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湖初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科纵横

　　牟世金先生考证《文心雕龙》成书年代和刘勰生卒之年的贡献

　　韩湖初

　　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和刘勰生、卒之年，可谓众说纷纭。牟世金先生在肯定刘毓崧、杨明照《文心》成书于齐末说的基础上作了补充、修正和完善，并详考该书各篇撰写时间。又以七岁梦攀彩云、传称“早孤”和其父刘尚于元徽二年战死考证刘勰生于泰始三年(467年)。三证互相关联，构成证据链条，故成立可信。关于刘勰卒年，先生不但详细辨析李庆甲、杨明照之说的得失，肯定其令探索进入有文献可据时期，而且迎难而上撰《刘勰年谱汇考》，广纳众说，折中近是，并提出系列卓识远见： 厘清刘勰撰经、出家均与萧统之卒“了不相关”的史实，概括刘勰卒年纷纭众说为萧统卒前与卒后两说，指出关键“唯在何年”奉敕撰经，且详考其事“必在”天监十八年，可谓独具慧眼，令探究不断向前推进并接近最终结论，贡献尤为突出。

　　牟世金；文心雕龙；成书年代；刘勰；生卒年

　　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和刘勰生、卒之年的探究，我国海峡两岸及日本近二十位学者前赴后继，百年来未曾停歇。其中牟世金先生不但多方搜集材料，迎难而上撰《刘勰年谱汇考》，汇总众家之说，评价得失客观公允，辨析异同深入细致，而且提出系列卓越见解，步步推动探究的深入，并为接近最终结论奠下坚实的根基。

一、 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和刘勰生年的探究

关于刘勰生年，牟先生综合有如下众说： 梁绳祎460年左右*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6页。，王更生、龚菱464年，霍衣仙、张严、王金凌、詹锳、穆克宏、李庆甲、陆侃如、华仲麐、范文澜等465年，兴膳宏、杨明照466年，牟世金467年，翁达藻469年，李曰刚470年，张恩普471年*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同上，第145页。，贾树新472年左右*同上，第7页。。最早与最晚相差十来年，可谓众说纷纭。但证据不足，诸说难定。唯先生之说考辨细致，证据互相关联，构成体系，故能成立，并为学界接受(详下)。

　　诸说的探究，或以逾立感梦，或以沈约“贵盛”时刘勰献书求誉，或以《文心》成书年代为据，尤以后者最具代表性。如： 梁绳祎“假定”成书在永泰、中兴年间(498—502年)，刘勰年纪在四十左右，则“应当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60年左右)”*同上，第6页。。贾树新以为该书脱稿于天监二年，再“假定”刘勰时年32岁左右，推定其生年为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年)左右。张恩普亦以同理认为： 刘勰当生于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左右。*同上，第7页。此外还有464年、465年、466年、467年、469年、470年者，不胜枚举。牟先生认为： 《文心》一书“长近四万字，完成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都有可能。且纵定《时序》成于齐末，又何以知全书必成于齐末？沈约之‘贵盛’，固为重要线索，然献书求誉，非关军国大政，又何必待其贵盛之极？凡其种种，多是推测而孤证无援，推测之理不一，其生年之定自难。”*同上。

　　那么，《文心》到底成书于何年呢？牟先生肯定了由刘毓崧提出、经杨明照考订的齐末说，并作了补充、完善，指出其个别不确之处。

　　牟先生指出： 清人刘毓崧举有三证详考《文心》成书、献书之时，“此向为论者所宗”*同上，第58页。： 一据《时序》篇“皇齐驭宝”可知该书必成于和帝之世；二以沈约“贵盛”可证刘勰负书干约乃在和帝之时；三为梁初刘勰始起家奉朝请可证沈约延举之力，正在和帝时“书适告成”之后。“三者互证，理周事密”，故范文澜、杨明照诸家，均以肯定。*同上，第60页。如称《文心》成书于建武五年、永泰元年(498年)，杨引《南史·齐本纪下·明帝纪》载： 永泰元年秋七月“帝崩”，群臣谥曰“明皇帝，庙号高宗”*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4页。。据《时序》篇“中宗(杨考当为高宗无疑)以上哲兴运”，则该书成书“必在永泰元年(即498年)七月以后”*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52页。。杨又据《时序》篇“皇齐驭宝”，由《南齐书·和帝纪》载中兴二年三月“禅位梁王”，则成书“必在中兴二年(502年)三月以前”。该书“前后相距，将及四载，全书体思精密，虽非短期所能载笔，然其杀青可写，当在此四年中。”*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5页。牟先生肯定刘、杨之说，并作了三点更为“精审的考订”*戚良德： 《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济南： 齐鲁书社，1992年，第389页。，还考证了全书各篇的撰述时间。

　　其一，指出刘勰撰写《文心》时协助僧祐撰经未尝中断。先生称： 刘毓崧、杨明照之说“与《范注》着眼不同而结论相近”*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52页。。范文澜称： 假定刘勰自探研释典以至校定经藏撰成《三藏记》等书费时十年，至齐明帝建武三四年诸功已毕，乃感梦而撰《文心》时大约三十三四岁，“正与《时序篇》‘齿在愈立’之文合”。《文心》体大思精，必非仓卒而成，缔构草稿，杀青写定，如用三四年之功，“则成书适在和帝之世，沈约贵盛时也”。牟先生指出：“二说皆各有其理，然必以‘建武三四(496—497)年，诸功已毕’为前提”*同上。，然此说不确。因为，僧祐诸法集虽已于建武中告成，但其后不仅陆续有大量增补，且录经是“发源有汉，迄于大梁”，始为定型。是以直到刘勰离寺仍未可言“诸功已毕”。可见，“刘勰于本年之后，以主要精力撰写《文心》，而协助僧祐撰经志任务，亦未尝中断。”*同上。

　　其二，关于《文心》成书，牟先生不但赞同上述刘、杨之说*同上，第51页。，还详考《文心》篇章的具体撰写时间。其云： 按《文心》各篇“前后相衔”，“乃先有总体规划而后依次撰写”，《时序》篇历叙齐帝至和帝而止，而和帝于中兴元年三月即位至禅梁仅一年时间。其时东昏侯尚继续为齐帝于建康与和帝对峙，至永元三年(中兴元年)十二月被杀。刘勰当时仍在建康之定林寺，岂可在《时序》篇中述齐诸帝而略东昏？由其颂和帝而无东昏，“可知此篇必写于中兴元年十二月东昏被杀之后”；由中兴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和帝禅位，萧齐王朝结束，则《时序》篇“必写于中兴二年元月至三月二十八日之间”。若该书按元明以来通行本编次撰写，则《时序》以下五篇“亦均写成于此三月之内，若写于入梁之后，必改定《时序》篇之‘皇齐’等说”。由是可知其大致进度为三月内完成六篇，约每月两篇。但前二十五篇难度较大、篇幅较长，估计至少每月一篇。如是算来，上篇费时二十五月，下篇费时十二月，全书约三年可成。另一年左右为继续佐僧祐撰经，故总计该书需四年完成。*同上，第54页。

　　其三，指出刘毓崧称刘勰负书干约的时间有误。其云： 刘勰负书干约“当在”东昏之亡至禅代之期数月中。牟先生认为“此说不确”。查东昏被杀至齐和帝禅梁实不足四月。刘勰在此四月之内，撰成《时序》以下六篇，立即负书干约“实无可能”*同上，第60页。。自本年正月萧衍“内有受禅之志”至三月二十八日和帝受禅之前，沈约实是禅代活动之主谋，刘勰“岂能如此急不可待，必在是时负书干约？沈约又何能在此紧急关头，取读车前评以‘深得文理’？刘勰本传谓《文心》‘既成，未为时流所重’，然后才欲取定沈约。则是书成之后，必然相距有时，始知是否为‘时流所重’，是亦三月之内所不容。故饶宗颐以为，负书干约必在梁武受禅之后，此说甚是。”*同上，第61页。可知刘勰干约必在天监二年沈约丁母忧之前，以刘勰天监三年为临川王萧宏记室推之，其任奉朝请必在天监二年。故刘勰负书干约，当在天监元年(502年)萧梁王朝就绪后之下半年*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62页。。刘毓崧虽把时间提前了一年，但无碍大旨。

　　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学界多数仍主齐末说，但质疑者不乏其人。如贾树新、施助、广信、叶晨晖、夏志厚、周绍恒，认为成书于梁初。尤其贾树新先生认为刘毓崧的“三证”“全属类比性推测”，“或然性很大”*贾树新： 《〈文心雕龙〉历史疑案新考》，《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继而提出“十证”*贾树新： 《〈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综考》，《文心雕龙研究》第六辑，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4页。；周绍恒先生亦先是“质疑”*周绍恒： 《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増订本)，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继而反复列举“新证”*同上，第33页。，否定齐末说、力主梁初说。但在笔者看来，经杨明照考订、牟世金先生修正和完善的刘毓崧齐末说难以撼动。细看贾、周之说，尽管“证据”令人眼花缭乱，却经不起检验，有的则近于可笑。首先，贾称《时序》篇“皇齐驭宝”“绝非”“确凿证据”*贾树新： 《〈文心雕龙〉历史疑案新考》，《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如果仅此一例，自然如此。但牟先生指出：“三者互证，理周事密”*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60页。；“互为表里，构成体系，方为确证。若断章取义，孤立曲解，论自难立”。如“皇齐”二字，偶而用之，“固不足为据”。然如刘毓崧所言：“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又“其列论‘十代’，九代皆但举代名，而独称‘皇齐’，其义自明。”*同上，第64页。杨明照更指出： 刘勰于齐末撰写《文心》时称齐为“皇齐”，入梁后天监十六年左右撰写《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庙石像碑》叙述齐代事迹时则只称为“齐”(文中凡两见)，而于梁则称为“大梁”(文中凡两见),都是“对当时王朝例行的尊称”。“刘勰称呼上的前后差异，正是写作年代不同的显著标志，也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同上，第65页。如此等等，岂可视而不见，说成是“全属类比性推测”？至于贾先生所举萧子显于梁天监初启撰《南齐书》中屡次出现“皇齐”为证，齐、梁同为萧氏王朝，他这样称呼并不奇怪。又周先生举王子渊称唐为“皇唐”等数例，也是徒劳的，因为以“皇齐”为证是从《时序》篇全篇和全书来看的，并非偶然的和孤立的。又如： 周先生的“新证”称《文心》的“近代”指齐代，并举《指瑕》、《总术》篇为证*周绍恒： 《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増订本)，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41页。。查齐代不过二十来年。要说这两篇分别批评的“近代辞人，率多猜忌”和“多欲练辞，莫肯研术”，以及《物色》篇批评的“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的文风，都是针对齐代而发，岂不是笑话？郭绍虞先生解释文与笔之分“自近代耳”称“往往是指南朝刘宋以后的”，周却引为仅指齐代的论据*同上，第42页。。从文法上说，此句既可训包括刘宋，也可训不包括，否则须予说明。周却训仅指齐代，令人诧异。其实，杨明照亦已指出： 《文心》的《明诗》、《通变》、《指瑕》、《才略》四篇“所评皆至宋代而止；于齐世作者，则未涉及，亦其旁证。”*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3页。《时序》篇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是说该书具体评述文风变化的为九代。“九代”具体所指各篇可能有所不同，但不包括齐代是显然的。如说“近代”指齐代，岂不是“辞采十变”了？看来两位先生既未查《文心》，又不细看杨、牟之说，其论怎能服人？再如： 贾先生称刘勰撰写《文心》一书仅需一年左右，即天监元年动笔，次年完成；*贾树新： 《〈文心雕龙〉历史疑案新考》，《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周则推迟一年，历时近二年。*周绍恒： 《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増订本)，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这比范文澜、杨明照、牟世金的需时四年要快一倍多。考虑到该书内容丰富，构想缜密，涉及的文献典籍繁多，其时刘勰还要协助僧祐整理释典，故仅需一、二年之说令人难以置信，也经不起检验。依贾说《文心》完成时刘勰三十二岁，上推三十二年即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年)为其生年。*贾树新： 《〈文心雕龙〉历史疑案新考》，《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刘勰自称七岁梦攀彩云，依贾说此时为齐建元元年(479年)。但经牟先生详细考证： 其父刘尚已于数年前的元徽二年(474年)战死(详下)，如依贾、周之说，其时刘勰怎么可能梦攀彩云？

　　关于刘勰生年，牟先生认为上述诸说均“缺乏具体确切之史证”，“多是推测而孤证无援”*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7页。，难以成立。正确的途径“一以史为证，一以理推”，“综考其一生以求诸事相宜”，“能两相结合，庶可不违其实。”*同上。牟先生据刘勰七岁梦攀彩云、传称“早孤”和元徽二年(474年)其父刘尚战死，由此推算其生年为467年。其证如下：

　　课堂结束，笔者的脑海里不断交互出现上课的情景。为什么即使是生活图片，学生理解数量关系还会出现困难？返回到班上问学生，方阵图片和点子图片谁更能让你理解这三种方法。学生纷纷表示点子图好理解一些，缘由是点子图通过不同的摆放更能让人感受到数量之间的关系。诚然，根据三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思维特点，生活图片到抽象数学问题的跨度太大，学生兴趣和思辨能力跨越该跨度存在不同程度困难。借助几何图形，以形助教，使抽象问题直观化，有利于学生的思维提升。

　　其一，《序志篇》云：“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彩云乃吉祥之兆，“攀而采之”，显示刘勰少有奇志，当时正壮心满怀也。由此可知其父必卒于本年之后。若为新丧，则其悲尤在，不可能夜有此梦；若为早逝，则家境渐窘，更难生此吉庆心情。可知“其父殁于何年，是推断此梦系年之重要依据。”*同上，第11页。其二，《梁书》本传称刘勰“早孤”、“笃志好学”。《孟子·梁惠王下》“幼而无父曰孤”。《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是其父殁当在八至十岁之间。*同上。其三，刘勰八岁，其父刘尚战死。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于寻阳，攻入京城建康朱雀门。朝廷用卫尉将军萧道成议，坚守待援，与叛军激战，建康王室兵力全部投入保卫战，率领羽林精兵的右军将军王道隆战死。萧遣越骑校尉张敬儿诈降，杀刘休范，破其余党，建康得保。此次大战《资治通鉴·宋纪十五》有详细记载。本传载勰父刘尚为“越骑校尉”，必然战死于是役，以无功而殁，故史所不载。刘勰七岁梦攀彩云，自不能在本年之后；若提前一二年，则又与“早孤”不符。*同上，第14页。故由此上推七年即宋泰始三年(467年)是为其生年。上述辨析细致周密，以三者互证构成证据链条，故成立可信。前此杨明照《新笺》假定刘勰永泰元年动笔撰写时为三十二、三岁，由此往上推算，“当生于宋明帝泰始二、三年间。”*同上，第6页。亦与此一致。戚良德指出： 再核以牟先生关于《文心》成书、献书之年，“庶可谓‘近是’”*戚良德： 《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第386页。。学界已接受这一结论。如朱文民的《刘勰传》即取其说*朱文民： 《刘勰传》，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李平等的《〈文心雕龙〉研究史论》亦肯定这一考定*李平等： 《〈文心雕龙〉研究史论》，合肥： 黄山书社，2009年，第308页。。

二、 肯定李庆甲、杨明照关于刘勰卒年的考证功不可没

关于刘勰卒年，学界更众说纷纭。诸说中刘勰享年短者55岁，长者73岁，相距十八年。影响较大者，先是范文澜先生推定卒于普通元、二年(520、521年)间*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5页。，但“徒凭推想”*戚良德： 《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第389页。，未获学界公认。其后为李庆甲、杨明照两家影响最大，令人注目。

　　李、杨两家根据释书载萧统卒后刘勰撰经功毕、“表求出家”，最后“未期而卒”；又认为正史传记通例以卒年先后为序，故结合《梁书·文学传》传主次序以考刘勰卒年，但具体结论不同。李认为宋释祖琇之《隆兴佛教编年通论》所载刘勰出家事是“推定其卒年的关键”，该书卷八把刘勰“表求出家”附于“昭明太子薨”条下合段记载，并共用一个系年称“三年四月”，“表明刘勰出家与萧统病故为同一年”；又因祖琇论萧统之言尽出于《南史》本传，故此“三年”“当为梁中大通三年(531)无疑。*汪涌豪： 《〈文心雕龙〉研究的新收获》，《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第404页。再据《梁书》本传所言刘勰出家后“未期而卒”，则其卒年为中大通四年(532年)即萧统病故次年“大致可以肯定”*同上。。李又称“‘正史’合传的通例是传主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李庆甲： 《再谈刘勰的卒年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对《梁书·文学传》二十三名传主之卒年逐一查考，列出卒年表，刘勰位于谢几卿与王籍之间，二人卒年分别为普通八年(527年)与大同二年(536年)，从而为刘勰卒于中大通四年(532年)“提供了一个新佐证”*汪涌豪： 《〈文心雕龙〉研究的新收获》，《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第405页。。杨亦引宋释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释志磐《佛祖统纪》等五种释书均载中大通三年萧统卒后刘勰“表求出家”，认为“五书均以舍人出家于昭明既卒之后，揆诸情理，可信无疑”*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11页。。这与李一致。杨亦认为： 《梁书·文学传》“盖以(传主)卒年为序”，此史家合传通例。刘勰列于谢几卿之后、王籍之前，故亦据以考刘勰卒年。关于王籍卒年两家一致，而谢几卿则异。李据本传考王籍卒年为大同二年(536年)。杨亦据本传载： 湘东王萧绎任荆州刺史，王籍被引为“安西府咨议参军”，鉴于萧绎在荆镇于大同元年十二月进号安西将军，至五年七月始入为护国将军；又引《谢征传》谓征于大同二年卒官，王籍集其文为二十卷，可知其卒必在大同二年谢征卒后、五年七月萧绎未离荆州之前。*同上，第412页。结论与李无异。关于谢几卿卒年，李据本传载谢随西昌侯萧渊北伐，军至涡阳退败坐免官，居家时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志相得，并肆情诞纵”，时湘东王在荆镇，与书慰勉之。据此认为谢卒于普通八年(527年)前后*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23页。。而杨引这条记载同时再引《庾仲容传》载：“(谢几卿)迁安西武陵王咨议参军，除尚书左丞，坐推纠不直免。……唯与王籍、谢几卿情好相得。二人时亦不调，遂相追随，诞纵谋饮，不复持检操。”根据《梁书·武帝纪(下)》载武陵王萧纪于大同三年闰九月改授安西将军、益州刺史，可知庾任萧纪咨议参军时在大同三年九月之后；为尚书左丞而免官时在大同四年。谢与庾“肆情诞纵”当亦不出是年之外*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第411页。。萧绎第七任荆州刺史止于大同五年(539年)，其慰勉时间必在大同五年前，可知谢几卿之卒不出此年。故认为： 谢几卿卒于大同四年即538年冬*同上，第412页。。显然杨说为确。鉴于《刘勰传》厕于谢几卿与王籍之间，“其卒年固不应先与谢几卿或晚于王籍”。这不但与上述释书所系舍人出家之年(大同四年)“极吻合”，且《梁书》本传“既言舍人变服未期而卒，是其出家与卒均在十二个月以内。如此时段时间前后跨越两年，则舍人之卒，非大同四年即次年也”*同上。关于刘勰卒年，杨明照先主普通二—四年(521—523年)，后主大同四、五年(538—539年)。，即卒于538或539年，享年73或74岁，比李说多活六、七年。

　　对李、杨两家之考辨，牟世金先生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一方面，牟经详考指出： 上述宋元五种释书不确之处甚多，所载未可如李所说作为“确定刘勰的卒年有决定性的意义”之史证*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28页。。同时又指出： 《梁书·文学传》“并非严格按照传主卒年之先后为序”*同上。，如按杨考谢几卿卒于大同四年之冬，则其传应移至《刘杳传》、《谢征传》之后(刘杳、谢征二人皆卒于“大同二年”)；又杨考王籍之卒“必在大同二年谢征卒之后，五年七月萧绎未离荆州之前”，则其传应移于谢征之后。*同上。再如： 谢几卿既卒于大同五年(539年)或稍后，该传之后为《刘勰传》、《王籍传》、《何思澄传》、《刘杳传》、《谢征传》，前二传未明言传主之卒年，然后二传皆云“大同二年卒官”，《何思澄传》虽未直书卒年，然其卒年甚明，亦为大同二年。“是知《谢几卿传》次第之误甚远”。按其实际卒年，其传应移于《谢征传》之后。则《刘勰传》前为《刘峻传》(刘峻卒于普通二年)。“可见《梁书·文学传》之排列次序未可据为传主卒年之准的”*同上，第124页。。另一方面，牟先生仍然肯定两家之重大贡献，指出： 考刘勰卒年与萧统卒年之联系，始见于一九三五年问世之敖士英《文学年表》卷三，《霍衣仙刘彦和简明年谱》发表于次年，“是为第一个《刘勰年谱》，已明确萧、刘先后去世之关系”。其后如翁达藻《梁书刘勰传大事系年表》等亦取此说，“然其说乏证，未能引人注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的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系刘勰出家于大同四年，已据《佛祖统纪》为说”。其历五十年而仍未能引人瞩目者，盖如李庆甲所指出：“他既没有提到另外几种不同的说法，也没有说明他为什么引用此说而不用它说的原因，更没有论证志磐此说的可靠性如何”*同上，第118页。。现李、杨两家根据相继发现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等多种史料之有关记载，“并互考其得失，详究诸释书之关系，从而探出其较为合理之记载。李、杨两家，虽取材互异，结论不一，然其证刘勰于萧统卒后撰经则同。刘勰之卒年，既始有具体年代之史料可资；五十年前之旧说，因之而获一大进展。是其考证之价值，固当首先肯定也。”*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18页。由此刘勰卒年的探索进入有文献可据时期，李、杨两家功不可没。

三、 关于刘勰卒年，提出系列卓识远见

关于刘勰卒年的考辨，牟世金先生不但多方搜集资料，汇考众家之说，折中近是，而且提出系列卓越见解，令探究大步向前，并接近最终结论。

　　(一) 广纳众说而撰《刘勰年谱汇考》，全面考察刘勰生平

　　(二) 厘清刘勰之撰经、出家均与萧统之卒“了不相关”的史实

　　长期以来，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刘勰因萧统之卒而奉敕撰经。如杨明照、李庆甲、李曰刚和霍衣仙四家均据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年)刘勰始奉旨撰经。杨称： 昭明太子薨，刘勰“为昭明旧人，既不得留，又未除其他官职”，于是被敕撰经。李曰刚更据杨说称“(朝廷)正好藉此遣寄”即打发刘勰*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14页。。但牟先生指出：“今考《刘勰传》，其撰经、变服，萧统之卒，实渺无消息。是知刘勰之奉敕撰经，燔发出家，均与萧统之卒了不相关。”*同上，第116页。并考天监十八年后东宫通事舍人已由何思澄和刘杳担任。该职定员(二人)已满，自不容再有刘勰*同上，第115页。。(朱文民先生认为刘杳应是普通五年即524年始复为东宫通事舍人，刘勰当于此年始去东宫通事舍人之职。*朱文民： 《刘勰传》，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且详考萧统卒后东宫属官去向均有交代，而于刘勰竟一字未提，可见其时刘勰已不在东宫，谈不上因不能留用而奉敕撰经。更重要的是： 刘勰奉敕撰经是因僧祐死后对其著作及经藏亟需有人主持编撰整理，与萧统之卒无关。僧祐于定林寺造立经藏，该寺整定撰述释典之事一直由他亲自主持。天监十七年(518年)僧祐卒，撰经工作随之停止。《梁书》本传称刘勰入定林寺投靠僧祐，与之居处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并对该寺的经藏进行“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即协助僧祐整理经藏。天监七年(508年)敕僧旻于上定林寺钞一切经论，刘勰亦参与其事。故僧祐死后刘勰是被敕撰经。鉴于此事在僧祐卒后不久(详下)，比萧统卒年要早十来年，可知二者并不相干。

　　(三) 概括刘勰卒年为萧统卒前与卒后两说，指出关键在何年奉敕撰经

　　牟世金先生汇总刘勰卒年众说为： 兴膳宏为520年(55岁)，华仲麐和范文澜为520年(56岁)，张严、穆克宏和陆侃如为521年(57岁)，王更生为521年(58岁)，王金凌为522年(58岁)，龚菱为522年(59岁)，詹锳为523年(59岁)；而翁达藻为532年(64岁)，霍衣仙和李庆甲为532年(68岁)，杨明照为538年(73岁)或次年，李曰刚为539年(70岁)*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45—152页。。其中刘勰享年短者55岁(兴膳宏)，长者73岁(杨明照)，相距十八年(由于所主生年不同，故有卒年相同而年岁不同)。“虽各有其理，而所据无力，未足令人信服”。先生把众说“大别为二”： 以萧统卒年为界，上述詹瑛等十家认为卒于普通初年至四年(520—523年)，早卒萧统十来年(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即531年)；霍衣仙等五家认为萧统卒后刘勰始奉敕撰经，功毕出家，未期而卒。*同上，第108页。(兴膳宏、杨明照两家先主卒于萧统卒前，后主卒于萧统卒后。*同上。)并指出： 虽二者互有歧义，关键“唯在何年”奉敕撰经。*同上。为什么呢？依笔者的理解： 根据本传记载，此次奉敕撰经乃是刘勰人生的转折点： 前此是入寺投靠僧祐，然后进入仕途： 由起家奉朝请，先后任临川王萧宏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南康王萧绩纪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最后升迁东宫步兵校尉(兼通事舍人如故)；其后便是奉敕返回定林寺撰经，功毕，出家，“未期而卒”。可知其卒年必在撰经功毕、出家之后。只要弄清何年奉敕撰经，便可据此推算卒年的时间期限。这是探究刘勰卒年继续深入的关键。先生此说可谓独具慧眼(详下)。

　　(四) 详考与慧震奉敕撰经“必在”刘勰迁步兵校尉之后即天监十八年

　　然则到底何年刘勰与慧震奉敕撰经呢？杨明照先生谓“何年受敕撰经，遽难指实”*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10页。。其实，既然上述已知刘勰撰经是为整理僧祐卒后留下的经藏，时间便应在其卒后不久，即天监十七年(518年)五月后至次年。这要从刘勰迁升步兵校尉说起。本传载：“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舍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通事)舍人如故。”鉴于僧祐生前已上启建议京畿应禁捕鲜食之族，刘勰上表“与僧祐等之上启如出一辙”*同上，第400页。，由此获得武帝欢心，得迁步兵校尉。至于上表的时间，杨称：“按传文于七庙飨荐曰‘已用蔬果’，于二郊农社曰‘犹有牺牲’，以‘犹有’与‘已用’对文，则舍人陈表，为时当在天监十七年八月之后。”*同上。可知刘勰得迁步兵校尉时在天监十七年(518年)八月后不久。至次年僧祐卒后刘勰被敕撰经，牟先生称其时间“必在”刘勰迁步兵校尉之后的天监十八年，如此始与传文一致并为诸家表谱所公认。*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08页。“尤足为证者，是刘勰之奉敕，已解步兵校尉之职。”盖因撰经“费时一、二年当不可少，步兵校尉自须随时易人”。牟先生引《梁书·谢举传》载天监十八年谢举已代刘勰领步兵校尉，指出梁代之步兵校尉“连任三年以上者既寡，敕以他任，二年后再复职者则未闻”*同上，第101页。。且见于《梁书》曾任(或兼领)步兵校尉者凡四十余人，牟先生又列出自天监元年(502年)至中大同三年(531年)即萧统卒年整三十年间任该职可知者二十四人*同上，第102页。，平均一人仅十五月，其更任之频繁可知。刘勰任职不能独长，最多延续到天监十八年前数月。因据《隋书·百官志上》梁世官制已由宋初置官太子校尉各有七人改为“其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各一人，谓之三校”。可见刘勰奉敕撰经时已由谢举取代为东宫步兵校尉*同上，第103页。，其迁该职最早为天监十七年八月后，次年已奉敕撰经。时间如此之短，并不奇怪： 一者僧祐是当时朝廷最信任的经律权威，刘勰是主持整理他留下经藏的最佳人选，故被敕撰经；二者撰经任务繁重，非一两年所能完成(详下)，难以兼任东宫步兵校尉。加之该职责任非轻，任期历来一年左右，故奉敕撰经同时或随即不久被解该职，应在情理之中。经此详细考证，刘勰奉敕撰经“必在”天监十八年(519年)应该不成问题。

四、 走向终极结论

关于刘勰卒年，牟先生称： 根据上考奉敕撰经必在天监十八年，“斯年既定，则刘勰卒于其后第三年无疑矣”*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09页。，即卒于普通三年(522年)，享年56岁。但鉴于撰经非一、两年所能完成(详下)，时间显然太短，故不能说“无疑”。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称： 撰经“大抵一二年即功毕”。牟先生谓：“其说近是，按此度撰经，并非新著或始编，唯予僧祐之集辑，重加整理与増订；或有部分序文，亦修定于此时。故大抵始于上年而毕于本年”*同上，第104页。，即于普通元年(520年)完成。此说大可商榷。

　　(一) 贾树新考定撰经大约需时十五年

　　贾树新先生指出： 根据有关资料推算定林寺的释典，总计受旨撰经应包括： 一是前藏释典共一万三千卷，其中未撰定者约一千五百卷；二是续藏约四千卷；三是増藏约一千卷；四是依居期间所撰定的需要増订补订者，约一千卷。例如： 《弘明集》依居时撰定十卷，受敕撰经期间又补増四卷，从而成为现行十四卷。有一些虽未増补，但需改定。总计起来，受敕撰经的撰经量约七千五百卷。“以依居时撰经的量数与年数比例为据，则受旨撰经需时约十五年，才能证功毕。”*贾树新： 《〈文心雕龙〉历史疑案新考》，《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第226页。上述推算是否合理呢？唐释道宣《续高僧传·释宝唱传》载：“天监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浅识难寻，敕庄严(寺)僧旻于定林上寺缵《众经要抄》八十八卷。”《续高僧传·明彻传》亦载：“帝以律明万绪，条章富博，欲撮聚简要，以类相从。天监末年，敕入华林园，于宝云僧省，专功抄撰。”刘勰与慧震奉敕撰经，大约与此同时。*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01页。由上两段记载可知，所谓“撰经”，更重要和更繁重的工作是对数千册佛经进行“撮聚简要，以类相从”，即进行整理分类和写出简要说明。这绝非一、两年所能完成。杨明照称：“撰经仅有二人，当非短期所能竣事。”*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10页。笔者认为： 梁武帝敕令刘勰与慧震二人撰经，是由此二人主持该项工作，而非撰经仅此二人。以天监七年(508年)僧旻于上定林寺钞一切经论来说，根据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僧旻传》记载： 僧智、僧幌、僧旻、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八)卷”。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称： 此次抄经从天监七年十一月到八年四月，即合三十多人之力近半年才完成。*同上，第396页。可见贾先生的推算可信无疑。此次刘勰与慧震撰经任务要繁重得多，决非一、两年所能完成，时间也要长得多，参与人数亦远不止三十人。

　　至于受敕撰经的具体时间，贾树新先生认为： 天监十六年(517年)刘勰表陈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蔬果，陈表后迁步兵校尉*贾树新： 《〈文心雕龙〉历史疑案新考》，《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第227页。。次年即天监十七年僧祐死后“旋即”受敕撰经*同上，第225页。，讫于中大通五年(533年)左右*同上，第226页。。贾说较牟说天监十八年早了一年。而杨明照指出：“按传文于七庙飨荐曰‘已用蔬果’，于二郊农舍曰‘犹有牺牲’，以‘犹有’与‘已用’对文，则舍人陈表，为时当在天监十七年八月之后。”*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96页。可见牟说为确。

　　(二) 考定奉敕撰经“必在”天监十八年为推断刘勰卒年提供关键性理据

　　牟先生考定奉敕撰经“必在”天监十八年，尽管先生由此推断刘勰的卒年值得商榷(详下)，但其对于探究刘勰卒年提供了关键性理据。鉴于上述撰经需时大约十五年，则上述兴膳宏、华仲麐、范文澜、王更生、穆克宏、陆侃如、王金凌、龚菱、詹锳和牟先生等十一家，认为刘勰于奉敕撰经的天监十八年(519年)后数年之内撰经功毕不久而逝，由于如此之短的时间不可能撰经功毕，故均不能成立；而霍衣仙、李庆甲、翁达藻主要据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年)而奉敕撰经*同上，第117页。，并卒于次年*同上，第152页。。上述已辨刘勰撰经与萧统之卒“了不相关”；再说，鉴于本传明确记载刘勰是撰经“功毕”后“未期而卒”的，准此则其撰经时间不过一、二年，怎么可能“功毕”？故也不能成立。经此排除，刘勰卒年诸说可能成立者便剩下杨明照和李曰刚两家，而后者“全据”前者而来，“除所定刘勰生年略晚，别无大异”*同上，第126页。。这样便只有杨说一家了。今学界亦多从杨说。

　　(三) 朱文民考证慧震撰经功毕返回荆州不久而逝为杨说提供新的佐证

　　朱先生认为： 根据唐道宣《广弘明集》所载有关慧震撰经功毕返回荆州的时间，“应该就是刘勰出家和卒年的大体时间”。该书卷二十四所载刘之遴的《吊震法师亡书》和《与震兄李敬朏书》两文透露了此中信息。*朱文民： 《刘勰传》，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后者称慧震“昔在京师，圣上眄接，自还乡国，历政礼重”，是说慧震在京都得到梁武帝的接见，返回荆州受到隆重礼遇；又称“殿下自为作铭，又教鲍记室为志序”，是说慧震之卒湘东王萧绎亲为作铭，并让记室鲍检作序。可知慧震卒时萧绎尚在荆州刺史任内。还称慧震“年事未高，德业方播”，故知其享年当在60岁左右，大约卒于太清元年至二年(547—548年)八月前。因为，刘之遴在此之后已落入侯景之手。此前他经一番周折逃奔荆州萧绎辖区，萧绎派人于途中暗杀，又装出痛惜的样子，亲为作铭，且以厚葬。刘之遴对慧震之死应该相当熟悉。如果慧震死于侯景之乱，刘之遴已落侯景之手，自然既不知其事，亦无心作吊文。再说，鲍检以记室的身份作序，“正好透出了鲍检的任职时间和卒年的信息”*同上，第328页。，也为考证慧震的卒年提供了线索。为了说明问题，朱先生根据《梁书·武帝纪》和《元帝纪》列出梁初至侯景之乱期间历任荆州刺史(共十任)的任职时间表*同上，第329页。，其中萧绎曾两任荆州刺史： 第一次为第七任，时间为普通七年十月至大同五年七月(526—539年)，第二次为第九任，时间为太清元年正月至大宝元年九月(547—550年)*同上，第330页。。萧绎第二次任职之前荆州刺史(第八任)为卢陵王萧绩，三任两人，正与“历政”两字吻合。再看鲍检的卒年： 据《南史·武陵王纪传》载： 侯景作乱时武陵王萧纪“不赴援，武帝崩后，乃僭号于蜀”。湘东王萧绎曾多次派使者劝告萧纪不要有野心，并于大宝元年七月“遣鲍检报纪以武帝崩问”。《南史·鲍泉传·附弟客卿传》亦载： 侯景乱时“检为湘东镇西府记室，使蜀，不屈于武陵王，见害。”鉴于鲍检此次使蜀时间在大宝元年七月之后，故其遇害时间必在萧绎第二次任荆州刺史期间。如将这一时间定在第一次任期，则时间衔接不上。*朱文民： 《刘勰传》，同上，第329页。查梁王朝自太清二年(548年)八月爆发了侯景叛乱，攻破健康城，梁武帝被围于台城，诸王见死不救，次年三月台城被陷，武帝饿死，侯景立萧纲为帝(实为傀儡)。这段时间正是湘东王萧绎任荆州刺史(第二任)。如果慧震卒于侯景作乱期间，不但萧绎无心作铭，也不可能使鲍检作序。且《梁书·刘之遴传》载其卒于太清二年(548年)，既然刘有《吊震法师亡书》，可见“慧震必卒于刘之遴落入侯景之手之前”，即太清元年(547年)正月至二年(548年)八月间。鉴于萧绎第二次出任荆州刺史是在太清元年正月，由于庐陵王萧绩薨于荆州任上，萧绎由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任上改为镇西将军出任荆州刺史。既然慧震“自还乡国，历政礼重”，即返回荆州受到萧绎的隆重礼遇，其时必在梁大同五年(539年)七月湘东王离任之前。鉴于慧震与刘勰同时奉旨撰经，必然同时功毕。故慧震功毕返回荆州应与刘勰撰经功毕“遂启求出家”大体同时。*同上，第331页。本传既言刘勰出家变服“未期而卒”，若出家与卒年跨越年度，则其卒年“非大同三年(537年)即次年”*同上。，结论与杨说相同。其撰经历时17年，亦与贾说需时十五年大体一致。

　　(四) 贾锦福关于“未期而卒”的新解说明刘勰卒年仍需继续探究

　　那么，杨说是否就是刘勰卒年的最后结论呢？未必。因为对《梁书》本传所称刘勰“未期而卒”(此句被《南史·刘勰传》删去)尚有不同的诠释。贾锦福先生指出：“期”字古汉语有两个读音： qī和jī。读qī时主要有两个含义： 一是日期、时间，二是期望、要求、待命。读jī时指时间的周而复始，可以指一周年、一个月或一整天。若依后者，则该句句意为未满一年就去世了。现杨明照及学界多用此训。但这种用法大多与年、月连用，并举“期年之间，兄弟称王”等8例为证，而《梁书》此处“期”字后并未加年或月。而“期”字如读qī，“未期”就不是“未期年”的省称，而是“无期”、“未有期”的省称，意为不知何日。这里的“未期”是副词，是修饰“而卒”的，并举秦汉以来古籍9例为证。如《苏武报李陵书》：“乖离邈矣，相见未期”，下句意为不知何年始能相见，而不是来年相见。准此，则本传的“未期而卒”，句意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即“卒年不详”、“不知所终”，而不是未到一周年就死了。后人读音错位“误解了姚氏的本意”，并称：“这样理解不仅与《梁书·刘勰传》全篇的意脉、笔调相融通一致，不会显得突兀、费解，而且也为刘勰晚年潜回莒县定林寺埋下了伏笔，提供了一种可能，给人以无穷想象的思考。”*贾锦福： 《漫议李延寿删节〈梁书·刘勰传〉三题》，《文心雕龙研究》第11辑，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37页。20世纪萧洪林、邵立均两先生提出： 刘勰出家当在昭明太子未卒之时，出家后不久“潜居故乡莒县”创建该县定林寺，死后葬于该寺，主要依据该寺清代石碑、方志的记载及近年出土有唐代以前的莲花纹瓦当一片。*萧洪林、邵力均： 《刘勰与莒县定林寺》，《文史哲》1984年第5期。牟世金先生认为此说“史证不足”*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42页。，学界亦多不认同。其后苏兆庆先生又撰文进一步阐述刘勰出家之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潜回莒州创建定林寺。*苏兆庆： 《刘勰晚年北归和浮来山定林寺的创建》，《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但本传明确记载直至昭明太子卒时刘勰一直在定林寺撰经尚未功毕。牟世金先生尝质疑霍衣仙、李曰刚、李庆甲等人的年表、年谱于刘勰迁升步兵校尉后十年左右，“均未列刘勰官职和任何事迹”*牟世金： 《刘勰年谱汇考》，成都： 巴蜀书社，1988年，第112页。。其实鉴于撰经任务繁重，是武帝亲自敕令，刘勰一直在定林寺，撰经尚未功毕，故既不升官也不降职，也无他事可载。本传记载很明确：“未期而卒”乃是撰经功毕之后之事。既然如此，何来潜回莒县？再者，苏先生引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昙观传》云： 释昙观，莒州人。“(隋)仁寿中奉敕送舍利子于本州定林寺”。可见莒县定林寺当时已是相当有名，隋仁寿共四年即公元601—604年，距《梁书》编撰者之一姚思廉生活年代不过数十年，年轻时他已继承父业修史，为刘勰所撰本传叙事清晰明确，说明他对刘勰生平事迹十分熟悉。如称“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一个“必”字可谓掷地有声。要说早已成名的刘勰潜回到莒县创建定林寺，如此重大之事他竟不知道而没有记载，是说不过去的。关于刘勰卒年，近年周绍恒先生认为刘勰卒于普通五年即524年*周绍恒： 《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增订本)，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孙蓉蓉先生认为卒年约在中大通五、六年即533、534年*孙蓉蓉： 《刘勰与〈文心雕龙〉考论》，北京： 中华书局，2008年，第26页。。前者可归入萧统卒前说，后者与上述萧统卒后不久而逝说大体相同，上已证均不能成立。

　　可见刘勰的卒年仍需继续探究，但其卒年必在撰经功毕出家的大同三年(537年)之后，则是显然的。换言之，已经大大接近最终结论了，但学界还需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