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宋元《诗经》著述序跋研究
田 鹏
宋代和元代的《诗经》著述序跋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超越前代，其创作体例也更为灵活，分为自序、后序、他序和跋，展现了创作动机、作品内容、作者交游和诗经学基本观点等多个方面，兼顾了宋元诗经学研究的政治功用和文学价值。宋元学者不但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作品创作序跋，并且相互为他人作品题写序跋蔚然成风，这种文体即成了学术交流和论辩的方式。一部分宋元《诗经》著述虽然已经亡佚，但仍有序跋存世，为文献考据提供了素材。宋元学者使用“引史证诗”和“借诗立说”的创作方法，用历史事件与《诗经》研究互证，并借此表现其政治观点。宋元《诗经》著述序跋的研究对补充和完善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史有重要意义。
宋元；诗经；序；跋
宋代是诗经学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赵振兴先生《宋代〈诗经〉版本述略》中，将宋代《诗经》版本情况描述为单经本和合本并行，指出《诗经》诗、传、笺、疏的合本，在北宋就已经出现并且已经初具规模：
有宋一代《诗经》版本颇多，就人而言，有官刻，私刻，坊刻。就卷本而言，有一卷、四卷、七卷、二十卷、四十卷本。就合本而言，有诗传笺本、诗经笺释文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本、附释音诗传笺疏本，后者最系统完备，是为定本。元、明、清所刻《诗经》皆承袭宋刻。*赵振兴： 《宋代〈诗经〉版本述略》，《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S1期。
可见两宋时期《诗经》版本已经相当完善，不同类型的版本适合不同文化层次和需求的人阅读，这为诗经学教育、诗经学研究和诗经学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诗经》著述在内容和学理方面产生了继古文经学替代今文经学以来前所未有的大突破，最终产生了由朱熹之集大成的“诗经宋学”。
由于宋代是雕版印刷业的全盛时期，书籍的装订和编排形式也渐渐固定和完善。随着书籍种类和发行量的提高，文人对序和跋创作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一时期《诗经》著述序跋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 宋元《诗经》著述序跋之篇目
刘毓庆先生《经义考新校》和林庆彰先生《历代诗经著述考》共收录了有代表性的宋代《诗经》著述序五十一篇，跋二十三篇；元代《诗经》著述序十篇，跋十篇。宋代现存《诗经》著述及序跋目录如下表：
续 表
①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7页。
②(清)朱彝尊著,林庆彰、蒋秋华主编:《经义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90页。
续 表
①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同上,第267页。
续 表
除此之外，尚有以下十种宋代《诗经》著述，虽然被《经义考新校》和《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标注为亡佚或未见，但仍有序跋存世，从中可以体现出作者的诗经学主张：
书 名卷 数作 者备 注毛诗叶韵补音吴棫撰自序,陈凤梧、徐蕆序诗传二十卷郑樵撰朱德润、虞集序毛诗讲义周紫芝自序(《经义考》引)反古诗说薛季宣撰自序诗说三十卷黄度撰叶适序白石诗传二十卷钱文子撰魏了翁、乔行简序诗可言集二十卷王柏撰方回序读诗私记章叔平撰黄震序诗意姚勉撰《雪坡集》载《诗意序》诗解姚隆撰黄渊序
元代现存《诗经》著述及序跋目录如下表：
书 名卷 数作 者备 注诗经说熊朋来撰文献诗考二卷马端临撰,钟惺辑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胡一桂撰 揭祐民序,刘君佐题辞,黄虞稷注读诗一篇胡一桂撰诗讲义一篇王义山撰菁菁者莪讲义戴表元撰商鲁颂次序说王恽撰毛诗旁注李恕撰诗传通释二十卷刘瑾撰 杨士奇跋诗传旁通十五卷梁益撰 翟思忠序,何英后序,盛宣怀跋诗集传名物钞八卷许谦撰 吴师道、胡凤丹序诗谱钞一卷许谦撰,吴骞辑 吴骞序诗传疏义二十卷朱公迁撰 自序,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读诗疑问一卷苏天爵撰 自跋诗义矜式十二卷林泉生撰诗疑问七卷朱倬撰 刘锦文跋,纳兰成德序诗缵绪十八卷刘玉汝撰 存辑本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八卷刘贞撰诗经问对何异孙撰详音句读明本大字毛诗四卷诗草木鸟兽名急就章一篇王袆撰鹿鸣二十二篇方回撰 《经义考》注曰“存”乐歌考一篇方回撰 《经义考》注曰“存”彤弓考一篇方回撰 《经义考》注曰“存”诗集传名物钞序一卷吴师道撰 《经义考》注曰“存”。有《四库全书》本校误,收录于集部别集类,《礼部集》卷十五诗集传音释二十卷罗复撰见于《续修四库全书》
除此之外，尚有以下四种元代《诗经》著述，虽然被《经义考新校》和《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标注为亡佚或未见，但仍保有序跋：
书 名卷 数作 者备 注诗经句解陈栎撰自序《经义考》注曰:“未见。”诗传疏释朱近礼撰吴澄《题朱近礼诗传疏释》诗集传音释罗復撰陆心源《明初本诗集传音释跋》跋诗集传音义会通三十卷汪克宽撰危素、宋濂序
宋元时期《诗经》著述序跋的多样化体现在数量和内容两个方面：
首先是《诗经》著述数量之多，有宋一代超过了前代著作之和。时人自序、后序、后人所作他序和跋琳琅满目，为诗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元代在继承宋学的基础上，为明代诗经学的文学化打好了基础。
其次是内容的多样化。和宋代以前大多数的序跋仅仅着意于经学诗旨的探讨有所不同，宋代的一些学者在质疑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开辟了兼顾《诗经》的政治功用和文学价值的新路。元代的学者将之科举制度化，使“理学”正式成为元明清的官方意识形态。在《铁琴铜剑楼藏书书目》中转引《元史》：
案《元史·选举志·科目》： 仁宗皇庆二年定科场考试程式，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各治一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第三道，策一道。则《诗》义实第一场文也。
二、 宋元《诗经》著述序跋的特征
宋元时期的经学，特别是诗经学受文学影响良多。这一时期的文学在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影响下，经历了从雅到俗的转变过程，诗、词、曲、散文、话本、戏剧和小说等多种艺术形式臻于成熟。北宋初年，诗经学还是沿着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规范发展，注重传统的笺疏，相关创新也都集中在音韵学方面。在庆历年间以后，诗经学分裂为传统的古文经学学派和疑古辨经的新学派。后者怀疑和抨击《诗序》和其他古文经学说，毛郑的学说被作为攻击对象。两种学术主张针锋相对，大相径庭，但是在《诗经》著述的序跋创作方面，两个学派都不甘人后。在欧阳修创作了北宋第一篇成熟的《诗经》自序以后，宋元时期的该文体愈加被学人所重。
《诗经》著述序跋作为散文当中的应用文，表现出不同于前代同类作品的新的特征：
第一，《诗经》著述的作者开始有意识地为作品创作自序和后序。
宋元《诗经》著述序跋总量超过了前代之和，其中宋代有二十四篇自撰序跋，元代仅仅存有三篇。如此悬殊的数量差距和元代少数民族政府的文化高压有关，但也有诗经学本身发展规律的原因。具体原因将在下文剖析。
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标志题跋这一文体的确立。他的《诗谱补阙》则有他自撰的序和跋，是北宋诗经学史上最早的此类作品。
这里要指出《经义考》、《经义考新校》*(清) 朱彝尊著，林庆彰、蒋秋华主编： 《经义考新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43页。和《历代诗经著述考》*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133页。中的一个讹误： 根据这几部书的辑录整理，北宋的第一篇《诗经》著述序是欧阳修撰《诗本义》十六卷，南宋张爟所作。实际上，张爟所作文体为跋语，这三部书误认作序，并且缺失了最后三句：“锓版于永康之守居，庶传之者，不失其真。开禧三年端午紫岩张爟谨题。”*王学文： 《欧阳修〈诗本义〉传世版本之我见》，《兰台世界》2010年第14期。“谨题”说明了这篇文章“跋”的性质。“开禧”是南宋皇帝宋宁宗的年号。这篇跋讲解了欧阳修《诗本义》只录《诗经》一百一十四篇的原因，即指出毛郑诗经学误读古人之诗义的部分。这篇文章语言简洁明快，内容单一，开宗明义。在体例方面是一篇附于书后的跋语，和序区别很大。
除了这部书以外，欧阳修还有《诗谱补阙》(又名《郑氏诗谱补亡》)和《诗解统》两部作品，二者都有欧阳修自序，前者还有后序。
《诗谱补阙》的自序只有不到五百字，而后序却在篇幅上接近自序的两倍之多。该书题目就点明目的是补充郑玄《诗谱》当中的阙漏。欧阳修很重视郑玄的《诗谱·序》当中对《诗经》篇章创作年代的看法，自序开篇就谈到《诗谱·序》：
郑氏《谱序》云： 自共和以后，得《太史》年表，接于《春秋》，而次序乃明。
在指出郑玄的不足之后，欧阳修还说明了该书遴选作品和论述详略的标准：
今既补之郑，则第取有诗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复次之，而粗述其兴灭于后，以见其终始。若周之诗失其世次者多，今为郑补谱，且从其说而次之，亦可据以见其失。在予之别论，此不著焉。*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139页。
总的来说，这篇自序兼具导言和凡例的作用，写作目的很明确，是一篇体例相当成熟的序跋。
在该书之后附有欧阳修的后序，《经义考》等提及这篇文章，全部名之“后序”却不称“跋”。这是因为，此前的跋语大多出自他人之手，且短小精炼，这篇文章洋洋洒洒，既有学术说明的作用，如：
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增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矣。
也有情感抒发：
自汉已来，收拾亡逸，发明逸义，而正其讹谬，得以粗备，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怅怅于去圣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同上，第139页。
《诗解统》自序的创作体例更为完备，创作目的性和前两篇相比更强。这篇文章可以分为四层意思： 第一层是循循善诱，说明《诗经》的重要性，这是序的引言，赋予序跋文学性：
五经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其然乎？经皆圣人之言，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浅。今考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经，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则人人皆能明，而经无不通矣。
第二层是对儒家道统的说明，换言之，是该书所秉承的学术路线的正义性的肯定。尊《序》和反《序》的争论几乎贯彻了整个宋代。在序跋当中标榜自己的学术传承是儒家“道统”所在，会使自己处在道德和学术的制高点上：
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足明圣人本意乎！《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
第三层是对“正变说”等渊源自《诗大序》的诗经学传统问题的研究，对《诗大序》中提到的“孔子删诗”、“四始六义”、“美刺”、“正变”等诗学和经学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自北宋欧阳修开始，在《诗经》著述序跋当中必定会提及，因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往往直接意味着学者所属的学术流派：
故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此一经大概之体，皆所未正者。
第四层是作者本人的创作目的：
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故先明其统要八篇，庶不为之芜泥云尔。
欧阳修本人是宋初在疑经辨伪方面影响很大的学者，同时期的还有乐史、刘敞、李觐等人。欧阳修本人作序数十篇，他在创作方面的号召力极大地感召了宋代学者对序跋的创作热情。宋元《诗经》著述自序的创作蔚然成风。
这种对一种文体的自觉创作，绝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宋元时期对序跋的大规模有意识的创作和润色，是历经魏晋和隋唐以后，文学和经学共同自觉的必然结果。
第二，影响较大的学者及其经学著作，会有除其本人之外的其他同时代学者为其作序。这在北宋以前的诗经学研究领域不曾出现。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吕祖谦所撰《吕氏家塾读诗记》，该书有与吕氏同时代的朱熹、尤褒、明代陆釴、顾起元序，南宋魏了翁、清代陆心源的跋语，还有万历本跋和清代丁日昌作的注。这部作品是宋元时期序跋篇目最多的著作。
吕祖谦与朱熹之间学术交流频繁，二人在诗经学研究观念上既有差异，也有沟通。朱熹与吕祖谦、张栻齐名，同被尊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吕祖谦创立的“婺学”是南宋浙东学派的一支，他的言论极有影响力。吕祖谦坚守《诗序》，认同程颐所言：“《小序》作于当时之国史,而《大序》非圣人不能为”，甚至将《诗大序》的可信度排在史书之上，力图挽救古文经学在学术论辩上的颓势，重新树立毛郑学说的权威；朱熹却是诗经宋学疑经辨伪达到巅峰的代表。朱熹为此书所作的序和这部书之间的冲突碰撞非常有研究价值。四川师范大学李伟的硕士论文《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初探——从朱熹〈序〉谈起》*李伟：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初探》，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对这个问题研究很深入。和欧阳修的自序一样，朱熹的序首先梳理了诗经学的重要性和发展脉络，然后说：
今观吕氏家塾之书,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持纲,首尾兼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讬,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呜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
这一段朱熹对两人学术方面的抵牾避而不谈，先礼貌地对吕祖谦治学态度表示肯定。然后，朱熹才开始对该书所引用的自己的早期观点表示反对：
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焉矣。
吕祖谦1181年过世，这篇序是朱熹1182年所作。谈及创作缘起：
伯恭父之弟子约，既以是书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将为版本以传永久，且以书嘱熹序之。熹不得辞也，乃为之说，因并附其所疑者，以与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识予之悲恨云尔。
为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学者作序，可见吕氏门人的学术胸怀和包容性，以及朱熹的学术地位和感召力。
尤褒的序也作于吕祖谦过世以后，除了按照已定型的《诗经》序文惯例论述学术源流、有争议传统问题和刊刻版本之外，也寄托了哀思。
遗憾的是，戴溪所撰《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仅存辑本，没有序跋传世。《四库全书总目》：“阙卷独多，其原序、总纲无从补录，则亦姑阙焉。”和吕氏原书相较，其作颇有续貂之感。
其他有同时代学者作序跋的宋代诗经学著作还有： 欧阳修《诗本义》(张爟跋)、朱熹《毛诗集传》(郝经序)、朱熹《诗序辨说》(辅广跋)、王质《诗总闻》(陈日强跋)、杨甲《毛诗正变指南图》(苗昌言序)、毛居正《毛诗正误》(魏了翁序)、严粲《诗辑》(林希逸序)、黄度《诗说》(叶适序)等。元代有： 胡一桂撰《诗集传附录纂疏》(揭祐民序)、梁益《诗传旁通》(翟思忠序)、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吴师道序)、汪克宽《诗集传音义会通》(危素序)等。学者之间互相为对方作序，阐述学术意见和建议，在现在实属寻常，在宋元两个朝代却是学术交流的民主和开放程度的缩影。
学者之间互相为对方创作序跋的情况，说明了宋元时期民间经学研究和教育的发达，诗经学学者在民间独立讲学，频繁交流，将各自的观点私相授受。哲学史上被并称为濂洛关闽的四个宋代学术流派均有独立的讲学地，并且从者云集。
第三，序跋的内容内涵丰富，体例灵活多样。
宋元时期的诗经学思想比前代更为多元化，保守的传统诗经学、宋学和理学之间的论证贯彻两个朝代的始终。以三组《诗经》著述为例比较有说服力： 第一组是两部在书名上就相斥的诗经学著述： 郑樵的《诗辨妄》和周孚的《非郑樵诗辨妄》。
郑樵的《诗辨妄》自序说：“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祸，今作《诗辨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183页。该书仅存辑本，断简残编五十九条，大致可以总结为： 反对《诗大序》，认为其附会史传，虚构史实，反对毛郑基于诗序的诗学理论。他的言辞激烈，观点鲜明，不止于“怀疑”，且要“推翻”毛郑。因此在他之后的诗经宋学的学者言及反序，必提起郑樵，争议不断。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指摘郑樵：“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则对郑樵极口揄扬：“《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以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最后讲到的“新学立”主要是指在政治上的确立，实际上理学化的诗经学早在庆元党禁之后已经占据了学术主流话语权。
周孚比郑樵小三十多岁。他的《非郑樵诗辨妄》成书于诗经宋学发展突飞猛进之后，是维护毛郑诗经学和《诗序》的重要著作。在自序中，周孚针锋相对地批判了郑樵，并且强调了儒教“道统”和“圣人之教”的重要性。这篇自序继承欧阳修的序跋范式尤其多：
自圣人没而异端起，先儒急于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经》之书而训诂之，虽其教与古异，而意则一也。*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同上，第227页。
对所谓“异端”的抨击，与欧阳修如出一辙。在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说：
自圣人没，而异端起。战国、秦、汉之际，奇辞怪说，纷然争出，不可胜数。*(清) 曾国藩撰，熊宪光、蓝锡麟注： 《经史百家杂钞今注》，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26页。
在这些序跋当中，时常可见两派学者互相指称对方为“异端”。周孚继续说：
而郑子乃欲尽废之，此予所以不得以而有言也。……聚讼之学，古人恶之，安知不有以是规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
“聚讼之学”是就当时两种学说争论情况而对诗经学本身的客观描述，序跋的价值就体现在能表述出著述文本正文之外的重要学术信息。《四库全书总目》褒奖周孚的论辩精神：“今樵书未见传本，而孚书岿然独存，岂非神物呵护，以延风雅一脉哉！是尤可谓宝贵者矣。”
第二组例子是同时保存有作者自撰序和后序的欧阳修的《诗谱补阙》和王应麟的《诗考》。
欧阳修的《诗谱补阙》的序文在上文已经论述过，王应麟的《诗考》自序和后序延续了欧阳修的体例，后序在篇幅上长出自序许多。
王应麟自序中提到了今古文诗和朱熹的《诗集传》，称其：“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294页。后又略论书中观点出处，匡衡、刘向、《战国策》、《左氏传》等皆在其列，是对学术传承的说明，最后是著书缘起：“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网罗遗佚，傅以《说文》、《尔雅》诸书，粹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后序中，王应麟运用了“引史证经”和“五经互证”的研究方法，引用了刘向《列女传》、郑康成注《礼记》、《周礼》，韦昭注《国语》等，在学术视野上又比前人高出一筹。
第三组例子是这一时期最重要，同时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经》著述序跋——朱熹的《诗集传》自序。这篇文章使用了序跋文体中极为罕见的语录体，以设问自答的形式提了诗经学四个方面的根本问题： 诗何为而作也(诗歌本质)；其所以教者何也(诗教)；国风雅颂之体(六义)；其学之也当奈何(学诗解诗)。这四个问题和古文经学的《诗大序》、郑玄撰《诗谱序》所言不但一一对应，而且针锋相对。
第四，宋元时期序跋创作目的已经转向。
宋元时期的诗经学发展脉络有两条，一条是学术方面，诗经学作为一门兼具文学性质的学科的正常循序渐进的发展；另一条是政治领域，诗经学和科举制度有密切联系，科举能为知识分子带来的功名利禄也敦促着诗经学的发展。“自唐以九经取士，历五代迄宋。其制不改。”*马宗霍： 《中国经学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7页。因为北宋以前的诗经学有官学和私学的区别，虽然二者都具有诗教性质，但是这两条发展脉络是相对独立的。
东汉时期，原本作为私学的古文毛诗替代了原本立于官学的三家诗，三家诗因政治这条发展脉络中断而渐渐亡佚。唐代孔颖达的疏证推进古文经学在政治方面更上一层楼。宋代的诗经学在学术上崇尚疑古辨伪，在科举的制度上却依然使用《毛诗》作为培养造就人才的教科书。直到王安石的熙宁科举变革才使得这两条诗经学发展脉络合二为一。
在熙宁科举变革中，废罢明经及诸科,设进士一科，并且罢诗赋、帖经、墨义，把宋代儒学复兴过程中疑古辨经和注重实用的精神用制度固定了下来。王安石编订了《诗经》、《书》和《周礼》的“新义”，并且作为官学的教学标准和科举取士的标准。
至于编纂目的，王安石说：“欲以经术造成人材,而职业其事”，他认为《诗经》“上通于道德,下止于礼义”，目的上似乎和前人并无差别。这件事却标志着秉承先秦儒家原始诗学精神的古文经学在政治方面破产的开始，是自东汉古文经学替代今文经学以后，第二次诗经学私学替代官学的重大事件，也是上文所述的政治和学术两条发展脉络合二为一之始。
王安石《诗经新义》成为官学的先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包括朱熹在内的诗经宋学学者们的创作。
王安石《诗经新义》作为宋代科举考试和诗经学发展的衔接点，其创作意图非常明确：
上既使臣雱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微言奥羲，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士，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145页。
全篇王安石数次自称“臣”，可见著书的目的和唐代孔颖达“奉敕”修书相仿，不但是奉皇命著书，并且对古文经学多有质疑和颠覆。王安石的《诗经新义》很能适应当时科举需求和政治需要。在王安石之后，朱熹等理学学者以政治功用为出发点著书，这种目的性主导了元代诗经学的发展。
除了以上谈及的宋元时期《诗经》著述序跋的新特征之外，还有两种特殊情况需要注意：
第一，有些书虽然已经亡佚，但是有序跋独存。其散佚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禁毁、内容学术价值不高被扬弃还是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对一部著作来说就相当凄凉了。作者曾经的主张只能通过辑佚来窥测，最能还原作者著书本心的就是存世的序。比如： 宋代黄度所撰《诗说》(《经义考新校》注曰：“未见”)和元代汪克宽撰《诗集传音义会通》(《经义考新校》注曰：“未见”)。《诗说》有和黄度同时代的叶适作序，记载了该书成书过程和黄氏治学方法。该篇序多有感慨，除诗经学之外，还总论了黄度生前的学术成就，除序文之外，尚有哀悼祭文性质。《诗集传音义会通》有危素作序，简单记叙了著述目的、作者等典籍的基本信息。如果没有这些辑录出的序文，后人将对这些典籍的内容一无所知。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经学典籍中。
第二，限于古籍版本整理方面的滞后和不足，还有新的文献不断被发现，以上列表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弥补。许多书在传抄过程中，出于对序跋学术价值和版本学价值的漠视，许多序跋散佚了。南宋魏了翁著有《毛诗要义》二十卷，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曰：“此书无序跋。”*同上，第267页。魏了翁本人曾为《吕氏家塾读诗记》、《毛诗正误》和《白石诗传》作序，但他自己现存的唯一诗经学著述竟然没有任何同时代学者为其作序跋，该书序跋散佚的可能性就很高，应当注意收集整理。即使是目前，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十五规划项目”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就没有保留绝大多数序跋，其中只有朱熹《诗序辨说》等作品，序文易名为“题辞”才得以幸免。
三、 “引史证诗”与“借诗立说”
“引史证诗”的研究方法出自“五经之首”的《周易》，最早的提法是“引史证易”和“引史证经”。朱伯崑先生曾为后者下过一个定义：“所谓引史证经，无非是引用历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历史，特别是封建时代王朝兴替的历史，以附会《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369页。这个定义也同样适用于《诗经》研究，引用历史事实解诗早在郑玄就开始了。这在宋代疑经的学术语境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学者们希望通过用历史对儒家经典的验证来表现自己学术体系的合理性和自己传承的儒家道统的正义性。“借诗立说”之说脱胎自纪晓岚给乾隆的上奏，批判南宋胡安国为《春秋》作的传：
向来考试《春秋》，用胡安国传。胡传中有经无传者多，可以出题之处甚少。胡安国当宋南渡时不附和议，借经立说，原与本义无当。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驳胡传者甚多，皇上御制文亦多驳其说，科场试题，不应仍复遵用……得旨：“此奏是。”*(清) 纪昀撰、孙致中等校点： 《纪晓岚文集》，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7页。
这封奏折充满了满清皇帝和宠臣之间的暗语。胡氏传是否适合科举考试且搁置不论，纪昀强调的是胡安国在北宋灭亡时不支持和满清祖先金国人讲和，“借经立说”所立的是汉文化和汉族政权大一统的学说，所谓“与本义无当”只是粉饰罢了；至于引用康熙和乾隆对胡氏传的驳论是进一步暗示皇帝，该书所言与满清统治者的统治利益相违背，不能使用这本书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其中提到的“借经立说”，是他作为一个统治者的文化鹰犬，站在满族人立场上对汉族知识分子思想的防范。
反观宋代，宋朝政权对知识分子进行文学和学术创作的政治环境是非常宽松的。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了“不杀文人”的祖训，一直被宋室所恪守。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中说：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棞，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
此条下有杨氏注：“不杀文人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桧、丁大全诸人则失刑也。”可见这是无区分文人地位、贵贱、立场的法律制度。
田耕宇在《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这一点提出了异议：
延至北宋，虽说宋太祖有不杀文人之祖训，但文人遭祸之事何曾断绝？庆历时期有“进奏院案”，熙、丰时期有“乌台诗案”，元祐时期又有“车盖亭诗案”，其他文字狱不少，尤其是由政见之争的新、旧党争发展为有皇帝参与其间的党同伐异，使不少文人终生坎坷，虽无杀身之虞，但厕身其间者，亦心怀不安而不得不想到死亡。……此外，文人遭贬客死他乡者不计其数，如海南岛就是宋人贬官最远处，宋代不少著名大臣都曾贬到“天涯海角”，其死于贬官中的代表如秦观最为典型。*田耕宇： 《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这是一种对古代中央集权政府的过分苛刻的要求。实际上各种党争只是以“文字狱”作为倾轧手段，这些遭贬的文人并非真的是因言获罪。也未见这种罪名波及除权力中心之外的民间知识分子，这是和清代满族人制造的“文字狱”之间最本质的分别。
陈寅恪先生曾有“造极”说的著名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均有所不逮也。”
“引史证诗”和“借诗立说”在宋元《诗经》著述序跋中都有表现。“引史证诗”表现为： 在学术史方面，对《诗经》版本流变和今古文之争的综述和当时占统治地位学说的著述，孔颖达的《毛诗正义》、王安石的《诗经新义》和朱熹的《诗集传》皆在此列；在《诗经》文本方面，表现为一些篇目的作者和谈到的历史事件，如王应麟《诗考》自撰后序：
刘向《列女传》谓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坟》，申人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邶风·柏舟》，定姜送妇作《燕燕》，黎庄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庄姜傅母作《硕人》，息夫人作《大车》。《新序》谓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寿闵其兄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295页。
“借诗立说”在序跋当中表现为： 对学术问题以外的其他政治问题的映射和批判。
结合上文提到的纪昀的奏折，胡安国仅仅因为反对宋室偏安就被满清统治者以人废言，而朱熹的诗经学著作却被作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标准，“理学”成为了中央集权的官方意识形态，极尽荣宠。那么，朱熹和胡安国之间，在“借诗立说”的政治功能层面一定有大相径庭之处。这种关系民族气节和国家统一观念的主张需要从序跋当中提炼，并且加以详细区分。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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