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忠

　　?

　　●文心雕龙“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
——《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前言(附目录)

　　刘文忠

　　《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一书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是不把“温柔敦厚”视为诗教的全部，而是把诗教视为一个类似“多媒体”的系列工程，着眼于诗教与《诗大序》的融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与《诗大序》的融合过程，正是诗教的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逐渐完成的。历代的诗论家可以说为诗教不断地注入了新的血液，这种注入物就像“添加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诗论家在诗教论上为诗教添加了什么，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比，比较准确地对每家的诗教论做出客观的评价。这样就大大地丰富了诗教的内涵，从而建构了自己的体系。通过对诗教察其源流、明其演变的论述，勾勒出诗教在历代的发展与演变的轨迹，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到诗教的盛衰与时代、政治的关系，与诗歌理论发展的关系，与各种思潮的关系，同时初步总结出若干规律。因而，《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有开拓与创新的研究诗教的专著。

　　温柔敦厚；中国诗学；诗教

　　《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是我积多年之功，阅读了数以千万字的文论资料，历时多年而完成的一部学术研究专著。在中国近代的学术著作中，列为专章论述“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当推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可惜论述诗教的篇幅不足万字。20世纪出现了五六部比较有影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温柔敦厚”的诗教，因限于体系和理论框架的关系，也只是偶然及之，而且不论源流，不述发展演变。至今我还未见专门论述诗教的研究著作出版。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所以我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

　　“温柔敦厚”一词出自《礼记·经解篇》，而且打着孔子的旗号：“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从此，“温柔敦厚”便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后又有《诗大序》，其云：

　　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本书便以这两个经典文献为出发点，对“温柔敦厚”这一重要诗学范畴的产生、发展、演变，做了认真梳理和勾勒，并从文化背景和美学思想的变迁中，找出了诗教兴衰的动因。

　　由于过去没有系统而全面地论述诗教的专著，所以对诗教的哲学思想基础和美学思想内涵几乎无人论及，本书明确地指出：“温柔敦厚”的哲学思想源自先秦儒家的“中庸”或“中道”哲学，其美学思想内涵是“中和之美”，从范畴学的角度来论述诗教，即把“温柔敦厚”当作最大的诗学范畴与美学范畴来论述，不把它当作单纯的“政治教化说”，同时也充分注意到它的审美内涵，这是本书的一个创新之点。

　　本书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是不把“温柔敦厚”视为诗教的全部，而是把诗教视为一个系列工程，我把这个系列工程比作“多媒体”，着眼于诗教与《诗大序》的融合。诗教只有“温柔敦厚”四个字，如果不与《诗大序》融合，不管怎样解释，它所涵盖的内容是有限的。诗教一旦和《诗大序》融合，便形成了一个以“温柔敦厚”为中心的系统序列。从《诗大序》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诗经》学或汉代诗学的许多诗学概念： 如“六义四始”说、“美刺比兴”说、“风雅正变”说、“吟咏性情”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说等等，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诗》的怨刺，《诗大序》提出“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的主张。《毛诗正义》郑玄注说：“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这还有点费解。不如朱自清先生解释得通俗易懂。朱说：“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汉儒郑玄虽然也注过《礼记》，但对作为诗教的“温柔敦厚”没有什么可资参考的注文。直到唐代，孔颖达为《礼记正义》作疏，融合了《诗大序》的观点，又吸收了郑玄对“主文而谲谏”的注释，形成了他对“温柔敦厚”的疏解：“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实际上就是《诗大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就是用诗歌进行讽谏时要委婉含蓄，对所讽谏的事情不要指责。所谓“依违”，据《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是“谐和不相乖离”的意思。按照颜师古的解释，“依违讽谏”又与艺术的“谐和”原则有关。这个原则要求诗歌在刺上时，思想内容上不要太直露，不要太尖锐，在表现手法上最好使用比兴。对于诗歌的“吟咏情性”，《诗大序》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用伦理道德的礼义来规范诗人的情感，也就是“以礼节情”。我的创新在于，不把诗教看作是“温柔敦厚”的单体，而把诗教看作是融《序》(指《诗大序》)于教(指诗教)的系统序列。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和诸家批评史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我是第一个明确指出这一点的。这个认识是受到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注疏的启发，但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在诗教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在我论述了上百家的诗教论时，清楚地看到众多的诗论家是如何把《诗大序》的许多内容，诸如“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美刺比兴”、“风雅正变”等等，融入了诗教之中。当然也融入了孔子论《诗》和论“中和之美”的一些观点，如“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论点：“温柔敦厚”的诗教与《诗大序》的融合过程，正是诗教的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逐渐完成的。历代的诗论家可以说为诗教不断地注入了新的血液，我把这种注入物比作“添加剂”，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诗论家在诗教论上为诗教添加了什么，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比，比较准确地对每家的诗教论做出客观的评价。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时，不指责历史人物没有做什么，而是要看历史人物比前人多做了什么。这是贯穿全书的重要观点。把“温柔敦厚”(包括“优柔婉厚”、“诗无邪”、“温厚和平”、“中正和平”、“中和”、“温厚沉郁”等相关范畴)看成是“多媒体”，把诗教在“体”与“用”方面的千变万化(如用之于文体论的辨体批评以及“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何者为“正”、何者为“变”的“正变论”)视为“添加剂”，这样就大大地丰富了诗教的内涵，从而建构了自己的体系。理论建树在此，学术创新也在此，所以笔者可以毫无自愧地说： 《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有开拓与创新的研究诗教的专著。

　　围绕“温柔敦厚”的诗教，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次的论争。汉代围绕屈原《离骚》的评价，班固与淮南王刘安以及王逸与班固的论争，其中心点就是《离骚》是否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清代叶燮与汪琬、袁枚与沈德潜的争论，都是围绕诗教的论争。

　　“温柔敦厚”的诗教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学观念与美学思想的变迁及社会的其他原因，渐渐衰微。魏晋时期不但是“人的自觉”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汉代以前的儒家比较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而对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是相对忽视的。随着文学的自觉，人们对文学的美学特点开始重视起来。对于诗歌来说，也在由“言志”向“缘情”过渡。曹丕的《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此后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在六朝诗坛上逐渐形成了绮靡的诗风，又加上乐府民歌新声艳曲的流行及文人的仿效，诗歌产生了许多“新变”。“新变派”在吟咏情性上主张“性灵摇荡”，在艺术效果上要求“倾炫心魂”。这样的抒情特点及艺术效果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不会合拍的，所以遭到裴子野等人的反对。他在《雕虫论》中说：

　　而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风也。

　　齐梁时代，那些“贵游总角”子弟抛弃了诗教，在“吟咏情性”时，已经是“发乎情，非止乎礼义”了。这实际上是以诗教为武器来批判浮靡的诗风，是维护日渐衰微的诗教。

　　唐代的诗教论，发展到白居易已形成一个高峰，在有唐一代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的中心论点就是“讽谕说”。白居易身为谏官，又是诗人，自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把山水诗看作是嘲风雪、弄花草的玩意，说“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白居易的《采诗官》有两句名言：“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他是把诗歌当作谏书来写的，所以我们说，白居易的诗教论是以“讽刺说”为中心。白居易的讽刺，曾引起社会巨大的反响。它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他的讽刺已经突破了“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藩篱，相当尖锐，而且是“直陈其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大大地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赋予诗教以新质。但诗教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在吟咏情性方面，它要求以礼节情，即“发乎情，止乎礼义”，白居易也写过一些艳情诗，其中夹杂一些性感的描写。这些诗比起齐梁“宫体诗”来，在“性灵摇荡”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包括元稹)却背离了诗教。

　　宋代的诗教论，值得注意的是诗教的转型。经过几代人的考证，到了宋代，人们知道了《礼记》并非出自孔子之手，《诗大序》也非孔子弟子子夏之作。由此引发了对“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否出自孔子产生了怀疑。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出现了不遵《诗序》的人，宋代的理学家和《诗经》专家朱熹就是其中的代表。朱熹的《诗集传序》没有明确地提出以“思无邪”为诗教，朱自清先生根据《诗集传序》论“《诗》之所以为教”，便只是发挥“思无邪”一语，认为这是朱熹“以‘思无邪’为《诗》教的正式宣言。……我们觉得以‘思无邪’论《诗》，真正出于孔子之口，自然比‘温柔敦厚’一语更有分量；……经过这样的补充和解释，《诗》教的理论便圆成了”。任何理论都要通过实践检验，朱熹之后到近代，历时近八百年，以我们所涉猎的文论资料，论及诗教者，不下数百家，以“温柔敦厚”为诗教者比比皆是，以“思无邪”为诗教者寥若晨星。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朱熹所讲的《诗》教是狭义的《诗》教，是仅适用于《诗经》学的《诗》教；后代诗论家所论的诗教，是广义的诗教，是包括历代和当代诗歌的诗教，既有广阔的历史背影，也有现实的土壤。他们能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给诗教添加新的内容，使“温柔敦厚”这个“多媒体”不断地注入新的“添加剂”，避免了它的凝固性。其次，“温柔敦厚”的诗教，是政教说与审美说的综合，从诗教产生的汉代就有这种趋向，只是在某个历史阶段，有时候单方面强调政教说而忽略了它的审美特点。但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近代，诗论家在论及“温柔敦厚”及其相关范畴的时候，将政教说与审美说进行综合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思无邪”是单一的政教说取向，它不能取代“温柔敦厚”，反而把“温柔敦厚”审美的内涵丢掉了。所以南宋以来的众多诗论家，还是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对“思无邪”大多置之不理。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说明诗论家所选择的是“温柔敦厚”，而不是“思无邪”。诗教的理论至朱熹是否就“圆成”了，还是值得考虑的。

　　明人论诗教有两个开创，一个是在文体论中论诗教，宋元两代的诗教论，对明代影响颇大，他们几乎已经把诗教推及和变成广义的文教。这种风气，必然在论文体的专著中有所反映。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点是通过诗歌的选本来弘扬诗教，明代的创始者是高棅的《唐诗品汇》。《唐诗品汇》的论诗宗旨是别上下、知始终、审正变，但它认为这还不是终极的目的，而终极的目的是有补于诗教，诗教成了它的论诗的最高准则与落脚点。杨慎在《选诗外编序》中说：“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也是通过选诗来弘扬诗教。把“缘情绮靡”与“温柔敦厚”对立起来，前此很少有人这样说。许学夷除了在他的诗学专著《诗源辩体》中弘扬诗教外，也同时通过选诗来弘扬诗教。据《诗源辩体·陈所学跋》云：“忆外父伯清(许学夷字伯清)先生悯诗教之沦亡，著有《诗源辩体》。……是书而外，所选诗，自唐溯周，手录四千四百七十五首，自宋迄明，手录六千三百六十二首。……庶几诗教亦大昭揭于中天。”这一万多首的诗选，因无力付梓而未能存世，只留下一个与诗教有关的选诗宗旨。可以说通过选诗来弘扬诗教，是明人的发明。

　　明末清初是个社会动乱的时代，在明清之际，当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有一批学者力图寻找挽救危亡的良策，提倡学术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在明王朝覆亡之后，他们又在总结覆亡的原因，他们认为尊经复古才是救世法宝。或者像顾炎武那样，将学术与“明道”、“救世”结合起来，或者像万斯同那样，把“孔孟之家法”，当作“救时济世”的法宝，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儒家诗学的政教精神开始复兴了，这种精神是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紧密相连的，所以明清之际谈论诗教的人颇多。这一时期论诗教的人，多将诗教与风雅正变结合起来，因生当衰世，他们对系乎时的“正变”自然很敏感。时过数十年之后，到了康熙时代，情况又有所变化，当时清王朝的政权已经稳固，国家也开始强盛，明末遗民有的归附了清王朝，有的虽然与清王朝不合作，但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已日渐淡薄，最高统治者和一批新进士出身的诗人，开始提倡反映清王朝开国以来的新气象，要求温厚和平的盛世之音，而排斥“变风”、“变雅”之音，崇“正”斥“变”成了当时的政治要求，“温柔敦厚”也被换成了“温厚和平”或“中正和平”，使诗教只与“正”联系，不再与“变”联系，成为这一时期诗教的主流倾向，“温柔敦厚”的诗教发生了转换。康熙皇帝在《御选唐诗序》中说：“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在这种“以温柔敦厚为宗”的选诗宗旨下，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及反映民生疾苦的一些诗篇，一概弃而不选。

　　汪琬论诗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那就是通过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来排斥“变风”、“变雅”之音，他代表清代官方正统的诗教，从他开始，标志着清代诗教的转关。虽然同样在提倡“温厚和平”，但汪琬提倡的“温厚和平”却与陈子龙有很大的不同。陈子龙等人所倡导的“温厚和平”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而言的，其特点是不排斥怨刺，而且还以怨刺为核心。汪琬等人所倡导的诗教，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而言的，意在排斥怨刺，排斥“变风”、“变雅”之音，其终极目的是在扭转明清之际的哀怨诗风而使之成为盛世之音，而为新王朝制造新气象。汪琬论诗教的代表观点是他的《唐诗正序》，在序中汪琬把《风》《雅》之正变与时代政治的盛衰联系起来，强调“以其时，非以其人”，也就是说，正变的决定因素是时代而不是诗人，为了崇正斥变，他将变之甚者目为“诗妖诗孽”，但他崇正斥变的致意之点，是旨在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以“温柔敦厚”为正，目的是排斥“闵世病俗”的变风变雅之音。这种以“温柔敦厚”为正的观点，虽然是在序《唐诗正》时所提出，但其着眼点并不仅仅对唐诗而言，更主要的是要求当代诗歌也要以“温柔敦厚”为正，以此来排斥当代的“变风”、“变雅”之音，歌颂新王朝的太平盛世，这与康熙皇帝的《御选唐诗序》是完全合拍的，所以我们说汪琬的诗教论带有御用的性质与特色。针对这种观点，叶燮反驳说：

　　若以诗之正为温柔敦厚，而变者不然，则圣人删诗，尽去其变者而可矣。圣人以变者仍无害其温柔敦厚而并存之，即诗分正变之名，未尝分正变之实。温柔敦厚者，正变之实也。以正变之名归之时，以温柔敦厚之实归之诗，则今日亦论诗已耳，何必又时与人之纷纷哉？

　　叶燮极力证明“变”与“温柔敦厚”并不矛盾，他从诗的“名”、“实”关系来立论，认为“诗分正、变之名，未尝分正、变之实”，“温柔敦厚”便是“正变之实”，也就是说，“变”诗在精神实质上是“温柔敦厚”的。看来叶燮论诗教不是为了迎合满清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是从诗歌发展史的规律研究中，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在《原诗》一书中，他从诗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结出正变、盛衰互为循环的规律，并明确指出：

　　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而陋者必曰： 此诗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彼陋者亦曰： 此诗之至正也。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

　　“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这是相当光辉的论点。他把“变”的品格提到了“正”之上，给了崇正斥变者当头一棒。由此观点出发，他对诗教也提出了带有创造性的见解：

　　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

　　叶燮首先不同意汉魏以后诗教已不存在的观点，他从体与用的关系来论述诗教，他把《礼记》所说的“温柔敦厚”当作诗教之“体”，后代对诗教的运用称为“用”，“体”不变而“用”却是千变万化的。从这一论断出发，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温柔敦厚”，这是从“用”着眼的，“用”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他说“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其实何止是一代有一代之“温柔敦厚”呢，简直可以说一人有一人之“温柔敦厚”，从上文我们在各代各家诗教观点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叶燮也有这个意思，只不过他没有以思辨的形式直接指出这一点，而是用比喻的形式来表现的，他把诗教比作广被大地的“天地之阳春”，把每一位诗人比作天地间的“一草一木”，每一位诗人都会沐浴在“天地之阳春”的阳光与雨露之中，使每一个草木都会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但是每一棵草木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的情状，又都不一样，这就形象地说明了“温柔敦厚”之用，千差万别，“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这种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是相当精辟的。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教理论至叶燮已经发展到顶巅，叶燮的高足弟子沈德潜，虽然是清代诗教论的大家，但从沈德潜论诗教的理论建树上，还未达到叶燮的高度。

　　清代是诗教的极盛时代，又是诗教论的集大成的时代。厉鹗曾经说过：“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他们也颇以此自负，所以有人说宋代人不懂诗教。清代既出现了《诗教堂诗集》，又出现了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诗教为题的专篇论文，这都是历代没有的现象。清代的诗教论，不仅基本涵盖了《诗大序》的全部内容，而且涵盖了《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孔子论诗的基本观点，如“兴、观、群、怨”之说与“无邪”之旨等等，都被涵盖在内。有清一代的诗教论，是多姿多态、异彩纷呈的。

　　诗教在近代已经是余响了。其间值得注意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刘熙载，一个是陈廷焯。刘熙载在《艺概》中，把“诗言志”、“思无邪”与“发乎情，止乎礼义”当作诗之本教看待。对于“发乎情，止乎礼义”，他有一段这样的议论：“不发乎情，即非礼义，故诗要有乐有哀；发乎情，未必即礼义，故诗要哀乐中节。”所谓“哀乐中节”，就是要“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也就是要达到“中和之美”，这正是刘熙载论诗教的核心。他将“发乎情，止乎礼义”与“中和之美”进行了沟通，这正是刘熙载论诗教的一大特点。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不仅是中国词论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专著，而且也是词论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他把传统的作为诗教的“温柔敦厚”，用之于词学的风格、境界与艺术审美上，建立了他自己的“温厚沉郁”说，把“温柔敦厚”的美的内涵发展到了极致，也可以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一书，通过对诗教察其源流、明其演变的论述，勾勒出诗教在历代的发展与演变的轨迹，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到诗教的盛衰与时代、政治的关系，与诗歌理论发展的关系，与各种思潮的关系。同时初步总结出若干规律。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称“诗言志”为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接着又将“诗言志”与“诗教”并列，称为“两个纲领”。在中国古典诗学的范畴中，能称作“纲领”的确实不多，这也可见“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地位。诗教的影响之大，也非其他范畴所能伦比。研究中国古典诗学，“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不可回避的领域，它是古典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津梁。从“温柔敦厚”美学内涵看，它所代表的是和谐文化。由于诗教在吟咏情性方面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以礼节情”，中国是礼仪之邦，以礼节情是文明古国的表现，所以诗教也是东方文明的象征。但“温柔敦厚”的诗教是有局限性的，《诗大序》与《诗小序》对《诗经》的解释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诗经》中的有些“下以风刺上”的刺诗，像“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如此谩骂与诅咒，哪里有一点“温柔敦厚”的影子？另外，诗教还有自身存在的明显局限，诗教要求诗歌在抒写怨怒或哀伤之情的时候，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样就会不利于炽热的感情倾泻，也不利于“金刚怒目”式的感情抒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白居易的尖锐的讽刺诗视为对“温柔敦厚”诗教的突破与发展。对苏东坡的以“骂詈为诗”，我们也不认为他“有乖温柔敦厚之旨”。《诗经》中有些爱情诗在抒情上大胆而泼辣，《郑风》、《卫风》中的某些诗，甚至描写了男女幽会与偷情，这就是被后代诟病的“桑间濮上之音”与“郑卫之声”。这些诗很难说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齐梁的“宫体诗”，元稹、白居易的“艳情诗”，以及袁枚为之鸣不平的王次回的《疑雨集》，都曾成为诗教论争的焦点。我们认为诗歌中描写男女之情是不可偏废的，应当承认“艳情诗”是诗歌中的一体，一概排斥与任其泛滥都是不对的。我们没有把诗教看成是“金科玉律”，看成是千古不变的教条。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附： 《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目录

　　前言

　　第一章温柔敦厚的诗教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孕育、形成、发展与应用

　　一、 “温柔敦厚”一词的来源及与“六义之教”的关系

　　二、 温柔敦厚的哲学基础与美学内涵

　　三、 温柔敦厚的意念及其美学思想的渊源

　　四、 “温柔敦厚”与《诗大序》的融合

　　五、 由“温柔敦厚”所引发的一场争论

　　六、 温柔敦厚在《诗经》中的体现

　　七、 温柔敦厚对汉代诗赋创作的影响

　　八、 梁鸿的因诗获罪和诗教的虚伪性的暴露

　　第二章温柔敦厚的诗教在魏晋南北朝的衰微

　　一、 诗教衰微的社会原因及思想文化背景

　　二、 温柔敦厚及其相关范畴在魏晋南北朝的应用

　　三、 《文心雕龙》与《诗品》对温柔敦厚相关范畴的应用

　　第三章唐代对温柔敦厚诗教的继承与发展

　　一、 唐代政教中心说的复苏与诗教复苏的关系

　　二、 杜甫与元结对诗教精神的弘扬

　　三、 皎然论诗教

　　四、 李益论诗教

　　五、 刘峣、刘禹锡论诗教

　　六、 白居易对诗教的继承与发展

　　七、 元稹论诗教

　　八、 元、白在诗歌创作上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突破

　　九、 李行修论诗教

　　十、 晚唐诗教的提倡者皮日休、吴融与黄滔等

　　第四章宋代诗教的重振与转型

　　一、 田锡论诗教

　　二、 赵湘论诗教

　　三、 智圆论诗教

　　四、 梅尧臣论诗教

　　五、 苏洵论诗教

　　六、 邵雍、周敦颐、程颐论诗教

　　七、 苏轼对温柔敦厚诗教的矛盾态度

　　八、 黄庭坚论诗教

　　九、 杨时论诗教

　　十、 宋代诗教的转型与朱熹对诗教的“圆成”

　　十一、 温柔敦厚及其相关范畴在宋代诗话中的反映

　　(一)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二)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

　　(三) 严羽的《沧浪诗话》

　　十二、 温柔敦厚在宋代词论中的反映

　　第五章金、元的诗教

　　一、 赵秉文论诗教

　　二、 元好问论诗教

　　三、 郝经论诗教

　　四、 揭傒斯论诗教

　　第六章明代诗教的波浪起伏

　　一、 宋廉论诗教

　　二、 刘基论诗教

　　三、 高棅、方孝孺论诗教

　　四、 吴讷、徐师曾论诗教

　　五、 陈献章论诗教

　　六、 杨慎论诗教

　　七、 明代中叶诗教说的衰微

　　八、 海瑞论诗教

　　九、 明代后期文学新思潮对诗教的冲击

　　十、 李贽对诗教的冲击

　　十一、 焦竑论诗教

　　十二、 诗教对汤显祖的影响

　　十三、 以温柔敦厚进行诗歌审美的胡应麟

　　十四、 袁宏道对诗教的冲击

　　十五、 许学夷论诗教

　　十六、 锺惺的“静好柔厚”说

　　十七、 陈子龙论诗教

　　第七章清代诗教的复兴与围绕诗教的论争

　　一、 钱谦益论诗教

　　二、 冯班论诗教

　　三、 朱鹤龄论诗教

　　四、 黄宗羲论诗教

　　五、 施闰章论诗教

　　六、 吴乔论诗教

　　七、 王夫之论诗教

　　八、 汪琬论诗教

　　九、 申涵光论诗教

　　十、 陈维崧论诗教

　　十一、 叶燮在诗教问题上与汪琬的论争

　　十二、 郑梁论诗教

　　十三、 孔尚任论诗教

　　十四、 赵执信论诗教

　　十五、 沈德潜论诗教

　　十六、 李重华论诗教

　　十七、 田同之、张元论诗教

　　十八、 程廷祚论诗教

　　十九、 袁枚在诗教问题上与沈德潜的论争

　　二十、 纪昀论诗教

　　二十一、 蒋士诠、翁方纲论诗教

　　二十二、 章学诚论诗教

　　二十三、 焦循论诗教

　　二十四、 潘德舆论诗教

　　第八章近代诗教的余响

　　一、 龚自珍等人对诗教的冲击

　　二、 魏源的以“言志”、“比兴”为诗教

　　三、 林昌彝以“兴革政教”、“化民成俗”为诗教

　　四、 刘熙载论诗教的“中和之美”

　　五、 何绍基论诗教

　　六、 谭献论诗教

　　七、 冯煦对温柔敦厚美的类型的新认识

　　八、 陈廷焯论温柔敦厚

　　刘文忠，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