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论章太炎的《文心雕龙》研究及其对黄侃的影响
王笑飞
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备受推崇的盛况相比，其师章太炎的《文心雕龙》研究则鲜为人所知。我们借助上海博物馆所藏章太炎《文心雕龙》讲义与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前者的确对后者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对“文”的内涵进行了限定，抉发了刘勰借经救弊的深意，提供了札记体的写作范式，以及展示了校注的体例。黄侃在章太炎的基础上，继续对《文心雕龙》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在推崇这一成就的同时，理应对章太炎的龙学研究投以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章太炎；龙学；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章太炎(1869—1936)是清季民初的著名学者，他的著述非常丰富，研究领域也非常广泛，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字学，甚至医学方面都达到了卓然成家的境界。不仅如此，他还广泛传播自己的学术和思想，培养了众多弟子，其中不乏能承其衣钵的学术大家，例如公认的“龙学”专家黄侃(1886—1935)，他的《文心雕龙札记》是二十世纪《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是《文心雕龙》研究者的必读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备受推崇的盛况相比，其师章太炎的《文心雕龙》研究则鲜为人知。这主要是由于章氏并没有将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整理成专著，而仅仅是依靠讲学的途径来表达他的真知灼见。不过幸运的是，他当年传授《文心雕龙》的讲义被弟子们记录下来，而且还保存在上海博物馆里。周兴陆先生对这批材料予以整理，并撰写《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一文*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6期，后收入黄霖《文心雕龙汇评》附录。本文所引用的章太炎讲义资料，乃依《文心雕龙汇评》附录所收“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记录稿两种(整理稿)”，特此说明。，就“泛文学观的表现”、“文学史观与文体论”和“《文心雕龙》的文字校勘”等三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章太炎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据卢盛江《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所述：“在1908年章太炎于东京讲学时，黄侃就在其席下听讲。”*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4页。又据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所说：“民元前四年(1908)我始偕朱宗莱、龚宝铨、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作人昆仲、钱家治前往受业。”*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7—178页。可知1908年，黄侃与许寿裳诸人皆在东京受学于章太炎，而章氏的《文心雕龙》课开设于此时或稍后，加之黄侃与章太炎朝夕相处，则章氏论及《文心雕龙》的胜义不可能不对黄侃有所影响。细心阅读章氏《文心雕龙》讲义整理稿(下简称“整理稿”)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不难发现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一、 “文”的概念
在整理稿中，章太炎曾多次提及“文”，其中有他自己对“文”所下的定义，也有对《文心雕龙》中“文”概念的辨析。章氏对“文”所下的概念是：“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文。”*同上，第167页。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泛文学观。以此出发，章太炎对于“《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为文”的做法独许青眼，认为这是“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同上，第168页。。在国学讲习会讲授《文心雕龙·史传篇》时，章太炎再次提到：“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同上，第175页。可见，对于《文心雕龙》所体现出的泛文学倾向，章太炎的确致意再三。章太炎不仅有自己对于“文”的理解，而且还对《文心雕龙》中出现在不同篇目中的“文”的性质和意指进行了辨析。《原道》篇有云：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 此盖道之文也。*戚良德：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页。
对此，章太炎的看法是：“观此数语，则并无字者，亦得称‘文’矣。”*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这里仍然可以看出章氏泛文学观的影子： 正是由于他认定有字便能称文，所以才对刘勰“无字亦得称文者”的做法尤其敏感。这一看法，在章太炎的《文心雕龙》讲义中是一以贯之的。例如《征圣篇》所说“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对于“文章”的含义，章氏的解释是：“此亦未必专指有字之文。”*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言下之意，则“文”的畛域可以从有文字推拓到无文字，正是“无字亦得称文”的思想。但如上所陈，章氏对“无字为文”的敏锐感知，恰好植根于他对“有字为文”的泛文学观的坚持，所以就整理稿所呈现出的章氏的龙学见解，不管多么新见迭出，分析到最后，都是以上述泛文学观为依归。
多年以后，章氏高足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原道》中即贯彻乃师之说而引申之，对“文”之概念进行划分：
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亦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曰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故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页。
很明显，黄侃在这里将“文”概念析为“大之范围”和“缩小之”两类，第一类继承了章氏的“凡字皆曰文”的观念，第二类则引申之，以有无句读作为是否属“文”的依据。这里可以看出章黄学派对于“文”概念理解的深化，但是这一理解奠基于章太炎，则是毫无疑问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征圣》于题注中说到“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同上，第10页。，就是对章氏泛文学观的坚决贯彻。可以说，章太炎为“文”所下的定义，是章黄学派研究《文心雕龙》的基本概念，这是可以通过章氏讲义和黄氏札记觅出踪迹的。
章太炎对“文”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后，又继续追溯“文”在产生伊始，往往以韵语的面貌呈现出来，并对产生这一事实的原因进行了推测：
古人之文，大都骈丽有韵，此由古人语简，又不箸竹帛，故必骈而有韵，乃易于记忆。*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这也被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所继承。黄氏在《原道》篇的札记中便说到：“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页。非常明显，黄氏的“实先韵语”、“实贵偶词”与章氏的“骈丽有韵”若合符节，这是章太炎影响黄侃的又一表现。
由此可见，不论是对于“文”概念的界定，还是对于“文”原貌的推度，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同时，黄氏对于章氏的有些理论也进行了继续探索和引申，终于奠定了《文心雕龙札记》在龙学史上的典范地位。
二、 宗经救弊之说
在整理稿中，章太炎推崇的是一种“文实兼备”的文学观*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他认为，齐梁之前的文章均可达到这一境界。他解释《文心雕龙·征圣》“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一句时，便说到：“晋宋以前之文，类皆衔华而佩实，固不仅孔子一人也。至齐梁以后，渐偏于华矣。”*同上，第168页。论《宗经》“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句下又评论到：“当梁之时，文学浮靡，达于极点。”*同上，第169页。可见章氏对于齐梁文风是深致不满的，而齐梁时期恰好又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时段，刘勰在这样一个文风浮靡的时代倡言为文当像儒家经典那样“衔华而佩实”，这在章太炎看来，无疑体现着刘勰撰作《文心雕龙》的动机，即“以质朴救弊”，而《宗经》一篇在章氏眼中便成为“彦和救弊之言”*同上，第169页。。这一评语，真是一针见血。章氏之前的龙学家对于《宗经》篇的理解可以晚明叶绍泰于崇祯十五年(1642)增定《刘子文心雕龙·宗经》的批语为例：五经为群言之祖，后世杂体繁兴，穷高树帜，极远扬镳，亦云盛矣。然皆不能度越寰外，且踵事既久，流弊不还，或艳或侈，去经亦遥，欲反淳懿，何繇禀式也。仰山铸铜，煮海为言，亦惟宗之于经而已。*同上，第21页。
在这段批语中，儒家经典的价值得以彰显，后世文章的缺陷得以揭示，但仅此而已。换言之，在这个类型的解读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简单的一褒一贬，但是根本看不到这一组褒贬间的联系。这时，我们要追问的是： 何以刘勰要在浮靡文风盛行的时代，突然标新立异地陈列五经的优点？章太炎的犀利恰好表现在这片前人并未打通的地段。他敏锐地捕捉到刘勰表彰儒家经典的做法与当时浮华文风之间的联系，终于使《宗经》的内在理路明晰地呈现出来，即“宗经”正为“救弊”。前人看到的只是现象，章太炎却以此为据而直指本质，从而将刘勰借五经以匡正时风的一番深意揭示出来，洵为舍人之功臣。
既已确定刘勰对于当时的浮靡文风抱有“救弊”之心，自然可以在这一认识下，对《文心雕龙》的微言大义做一番抉发工作。所以章太炎在《征圣》“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句下，一定要提到“齐梁而后，渐染浮靡之习”*同上，第171页。；讲解《宗经》之时，一定要提及“南人文章不能宗经”*同上，第168页。；讲解《辨骚》“亦自铸伟辞”之语，也要顺带介绍“凡古人作文，皆出自铸，不肯抄袭前人也”*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同上，第170页。；论及《明诗》“争价一句之奇”之时，也务必说到“自谢灵运始有此弊，古无是也”*同上，第170页。。每字每句都与“救弊”相扣合，而“救弊”也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当然是达到“文实兼备”的效果。从这一目的出发，章太炎特别欣赏那种具备奋发进取之风的作品，刘勰在《乐府》中对曹氏祖孙三代的乐府创作略有微词：“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词调，音靡节平”*戚良德：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页。，但是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他尤其欣赏曹操的乐府诗：“魏武帝之乐府，尚多悲愤，有关于社会者。”*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很显然，这当然还是与章氏标举的“文实兼备”之“实”相关。其时文风已颇偏重于“文”，故章太炎拈出有“实”者以救之，确有支撑其文章观的内在诉求。
在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中，亦不难发现章氏上述论调的遗踪。就倡言宗法“衔华而佩实”之五经以“救弊”而论，黄氏在《征圣》篇“衔华佩实”条札记中就说到：
此彦和《征圣》篇之本意。文章本之圣哲，而后世专尚华辞，则离本浸远，故彦和必以华实兼言。*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所谓“文章本之圣哲”即章太炎标榜的“宗经”，而“后世专尚华辞”和“离本浸远”则正是对章太炎所鄙夷的齐梁文风的概括，既有此弊，则“彦和必以华实兼言”云云毫无疑问是章太炎所谓“彦和救弊之言”的同义语了。对这一意见阐释得更加清晰的则是黄氏在《乐府》篇题下所作的札记：
推此以观，则简文赋咏，志在桑中；叔宝耽荒，歌高绮艳；隋炀艳篇，词极淫绮，弥为汉魏之罪人矣。彦和生于齐世，独能抒此正论，以挽浇风，洵可谓卓尔之才矣。*同上，第33页。
这段札记列举了一系列南朝浮靡文风的代言人，相较章太炎笼统言之更为具体。同时，又将刘勰持雅声以抗拒郑音的论调极表推崇，也与章太炎排斥浮华滥调之论同声相应。而“以挽浇风”，更是章氏“救弊”一词的确诂。
更值得玩味的是，黄侃对于曹操诗歌的评价，也与章太炎相通。在《明诗》“暨建安之初”至“此其所同也”一节的札记中，黄氏说到：“魏武诸作，慷慨悲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同上，第27页。“慷慨悲凉”一语同章太炎“尚多悲愤”之论可谓心心相印。更可贵的是，黄侃并不以章太炎的看法为终点，而是将其视为立论的起点，在肯定曹操诗歌成就的基础上，还对他在诗歌史的地位做出了判断，将其定为“收束汉音，振发魏响”的人物，显是以汉魏诗风转捩之枢纽而许之，这更深一步地印证并坐实了章太炎对于曹操的好评。从这些细微之处，不难看出黄侃的龙学，不仅继承了章太炎的成就，还很大程度地发展了章氏之见，将章黄学派的龙学研究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三、 垂范著述体式
仔细对比章太炎所授《文心雕龙》讲义和黄侃所撰《文心雕龙》札记，不难发现二者在著述体式方面非常相像，前者对于后者起到了明显的示范作用。札记一体是中国古代著述的常用模式，因为这便于学者根据读书所得，随时发表零散却深刻的见解。章太炎研究《文心雕龙》也采取了这一模式。具体来说，往往先述所讲篇目的总评和题解，次就篇中值得讲授之句加以训释或发挥，从而将《文心雕龙》的胜义提取出来。这里试以章氏《明诗》讲义为例：
此篇彦和颇有心得。(总评)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 商只有风、雅，无颂。至周始备。(解句)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 汉世四言，唯韦孟尚可观，余均无说焉。(解句)
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 嵇不及阮。(解句)
争价一句之奇： 自谢灵运始有此弊，古无是也。(解句)
离合之发： 谓长短之句。(解句)*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考讲义稿影印件，“离合之辞”实作“离合之发”，与《文心雕龙·明诗》合，此处疑为整理者千虑一失。原件影印本见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第211页。
再看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明诗》的体例，与章太炎讲义别无二致，惟黄氏札记内容繁富，这里列出几条以与章氏相映成趣：
古昔篇章，大别之为有韵无韵二类，其有韵者，皆诗之属也。其后因事立名，支庶繁滋，而本宗日以痟削，诗之题号，由此隘矣。彦和析论文体，首以《明诗》，可谓得其统序。(总评)
诗者，持也： 《古微书》引《诗纬含神雾》文。(解句)
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案上文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 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凌云气，与天地久长。于是始皇曰： 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解句)
离合之发： 兹录孔融《离合诗》一首以备考。(解句)*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30页。
同样是对《明诗》一篇的解读，黄侃显然要比章太炎详赡博洽。但同时可以看出的是，章太炎的影响依然还隐隐地闪现在黄侃书中。即以对《明诗》的总评而论，章氏直截了当地下一句评语：“此篇彦和颇有心得。”而黄侃的解读则更为详细，他首先指出了“诗”这一文体最初是可以涵盖一切有韵之文的，只是后来文学的发展导致了有韵之文的内部分化，由此细化为许多不同称谓的文体，“诗”的范围由此缩小。但毕竟它曾经是一切有韵之文的代称，所以刘勰的文体论从《明诗》开始，“可谓得其统序”。这一结论与章太炎所谓“颇有心得”殊途同归，只是章氏尖锥直入，而黄氏则在导出结论之前，颇使出一番考据论证之力，而这正是黄侃对于章太炎龙学的发展之处。
此外，黄侃书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即大量征引刘勰所论文学作品的全文。他在本书的《题辞及略例》中解释了这一做法的原因：
《序志篇》云：“选文以定篇。”然则诸篇所举旧文，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惜多有残佚，今凡可见者，并皆缮录，以备稽考。唯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随宜迻写。若有彦和所不载，而私意以为可作楷槷者，偶为抄撮，以便讲说。*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页。
即以《明诗》而论，后世读者或许对于“离合诗”的概念感到陌生，于是黄侃便引用了孔融所作的离合诗，并进行了相应的解读，这就为读者结合作品去领会刘勰评语提供了便利。再如《诠赋》提到的“枚乘《兔园》”，黄侃不仅在札记中录出了《兔园赋》的全文，并且还提到：“《古文苑》载有此文，错脱不可理。”并根据自己的学识，对此文加以校释*同上，第62页。。后来黄侃的弟子范文澜(1893—1969)在《文心雕龙注》中就大量征引刘勰在文中提到的作品，从此为学习《文心雕龙》的读者提供了极其实用的本子。但是首创之功，不得不归诸黄侃。
四、 提示校注体例
《文心雕龙》的版本异常丰富，这种情况必定导致异文的出现。异文又导致文义的歧出，则校勘之功便不可或缺。另外，骈文的写作不仅要求作者富于骈丽精对的才华，还必须有丰沛的学识加以填充，才能写出文实兼备的美文。刘勰的《文心雕龙》以精美的骈文写成，书中不仅有富丽的才情，更佐以博雅的学问，所以虽然只有三万七千余字，但是书中的典故却异常密集，这对于理解文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章太炎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虽然他的《文心雕龙》讲义容量并不是太大，但是其中却有不少是对异文的校勘和典故的注释，从这一点看，章氏身上仍然摆脱不了乾嘉朴学的影响。实际上，只要对章太炎的讲义和黄侃的札记做一简单的对比，不难看出前者的简略和后者的详备。因此，并非章太炎的这些具体成果给黄侃施加了多么大的影响，而是章太炎校勘和注释的模式，给黄侃提供了示范作用。谚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章氏正是以“渔”相授。
有关章太炎校勘《文心雕龙》文本的范例，周兴陆先生的《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已经论述得十分详尽了。这里稍可补充的是，通过考察章太炎的几条校语，他偶有借助他本之时，如《辨骚》“体慢于三代”，章氏校曰：“‘慢’当从元本作‘宪’，发也。”*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但更多的还是依据字义或者文本的内在文理来校勘，略近于清儒所说的“理校”。例如《原道》篇的“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各本皆无异文。而章氏则据《说文解字》“文，错画也”和“乐竟为一章”的训诂，认为“当云： 形立则文成，声发则章生”*同上，第168页。，虽然没有版本上的依据，但也算言之成理。因为“文”为图画，与“形”相近；“章”为乐章，与“声”相关。
章太炎对于《文心雕龙》的注释，一如他为篇目写下的总评，十分简洁。往往仅以一句话提供典故出处或讲明文意，点到为止。例如《宗经》的“书标七观”，章氏注曰：“见《尚书大传》。”*同上，第169页。另如《论说》的“羞学章句”，章氏注曰：“古人每言不为章句，通训诂而已。”*同上，第176页。可以说都是直指文心。
章氏的理校与简注也给了黄侃不少影响，黄氏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就不乏运用上述校注原则的例子。《诠赋》有句“结言鏵韵”，黄侃在没有版本根据的情况下，依从自己对字义的理解，径直对文本进行了校勘：“‘鏵’即‘短’之讹别字。”后来发现的唐写本正作“短”*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页。。本篇“赞”中有一句“辞翦美稗”，黄侃根据《孟子·告子上》“不如荑稗”之语，认为“美当作荑”*同上，第65页。。这一校勘是没有版本依据的，但似乎能够成立。唐写本“美”字作“稊”*戚良德：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2页。，据杨明照先生的考证，“荑”与“稊”通*杨明照：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110页。。这一理校获得了唐写本在通假意义上的支援，自然彰显出黄侃的博雅学识。再如《比兴》赞语“如川之涣”，黄氏认为“‘涣’字失韵，当作‘澹’，字形相近而误。澹淡，水貌也”*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这是利用其最为擅长的音韵之学作出的校对，虽然缺乏文献的支持，但依然可备一说。
黄侃在札记中对《文心雕龙》的注释完全视其必要程度而定。每逢可以发挥或者值得详注的字义，便尽其所能详，务必将其内涵发覆殆尽。但是遇到刘勰化用前代著述的某些字句之时，黄氏则惜墨如金，像章太炎一样，仅说明该字句的来源，绝不为獭祭之行。例如《书记》中的“圣贤言辞，总谓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四句，黄氏用了近三百字加以阐发*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同上，第77页。，而对于文中出现的“子家与赵宣子书”、“巫臣之疑子反”和“子产之谏范宣”，则分别用“见《左传·文十七年》”、“见《左传·成七年》”及“见《左传·襄二十四年》”等句简要带过*同上，第78页。，可谓详略得当。这种仅标记出处的注释方法，自然有章太炎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借助上海博物馆所藏章太炎《文心雕龙》讲义与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前者的确对后者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对“文”的内涵进行了限定，抉发了刘勰借经救弊的深意，提供了札记体的写作范式，以及展示了校注的体例。黄侃在章太炎的基础上，继续对《文心雕龙》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在推崇这一成就的同时，理当对章太炎的龙学研究投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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