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台北商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曾国藩古文四象说之文章风格分类探讨
蔡美惠
曾国藩的文章学丰厚详实，堪称集近代文章学之大成，其中最为特殊者，应为其“古文四象”之说。曾氏此说，与其“古文八美”之说，皆为其古文风格论，二者确定的时间相距亦不远，但二者对于阴阳风格的分类与归属，则有所抵触；且《古文四象》原著不存，亦增加争议性。本文试循曾氏分类的依据，亦即邵雍四象之说，援取《周易》“四象八卦”之推演，以架构古文“四象八类”的风格分类体系；并由此一体系，敷叙此说内涵。进而比较“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之异同，分析二者相左之处与产生缘由，以见二者相参互补的功效，并阐述古文四象说文章风格分类的价值。
曾国藩；近代文章学；文章风格论；文境说；阴阳刚柔说
一、 前 言
有关文章风格之论，溯其渊源，以陆机《文赋》为最早，提出：“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远者唯旷”，区分文章风格为四体。之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区分文章风格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梁) 刘勰： 《文心雕龙·体性》,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年。八体。至于姚鼐引用《周易》阴阳刚柔之概念*阴阳刚柔之义，最早见于《周易》。《易·贲卦·彖传》：“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宋) 朱熹： 《周易本义》，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页。)《说卦传》提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宋) 朱熹： 《周易本义》，第1页)此亦就自然文采而言。沈约《宋书·谢灵运传》有“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之说，以刚柔区分人之性情，而“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于是文章亦有刚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镕裁》所论“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以刚柔论文章。姚氏援引《周易》阴阳刚柔之说，区分文体，对于古文风格分类之说，具有推演作用。，来讨论文章风格，以为天地之道，区分阴、阳二气。文章者，乃天地之精英，亦为阴阳、刚柔二气之展现，于是援阴阳刚柔以区分文章。且只有圣人之言，才能统此二气而弗偏，但自诸子以下，则未有不偏者。故文章风格可大分为阳刚、阴柔二种，除圣人之文外，自诸子以下，阳刚、阴柔二种，二端判分，画然不谋。*(清) 姚鼐： 《复鲁洁非书》，《惜抱轩诗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3页。原文为：“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曾国藩(1811—1872)依邵雍四象之说，析分文章为四象八类，以文章风格选辑古文，编成《古文四象》。古文四象说为曾氏之文章风格论，在此说提出之前，尚有古文八美之说。古文八美之说，系承续姚鼐阴阳刚柔之说，加以推阐而来，于阴阳刚柔二分之下，各析为四，将古文区分为“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种风格，并各提出十六字诀，说明此八种风格之特色与作法。曾氏古文八美之说，划分文章风格之方法，乃承阴阳二分法，此八种风格非阳即阴，并无同一风格兼含阴阳的情况。古文八美之论，对于古文风格之分类与作法，有推进的效用。
古文四象说系推演邵雍四象之说，析阴、阳为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四象，而以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配之，选辑古文，编成《古文四象》。且于四象之下，再依阴阳推演为八类，其中除“喷薄之势”为阳、“含蓄之度”为阴外，其他如“跌宕之势”、“闳括之度”、“沉雄之韵”、“凄恻之韵”、“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六者，每一风格实则阴、阳交错。此一风格分类方法甚为特殊，其不同于姚鼐阴阳刚柔二分之说，亦不同于曾氏之前所提出之“古文八美”阴、阳二分之法，可谓曾氏独创的风格分类法。
曾氏“古文八美”之说，首次见于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修订于同治二年(1863)，第三次修订于同治四年(1865)，而确定其分类。*(清)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长沙： 岳麓书社，1995年。曾氏“古文八美”之说，曾经三次修订，可见其对此说之重视。首次见于咸丰十年，以为“古文有八字诀，曰： 雄、直、怪、丽、淡、远、茹、雅”。然又顾及“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淡’字改为‘和’字”，而成“雄、直、怪、丽、和、远、茹、雅”八字。见《曾国藩全集·日记》，第487页。第二次修订，同治二年提出，“温《易经·系辞》，因思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因成“涌、直、怪、丽、忧、茹、远、洁”八字。详见《曾国藩全集·日记》，第936页。第三次修订，同治四年正式推演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因成“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字，并各作十六字赞之。见《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105页。“古文四象”之说，来自《古文四象》一书之分类，此书编辑大抵由同治四年(1865)六月着手，同治五年(1866)成书。*(清) 曾国藩： 《古文四象》,北京： 中国书店，2010年。其《序》以为：“《古文四象》最迟至同治五年(1866)已经成书。”二说确定的时间相差不远，但二者却出现抵触现象。本文首先探索《古文四象》一书之形成始末。其次，就曾氏此论之依据，从邵雍四象之说着手加以推演，以推论古文四象说风格分类体系。再次，依据此一推演，析论古文四象风格分类的内涵。进而比较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的异同，揭示二者相左之处，以呈现此说的特色，并阐述古文四象说文章风格分类之优劣。
二、 《古文四象》一书之形成
《古文四象》的编辑，其分类方法，受邵雍四象之说所启发而来。曾氏于同治四年(1865)六月初一家书中，提及“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文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清) 曾国藩： 《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 岳麓书社，1995年，第1198页。并于同月十九日家书言：“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说可以分配。”*同上，第1201页。《古文四象》的分类方法，不同于曾氏《经史百家杂钞》，此种以风格之分类选辑古文之方式，打破自昭明《文选》以来，以文章体裁选文的编辑方法，对于古文选辑与古文风格理论，皆有所阐发。曾氏于同治五年(1866)九月初七《日记》提及：“温《古文四象》本，旋选付钞手。”*(清)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上，第1300页。同年十一月初二《致沅弟》提及：“《古文四象》目录抄付查收。所谓四象者： 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即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其中所选之文，颇失之过于高古，弟若依此四门而另选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钞读之，必有进益，但趣味一门，除我所钞者外，难再多选耳。”*(清) 曾国藩： 《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296页。可见《古文四象》一书，约于同治五年(1866)成书。
《古文四象》一书，曾氏原抄本不传，今世所见者乃依据曾氏弟子吴汝纶所钞曾氏原书目次而定者。吴汝纶于《记古文四象后》说：
曾文正所选《古文四象》，都五卷。往昔汝纶从文正所，写藏其目次，公手定本有圈识，有平议，皆未及钞录。其后，公全集出，虽《鸣原堂论文》皆在，此书独无有。当时撰年谱人亦不知有是书。意元书故在，终当续出。今曾忠襄(国荃)、惠敏(纪泽)二公皆久薨逝，汝纶数数从曾氏侯伯二邸求公是书，书藏湘乡里第，不可得。今依旧所藏目次，缮写成册。其平议圈识，俟他日手定本复出，庶获补完。*(清) 吴汝纶： 《记古文四象后》，引自常堉璋刊本《古文四象》卷首,台北：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1929年刊本。
曾氏《古文四象》于同治五年(1866)成书后，至于同治十一年(1872)曾氏辞世，该书并未公诸于世。光绪三年(1877)，曾氏全集仓卒编印，而缺漏此书，甚至编撰年谱之人，亦不知此书。吴汝纶虽亲见本书，记下目次，但曾氏之圈识、平议，却未及钞录。光绪二十四年(1897)，吴氏于遍寻不得，询问曾氏子孙又不得之情况下，不得已依旧时所钞目录，照录写定，以付梓传世。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氏赴日考察学制之前，临行以缮写洁本授工雕版，命其门人常堉璋督刻，然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氏辞世，此刊仍未印行。常堉璋刊本，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才正式刊行*有关《古文四象》刊本，大抵有三。一、 赵衡排印本，北京北新书局光绪三十四年六月铅印出版，为《古文四象》最早问世之刊本，赵衡编，王在棠校刊。二、 张翔鸾评注本《评注古文四象》，上海有正书局1917年一月铅字印刷，四月发行，张翔鸾编纂。三、 常堉璋督刻本，光绪二十八年常堉璋奉其师吴汝纶之命督刻，至1929年始刊行，本刊因原稿受之作者，板式亦精美，为《古文四象》刊本之最善者。，所刊行者，乃依吴氏所钞曾氏原书目次而定，然部分篇章之节录起、迄不能确定；且曾氏原本“有圈识，有平议，皆未及钞录”。
三、 古文四象说风格分类之体系
曾氏古文四象说之产生，既为推演邵雍四象之说而来，故欲知其文章风格之分类，对于邵子四象之说，应有所探讨。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又称安乐先生、百源先生，谥康节，治《易》、《诗》、《书》、《春秋》之学，毕生心术之精微，尽在《皇极经世》。邵雍之子伯温以为：“《皇极经世》之所以为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宋) 邵伯温： 《述皇极经世书论》，(宋) 邵雍撰、(明) 黄粤洲注释、(清) 刘斯组述： 《皇极经世緖言》，台北： 集文书局，1968年，第4页。有关邵子四象之说，则在于“太极生两仪，两仪形之判也。两仪生四象，四象生而天地之道备焉。一为太极，二为两仪；二生四，四为四象；四生八，八为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后天地之数备焉。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衍之以为万，穷天下之数，复归于一”*同上。之论。朱熹《周易本义》载有“伏羲八卦次序图”，如下图所示：
朱熹对于邵子四象说之推演，有精辟说明：
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说卦传》曰：“《易》，逆数也。”邵子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时之比也，后六十四卦次序放此。*(宋) 朱熹： 《周易本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大抵而言，邵子天地四象之说，自伏羲四象八卦推演而来。伏羲四象八卦之推演，即于两仪之下再分阴阳而形成四象，亦即阳又分为阴与阳，称之为“太阳”、“少阴”，阴亦可分为阴与阳，称之为“少阳”、“太阴”。四象之下又可分阴阳衍化为八卦，亦即“太阳”演化成“乾”、“兑”，“少阴”演化为“离”、“震”，“少阳”演化为“巽”、“坎”，“太阴”演化为“艮”、“坤”。*徐纪芳： 《邵雍研究·易学》，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4年，第107页。简言之，万物之根源之中存有太极，太极即是易之根源，因此由太极之阴与太极之阳衍生成两仪，两仪演成四象，即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者，四象生八卦，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者。故阳下分阴、阳，阴下亦分阴、阳，太阳乃阳中毗阳，少阴乃阳中毗阴，少阳乃阴中毗阳，太阴乃阴中毗阴。同理可推，四象下亦各分阴、阳，即太阳之下，再分为阴、阳，太阳之阳者为乾，太阳之阴者为兑，八卦依此类推，少阴之阳为离，少阴之阴为震，少阳之阳为巽，少阳之阴为坎，少阴之阳为艮，太阴之阴为坤。
邵子依据伏羲画八卦之次序再加以推演，提出四象八卦之说：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宋) 邵雍： 《观物外篇》，《皇极经世緖言》，台北： 集文书局，1968年，第10页。
此四象八卦之说，可分四层加以说明。所谓“太极分离之后便创生两仪。阳(天)由上往下与阴(地)交，阴由下往上与阳交，于是产生天之四象(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刚柔相交，因而产生地之四象(太刚、少刚、太柔、少柔)。八卦相交，然后生万物。”*徐纪芳： 《邵雍研究·易学》，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4年，第107页。可知其四层之演进为： 第一层为太极，为动静、天地浑然之一体；第二层分动静二仪，天地之道完备；第三层分阴阳刚柔四象，天地之用产生；第四层，分太阳至太柔八卦，则天地之体完备，由此可见二仪交，四象交，八卦交之后，分别产生道、用、体之完备。清代包耀对于阴阳刚柔说，有明确解说：
乾与兑，太阳卦也；离与震，少阴卦也；巽与坎，少阳卦也；艮与坤，太阴卦也。就两仪而论，则乾、兑、离、震为阳，巽、坎、艮、坤为阴。就四象而论，乾、兑、巽、坎为阳，离、震、艮、坤为阴。就八卦而论，则乾为太阳之阳，即天之太阳；兑为太阳之阴，即天之少阴；离为少阴之阳，即天之少阳；震为少阴之阴，即天之太阴；巽为少阳之阳，即地之太刚；坎为少阳之阴，即地之少柔；艮为少阴之阳，即地之少刚；坤为太阴之阴，即地之太柔。*(清) 包燿： 《读易杂论》，《皇极经世绪言》，台北： 集文书局，1968年，第7页。
由此可知，邵子所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为天之四象，亦即为二仪之“动”，若以动静而论，“动”为阳，“静”为阴，则邵子所论天之四象，则皆属“阳”。同理推之，其所论“太刚”、“少刚”、“太柔”、“少柔”为地之四象，则皆属“阴”。
曾氏自言古文四象说之分类方法，乃援邵子四象之说而来，且于四象之下，又各析为阴、阳二类，衍成八类，即“太阳气势”分为“喷薄之势”、“跌荡之势”；“少阴情韵”分为“沉雄之韵”、“凄恻之韵”；“少阳趣味”分为“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太阴识度”分为“闳括之度”、“含蓄之度”。可知曾氏所言四象八类之区分，仍以伏羲四象八卦之推演为准，亦即古文四象中，“太阳”、“少阴”为阳，“少阳”、“太阴”为阴；古文八类中，“喷薄之势”、“跌荡之势”、“沉雄之韵”、“凄恻之韵”为阳，“诙诡之趣”、“闲适之趣”、“闳括之度”、“含蓄之度”为阴。
至于八卦之阴阳属性，清代包耀亦有明确说明：
故乾之外，兑本太阳，离虽少阴，而又为天之少阳；惟震虽阳，而已临于阴矣。坤之外，艮本太阴，坎虽少阳，而又为地之少阴；惟巽虽阴，而已趋于阳矣。大抵天地之道，阴阳互为其根。*(清) 包燿： 《读易杂论》，台北： 集文书局，1968年，第7页。
由此推演曾氏古文四象八类之阴阳属性，可知“喷薄之势”为太阳之阳，属性同于“乾”()；“跌宕之势”为太阳之阴，属性同于“兑”()；四象八类依此类推。“沉雄之韵”为少阴之阳，属性同于“离”()；“凄恻之韵”为少阴之阴，属性同于“震”()；“诙诡之趣”为少阳之阳，属性同于“巽”()；“闲适之趣”为少阳之阴，属性同于“坎”()；“闳括之度”为少阴之阳，属性同于艮()；“含蓄之度”为太阴之阴为，属性同于“坤”()，详如下表所示。
《易经》四象八卦与曾国藩古文四象八类对应表
古文四象说既承邵子四象之说而来，其中各风格之属性，有阴阳交错之现象，如少阴为阳中毗阴，少阳为阴中毗阳，二者欲截然划分阴阳、刚柔，并不容易。又如“凄恻之韵”一阳二阴()与“诙诡之趣”一阴二阳()，二者欲截然划分阴阳、刚柔，也非易事。可见二者诠释方法不同，分类亦有所差异。
四、 古文四象说风格分类之内涵
古文四象说区分文章为四象八类，“喷薄之势”、“跌宕之势”、“闳括之度”、“沉雄之韵”、“凄恻之韵”、“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含蓄之度”等。古文八美，即所谓“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者，如云：“雄： 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直： 黄河千曲，其体乃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怪： 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 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 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 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洁： 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 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清)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长沙： 岳麓书社，1995年，第1105页。二者之说有相同处，有不同处，可相互补充。古文四象说区分文章为四象八类，所选文章涵盖经史百家，“太阳气势”44篇，“少阴情韵”100篇，“少阳趣味”47篇，“太阴识度”45篇，合236篇文章(含节录)。其中经105篇，史57篇，百家74篇。所选文章以《诗经》80首为最多，列入“少阴情韵”。百家则以韩愈选文30篇为最多，并分布于四象之中。试依其说，论述各类风格之意涵、属性、作法，与“古文八美”之对应，并举《古文四象》所选之文章为例说明，以见其理论与选文之关联。
(一) 太阳气势
所谓“太阳”，乃阳中毗阳，为四象中阳气之至盛者。所谓“气势”，则指喷薄浩瀚之文，曾氏以为“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浩瀚者，喷薄而出之。”*同上，第475页。可知所谓“气势”，近似八美之“雄”，亦即雄伟壮阔，气势浩大之文章。于“古文四象”中，曾氏最为重视者。
气势之文的写作要诀，可由其家训中看出：“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场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余字，皆无不可。虽系《四书》题，或用后世之史事，或论目今之时务，亦无不可。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帐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清)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上，第1204—1205页。以为写作文章，应于“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其中方法，如多用偶句，增益文章排偶壮盛之气；又如重视行气，巧妙安排布局，使段落清，“段落多，分股少”，重心分明，而又能蓄势翻腾；又摆脱格律拘束、“场屋格式”，能赤地立新，自然成文，“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帐使得强”，文章才不至于束缚拘滞。
太阳气势为文章中阳气之盛者，然依其气势之呈现方式，可析分为“喷薄之势”、“跌荡之势”，《古文四象》中，此类文章因篇幅最多，故分上、下。太阳气势上，包含经1篇、史12篇、百家17篇。太阳气势下，史14篇，共选录文章44篇。
1. 喷薄之势
曾氏相当重视雄伟之文，雄伟之文乃天地之义气，能得阳刚之美者。至于构成此类文章之条件，一在于“划然轩昂”，亦即行气雄伟，所谓“雄奇以行气为上”，“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清) 曾国藩： 《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同上，第629页。曾氏以为文章得自天地元气。此天地元气作用于人，形成人之先天气质，再加以后天气度之培养，于是形成作家神气、精神，亦即作家独具的生命力。此种生命力，运行于文章段落、文字，使段落分明，文字鲜活，气充体盈，文章自然充满活泼的生命力，以体现作者的精神。其次，在于“尽弃故常”，亦即文章要能雄伟，则当超凡绝俗，不同凡响，否则人云亦云，千篇一律，难有所成，此亦曾氏强调“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同上，第900页。的用意。
至于作法，则应重视行气，行气乃指气之运行，其作用于文章，则为章法结构，故曾氏提出“气盛全在段落清”之说，欲行气于段落，使脉络周通，则应在文法上下功夫，能够知言，熟练作文方法、技巧，为文之时，对于灵感之感应、意象之掌握，以及情境之制造，都能更得心应手，曾氏提出：“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处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处，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清) 曾国藩： 《文艺》，《曾文正公日记》(辛亥七月，下卷),台北： 老古文化公司，1992年，第74页。盖文章段落与脉络互为表里，段落之分束，有断、咽、吞、吐之不同；段落之张起，有承、提、突、纾的差异，而行气其间，文章自然活泼，具生命力，而能展现作者独特体势，呈现鲜活风格。
以韩愈《原道》一文为例。韩愈作《原道》，旨在辟老佛，护儒道，正人心。文分七段，其中包含数层论述，层层涌现，如波涛泉涌。第一层，将儒家所谓仁、义、道、德，分别定义；并与老子学说比较，以阐明儒家学说，并说明儒家学说与老子学说之异同。第二层，就历史思潮转变而言，概述孔子去世以后，黄老之学、释氏之说、杨墨之言，此起彼落，并分弃儒信佛老，与援儒入佛老析论。第三层，感慨世人喜怪异，造成佛、老与儒并存，对民生有害无益。第四层，申论相生相养之道，以辟老氏绝圣弃智，与释氏清净寂灭之非。第五层，阐释儒道诚、正、修、齐、治、平之本义。第六层，进一步举证儒道之传承与其实践。第七层，强调亟须毁佛弃老，方能护道。本文雄伟浑浩，喷薄腾涌，可知韩文真能得气势者，而文欲喷薄雄伟，应求胸襟之雄伟光明，并可于章法结构深下功夫，能深研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之喷薄气势，是一大途径。
2. 跌荡之势
四象之“跌荡”，指气势飞动流转，丰神摇曳，其对应之八卦为兑()，属太阳毗阴，其性质为二阳一阴，与“喷薄之势”相比较，则于气势中更重视气之流动变化，使情意摇曳者，意近于八美“雄”之风格中所谓之“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所谓“跌荡”，又为“跌宕”，唐彪《读书作文谱·文章诸法》提出“跌宕”之法，以为“文章既得情理，必兼有跌宕，然后情意洋溢，姿态横生，不期然而阅者心喜矣。”“无余情余韵，使丰神摇曳，则一蠢然死板之文耳，安能令人心喜？故跌宕为文章最佳境也。”*(清) 唐彪： 《读书作文谱·文章诸法》,台北： 伟文出版社，1976年，第84页。文章能蓄势婉转且飞动流转，方可具跌荡之气势。至于欲求跌宕多变，则应敛抑而疏荡文势，使“往而复还”，使文意忽起忽落，动宕变化。
以贾谊《治安策》为例。本文敷陈时政，切中事理，全文反复不穷，痛切详尽，为西汉论事说理之代表作。本文波涛汹涌，变态万千。方展清评曰：“贾生文最善转笔换气，忽而驰骤，忽而旋转，极其恣肆跌宕。于此处求之，可长笔力。”*高步瀛： 《两汉文举要》，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65页。可知本文气势之雄伟壮阔，“转笔换气，忽而驰骤，忽而旋转”，是“恣肆跌宕”、“变态万千”之要因。
(二) 少阴情韵
所谓“少阴”，四象之性质乃为阳中毗阴，属阴阳交错之象。“情韵”指情意风韵，情韵为诗文不可或缺之特色，亦是诗文具有艺术之美感、想象之空间，与动人之感染力之最大原因。至于此类文章的作法，则“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明) 陆时雍： 《诗境总论》，丁仲祜编订： 《续历代诗话》下册,台北： 艺文印书馆，1983年，第1708—1709页。物色采以点染之法，由物之意象，投射或渲染情意。意态转折委屈，不露骨矫作；情事犹夷婉曲，不一语道破；风致绰约柔婉，语气吞吐蕴藉，体势游行多变，而文章方能成就风韵。而依情韵之性质，分为“沉雄之韵”、“凄恻之韵”。包含经80篇、史4篇、百家16篇，共100篇。
1. 沉雄之韵
一寄以哀伤之感慨者，以鲍照《芜城赋》为例。本文以“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为转折句，以上言其盛，以下则言其衰。首段直述广陵得地利之胜，语简而意赅。次段说明广陵昔日繁盛，句句由“城”生义，为后文写“芜”之张本。三段极力形容广陵今日荒芜，凋零衰败之状，凄清苍凉之感，与前段之繁盛形成对比。末段以今追昔，感叹昔日之繁华，而终成绝响。然后收至“芜城”之题面，以歌作结，感慨苍凉凄切，余韵缭绕。本文以城之兴衰，感慨人世沧桑，暗示政治之良窳，可为千秋亡国者鉴戒，词旨沉郁，情韵深美，易于感发人心。姚鼐评之“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词”*(清) 吴闿生： 《吴评古文辞类纂》,台北： 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第1441页。，可谓知音。
二托以旷达之体悟者，以苏轼《赤壁赋》为例。本文分五段。首段写夜游赤壁之情景，点出纵情山水之乐，绽放优游自在，逍遥自得之情韵。次段写洞箫和歌，以哀凄动人之萧声，与楚辞体歌词相和，渲染离臣思君哀怨悲凄之情怀，进而介入高潮。而以“何为其然也”一句，为全文之转折句，引发下文主客之争。三段以主客之问答，吊古伤今，引发人生无常之感慨，情韵转为悲凉哀伤。四段以水月之喻，畅论变与不变之真谛，“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阐述惟有着眼于大我之永存，无视于个人死生，能游于物外，则清风明月，何处不乐，以反驳客人之感慨。情韵又一转，转为旷达自在、逍遥愉悦。末段以尽欢酣卧作结，情韵转为陶然忘我，余韵无穷。本文由自在游乐，至哀怨凄切，进而悲凉忧伤，又忽而转为旷达优游，而以陶然忘我之境作结，情韵绵渺，变化万千，而体悟深刻，沉郁凝练，感慨良深。
2. 凄恻之韵
一为哀凄悲痛，以《诗经·卫风·伯兮》为例。本诗主在描述别久思切之凄恻哀伤。首章直陈丈夫为勇武特立之才，仕宦王朝，并为前躯之士，以从征役。次章叙述自夫东行伐郑，别久思切，无意妆点，以至“首如飞蓬”。三章续叙思夫望归之切，以“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兴起期望落空之悲凄哀怨，即令思念过深，而致首疾，仍甘心无怨。四章续言忧思欲忘之难，以思植萱草以忘忧，然夫终不归，岂能忘忧？忧思日深，至得心病，而终不悔。全诗除“首如飞蓬”用比，“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用兴，多用赋体，直接陈述思妇思念之哀伤凄切，悲凄动人。
二为委婉低回，以《诗经·秦风·蒹葭》为例。本文主在描写曲折婉转之情思。全诗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情境入手，以深秋风中翻白之芦苇起兴，引起离别之情思与思念之苦，而深秋露寒，更渲染出寒冷、凄凉、哀伤之氛围。继而描述对于在水一方之伊人的思念。而文意一转，因思念而产生寻觅追求之情怀，然而寻寻觅觅，犹不可得，失望孤寂之时，却见伊人，“宛在水中央”。虚虚实实，情境交融，具体呈现思念伊人之情怀。本诗采用三章连环体，展现高逸出尘之意境，其设词清新婉秀，音节优美，情境妙合，结构匀称，达艺术圆融之境界。
三为温婉端庄，以《诗经·周南·关雎》为例。本诗端庄委婉、温柔敦厚。主题为咏君子追求娴静女子，终成婚姻。共分四章，采先兴后赋之法。首章由雎鸠关关之鸣声起兴，引起君子欲求淑女为佳偶之思。次章以荇菜参差流动，联想淑女追求之不易，并进而叙及思念之深长。三章、四章，则以荇菜起兴，而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叙述君子淑女相悦，进而成婚之景象，情境相合，婉约动人。
(三) 少阳趣味
所谓“少阳”，四象之性质乃为阴中毗阳，属阴阳交错之象。“趣味”，指文章之兴致意味，能引人入胜者。曾氏以为：
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 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之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清) 曾国藩： 《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 岳麓书社，1995年，第1332—1333页。
依其趣味之性质，分为“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其包含经11篇、史7篇、百家29篇(含节录)，共47篇。
1. 诙诡之趣
诙诡之文，举其要义，在于譬喻奇特，寓意深刻，文字新颖，而能引发人兴趣，并发人深省者。以司马迁《滑稽列传》为例。本文共分四段。首段引孔子六艺足以治国入手，对举滑稽之语“谈言微中，亦可解纷”，阐述此类文字，能于嬉笑之中，寄托微妙，表达深微事理，产生解纷治国之效用，价值同于六艺。二段至四段连续举出三事例，具体说明滑稽之语的作用。本文专为滑稽人物作传，表彰不随波逐流，不争权夺利，能下情上达之人物。此种人能言善辩，口齿流利，常用婉转之讽刺，倒反之话语，进行规劝，于谈笑之间，以含蓄微妙之言趣，点出事物之要旨；以调笑嬉戏之笔法，道出治国之大道。文中比喻新奇，寓意深刻，语言亦庄亦谐，句法参差变化，清新俊逸，别具一格。
2. 闲适之趣
至于闲适之文，其要在于情景交融，寄兴深刻。以柳宗元《小石城山记》为例。本文为柳氏《永州八记》末篇，借小石城之天然奇景，抒发胸中块垒。文章寥寥二百字，读之却有尺幅千里之势。文分两部分展开。前半记叙，写小石城之方位与自然形貌，掌握特征，逼真描绘。首先，描述“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使用“断”、“分”、“横”等动词，采用动态展示法，化静为动，化美为媚，增加形象之立体感，使景象直逼眼前。其后，采用视觉、听觉之摹写，勾勒事物之本质特征，成功描述山水之奇美灵秀。然后以“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亦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数句，以此景有如精心布置，巧夺天工，令人赞叹造物者之神奇，因而引发下文之议论。后半议论，作者本不信有天神之存在，然以此山之巧夺天工，确认真有造物者。但又为造物者不将此佳胜奇景安置于中原，反而埋没于幽僻之乡，再度怀疑天道。作者连用“疑”、“以为”、“又怪”、“傥”、“则其”等字眼，于短短文字中，反复申述对造物者之有无的怀疑，并于亦信亦疑的思辨之中，文情波澜起伏，旨趣亦含蓄曲折。柳氏即藉景抒情，写小石山之无人赏识，其实即述说自己之怀技不售，其对于天道有无之思辨，实则对苍天之抗议吶喊。文末更提出二项“或曰”之说，写旁人之强为解释，再次振起文气。最末，以“是二者，余未信之”作结，戛然而止，而“未信之”者，岂只此二项“或曰”所言？满腔忧愤郁结，跃然纸上。《小石城山记》作为《永州八记》最末篇，旨意明晰，传达怀技不售之忧愤，明确总结《永州八记》之情怀，情景交融，而寄兴深刻，为闲适之文之代表。
(四) 太阴识度
所谓“太阴”，乃阴中毗阴，为四象中阴气之至盛者。所谓“识度”者，识者，识器；度者，度量，乃指胸襟豁达光明，器量弘大之意。所谓器者，则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虽有大忧大辱，皆能不易其常，能豁然大度。所谓识，则有充足之智慧，以分析天下之至微；有犀利之识见，以破除偏失差误。*(清) 曾国藩： 《黄仙峤前辈诗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同上，第207页。胸襟豁达光明，器量弘大，识见深远，而能成就不朽之文。太阴识度为四象中之至阴者，然依其识度之呈现方式，可析分为“闳括之度”、“含蓄之度”。其包含经13篇、史20篇、百家12篇，共45篇。
1. 闳括之度
以诸葛亮《出师表》为例。盖“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可见其襟度之远大，志气之恢弘。“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乃因“孔明早见后主躬自菲薄，性近小人，恐其远离师保，志趣日迁。故宫、府、营陈，悉属之贞良，以谨持其政柄。”“而皆称先帝以临之，使知沮忠良之气，必堕先帝之业；蹈桓、灵之辙，必伤先帝之心；弃善道，忽雅言，是悖先帝之遗命。”*(清) 曾国藩： 《吴评古文辞类纂》，同上，第377页。足见孔明之“思虑精微”。曾氏评本文，以为“襟度远大”、“思虑精微”*(清)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鸣原堂论文》，同上，第513页。，即说明孔明拥有闳括之识度，故能成就千古不朽之文。
2. 含蓄之度
以欧阳修《丰乐亭记》为例。本文写耸然特立的丰山，滃然仰出之清源，因而疏泉凿石，辟地为亭着手，以自然美景与建亭意趣下笔。但文章衔接，却不写赏亭之乐，反而转至滁州之历史沿革，此为一层转折。简要描写五代干戈，作者本欲访求古战场遗迹，然因年久而不可得，“盖天下之平久矣”一句，轻轻点出五代之乱，用意则在颂扬宋初之升平，写古即颂今，此为二层转折。此后，不写今日之君恩，反将笔锋宕向更久远之唐代，以唐末之分裂，对比宋代百年承平，收束对历史之感怀，亦将颂扬君上恩德，推至最高点，此为第三层转折。以“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说明人民安居乐业，俨然世外桃源，一则呈现人民丰乐情况，一则暗示安定得来不易，以宣上恩德，此为第四层转折。第三段笔锋一转，写“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欣赏“幽芳”、“乔木”、“风霜”、“冰雪”等四季美景，“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回应首段，言环境之美，与丰年游乐之趣，此为第五层转折。于是“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说明丰年之乐，乃因“无事之时”，而此为第六层转折。此六层转折，皆回应“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之主题，然叙述时，皆蕴藉其言，使意在言外，至于最末总言其旨意，而能曲折开合，自然而然，呈现真情，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作用。
五、 古文四象说风格分类之辨析
曾氏古文四象之说，系依据易经四象八卦推演而成，以“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方式推演，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交错，而成四象八类之区分，此种分类方式，对于四象八类，以四象八卦相对应，使各类文体之阴阳属性，清楚明晰之呈现，对于各风格之性质与相互间之差异，提供完整且明确之整体理论，实古文风格论中颇为特殊之理论，可见曾氏镕铸创新之功效。然亦因此种阴阳交错之性质，与“古文八美”纯分阳刚、阴柔两大类不同，故欲以四象八类，强分某某为阴柔，某某为阳刚，则不免于抵牾。故试比较“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二说之异同，如下表所示，以厘清二论抵触情况，并试图探索此二论贯通互用之可能性。
古文四象古文八美八美属性阳刚之美太阳气势少阴情韵喷薄之势?跌宕之势?沉雄之韵?凄恻之韵?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阳刚之美与四象同 无 无阴柔之美少阳趣味太阴识度诙诡之趣?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阳刚之美与四象异闲适之趣?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阴柔之美与四象同闳括之度?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阴柔之美与四象同含蓄之度?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阴柔之美与四象同备注无无 直:黄河千曲,其体乃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阳刚之美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阳刚之美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阴柔之美
(一) 就二论抵触仍可互用之处而言
由上表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二说之比较，可知二说阴阳归属不同者，仅有一项。亦即四象之诙诡与八美之“怪”，意义相近，然四象之诙诡，隶属阴柔，八美之“怪”，却纳入阳刚。八美所谓“怪”者，奇诡之意，乃指“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四象之诙诡，其属性为八卦之“巽”()，为一阴二阳之性质，依四象八卦之意，归入“少阳趣味”，纳入阴柔；然其性质仍有偏于阳者，故八美将之纳入阳刚，此二种分类方法不同，于阴阳不能截然区分之时，因分类依据与原则不同，产生归类之不同，然其根本，仍可互通，其中之写作方法、要诀，以及选文定篇，仍可相通互用。
(二) 就二论相合足以相参之处而言
就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二者相合处而言，理论、作法可互相辉映，其要有四。
1. 四象之气势近于八美之“雄”
四象之气势，含“喷薄之势”、“跌荡之势”，与八美“雄”之风格相近，同属阳刚。盖八美所谓“雄”者，雄奇之意，乃指“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其中“喷薄之势”，类于“划然轩昂，尽弃故常”，亦即文章如波涛泉涌，波波腾涌而出，其势浩大，层出不穷。“跌荡之势”类于“跌宕顿挫，扪之有芒”，指文意忽起忽落，动宕变化，文势萦回。“喷薄之势”与“跌荡之势”二者，皆指文章气势之盛，然依四象推演，“喷薄之势”为太阳之阳，“跌荡之势”为太阳之阴，前者气势雄伟浩大盛于后者，后者文势萦回动宕超过前者，虽气势稍有差别，然同属阳刚，意涵近于八美之“雄”，二者可相参互用。
2. 四象之闲适近于八美之“适”
四象所谓“闲适之趣”，与八美所谓“适”意义相合，同属阴柔。盖八美“适”之风格，乃指“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闲适在于心境与环境二者之闲静，因无所营求，无所等待，不役于外物，而能闲适自得，其中以柳子厚之山水游记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为代表。《古文四象》于此，选有柳文五篇： 《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邱记》、《小石城山记》、《小石潭记》等，二者说法可并用互参。
3. 四象之闳括近于八美之“远”
四象所谓“闳括之度”，近于八美之“远”，同属阴柔。盖八美所谓“远”者，高远之意，乃指“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有远识，乃能审择至精，见远而识深；有闳度，才能剖析毫厘，深中肯綮，因而产生奇崛非常，闳括识度，甚而奇趣横生，人骇鬼眩，其中尤以张衡之赋、韩愈之文为代表。其意涵与四象之闳括之度相合，二者说法可相参互用。
4. 四象之含蓄近于八美之“茹”
四象之含蓄，近于八美“茹”之风格，八美所谓“茹”者，含蓄之意，乃指“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含蓄之意涵，在吞吐其言，蕴藉其意，使言有尽而意无穷者，与“茹”意涵相近，皆属阴柔，二者可相参互用。
(三) 就二论相异却可互补之处而言
就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二者相异处而言，理论、作法可互相补充，其要有三。
1. 四象与八美所列有相关者
四象之情韵与八美之“丽”，虽不尽相同，然皆隶属阳刚，且二者皆重视情韵之重要，二者有相通之处。八美所谓“丽”者，指壮丽，所谓“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情韵为壮丽之文所必备，亦是诗文具有艺术之美感、想象之空间，与动人之感染力的关键所在，此为情韵文章之特色，亦为“丽”之文字之特质，二者有相互为用之处。
2. 四象有列而为八美所缺者
四象之“少阴情韵”，列有“沉雄之韵”、“凄恻之韵”，八美则无此二目。四象之沉雄者，与八美之“雄”，同属阳刚，然四象之沉雄，乃沉郁悲壮之意，隶属于少阴情韵，与八美中所谓“雄”者，雄伟之意，意涵有所不同。然沉雄悲壮，多家国之思，仍有慷慨苍凉之意，其属性为八卦之“离”()，为二阳一阴之质，归入阳刚，尚属合宜。但“凄恻之韵”多属个人情怀，为凄凉哀伤之思，其属性为八卦之“震”()，为一阳二阴之质，归入阳刚，然其属性为阳中盛阴，仍具阴柔之趋向，此为阴阳刚柔交错之象，然论其根本，仍可相通，故写作之方法或原则，仍可互为参酌。
3. 四象无有而为八美所列者
四象无有而为八美所列者，如八美隶属阳刚之“直”与隶属阴柔之“洁”。其中“直”者，劲直之意，所谓“黄河千曲，其体乃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洁”者，简洁之意，所谓“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二者乃为阴阳风格二者所必须，于四象中，并无相近之风格，但二者所论，仍可作为四象各类文章之参考。
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二者，因理论依据不同，风格分类方式有别，因而二者有抵触者，有相合者，有相异者。此二说阴阳归属虽有抵触之处，实无害二者相参互用之效益；且二说理论所同者，可互为印证；说法有别者，可相互补充，二说可相互辉映，对于古文风格理论之阐发，有相当作用。
六、 结 论
有关《古文四象》价值之评估，最早提及者为曾国藩本人，曾氏以为此说“颇失之过于高古”*(清) 曾国藩： 《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同上，第1296页。，然而吴汝纶则誉为“瑰怀大观”，以为：自吾乡姚姬传氏以阴阳论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于是有四象之说。又于四类中各析为二类，则由四而八焉。盖文之变，不可穷也如是。至乃聚二千年之作，一一称量而审定之，以为某篇属太阳，某篇属少阴，此则前古无有，真天下瑰怀大观也。*(清) 吴汝纶： 《记古文四象后》，常堉璋刊本《古文四象》卷首。
吴氏以为《古文四象》一书，突破《昭明文选》以来，以“体裁”辑文之方法，易以“风格”辑文，使二千年之作，“一一称量而审定之”，各有归属，此为前古无有，故可谓“天下瑰怀大观”。且吴氏对曾氏“失之高古”之自评，则有所解说：
文之精微，父不能喻之子，兄不能喻之弟，但以俟知者知耳。此扬雄氏所以有待于后世之子云也。公此编故自谓失之高古。夫高古何失？……文者，天地之精华，自孔氏以来，已预识天之不丧斯文。后之世变，虽不可测知，天苟不丧中国之文，后君子读公此书，必有心知而笃好之者。是犹起姚氏、曾氏相诺唯于一堂也，岂不大幸矣哉！*同上。
吴氏对于古文四象之说，颇持肯定看法。
贺涛以为《古文四象》以风格区分文章，揭示作家精神，以利于欣赏体悟，所谓：“殊式异貌、向之分隶诸部者，皆得杂厕其闲，相遇以天机，不复知其色物，九方皋相马之术也。此精神之说也。”*(清) 贺涛： 《贺先生文集》,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古文四象》能打破体裁辑文之模式，而能以文章之风格分类，示人以文章之精神、特色，使人易于感受体悟，此真“九方皋相马之术”。且贺涛对曾氏“失之高古”之自评，亦有所阐释：
公尝自谓是编失之高古，夫非犹是乡者所纂录之文乎？而此独病其高古，岂以屏舟车而御风而行，非有道术之士，遗脱凡近，游神太空，未易强而几与！虽然，道极于文；不骛其高者、古者，道固不可得而传。姑县其格以为招，能者从之，俟焉可耳。*同上。
贺氏以为此编前无所有，然“道极于文；不骛其高者、古者，道固不可得而传。”认为此编正因高古，而道得以传，只俟来者加以体悟阐发而已。
吴汝纶、贺涛之论，主要就《古文四象》一书，以风格辑文之特殊性而言，就选集而论，此为曾国藩此编之独特性，而取援《易经》“四象八卦”之论，以类别文章，确实是本编“高古”之处，也是“瑰怀大观”之因。且就编辑而言，《古文四象》一书，尚有一独特处，与姚鼐之编有所不同。“姚氏作《古文辞类纂》，不录六经之文，而曾氏编《古文四象》一书，每类均以经文冠其首，不废史书、百家之文。与选《经史百家杂钞》时，‘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的思路别无二致，亦可见曾氏对桐城派发展的贡献。”*(清) 曾国藩： 《古文四象序》，《古文四象》卷首，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大抵而言，曾氏私淑姚鼐，然而不尽守姚氏之说，尤其《古文四象》一书，突破历来以体裁区分文体之方式，易以文章风格辑文，虽承姚氏阴阳刚柔之恉，然依邵子四象以推演，而成独特的文章风格分类体系，对于文章的编辑与文章风格理论之探讨，应有其参酌之价值。
就风格理论方面，古文四象之说，援四象八卦推演之原理，以区别文章风格，对于每类风格之性质，依八卦之卦象相对应，可使每类风格之特性，与各类风格间之差异，更为具体明晰。如喷薄之势()，为气势之象中、阳刚之极致；跌宕之势()，为气势之象中、阳刚略带阴柔。二者皆为气势之文，惟喷薄之雄伟浩大胜于跌宕，跌宕之萦回动宕超过喷薄，二者之性质与差异，真可一目了然。如沉雄之韵()，为情韵之象中、阳中略带阴者；凄恻之韵()，为情韵之象中、阳中带盛阴者。二者皆为情韵之文，然沉雄之悲壮苍茫胜于凄恻；凄恻之哀怨忧伤强似沉雄。如诙诡之趣()，为趣味之象中、阴中盛阳者；闲适之趣()为趣味之象中、阴中略带阳者。二者皆为趣味之文，然诙诡之奇崛诡异胜于闲适，闲适之冲淡舒缓强似诙诡。又如闳括之度()，为识度之象中、阴中略带阳者；含蓄之度()，为识度之象中、阴柔之极致。二者皆为识度之文，惟闳括之宽广卓绝胜于含蓄，含蓄之委婉曲折强似闳括。凡此种种，依据四象八类之方式，剖析文章风格之性质，为前人所未提及，乃曾氏之创发。
古文四象之说，采四象八卦之推演，对于文章风格之属性，突破阴阳刚柔判然二分的藩篱，对于风格论而言，仍有其进步的意义。文章风格强以阴、阳二分，本不符合文章本质。曾氏古文四象之说，以四象八类区分，以为文章风格本具有阴阳交错之现象，故以阴、阳交错之趋向来区分文章，援八卦以取象，使文章风格分类方法，由二分法衍为八分法，突显文章风格阴阳交错之现象。然而文章风格抽象难明，阴、阳区别也难以量化，故除“喷薄之势”()为阳刚之极致，与“含蓄之度”()为阴柔之极致二者外，其他阴、阳交错者，并不易区别，尤其“凄恻之韵”一阳二阴()，“阴”的成分居多，然而依据《易经》八卦之归属为震()，四象属“少阴”毗阴，两仪则属“阳”，与“凄恻之韵”凄寒哀怨、委婉低回之阴柔情感，似不相合，不免降低其说服力。再者，如“诙诡之趣”一阴二阳()，“阳”的成分居多，然而依据《易经》八卦之归属为巽()，四象属“少阳”毗阳，两仪则属“阴”，与“诙诡之味”奇趣横生、人骇鬼眩的气味，又不相合，更与其“古文八美”所举“阳刚之美”的“怪”之风格，说法相互抵触，且若要将“《易》、《玄》、《山经》，张、韩互见”的“诙诡之趣”，强归入两仪之“阴”，与现实相违，则势有所不能。“凄恻之韵”、“诙诡之趣”之归属，为曾氏古文四象说之一大盲点，也是套用《易经》四象八卦之说，不可避免的宿命。
《古文四象》一书不仅是曾氏风格论重要著作，与其“古文八美”之说相互辉映；同时，亦是曾氏重要的文学选集，与其《经史百家杂钞》有相互补足之处。就风格辑文之特殊性而言，确实有其可圈可点之价值在。而就各风格之属性而言，也能突显其中之阴柔、阳刚趋向，如“凄恻之韵”一阳二阴()，确实阴盛于阳；“诙诡之趣”一阴二阳()，确实阳盛于阴，其他各项之阴、阳趋向，归属亦合宜，此对于阴阳属性来说，使每类风格的性质，与各类间之差异，更为具体明晰，此亦可参酌之处。虽说《易经》四象八卦之说，具有很高的统摄性，可以用来演绎不少现象，人之性情、文之风格，或许可援取以为分类，然而在“非阴即阳”、“非阳即阴”的普罗观念中，仍有其格格不入之处。故曾氏古文四象说，引用邵雍四象之说，援取《周易》“四象八卦”之推演，其得之高古，然也失之高古，是“瑰怀大观”，但也是如贺涛所言：“姑县其格以为招，能者从之，俟焉可耳”的理论，亦如吴汝伦所谓：“此扬雄氏所以有待于后世之子云也”的瑰怀大观。理论是讲得通的，但要推之大而远，则不免有“失之高古”之叹。
(作者单位： 台北商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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