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蓉蓉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中文系)

　　梦摘彩云，妙笔彦和
——评缪俊杰先生的《刘勰传》

　　孙蓉蓉

　　早就听说作家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的大型丛书，丛书的编委会遴选了我国自春秋战国到近代的一百二十多位历史文化名人，进行原创纪实体的文学传记的创作。而南朝齐梁时期著述《文心雕龙》而名闻遐迩的刘勰，自然名列其中。而且也早已知道，《刘勰传》的作者正是缪俊杰先生。当时得知这一消息，真为丛书编委会的选择而赞叹不已。因为，要给刘勰这样的文化名人写传，无非两种人能够胜任： 一是搞文学创作的作家；二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然而，搞文学创作的作家恐怕很难将刘勰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形象塑造出来；而习惯于严谨的学术研究的专家，要将刘勰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也并非易事。而恰恰正是缪俊杰先生具备了这样两种人的素养，是一个兼具作家的专家。曾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现为学会顾问的缪俊杰先生，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大家。早在五十年代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时，就跟随刘永济、黄焯和刘绶松等名师研习刘勰的《文心雕龙》。六十年代初，缪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学习的毕业论文也是《文心雕龙》。到1987年6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这在《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研究方面是一部出版最早、影响较大的理论著作*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云：“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美学观、重要美学范畴和具体的文艺美学内容进行全面的研究，为本时期《文心雕龙》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这方面出版最早，影响较大的是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0页。)。时至2015年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缪先生的《梦摘彩云——刘勰传》。长达半个多世纪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刘勰其人其事和《文心雕龙》的理论内容，对于缪先生来说，都是了然于心的了。同时，缪先生还是一位擅长于创作散文和小说的作家，其游记散文《西游漫记》*缪俊杰： 《西游漫记》，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1年。，内容丰富、文笔优美。而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烟雨东江》*缪俊杰： 《烟雨东江》，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3年。，题材新颖、构思独特。缪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以及一系列散文和小说的创作，自然是《刘勰传》作者的最佳人选。经过三年的艰苦写作，《刘勰传》终于问世。果不其然、实至名归，一千五百多年前刘勰的彩云梦，成就了《文心雕龙》的横空出世；而缪著的《刘勰传》则妙笔彦和，让今人看到一个真实生动、形象鲜明的刘勰。

　　目前出版的刘勰传，如杨明先生的《刘勰评传》*杨明： 《刘勰评传》，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文民先生的《刘勰传》*朱文民： 《刘勰传》，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等，前者叙述刘勰的生平事迹，论述《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地位和影响等，是属于学术类的著作。而后者则在考定《刘子》一书为刘勰所撰的基础上，对刘勰的生平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评价，也是偏于评论的研究性的著作。相比较之下，缪著的《刘勰传》是一部纪实性的人物传记，是文学创作类型的作品，《梦摘彩云》的书名“有文采又能代表本传意蕴”*缪俊杰： 《关于〈刘勰传〉写作的若干问题》，《梦摘彩云——刘勰传》，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292页。，也说明了本传的文学性的特征。这种文学性的人物传记同以往关于刘勰生平思想研究的传记、评传、年谱、简介、考略的专著、专论等迥然相异，它别开生面，引人入胜。因而当拿到这本书时，就迫不急待地阅读起来，读着读着，原本早已熟知和了解的刘勰，逐渐鲜活丰满起来，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刘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多年来研究刘勰、研究《文心雕龙》所从来没有体验到的一种感觉和享受。

　　缪著的《刘勰传》，除开头的“前记”和结尾的“作者跋”之外，共有十二章，二十七万多字。全书以时代的发展顺序和刘勰的人生轨迹作为线索，从“七龄童梦摘彩云”、“奉寡母笃志好学”，到“受器重太子爱接”、“证功毕皈依佛门”，充分地展示出刘勰跌宕起伏、悲喜交感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其中尤其突出了刘勰一生中的重要经历和活动，如依附僧祐寄居定林寺的整理佛经、积学储宝和广结名流，在定林寺的晨钟暮鼓中完成《文心雕龙》的著述。而对《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篇章，传中又用了相当的篇幅予以阐释和解读。又如，刘勰奉朝请而进入仕途，从临川王萧宏的记室、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到兼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其间一度出任浙江东阳郡的太末县令。最后，刘勰在证功毕后皈依佛门，未期而卒。全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晰，详略得当，语句流畅。

　　综观全书，缪著《刘勰传》的写作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依据史料的虚构描写。

　　给历史文化名人写传记，首要的是必须依据真实的历史史料进行写作，这是写人物传记的基础和关键。关于刘勰的生平事迹，在《梁书·刘勰传》和《南史·刘勰传》中均有记载。然而，这些记载却极其简略，语焉不详。《梁书·刘勰传》除去其中引述《序志》篇全文之外，关于刘勰生平事迹的只有寥寥三百三十九字。而《南史·刘勰传》则是根据《梁书·刘勰传》所撰，不仅没有增加任何内容，反而还有删减。历史史料的缺失，给我们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而要给刘勰写人物传记，那更是难上加难了。因此，依据《梁书·刘勰传》所记载的刘勰的生平事迹，运用想象和联想，适当合理进行虚构描写，作一定的艺术加工，这是必须也是必然的了。并且，这样的写作方法也符合作为传记文学的文体要求。

　　缪先生将《梁书·刘勰传》所记载的刘勰的生平事迹作为主线，紧紧抓住传中每一字、每一句话所蕴含的信息量，从而在局部和细节上进行加工创造。例如，关于刘勰的家世，《梁书·刘勰传》仅用了十六字来说明，“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唐) 姚思廉： 《梁书》卷五十《刘勰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第710页。。就是这十六字的记载，缪著《刘勰传》从中演绎出了第一章的五个小节的内容，除了第四小节的“访曲阜拜谒孔圣”与之无关。现在我们来看看《刘勰传》中对刘勰家世的描写：

　　忽一天，刘勰来到刘尚的书房，问道：“爹爹，我最近读了许多历史书，也读了刘家的族谱，里面说我们刘家的远祖是汉高祖刘邦的庶男刘肥的后代，又说我们刘家同南朝宋代的司空刘秀之是兄弟。我们刘家真的同皇室有关系吗？”(第4页)

　　刘尚答道：“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传说我们祖上同汉高祖刘邦有一点儿渊源关系，同南朝的开国皇帝刘裕也有什么关系。说你爷爷刘灵真是刘宋王朝做过司空的刘秀之的弟弟。我问过你爷爷，他对自己祖先的经历也说得含含糊糊。不过，从祖上开始便有这么一说，我们刘家都是从古莒国过来的。古莒国现在成了齐鲁之邦的莒县。我们刘家虽然现在不发达了，但祖上还是很风光的！”(第5页)

　　在这里，作者以刘尚、刘勰父子俩对话的形式，引出了其家世的问题。其中提到如《梁书·刘勰传》记载的刘勰的祖父刘灵真为“宋司空秀之弟也”，同时也引用到了刘秀之的族叔刘穆之在《宋书·刘穆之传》中的史料，即“汉齐悼惠王肥后也”*(梁) 沈约： 《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3页。，汉齐悼惠王刘肥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正是由于父亲刘尚也说不清楚其家世的渊源关系，因而《刘勰传》中就虚构出刘勰一家“回故里寻根问祖”的故事情节来。刘勰一家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踏上了回故里的路途。古莒国已难以寻到祖先的印迹，刘尚夫妇早有所料，内心平静。而当时七龄童的刘勰却倍感新鲜，他对祖籍故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回故里”又引出了“访曲阜拜谒孔圣”一节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史料的记载，但这样的想象虚构却符合刘勰的思想情感。他服膺儒家学说、赞颂孔子伟大，孩童时的游访曲阜、礼拜孔子的经历使他开始受到启蒙和洗礼。

　　此外，刘勰在踏入仕途后，一度为太末县令。《梁书·刘勰传》载：“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唐) 姚思廉： 《梁书》卷五十《刘勰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第710页。对于刘勰出任地方长官前后约三年时间的这一段经历，《梁书》本传仅用了“政有清绩”四字来概括。正是由这四字，作者充分展开想象，加以引申、扩充、填补、演绎，从而形成本书第九章《太末令政有清绩》的内容，分别有：“别建康太末赴任”、“遇歹徒幸运脱险”、“拒收贿美女黄金”、“县太爷微服私访”、“开粥棚施舍民众”和“留遗憾未探龙窟”等六个小节的故事。其中刘勰想减少赋税的情节是这样的：

　　刘勰从乡下微服私访回到县衙，好几天没有到公堂视事，一直待在行馆里冥思苦想。

　　他在想什么？他看到“民有菜色”、“野有饿殍”的景象，心里在隐隐作痛。他想，朝廷把他从京城派到这个小地方做县令，也就是把这个地方交给自己治理了，如果在自己的治下还是“民不聊生”、“野有饿殍”，不仅自己面上无光，简直是对老百姓的犯罪啊！

　　怎么办？怎么办？

　　刘勰一直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 如何“救人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刘勰想到，在定林寺跟随僧祐十多年，从僧祐大师那里得到了“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一些启发。

　　刘勰不完全信佛，但又想起佛家语言；“救苦众生，阿弥陀佛！”

　　刘勰想，老百姓都嫌赋税太重，怨声载道。能不能减轻一点儿赋税呢？他想，赋税是皇上定的。当今皇上颁布什么法令是皇上的事。我们这地方“山高皇帝远，皇帝也有“鞭长莫及”之处，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太末减少一点儿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呢？(第204页)

　　这里主要描写了刘勰到农村乡下实地了解了民情之后的所思所想，想到自己身为地方官的责任，想到佛家“救苦救难，救度一切众生”的教义，使刘勰下决心为老百姓减少赋税。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较为平等的办法，就是按耕种田亩多少来交税，这就使田亩多的大户必须多交，而小户人家则减轻了负担。

　　以上这些细节的描写，使刘勰在太末的“政有清绩”有了具体而实在的内容，一个清正廉洁、敢于担当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让我们看到了刘勰的“负重必在任栋梁”、“达则奉时以骋绩”*(梁) 刘勰： 《文心雕龙·程器》，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26页。的理想和抱负，这正是他在太末令任上之所以能“政有清政”的思想基础。作者紧紧扣住“政有清绩”而展开的描写，虽然纯为虚构，但这也符合刘勰的思想倾向和性格特征。因为深受儒家仁爱、民本思想的影响，扬善除恶、体恤民情。同时，佛教思想的浸染，也同样会影响到刘勰必然会做出所虚构的一系列举动。这是刘勰仕途上的一个闪光点，至今对于后人仍然有其现实的意义。因此，作者在“跋”中说：“笔者以为文学传记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在不违背历史原则的基础上，这种细节上的丰富是艺术创作所容许的，是符合艺术规律的。”*缪俊杰： 《关于〈刘勰传〉写作的若干问题》，《梦摘彩云——刘勰传》，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290页。

　　第二，阐释内容的情景展现。

　　刘勰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人，其突出的贡献在于《文心雕龙》的撰述。刘勰本人对于《文心雕龙》一书寄予厚望，“君子处世，树德建言”、“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4、536页。。而刘勰也正因为《文心雕龙》一书而名垂史册，当年刘勰的“七龄童梦摘彩云”，如今已是“遍寰球彩云飘荡”。因此，《刘勰传》的写作必须用相当的篇幅来描写《文心雕龙》。然而，要用文学性的笔墨来描写形容作为理论批评著作的《文心雕龙》，这实在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尴尬。据了解，缪俊杰先生在刚开始写作时，为了把《文心雕龙》的内容观点讲清楚，将他在1987年出版的《文心雕龙美学》一书的内容压缩为三章，放入到《刘勰传》中，结果是这三章的体例与全书完全脱节。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从第五章《定林寺师徒论道》、第六章《求知音高山流水》，到第七章《赞雕龙深得文理》，这三章集中地描写了《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作者改变了之前单纯地介绍和分析的叙述方式，而是刘勰在写作过程中，与僧祐以“坐而论道”的对话形式，作了阐释《文心雕龙》内容的一种情景化的展现。刘勰与僧祐的“坐而论道”，涉及的内容有“文之枢纽”的五篇，“论文叙笔”中的《明诗》、《乐府》、《铨赋》、《谐隐》、《史传》和《诸子》，以及《夸饰》、《隐秀》。最后，以《知音》篇的内容，联系到《文心雕龙》中刘勰对众多作家作品的鉴赏评论，形成了第六章的描写内容。其中有一情节是这样描写的，当刘勰写出前五篇的初稿后，有一天僧祐特意来到刘勰的住所。《刘勰传》第五章《定林寺师徒论道》这样写道：

　　刘勰把写好的前五篇书稿敬奉给僧祐。

　　僧祐接过书稿首先问道：“彦和，这本书准备叫什么书名呀？”

　　刘勰把书稿的封面展示给僧祐看。僧祐看到刘勰那苍劲有力的几个大字，有点儿惊奇，便问道：“这是书名吗？你为什么把你写的这本书叫《文心雕龙》呀？”(第73页)

　　于是，刘勰将《序志》篇中对《文心雕龙》书名的解释向僧祐作了说明，并涉及全书框架结构的内容。

　　除了与僧祐“坐而论道”之外，在《刘勰传》中作者还设计了刘勰受邀到沈约府上与沈约座谈讨论了《文心雕龙》中“割情析采”部分的内容。在《梁书·刘勰传》中，姚思廉有一小节文字极为传神。载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如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唐) 姚思廉： 《梁书》卷五十《刘勰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第712页。这样的史料记载，使得作者在写作中得以充分展开、极力铺陈，真实而生动地描写出刘勰为了“取定”沈约装扮成一小贩，将书稿进献于沈约的车前。沈约阅后，大为赞赏，认为“深得文理”。于是，作者又构思了这样的情节，在沈约辞官服丧期间，邀请刘勰到府上来谈《文心雕龙》，这样《文心雕龙》“割情析采”部分的内容，就是在刘勰与沈约的对话中而展开的。他们谈及“神思”、“风骨”、“体性”、“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和“附会”，以及语言修辞方面的“声律”、“章句”、“丽辞”等问题。最后，作者有这样的描写：

　　沈约和刘勰讨论了整整一天。最后沈约说道：“你的《文心雕龙》我全都看完了。我想用‘深得文理’四个字来概括你的成就。”

　　刘勰听后十分高兴，感激地说：“谢谢沈大人的鼓励！”

　　从早上到下午，天快黑了。刘勰看到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累了一天，有些疲倦了，他深情地说：“谢谢沈大人读我的书，并给我那么多指教。我今天告辞了，以后再向您请教吧！”

　　沈约看到这位年轻人的谦逊态度，非常高兴，便说：“以后再谈吧，以后如有机会，你还可以做做其他事嘛！”

　　沈约似乎在暗示刘勰，除了写作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过了不久，刘勰接到吏部的黄卷，要他“奉朝请”，准备入仕。不知道这是否得益于沈约的推荐。(第168—169页)

　　刘勰与沈约的交谈，最后沈约用了“深得文理”概括了《文心雕龙》，高度肯定了其理论成就。这是《文心雕龙》问世后，得到的最早的且有权威性的评价。至于刘勰的“奉朝请”是否与沈约的提携有关，史料没有记载，但学界的研究有此说，从沈约当时的身份、地位及人品来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刘勰传》中以对话、谈话的情景展现的方式来介绍《文心雕龙》的内容，这样的文学描写不仅在于形象生动、真实感人，而且还在于它对于相关问题的阐释能起到说明、提示、强调和补充的作用。例如：

　　僧祐问道：“彦和，我想问你，为什么全书开篇就写《原道》，这样安排有什么讲究吗？”

　　“我这样安排确实是有考虑的。我在《序志》篇里开宗明义就讲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我把前五篇作为‘文之枢纽’，也就是把它作为纲领来论述的。”

　　僧祐点点头，说：“呵，《原道》，《原道》是枢纽。那你讲一讲你是怎样理解原道是‘文之枢纽’的？”(第75页)

　　接着，刘勰就开始解释《原道》篇的观点。师徒之间这样的对话方式，引出了《原道》篇的内容，同时也说明了《原道》篇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又如：

　　僧祐听了刘勰的解释，又反问道：“彦和，你这篇‘原道’与佛道有关系吗？”

　　刘勰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这里说的‘道’，不是佛家之道，与佛家的‘道’没有多大的关系。当然儒道与佛道有联系，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我在《文心雕龙》中阐述的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家思想。所以我的原道是原儒家之道，而不是原佛家之道。”(第77页)

　　对于《文心雕龙·原道》篇的“道”，究竟为何“道”，学界众说纷纭，各道其“道”。其中为“佛道”一说，是很有代表性的。现在作者借僧祐之口，问“原道”与“佛道”的关系，既符合僧祐的身份，又提出了对于“原道”理解的问题。而刘勰的明确回答“原道是原儒家之道”，则是强调了《文心雕龙》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儒家学说之上的，这样的描写巧妙贴切、自然生动。

　　同样，刘勰与沈约的谈话中，也处处表现出对《文心雕龙》中问题的揭示。例如：

　　沈约在读了刘勰的《通变》以后，问道：“刘勰，我读了你的文章，觉得你谈‘通变’似乎有复古倾向，你怎样看？”

　　“我不认为是复古。其实‘复古’是一种表面现象。我在文章开头就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我说的‘通变’贯穿古今。说的变，是参古定法。我认为不能说这是复古。”(第148页)

　　在这里，作者又巧妙地通过沈约的提问说出了学术研究中的一种观点，而刘勰的回答观点鲜明，认为“通变”不是“复古”，这样的描写又起到了一个强调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刘勰的“通变”说是有意义的。

　　作为一部洋洋二十七万多字的《刘勰传》，在史料记载极其简略，而《文心雕龙》又是作为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的情况下，这样的文学创作有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实在是怎一个“难”字了得！因此，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一些问题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刘勰传》中涉及《文心雕龙》内容的，除了采用了刘勰与僧祐、沈约的对话之外，这一部分作者又都加了“解读”的内容，从介绍、分析《文心雕龙》的角度来说这是需要的，它可以使读者更加清晰明了刘勰的文学观点。然而，从全书的文体特点和叙述方式上来看，似有些差异和突兀，读来枯燥乏味。这一点作者也有所认识，《跋》中说：“本传的第五、六两章是作为解读《文心雕龙》而设立的。读者如果认为行文上与前后的章节有些差异，也是实话。不过我是想通过这种叙述式的解读，帮助更多的读者读懂《文心雕龙》，把这部书的内容同刘勰的身世融为一体。”*缪俊杰： 《关于〈刘勰传〉写作的若干问题》，《梦摘彩云——刘勰传》，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288页。作者的这一说明，可以说“解读”在帮助读者读懂《文心雕龙》上是做到了，但是说把其中的内容同刘勰的身世“融为一体”则有些牵强。假如我们换个思路，并不期望于读者通过这部《刘勰传》来读懂《文心雕龙》的话，因为能读懂《文心雕龙》的像“导读”、“解读”、“译读”、“通读”之类的著作甚多，如果能通过《刘勰传》的引导，而激发起有更多的人去读那些能够读懂的著作，那么，实际上《刘勰传》就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因此，如果将“解读”部分改成与之相关、能够说明其内容的或作家的创作实践、或作品的鉴赏分析、或文学史上典故逸事等，从而使“解读”的“叙述”成为文学性的形象展示，可能就更好了。

　　二、 《刘勰传》中有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或进一步完善的。如刘勰著述《文心雕龙》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作者以为是为了“卫儒教以正文风”*缪俊杰： 《梦摘彩云——刘勰传》，同上，第67页。，刘勰是否出于弘扬儒教、抵制歪风而写作《文心雕龙》的，这一问题还值得深究和探讨。还有，《刘勰传》中作者在第六章几乎花了一章的篇幅谈了《知音》篇的内容，从“知音其难”、“照辞如镜”和“先标六观”等，把刘勰关于鉴赏批评的理论阐发得很清楚。然而作者在此没有点出《知音》篇中作为核心理论的“见异唯知音”说，这是一种缺漏和不足。

　　三、 个别地方的叙述过于展开，实与本传关系不大。如第四章《圆美梦搦笔论文》第五节“究根源朝廷腐败”。这一节的内容都是讲宋齐梁三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从刘宋到萧齐，特别对齐末的萧宝卷的昏庸残暴、荒淫无度作了较多的铺陈，但这些描写与刘勰的本传没有多少关系。而且，作者以此想说明刘勰撰述《文心雕龙》的时代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坛上出现的奢靡浮艳的文风，就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而造成的。实际上，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同文坛出现奢靡浮艳的文风两者是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又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浮艳文风，这些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四、 个别地方的词语不当、标点有误。如“一辈子住在定林寺集中力量做学问”(第39页)，“集中力量”应为“集中精力”。“但这里佛教徒们都没有婚姻”(第40页)，应去掉“这里”和“都”。“《萨婆多部相承传》记载萨婆多部师资传授系列，前后涉及九十余人。是讲外国佛教方面的书。”(第45页)“前后涉及九十余人”后面的句号，应改为逗号。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

　　总之，缪俊杰先生的《刘勰传》，在“文心”学研究上是一朵奇葩，他的妙笔使刘勰作为文化名人，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