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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纵横《刘子》应为刘勰撰
——《刘子》作者争论评述
韩湖初
关于《刘子》作者，主要有刘勰与刘昼两说。直至南宋初年史籍记载为刘勰撰，其后始有刘昼说，继而愈演愈烈。今人林其锬、陈凤金指出： 刘昼说源于对宋人题署的错误解读： 原是仍沿旧题以存疑之意，并举《宋志》近万部书目加“题”字者16部无不如此。但后人断章取义，变成对作者的确认，却无人深究，由疑变是，几成定局。又针对刘昼说的主要两条证据指出： 其一是袁孝政的《刘子注》序，通过对照版本体例证实该书乃是南宋人伪造！且来历不明，所说有乖事理。其二是唐人张鷟《朝野佥载》所载： 《刘子》为刘昼撰，因无位故窃刘勰之名，世人莫知。但这条材料是后人根据刘克庄文集的记载补辑的，此外别无他证。而且该书是唐人小说，不应视为信史引录。再者，我国隋唐文献和流传日本的《刘子》已有明确记载，以及从刘勰、刘昼与佛家关系，均可证刘勰说。林、陈此举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反对者阵容鼎盛，支持者不乏其人。笔者赞成刘勰说，并对这场争论作一评述。
《刘子》；刘勰；刘昼；林其锬；隋唐文献
引言
上世纪80年代在安徽屯溪召开的《文心雕龙》学会年会上，林其锬、陈凤金伉俪提交的论文认为《刘子》的作者应是刘勰而非刘昼，并把他们校对出版的《刘子集校》直接题为“[梁] 刘勰撰”，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笔者读后觉得脉络清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随之听到议论： 这是龙学界的“九级地震”，如能成立，岂不令人高兴？但果真如此吗？令人怀疑。且听说副会长杨明照反对此说，仍认为是刘昼撰，故会议期间公开赞成者不多。其后有周振甫、张少康、程天祜、孙蓉蓉、陈应鸾、周绍恒等等赞同刘昼撰，可谓阵容鼎盛；而响应林、陈者亦不乏其人： 尤其是撰写《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之《刘勰志》和《刘勰传》的朱文民，针对刘昼说的主要论据撰文《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详细辩驳，又撰文综述双方的论争申述刘勰说；杜黎均撰文比较《文心》与《刘子》的诸多相通之处而赞同刘勰撰，否定刘昼说；更有台湾学者游志诚教授认为： 刘勰是“经学史学子学兼文论家”，但海内外学界对其学术之总架构“罕有通盘一贯之探索”，并运用“互证法”对二书作深入的比较研究，撰《文心雕龙与刘子系统研究》，得出作者“必刘勰无疑”的结论，等等。笔者一直关注这场争论，现谈一些看法，或许有些参考价值。
根据朱文民和林、陈的研究，《刘子》作者尽管历代有种种说法： 刘勰、刘昼、刘歆、刘孝标、袁孝政、东晋时人和贞观以后人，以及“金人刘处元和另有一个刘姓人”，但“比较集中且见署于版本者”，唯刘勰和刘昼。其余因证据单薄，难以成立，且为篇幅所限，故本文略而不论。
一、 史载刘勰有文集行世，“文集”应是《刘子》
《梁书·刘勰传》载勰“文集行于世”，此句被《南史》删去。那么，是否刘勰并没有文集，或者初唐时该书已佚故被撰者删去？答案是否定的。(一) 《梁书》传主有文集行世而被《南史》删去者不止刘勰
如《梁书》载丘迟和庾肩吾有“所著诗赋”和“文集”“行于世”，均被删去。《隋书·经籍志》载“《丘迟集》十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有《丘迟集》。与刘勰同时的刘杳、王籍、谢几卿、庾仲容均有文集行世，刘勰地位、声誉不在他们之下，有文集行世并不奇怪。
查《梁书》本传记载传主的文集有两种情况： 一是仅载文集名和卷数，如柳惔、范云、任昉，等等；另一是加上文集“行于世”，如： 沈约、江淹、徐勉、范岫、陆倕、到洽、顾协、鲍泉、张率、刘孝绰、王筠、谢几卿、王籍、刘杳、任孝恭、庾仲容等多人。看来，后者应是撰者见过或由各种途径获知有文集行世才如此记载的。《梁书》称勰“为文长于佛理”，应是撰者亲睹其文才这样说的；又称“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必请”语气如此肯定，也应是亲历亲闻才这样记载。《梁书》名为姚察与姚思廉父子共同编撰，而姚察陈时任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曾参与梁史的编撰，入隋后受命编撰梁、陈两朝历史，只编写了一部分便去世，继由其子完成。鉴于姚察生于刘勰卒年前后，二十四岁时参与编写梁史，对于梁时文化名人的著述应该熟知，故其记载“当是据实而录”，不会有误。
(二) 《刘子》一书初唐尚存
杨明照称：“按舍人文集，《隋志》即未著录。岂隋世已亡之耶？抑唐武德中被宋遵贵漂没底柱之余，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残缺耶？”又称：“《南史》删去此句，则是集唐初实已不存……”孙蓉蓉亦赞成此说。其实，《隋志》只题书名而未记作者，是因为当时国家图书馆只有书目，其书当在司农少卿宋遵贵运载途中经底柱时被漂没十之八九，故有目无书者只记“亡”。到唐开元七年(719年)下诏发动公卿士庶“所有异书借官缮写”，致使内库图书大增，并编成《群书四部录》四百卷书目，后又略为《古今书录》四十卷。《刘子》一书当是此次公卿献书后重新发现的，故《旧唐书》题刘勰著，《新唐书·艺文志》照录。《新唐书》与《隋志》均载“《刘子》，十卷”，并被隋、唐众多文献普遍引用，并已流传西北(详下)，可见初唐该书尚存。
(三) 两《唐志》明确记载《刘子》刘勰撰
我们知道，刘勰早有撰写子书之意。《文心雕龙·序志篇》自称“齿在逾立”(三十来岁)曾夜梦随孔子南行，醒来认为是孔子托梦自己，于是想到“注经”，但前人已对经典发挥很精当，难以“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且鉴于齐梁文风愈演愈“讹滥”，于是撰写《文心》。《诸子》篇云：“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君子之处世”应“炳曜垂文”。周勋初指出： 他撰写《文心》，“是想完成一部子书，藉以‘树德立言’，并由此而‘立家’”。魏晋时一些杰出学者如陆机、葛洪等“均有类似表述”。而且，刘勰本身就是子家并以子家自居。游志诚指出，“考《文心雕龙·诸子》曹学佺眉批云：‘彦和以子自居。’”，又该篇嗟叹诸子“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但其声名有如金石久远；明人钟惺亦评曰：“数语俨然以子自居。”曹、钟之评点“一语道破刘勰一生学问志趣归趋实为子家之学”，《诸子》篇“深诋”子学源流至魏晋“已渐趋薄弱之弊”，刘勰自觉写了一部《文心》是不够的，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必撰作新论，以改写子家流弊，再创子学风范”。
(四) 《刘子》与《文心》的篇数说明二书是姐妹之作
再从两书的篇数来说，《刘子》共五十五篇乃是天地之数(1至10相加之和)。《文心》共五十篇乃“大易之数”(“大易”当作“大衍”)，即王弼所称“演天地之数”五十；或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其和为五十)；或谓太极、两仪(天地)、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气节)(其和为五十)。一个是天地之数，一个是“演”天地之数，当是精心的安排，可知二者应是姐妹之作。刘勰大约36岁完成《文心》，55岁完成《刘子》，则相距约有二十年，刘勰再撰一部子书，完全没有问题。
可见，史载刘勰有“文集”行世，应该就是《刘子》。
二、 刘昼说源于对宋人著录的错误解读
(一) 刘昼说主要证据袁序源于对宋人著录的错误解读林、陈指出： 历代著录《刘子》作者虽有种种说法，但比较集中并见署于版本者，唯刘勰和刘昼。且距离《刘子》成书时间越近，对刘勰说越是“信多疑少”；距离年代越远，则怀疑和否定“反而多了起来”。再经“转相征引，由是变疑，由疑而非，似成定论”。其实，“不少引证是同事实和原意相背离的”。本来对刘勰说并无异议，直至南宋初出现袁孝政注本及序，“争议才发生”。当时主要目录学家均对其表示质疑，但影响不大，只是到了明代以后，陈振孙和晁公武的题署实录被“腰斩原文，曲解原意”，由疑变是，本来是质疑反而成了“刘昼说的依据”。陈、晁乃南宋著名目录学家，细看陈的《直斋书录解题》和晁的《郡斋读书志·杂家类》的“刘子”题署“刘昼孔昭撰”，都是只对所见该书题署的实录，而非认定为刘昼撰。而且陈继云袁序的《刘子》“传记无称，莫详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而字孔昭也”；晁亦称“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敬标，未知孰是”。白纸黑字，明明仅是仍用原来题署以存疑，却被后人腰斩原文，把题署实录作为本意，于是存疑变成了确认，明清许多《刘子》版本的题署就是这样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代表，竟称二者“俱据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序，作北齐刘昼撰”。其他版本题跋类似者不少，由此刘昼说似成定论。林、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宋史·艺文志》亦作刘昼作”为例辨析： 查遍该书所录(含《刘子》)9819部书目加“题”字者仅16部，均为“编者未能确定其真伪，姑仍其旧以存疑”，并举四例为证，很有说服力。
(二) 袁孝政注《刘子》一书来历不明，经林、陈考证乃是伪书
本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题署“《刘子》，五卷，刘昼孔昭撰”引了唐代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刘子注·序》一段话：“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陈继云：“其书近出”、“时人莫知”等等疑点，但无人深究，以致有些名家乃至今人亦有信以为真者。林、陈穷根究底，遍查“自隋唐迄于南宋初年，所有《刘子》版本和文献著录”均无此记载。又查出同是南宋人的章如愚编撰的《群书考索》著录的《刘子》称“今袁孝政序云”，可见袁是南宋人而非唐人！尤其是，林、陈统计了《刘子》六种敦煌隋、唐写本(残卷)、南宋刊本和日本宝历本的异体俗字，结果是： 隋、唐写本数量较多，南宋刊本则明显减少。如： 刘幼云旧藏唐写本八整篇异体俗字133字，而南宋刊本四十四篇仅19字。日本宝历八年(相当我国乾隆二十三年)刊本尽管刊刻时间远比南宋刊本晚，但遗存异体俗字要比南宋刊本多(五十五篇共94字)。鉴于流传域外文字变迁缓慢，故并不奇怪。林、陈进而指出： 宝历本袁注与正文遗存异体俗字分别是11与94，比例为11.7%；而南宋刊本分别为13与19,比例为68.4%，差别悬殊。而宝历本袁注与南宋刊本袁注两者的遗存异体俗字分别为11与13，相当接近。可见“日本宝历本正文与注文不属于同一时代”，正文可能源于唐代五卷本《刘子》之传本，而注文则是在南宋以后传本之移入，并非唐人之作。在这里，林、陈统计了伯三五六二等十种文献，共处理异体字5827个，又逐一统计了日本宝历本《刘子》袁注共计429条，加上取样对比的唐人和宋人注释样本，一共处理了1240条数据(其中《帝范注》和《刘子》注均是穷尽式取样)，由此得出“袁注体裁与唐人著书体裁不相同”的结论，证实该书为南宋人伪托。李伟国也列举该书袁注多篇均不避唐讳，指出： 袁“如为唐高宗以后之人，行文不当直接写出‘世’、‘民’、‘治’、‘显’等字”；如袁系初唐人，则敦煌西域所出之《刘子》九种似不应全部不录其注。”可为佐证。
(三) 刘昼说的另一主要证据张鷟《朝野佥载》的记载亦不足为据
刘昼说的另一主要证据是唐张鷟的《朝野佥载》，其云：“《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这段活是后人根据南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诗话续集》的记载补辑的，此外再无其他佐证，可靠性已大打折扣。而且，该书是唐人小说，“故事都是作者根据或许有的现象杜撰的，其‘资料来自‘街谈巷议，传闻异辞’”，不应作为信史引录。林、陈还指出： 该书《旧唐书·经籍志》未录，《新唐书》和《宋史》的《艺文志·杂记类》载为二十卷(后者又《佥载补遗》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六卷，《文献通考》则但有《佥载补遗》三卷，并称“参考诸书皆不合”。尤袤《遂初堂书目》分为《朝野佥载》及《佥载补遗》为二书，疑前者为鷟所作，后者则为后人附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指摘该书有“文义与本条不相联属”，有些记载与史实不符。在宋代已有“后人附益”、“宋人摘录”、“后人取他书窜入”等种种批评，可见史料价值不高。岂可作为否定已有诸多隋唐文献记载的刘勰说(详下)的证据！
(四) 袁序张说有乖事理，备受质疑，难以说通
细看刘昼说的两条主要“证据”，不但来历不明，似出一人之手，而且违背史实，有乖事理，备受质疑。如说刘昼“播迁江表”无疑痴人说梦，因为史载刘昼根本没有到过江南；又说昼因“无位”而“窃取”刘勰之名，实在有乖事理，难以说通。一是刘勰社会地位不算高，刘昼又是个极其自负的人，怎会窃取其名？二是刘勰是依附佛寺且最后皈依佛门取名慧地，以诋佛著称的刘昼怎会盗取其名欺世？三是从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刘勰制文可知，其名声不小，且所著《刘子》已为官方的《七录》所载(详下)，广有影响，刘昼比他不过晚卒三、四十年，岂敢公然窃取其名？这些都难以说通的。特别是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梁《刘子》十条卷指出：“此《刘子》似非刘昼”，昼“时当南朝陈文帝之世，已在梁普通后四十余年；阮氏《七录》作于普通四年，而是书载《七录》，其非昼所撰更可知。”也就是说，《七录》记载《刘子》时，刘昼不过十来岁，怎会著书？
(五) 刘昼说论者对《刘子》“见载《七录》”的质疑没有说服力
上述清人姚振宗之说，对刘昼说而言无疑是致命的。但该说论者仍质疑： 一是“《隋志》附录之文是否完全出自《七录》”？二是《隋志》附录的《刘子》是否就是今本《刘子》？第一个问题显然没有意义。既然姚称该书“见载《七录》”，乃是就他所见而言，也许没有全面核对。但如果所见只是一小部分，他还会下这样的结论吗？第二个问题答案也很清楚。《隋书·经籍志》载：“梁有《刘子》十卷，亡。”根据其叙(序)说明： 它是以隋朝东都洛阳残缺的藏书目录为基础，“考见存”(对照漂没之后残存的图书实物)，“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进行了一番考订撰写而成。“王、阮《志》、《录》”，即南朝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亦沿其例。”清人钱大昕《二十五史补编·隋书考异》说得更明确：“阮孝绪《七录》撰于梁普通中，《志》(《隋志》)所云梁者，阮氏书也。”清人章宗源也说：“《隋志》依《七录》，凡注中称梁有今亡者，皆阮氏旧有。”可见《隋志》记载《刘子》乃是本之阮氏《七录》，印证了姚称《刘子》一书“见载《七录》”。上文已说明： 该书在唐代献书运动中重新被发现，并与隋虞世南的《北堂书抄》以及唐太宗、武则天、释道宣和释湛然诸人所引均同，足证《七录》所载的《刘子》就是《隋志》和《唐志》的《刘子》十卷本，即今本五十五篇《刘子》。
(六) 史籍并无肯定刘昼著《刘子》的记载
史籍对刘昼的著述有明确记载： 48岁求秀才不得“发愤”著《高才不遇传》，孝昭即位上书，终不见收采，于是“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盖以指机政之不良”，还有一篇就是被人讥笑为“愚甚”的《六合》赋，可谓详细而具体。如果刘昼晚年真有《刘子》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岂有不载或漏载之理？再说，刘昼既没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践，读书二十年而答策不第，上书又“多非世要”，是一个不达世务的儒生，怎能写出于修身治国均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刘子》？
鉴于刘昼说源于对宋人题署的错误解读，主要论据袁序张说来历不明，已遭质疑(经考证袁书乃是伪造)，不能成立，无异于釜底抽薪。面对上述种种确凿的证据，论者所谓刘昼说已成“铁案”之说，还能成立么？
三、 刘昼撰其余二说经不起检验
刘昼撰还有二说，但均经不起检验。(一) 所谓《刘子》“归心道教”、“重道轻儒”，与刘勰“志趣迥异”、相去甚远，与原著思想不符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称《刘子·九流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异”；程天祜亦称刘勰《文心》“崇儒轻道”、“宗儒倾向鲜明”，与《刘子·九流》“重道轻儒”、“主张儒道互补而倾向于道”，两者相去“何止千里”。因而认为《刘子》乃刘昼而非刘勰所撰。笔者仔细辨析，均经不起检验。
《刘子》对儒、道的态度，《九流》篇说得很清楚：“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明明说“二化为最”，怎么变成了“志趣迥异”，还相去“何止千里”？真是令人困惑。程文先说二者是“互相补充”关系，后又说“一个‘非得真之说’，一个‘为达情之论’，一褒一贬，《刘子》的重道轻儒不是明显的吗？”既然是“互相补充”，怎么又变成“重道轻儒”、“一褒一贬”？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且，这样的理解也有违现代语法常识： 原文两个复句均有转折之义，重点在下句： 前句“儒教虽非得真之说，然兹教可以导物”，意谓： 儒家的礼教虽不能维护人性，但对人起着引导作用；后句“道家虽为达情之论，而违礼，复不可以救弊”，意谓： 道家之说虽然达情，但违反礼教，不能对社会起救弊作用。结论是： 治世用儒家的礼教，避世用道家“达情”。还说： 如果在远古“大同”世界实行儒家的礼教，则“邪伪萌生”；反之在(夏朝)成康时期施行道家的无为，则“氛乱竞起”。可见作者主张儒道互补： 前者是主，是人生追求；后者是辅，是补，是前者无法实现后的精神安慰。作者更看重的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可见称《刘子》“归心道教”和“重道轻儒”，有违语法常识，与原旨不符。
还应指出： 《刘子》一书多处流露出仕入世的强烈愿望。如《知人》云：“世之烈士愿为君授命，犹瞽者之思视，躄者之想行，而目终不得开，足终不得申，徒自悲夫！”可见，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多么强烈！其《命相》篇云：“命相凶吉，悬之于天。”《遇不遇》云：“贤不贤，性也；遇不遇，命也。”可见人不能改变和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作者又不是完全的宿命论者，认为人的遇与不遇，与机会因缘分不开。《因显》篇云：“若无所以因”，则良马、美才、宝珠则无以显示其价值；反之，则“一顾千金”、“光于紫殿”、“擎之玉匣”。所谓“因”，就是机会因缘，即有人赏识、介绍与引荐。《托附》篇更说： 鸟兽虫花卉“犹知因风假雾，托峻附高”，人更应“托附”以就其名。当然，“托附”如得其所，“则重石可浮，短翅能远”，否则“轻羽沦溺，迅足成蹇。”但总比毫无作为地白白等死要强。因此，人有了才智还要积极善于为自己创造机会和抓住机会入仕，以施展才干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以说，刘勰的一生就是实践上述思想主张的一生。他24岁服丧三年之后即入上定林寺依僧祐整理佛经，这样不但可以避役，博览该寺丰富的藏书，更重要的是： 该寺主持僧祐为朝廷器重，入寺有机会借此进入仕途。他入寺而没有出家，显然是等待时机。大约36岁撰写完成《文心雕龙》，但未为时流所重，便伺机干之于沈约车前献书。约誉为“深得文理”并举为“奉朝请”，由此取得为官的资格。两年后由僧祐引荐担任梁武帝弟临川郡王萧宏记室，还担任过车骑将军(将军的最高级)王茂仓曹参军(后勤部长)和任太末令且“政有清绩”。约46岁调任南康王萧绩记室并“兼领”东宫通事舍人。时萧绩为南徐州刺史，官职地位重要而年纪尚幼，可见朝廷的器重。“兼领”一事，笔者认为应是太子萧统的生母丁贵嫔与僧祐商议争取而来的： 据《高僧传·僧祐传》载，丁贵嫔是僧祐的弟子，时太子萧统年幼，盖丁贵嫔为其筹谋辅佐之人而与僧祐商议，故有此举。52岁时为迎合梁武帝撰写宣扬佛教的《灭惑论》，又上表建议二郊农社宜与七庙同改祭祀不用牺牲。其实他已知僧祐等上启在前，揣摩到武帝的心意而上表在后呼应，由此得迁位列六品的步兵校尉掌管东宫警卫，比仍然“兼领”的东宫通事舍人(九品)官位要高三级。而且该职“甚为梁武帝所重视”、“是时朝政事多委东宫”。这是刘勰仕途的顶峰。他的仕途步步迁升，既缘于他的才干和努力，也与他善于创造机会、抓住机会分不开的。《刘子》一书关于因缘机遇的思想言论，正与刘勰的仕途经历完全吻合。而刘昼则虽有入仕愿望但并不强烈，更没有仕途经历，也没有上述强烈的入世思想和丰富的仕途经历，不可能写出《刘子》(详下)。可见《刘子》的作者是刘勰而非刘昼。
(二) 细析刘昼晚年著《刘子》说，反证刘勰说
论者称： 史载刘昼著有《金箱璧言》、《帝道》及《高才不遇传》，尝云：“使我数十卷书行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最大的可能是”： 刘昼利用晚年最后五年续写完成该书而“不为史家所确知”。《刘子·惜时》篇“透出的信息”正与其时境况“很吻合”，可视为刘昼说的“新证”。杨明照1937年《文学年报》发表的《刘子理惑》亦称： 刘昼诸书虽已亡佚，以昼自言“数十卷书”计之，则《刘子》“必在其中，于数始足”但上述刘昼所著诸书合计未必少于数十卷，且史称昼“言好矜大”，不能据此断定其中必有《刘子》。笔者再检验二人身世与《惜时》篇，结果与刘昼不合而与刘勰一致，反证了刘勰说。
细看《惜时》篇先列大禹等圣人“立德遗爱”延芳百世，叹息今人“枉没岁华”，正与《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说人生应建功立业、名扬千古一致。篇末以岁秋寒蝉常鸣“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苑柳”悲叹自己：“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将在“穷岫之阴”(喻定林寺)终了一生。这正与刘勰仕途突遭变异一致： 正当入事东宫并迁步兵校尉登上仕途顶峰之时，昭明太子在宫廷斗争中失宠，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刘勰被打发回定林寺抄经了却一生。这是何等的悲哀啊！程氏认为“菀柳是属于春天，属于未来的”，苑(通菀)虽可训草木茂盛，但显然与上下文“严霜”、“日向西峰”等意境不合。朱文民认为：“菀柳”典出《诗经·小雅·菀柳》。该诗写一个周朝大臣怨恨曾被朝廷任用商议国政，后被撤职流放，境况与刘勰相近，故“菀”应训枯萎而非茂盛。林其锬先生则来函赐教云： 考“菀”通“苑”，《说文》：“(苑)养禽兽也。”《周礼·地官·囿人疏》：“古谓之囿，汉谓之苑。”《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台”句《疏》：“囿者，筑墙为界域，而禽兽在其中也。”据此，则“菀”有困义。刘勰被打发回定林寺整理佛经，实际上是被困于寺了却一生。似更近刘勰此境。故“寄悲于苑(菀)柳”应训囿。刘勰眼看将要成就一番功业，却功败垂成，才有“道业未就”而“寄悲”的哀叹！
再看刘昼。傅亚庶称： 细读《刘子》全文，“主旨仍属儒家言”而“非主道家”，这是对的。但正如朱文民批评傅“只顾一味向儒生刘昼靠拢”，如把上引《刘子》诸篇之言作为刘昼所说，就值得商榷了。傅《刘子校释序言》称： 刘昼“非常赞赏”班超等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希望有圣君贤臣发现、选拔自己”，并把《刘子·知人》章所说“士之翳也，知己未顾，亦与傭流杂处”、《荐贤》章所说孔子批评臧文仲不进展禽、公孙弘不荐董仲舒为“窃位”、“妒贤”，可见人才需有人举荐云云视为刘昼的话为证。其实，刘昼虽有建功立业的思想，但远不如刘勰积极和强烈。他48岁才当上秀才，十分可怜，但并非没有机会。史载： 齐河南康舒王孝瑜乃北齐世宗长子，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进为王。历位中书令、司州牧。世祖即位，礼遇特隆。“闻昼名，每召见，辄与促席对饮”。由此入仕应是没问题的。但刘昼竟因他有密使来见离开片刻便“须臾径去”，对这个难得的入仕机会毫不珍惜。可知尽管他也懂得入仕须有人推荐的道理，但把自己的架子看得比入仕更重要，故毫不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故知上引《知人》章以瞽者思视、躄者想行比喻渴望求仕一段话不会是刘昼说的。鉴于《知人》、《荐贤》等篇类似内容的话是一个整体，故不应视为刘昼之言来引用。上文已指出： 刘昼一生并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践，读书二十年而答策不第，论著又“多非世要”，不被收录，是一个通于经书而不达世务的人。他不曾努力为自己创造机会入仕，年近半百才当上秀才，不久便了结一生，谈不上有什么“道业”。既然没有，又有什么可痛惜？故知《惜时》篇的作者不可能是刘昼。只有刘勰经历了那样的仕途奋斗、挫折，具有那样深刻的沉痛体验，才能够写出来。
可见《刘子·惜时》篇与刘昼晚年境况不合而与刘勰一致，反证刘勰说。
(三) 刘昼说的其他证据亦难成立
关于避讳问题。有学者举《刘子》有“顺”和“衍”不避梁讳，可见作者为刘昼而非刘勰。朱文民指出： 《刘子》也不避北朝帝讳，“欢”字两见、“隐”字十九见，“殷”字三见。鉴于北朝比南朝更保守、更讲究避讳，如高齐时殷州为避帝讳而改赵州；又《北齐书·赵彦深传》称赵“本名隐，避齐庙避讳，故以字行”，这是由于高欢六世祖名“隐”；相反，《刘子·思顺》篇有的版本作《思慎》，可能是原始版本，林、陈指出： 避讳问题“比较复杂”。首先在南北朝时期避讳并不严格；其次，刘子的一些版本也有疑似避梁讳字。如： 《九流》篇“俾顺机变”就写作“俾慎机变”；卢文弨校明末刻本和程遵岳校乾隆重刊《汉魏丛书》本该篇都作《思慎》篇，等等。可见不能根据避讳判断《刘子》的作者属谁。
关于《刘子》“北音”与《文心雕龙》的“北声”不合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刘子·辨乐》篇“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与《文心雕龙·乐府》篇“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不合，由此断定“必不出于一人”。林、陈指出： 两书“讨论的问题不同”： 《文心》关于东、西、南、北音的起源，指的是“乐”的起源，取的是《吕氏春秋·音初》的材料；而《刘子》指的“淫声”的起源，采自《淮南子·原道训》，两者论旨不同，故其义有异。朱文民也指出此说没有说服力。
四、 刘勰说证据确凿，难以撼动
经学者的探究，尤其林、陈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刘勰说佐证已多，且难以撼动。(一) 隋唐文献典籍明确记载《刘子》刘勰撰
顾廷龙在《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序》中指出：“《刘子》作者为谁？《隋志》仅书‘梁有’，而未题作者；《唐志》始著录‘《刘子》十卷，刘勰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亦有‘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著书四卷，名《刘子》’之记载；今在敦煌遗书《随身宝》钞本中，均有‘《离骚经》屈原注，《流子》刘协注’之著录……唐人称为《流子》者，即今之《刘子》也……刘协当即刘勰。两《唐志》并著录《刘子》十卷，刘勰撰，到今天还在流传。因就今日可见唐人著录，皆以为《刘子》刘勰著，此我国历史记载已甚明确。”又称：“《刘子》一书，著于《隋志》，而虞世南《北堂书钞》、释道宣《广弘明集》、唐太宗《帝范》、武后《臣轨》、释道世《法苑珠林》、释湛然《辅行记》多数征引，是必盛行于隋唐。观于敦煌写本之多，足证当时流传之广，习者之众。”
不妨略举数例： 《北堂书钞》共有七处征引《刘子》，并明确标明“《刘子》”或“《刘子》云”；敦煌鸣沙山第二八八石窟发现八种《刘子》写本残卷，其中一种(伯三五六二卷)不避唐太宗“民”字讳，当为隋时写本甚至出于六朝之末，也是“十分有力的证据”；还有新疆塔里木麻扎塔格遗址发现的和田残卷即M.T.〇六二五卷存文七行，为《刘子·祸福篇》残文。“麻扎”意为“圣地”、“圣徒墓”，指伊斯兰教显贵的陵墓，位于和田之西，是唐拔换城(今阿克苏市)南去于阗(今和田)通道上的神山峰所在地，有古代军事城堡、烽墩和寺院遗址。可见不过数十年该书便流传远至新疆一带，甚至为伊斯兰教徒诵习。其时间之快、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这里应该指出： 敦煌遗书《随身宝》，又名《珠玉钞》、《益智文》，又题《珠玉新朝》，于伯二七二一号《杂钞》(即《随身宝》)著录有“《流子》刘协注(著)”，佐证了刘勰说。但杨明照并不认同其价值，朱文民指出： 该条材料“流子”即刘子，属于民间流行的同音假借“标音字”系统，在敦煌遗书中大量存在。林、陈也指出： 该书在敦煌遗书中有六种钞本，同音假借十分普遍，除刘与流、勰与协外，还有数十例。它“同敦煌变文一样具有民间读物的性质”，乃是同属于“标音系”古书。王重民提及该书时就说：“《流子》就是《刘子》，刘协当即刘勰，两《唐志》并著录《刘子》十卷，刘勰撰，到今天还在流传”，并称它是“当时社会上读书识字人的一般性理论读物”。其文献价值不应否定。
还有一点，《文心》与《刘子》同时远播西北，说明作者可能出于一人。日本学者冈村繁指出：“初唐年间，《文心雕龙》便不仅仅为一流学者所看重，而且超越汉人学者范围，传至周边民族的知识人手中，从而拥有意外广大的读者层。”并举两例为证： 一是敦煌出土初唐“很可能是私塾老师用的讲课备忘录”《文选某氏注》钞本，其中关于“檄”的文体起源和沿革及所举三例均源自《文心·檄移篇》；二是该书“鸋鴂，河妇鸟也”(“河”当做“巧”，形近而误)六字为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之“鸋鴂之鸟，巢于苇苕”的注。陆机《毛诗》豳风疏“鴟鴞”称“似黄雀而小”，“幽州人谓之鸋鴂，或曰巧妇，或曰女匠。”可见该注产生的地区或撰者出生地为幽州。此外，敦煌本注中间有与汉语固有语序不同而宛似蒙语、满语、朝语、日语等所谓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句式。因此，很有可能是二书均为刘勰所撰，故大致同时远播西北边陲。
(二) 《刘子》一书内容丰富，且会通佛经，作者非“精通佛理”的刘勰莫属，而不会是诋佛甚力的刘昼
林、陈指出： 今存的九种敦煌、西域《刘子》残卷有八种出自敦煌藏经洞，其中书写最早、被学术界断为“隋时写本”或“六朝之末”的伯三五六二卷，在其《爱民第十二》篇题下留有“至心归衣(依)十方道宝”、在《法术第十四》篇题下也留有“恭恭秘本”等字。这些题字与正文字体不相属，显然是持有者视为珍贵的“秘本”而献给佛寺的。“《刘子》有这么多写本远播边陲，并被佛寺收藏，为佛家所青睐，表明了此书同佛家的密切关系。”而且该书“从思想到某些资料的采摭，也同佛教经典有关”。如《四十二章经·第三十四章》“以琴喻道”阐“处中得道”之理，《刘子·爱民》篇“以琴喻政”阐“刑罚有时”、“政教有节”之理，二者“都本于佛家般若中观、中道，处事不取狂狷极端态度”。鉴于《四十二章经》在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曾有著录，日本《文心雕龙》研究专家兴膳宏有专文考证： 僧祐《出三藏记》乃刘勰协助编成，序文亦可能出于刘勰之手。故刘勰著《刘子》运用《四十二章经》的思想和材料是完全可能的。还举《刘子·命相》篇列有伏羲日角、黄帝龙颜等圣贤殊相，虽然王充《论衡·骨相篇》也有类似内容，但文字或同或异。如《骨相篇》称“皋陶马口”，而《理惑论》和《刘子》并作“皋陶(《刘子》或作皋繇，但繇、陶通)鸟喙”；又《论衡》“十二圣”异相未列“伏羲”，而《理惑论》则云“伏羲龙鼻”，与《刘子》有异。各家所用资料可能源于纬书，但《刘子》同《灭惑论》可能有关系，因为后者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均有著录。再联系《刘子》书中用了许多“神照”、“垢灭”、“炼业”、“机妙”等佛家习用语，可见该书“不仅融合道儒，而且也会通佛家”。《刘子》的这种思想境界，以及它同佛教的密切关系，“大概绝非‘言好矜大’、‘诋佛甚力’的刘昼所能为，恐怕只能非‘精通佛理’、‘改名慧地’的刘勰莫属了。”
(三) 刘昼诋佛甚力，被名僧贬斥；刘勰为佛门尊崇，《刘子》为名僧多引和佛寺收藏，故知作者并非刘昼而是刘勰
鉴于刘勰受佛徒尊崇，在佛门有一定地位，李庆甲根据佛教经典《大藏经》、《续藏经》的“史传部”所载《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佛祖统记》、《释氏通鉴》、《佛祖历代通载》及《释氏稽古录》的记载考证刘勰的卒年。《刘子》不但被佛徒视为珍宝，而且还多被名僧征引。如成书于隋代的释道宣《广弘明集》曾将《刘子》与《文心》并列，并引前者《妄瑕》篇之言斥责刘昼“狂、哲之心相去远矣！”唐西明寺高僧释慧琳在其《一切经音义》中两处明确著录《刘子》乃刘勰所著，释道世的《法苑珠林》、释湛然的《辅行记》也都分别有征引《刘子》的内容。反观刘昼，史载他诋佛甚力，一些名僧对其反佛言论耿耿于怀，释道宣《广弘明集》和释湛然《辅行记》都引《刘子》的话给予反驳，前者还在《叙历代王臣滞惑解》把刘昼列入了反佛另册。如果该书作者是刘昼，他们还会引用吗？这也说明，唐时刘昼说尚未出现，否则这些名僧是会站出来辨正的。
(四) 流传日本的《刘子》为刘勰说提供新的有力证据
林、陈的《刘子集校合编》收录了日本藏宝历八年刊五卷本《刘子》的影印和整理。此次影印整理的五卷本所据乃是台湾“国家图书馆”馆藏日本宝历八年(相当于我国清乾隆二十三年)刊全编《刘子》五卷本。该本有“盛京图书馆”印记，可见系经由辽宁沈阳传入台湾。该书题为《新雕刘子》，五卷，日本宝历八年皇都书肆西邨平八、山甲三郎兵卫刻本。正文五十五篇，目录篇次与我国现藏《刘子》相同，分为五卷，每卷十一篇。卷前有序言两篇，卷后有跋文一篇。平安咸愿序和南滕璋“书后”都指出该书曾用“应永写本”校刊，应永为日本室町时代的年号(相当我国明朝洪武年间)。播磨清绚序云：“《刘子》，刘勰所作，取熔《淮南》，自铸其奇，即辞胜掩理，推诸其时，无怪耳。”日本五卷本《刘子》又为刘勰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此外，林、陈、朱文民和杜黎均均对《文心》与《刘子》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相通之处甚多，可证均为刘勰所撰(因篇幅所限，本文从略。又为省篇幅，本文凡论著作者均省去“先生”称谓，顺致歉意)。
笔者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多有，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教！
韩湖初，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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