗!还需要表明什么吗!一切准备就绪,定版付印后,我最担心的还是先生能否亲眼看到这部选集的出版,因为我看到先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连一向沉得住气的师母也数次问我书何时能出来?我只好一次次催出版社,催我的老同学。好在苍天有眼,2012年深秋,老同学亲自送书来了。当我陪老同学一起将5册精装本《祖保泉选集》样书送到先生家时,我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竟滋生了我的懈怠心理,使我未能一鼓足气地把精力再投入到《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的整理工作中。岂料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10月1日14时11分,先生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征程,溘然仙逝!我为先生整理《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的愿望也由此搁置下来。
2014年,出版社的同仁约我为他们筹划出版一套“百年《文心雕龙》研究学术经典丛书”,并与我商讨先生的《司空图诗品解说》再版事宜。我认为,“百年《文心雕龙》研究学术经典丛书”是一项大工程,不能操之过急,而整理修订先生的《司空图诗品解说》正是我多年的愿望,可以立即付诸实施。于是,《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的整理工作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着手整理《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时,有两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是当年与先生商讨此事时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是这项整理工作绝非我当初预料的那么简单!而这两件事又是有联系的,每当我在整理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就会鼓励我克服困难,一定要完成这桩未了的心愿,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书稿终于整理完毕,在交付出版社付印前,按惯例要写一个整理后记,而我则是带着负罪的心情来写这篇整理后记的!
下面,对全书的整理情况作一些说明:
全书由绪论、《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和附录三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谈三个问题,首先是“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这一部分录自《司空图诗文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其次是“《二十四诗品》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部分录自《司空图诗文研究》第九章,原名“关于《二十四诗品》的理论体系问题的讨论”;再次是“《二十四诗品》的基本思想、表现方法及艺术贡献”,这一部分录自《司空图诗品解说》(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引言”的三、四、五节,为求体例统一,由我加了大标题和小标题。
绪论的整理工作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所有引文均按现代学术规范标注引文出处,先生原来书中的引文标注出处的不多,且不一致,也不合现代学术规范,此次整理则采取统一的规范化处理。二是核对所有引文并据原典订正引文之讹误衍脱,如《司空图诗品解说》第23页引高尔基《给两位青年作家的公开信》一段文字,讹误衍脱达七处之多,其他引文亦时有此类问题,凡此均一一予以乙正。三是纠正个别不当之处,如《司空图诗文研究》第255页引杨廷芝《二十四诗品小序》,引文有四处讹误衍脱,尤其是将“境处天下之赜”一句中的“赜”误为“颐”,并在第258页说:“颐,《易·序卦》曰‘养也’。”此乃误解。其实,杨廷芝《小序》所谓“境值天下之变,不妨极于《悲慨》;境处天下之赜,亦有以拟诸《形容》”一段,乃本《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以为言。此外,先生书中还有一些表述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例如:“这就不仅使他(司空图)把各种风格说得那么玄虚、神秘,诱惑诗人走向逃避现实的泥坑,而且也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血缘关系,使文学成为与人民群众绝缘的东西。这种理论,就其根本之点说,对当时与现在,都是有害的。”“司空图《诗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玄远超然的虚无论。他宣扬诗人应该逃避现实,成为畸人、真人,希望诗人把诗写成逃避现实的麻醉剂,希望人们来欣赏那种麻醉剂。这当然是有害的。”这些表述在今天看来,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为了保持原著的风貌和精神,整理本对此未作任何修饰。
《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是本书的正文和主体部分。原来的《司空图诗品解说》没有文字校勘内容,整理本据《司空图诗文研究》第六章“《二十四诗品》校正”,补入校勘部分;注释由两部分内容整合而成,即《司空图诗品解说》中的注释和《司空图诗文研究》第七章“《二十四诗品》语词征信录”;译文取《中国诗文理论探微》(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二十四诗品〉今译》(修改稿),这是先生在《司空图诗品解说》中“译文”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定稿的,当年因故未能编入《司空图诗文研究》,由我整理打印收入《中国诗文理论探微》一书;评说部分则以后出的《司空图诗文研究》第八章“《二十四诗品》解说”为主,这是先生以原《司空图诗品解说》中的“解说”内容为基础,重新撰写的,较原先的“解说”有了很大的发展,代表了先生晚年对《二十四诗品》的体会和认识。我们不妨录“高古”品两段文字比较一下,以见其前后承续与发展:
这一品,作者所描绘的是那个所谓“畸人”逃避现实,一心想回到理想化了的、没有是非彼此之分的太古时代的思想行径。在描绘中,作者倾注了对畸人无限仰慕的情感。从政治思想方面看,这是一种宣扬倒退的、起着消极作用的反动思想。从论诗的风格方面看,他想借此来描绘他所理解的“高古”风格的特色。*祖保泉: 《司空图诗品解说》,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页。
作者之所以把“高古”之境写得玄之又玄,是因为他脱离具体对象、脱离时空条件谈问题;我们理解它,便只能凭他所写而抓住要领,才能避免空虚。“高古”的要领在于“纯真素朴”。从诗的内容方面说,唯其纯真素朴,故能超越尘俗,自见高远;就诗的表达形式说,唯其纯真素朴,故出语自然天成,无迹可求。*祖保泉: 《司空图诗文研究》,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
可见,后者不仅意识形态的色彩淡化了,而且对“高古”的精神实质——“纯真素朴”,以及它在诗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作用的把握,都更加贴近“高古”的实际内涵。
为避免繁琐,校勘、注释中征引的文献,除了部分现当代学者的著作和少量说明性文字外,其他一概不出注。然为求严谨,这部分涉及的引文也多据原典进行核对,纠正讹误。所据文献主要有: 朱熹撰《周易本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彦远辑《法书要录》、颜真卿撰《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君房辑《云笈七签》、李肇著《唐国史补》、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卧游录及其他四种》、郭庆藩著《庄子集释》、王弼著《王弼集》、萧统编《文选》、弘法大师撰《文镜秘府论》、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司马迁撰《史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赵璘撰《因话录》等。
注释部分,此次整理据《司空图诗文研究》第七章“《二十四诗品》语词征信录”补入大量内容。“征信录”就是出典证明“《诗品》中的语词,皆出自晚唐以前的典籍、文章”。《二十四诗品》中的题目,《司空图诗品解说》只对“缜密”和“超诣”两品有简单的解释,而“征信录”则对每一品的题目详加征引,以明其“皆出自晚唐以前的典籍、文章”,或者本来就是艺术概念,或者借指艺术风格。凡此之类,皆悉数补入。只是原来“征信录”的文字带有明显的论辩色彩,补入时稍作修饰。
《二十四诗品》正文部分的注释作了这样的处理: 《司空图诗品解说》中原有的注释条目基本保留,没有的条目据“征信录”补入;两者都有的条目,则兼而采之。为使两者无缝对接、水乳交融,我对一些地方作了必要的合并和删补。如《绮丽》“神存富贵,始轻黄金”两句,原注很简单:“[神] 精神;思想。”“[轻] 轻视。”“征信录”引“李白《避地司空原言怀》:‘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敦煌歌辞总编》(任半塘编)卷五《十二时》:‘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足珍。’按: 神存于道,为求长生,始轻黄金。”如果简单地将两者合在一起,就会显得生硬、隔膜。经过合并、增补,出注如下:
[神存两句]李白《避地司空原言怀》:“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敦煌歌辞总编》(任半塘编)卷五《十二时》:“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足珍。”神存于道,为求长生,始轻黄金。神: 精神;思想。存: 专注。富贵: 指精神丰富,神情富贵,即内在精神之美。周敦颐《爱莲说》曰:“牡丹,花之富贵也。”轻: 轻视。黄金: 俗人所贵,这里指讲求辞藻的浓丽外表之美。
此次整理难度最大的就是注释部分,整理过程中,既要使《司空图诗品解说》中原有的注释与《司空图诗文研究》中《二十四诗品语词征信录》的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要避免注释部分的内容与其后的“评说”交叉重复。如《司空图诗品解说》中《雄浑》品[超以两句]注释引《庄子·齐物论》和郭象注,而后面的“解说”部分则未重复征引,“注释”与“解说”前后呼应,和谐一致。但是,《司空图诗文研究》中《雄浑》品的“解说”则征引了前书注释中的《庄子·齐物论》和郭象注,这样一来,整理本的“注释”与“评说”就存在交叉重复的现象,为保持前后协调,只能将“注释”中的郭象注删除,只保留与“解说”征引内容并不完全一样的《庄子·齐物论》引文。再如《洗炼》品[体素句]注释引《庄子·刻意》和成玄英疏,而《司空图诗文研究》中《洗炼》品的“解说”也征引了前书注释中的《庄子·刻意》和成玄英疏,为避免重复,整理时删除了“评说”中的重复征引。对个别前后有变化的注释,则从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角度予以选择。如《豪放》释“观花匪禁”之“匪”,《司空图诗品解说》注曰:“匪: 指示代词,彼。”而在先生给我的《二十四诗品·注释》修补手稿中则改为:“匪: 匪、非古通。《说文通训定声》:‘匪假借为非。’《广雅释诂》(四):‘匪,非也。’”但是,在《司空图诗文研究》的《豪放》品“解说”中,先生又说:
“观花匪禁”,我的理解是:“观花”即“看花”;“匪”,“指示形容词,亦与‘彼’同”;“禁”,宫禁、禁中,简称“禁”。(例如: 颜延之《直东宫答郑尚书》:“两围阻通规,对禁限清风”、白居易《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迟迟禁漏尽,悄悄冥鸦喧。”以上两诗中的“禁”,皆“禁中”的简称。)“禁”,亦指代“禁城”。
为了前后协调一致,整理本没有据手稿改注,而是保留了《司空图诗品解说》中的注释。
在注释整理过程中,核对完善引文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司空图诗品解说·高古》“东斗”注释如下:
[东斗]指东方。道家分一天为五斗,东斗位于东方。《云籍七签》说:“五斗位者,阳明为东斗,丹元为南斗,阴精为西斗,北极为北斗,天开一星,以为中斗,上及玄冥。”又说:“东斗主算,西斗记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生大魁,总监众灵。此名一天五斗。”
核对原典,这里不仅有文字讹误脱落,而且顺序亦不尽合理。调整修正后的注释如下:
[东斗]指东方。道家分一天为五斗,东斗位于东方。《云笈七签》依《度人经》说:“东斗主筭,西斗记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总监众灵。此名一天五斗魁主,即明中斗已北而有北斗也。”又引《真人口诀经》云:“中斗之中,五斗位者,阳明为东斗,丹元为南斗,阴精为西斗,北极为北斗,天关一星以为中斗。”
又如《司空图诗品解说·委曲》“力之句”引《史记》出注:
时力: 弓名。《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韩宣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 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里之外。”裴骃《集解》云:“案时力者,谓作之得时,力倍于常,故名时力也。”司马贞《索隐》云:“韩有少府所造时力、距来两种之弩,其名并见淮南子。”
引文中“皆射六百里之外”当为“皆射六百步之外”之误,因为再有力的强弓劲弩也不可能射到六百里之外!又,引文亦有脱落,造成释义不连贯。更正增补后的注释如下:
时力: 弓名。《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韩宣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 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裴骃《集解》云:“韩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种之弩。案: 时力者,谓作之得时,力倍于常,故名时力也。距来者,谓弩势劲利,足以距来敌也。”司马贞《索隐》云:“韩又有少府所造时力、距来二种之弩……其名并见《淮南子》。”
再如《司空图诗品解说·形容》“妙契句”引《老子》王弼注“和其光而不汙其体,同其尘而不渝德”,经核对改为“和光而不汙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
《二十四诗品》译文系修改稿,此次整理只对少量文字作了规范化处理。唯《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一句的译文原为:“在字面上不露一丝痕迹,却可完全显示出所描绘的精神实质。”为了与注释保持一致,改为“在字面上不露一丝痕迹,却可尽得诗的超逸之美”。
评说部分的调整、修改、完善之处稍多,现择其要者,略作说明。
《劲健》“解说”末段原为:
这里应该说明: 宋人说“退之以文为诗”(《后山诗话》),“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岁寒堂诗话》),用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能“纵横驰骋,惟意所之”(《六一诗话》)等,都与司空图论韩愈诗所见略同,不过说得踏实些,使人易于理解。
增补调整后如下:
这里应该说明: 宋人说“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退之用韵,“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等,都与司空图论韩愈诗所见略同,不过说得踏实些,使人易于理解。
《绮丽》“解说”首段原为:
道家者流,要求遁世无闷,不老长生,认定“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富贵也。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乃所以为重累耳。”此辈在精神上力求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故有“神存富贵,始轻黄金”的意态。(“神存富贵”句中的“神”,指人的内在精神。)陶潜、李白都曾有“富贵非吾愿”的表示,便是实例。司空图在《题休休亭》中也说:“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也形象地表达了他对遁世与入世的选择。
这里,司空图所谓的“富贵”与葛洪、陶潜和李白所谓的“富贵”意思恰好相反,不加解释,恐生误解,故对其稍作修饰,并加按语说明如下:
道家者流,要求遁世无闷,不老长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认定“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乃所以为重累耳。”此辈在精神上力求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故有“神存富贵,始轻黄金”的意态。(“神存富贵”句中的“富贵”,与“黄金”相对而言,指人的内在精神丰富饱满。)陶潜、李白都曾有“富贵非吾愿”的表示,便是实例。按: 《抱朴子内篇·论仙》和陶潜、李白所谓的“富贵”,与司空图所谓的“黄金”意同。司空图在《休休亭记》中也说:“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形象地表达了他对遁世与入世的选择。
同品“解说”还有:
例二: 陶潜诗,钟嵘《诗品》评之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按: 杜甫有“陶谢不枝梧”句,“不枝梧”即“无长语”;“辞典婉惬”即措辞典正而婉曲达意,恰到好处;“风华清靡”即其诗清净秀美,有自己的风采。
钟嵘《诗品》评陶潜诗原为“辞兴婉惬”,故将按语改为“‘辞兴婉惬’即诗多兴会而婉曲达意”。
《清奇》“解说”录李益三首绝句后说:
李益诗,以绝句擅长,《全唐诗》编李益诗二卷,计一百六十四首,其中有绝句八十首(五绝二十七首,七绝五十三首),除边塞诗外,有写离别之情的,咏史的,男女相思的,等等,总的说来,他的诗以构思新巧取胜。让我们再举一首他的男女恋情诗,以见其“清奇”之美。
《听筝》: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听筝》乃“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的诗作,这里误为李益所作,整理本予以更正。
《委曲》“解说”引孙联奎《诗品臆说》和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曰:
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曰:“力之于时: 此就耕耘收获说,自春而夏,费多少力,经多少委曲,然后得以粒食也。”又,清人杨廷芝《诗品浅解》曰:“凡我之所举皆曰力。时,用之之时也。言力之于其用时,轻重低昂,无不因其时之宜然。”
这段引文有多处讹误脱落,订正后的引文如下:
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曰:“力之于时: 此句就耕耘收获说,自春而夏,自夏而秋,费多少力,经多少委曲,然后得以粒食也。”又,清人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曰:“凡我之所得举,皆曰力。时,用之之时也。言力之于其用时,轻重低昂,无不因乎时之宜然。”
《超诣》“解说”录白居易《松斋自题》:
非老亦非少,年过三十余。非贱亦非贵,登朝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宽体长舒。充饥皆美食,容膝即安居。况此松斋下,一琴数帙书。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复默默,非智亦非愚。
“解说”谓“根据《全唐诗》本,上引白氏诗题下注:‘时为翰林学士’。”检彭定求等修《全唐诗》,诗中“十”作“纪”,“登朝”作“朝登”,“充饥”作“充肠”。整理本据以乙正。
《飘逸》“解说”引任华杂言《寄李白》曰:
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养高并养闲,可望不可攀。庄周万物外,范蠡五湖间。又闻访道沧海上,丁令、王乔时往还。蓬莱经是曾到事,方丈岂惟方一丈。
检彭定求等修《全唐诗》,“古来文章有”后脱“能”字,“并”作“兼”,“又闻”作“人传”,“时”作“每”,“经”作“径”,“事”作“来”,“惟”作“唯”。
接下来又引:
皮日休《李翰林》(《七爱诗》第一首):“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
大鹏不可笼,大椿不可植。蓬壶不可见,姑射不可识。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
这段引文有些错乱,调整修正后如下:
皮日休《七爱诗》序曰:“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其第五首《李翰林》赞李白:
大鹏不可笼,大椿不可植。蓬壶不可见,姑射不可识。五岳为辞锋,四溟作胸臆。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
附录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司空图论诗杂著校注”,二是“《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讨论文章”。第一部分原来的《司空图诗品解说》也有,不过只有注释。整理本据《司空图诗文集笺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补入“校记”和“笺说”,文字也以《司空图诗文集笺校》为底本。正文部分以阿拉伯数字(①②③……)标注校勘的字、词、句,以中文数字([一][二][三]……)标注注释的字、词、句。整理过程中,对一些倒置讹误作了必要的更正和补充。例如,《与李生论诗书》[体之不备]条注释,原在[意思殊馁]之前,应置于[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之后。再如,《与王驾评诗书》[末伎之工]条注释,原注:“这里的‘末伎’即指王驾的诗。工: 功力,意即王驾的诗有功力。”后来,先生在赠我的《司空图诗品解说》中,亲手将此条注释改为:“这里的‘末伎’即指自己的诗。工: 功力,意即自己的诗有功力。”[推于其类]条注释也将原“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一开头,即赞许王驾有‘好人讥弹其文’的美德”改为“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一开头,即表白自己有‘好人讥弹其文’的美德”。《与极浦书》[郑杂事]原注“郑杂事: 未详何人。”先生赠我的《司空图诗品解说》中已夹纸条补注“郑杂事”。凡此均予修订增补。
另外,附录的一组《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讨论文章,是先生晚年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见证,也是先生晚年学术研究的一道亮丽风景。这些文章只有一个主题,就是维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著作权。作为争论中的一派,先生的观点在学术界是有影响和地位的,《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综述》一文,客观公正地介绍了先生的观点。从目前的有关讨论来看,很多学者还是认为司空图“仍是《诗品》作者的第一可能人选”*张国庆: 《〈司空表圣诗集〉与〈二十四诗品〉的关联》,《文化中国》2002年第1期。;“司空图是完全具备了写作《二十四诗品》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在目前尚无新的材料来证明它非司空图所作的前提下,我认为仍以归属司空图所作比较妥善”*张少康: 《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95—196页。。先生以参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讨论为契机,在耄耋之年完成了他司空图研究的两部界碑式的著作——《司空图诗文研究》和《司空图诗文集笺校》。现在,与此鼎足而三的《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完全有必要收录这组文章。
以上按内容顺序对全书的整理情况作了说明。接下来我还想强调的是,此次整理颇为繁琐和辛劳的就是引文的核对工作。要核对引文就要找到原著,我的藏书是比较丰富的,书房四面墙壁的书橱都是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屋顶,内外两层,密密麻麻的都是书。有时为了找一本书需要耗费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外面一层找不到,就把书全搬出来到里面一层去找,一层一层地清理,一排一排地寻找,底层须低头伏地,高层则要借助梯子,常常折腾一个晚上还是无果而终,第二天接着找。夫人常取笑我: 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子似的爬高上低!我有时也想,算了!马虎一点吧!不就是一个引文注释吗?但一想到我对先生的承诺,一回忆起我与先生商讨此事时的情景,我就立即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在先生生前完成这项整理工作,现在先生不在了,我更应该尽心尽力把这项工作做好,这样才能让先生含笑九泉!有的书我手头没有就到网上去购买,如高尔基的《给青年作家》、李肇的《唐国史补》、赵璘的《因话录》、周本淳的《唐人绝句类选》、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等,都是因这次整理核对的需要而现从网上邮购的。有些书网上也买不到,就找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校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张霞云代为查核。在此向她表示感谢!
我在《中国诗文理论探微》的编后记中曾说过这样的话:“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希望老师的著作在经过学生的手之后,能够变得完美一点,哪怕是形式上的也好。不知道这个愿望能否实现?但我想,心存愿望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报答。”整理完先生的《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我还想把这样的话重复一遍。
最后,还要特别申明一下,本书如在整理过程中出现什么学术问题,文责当由我这个整理者来承担。另外,我的学生黄诚祯协助我做了一些核对查找工作,并完成了本书大部分电子录入工作,其他几位研究生也做了一些电子录入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2015年8月22日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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