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静永健著 ［日本］陈 翀译

　　●学科纵横

　　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

　　［日本］静永健著 ［日本］陈 翀译

一、9—10世纪：《杜甫诗集》初传日本之痕迹

现存《杜甫诗集》传入日本最原始的数据记录在入唐留学僧圆仁（794—864）留下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之中。《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是圆仁于开成三年（838）至开成四年（839）在扬州所收集的书籍目录，其中包括了一个二卷本的《杜员外集》。当然，这个卷子本现已不再存世，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测出这是润州刺史樊晃（大约于大历五到六年，即770—771年在润州任）所编六卷本《杜工部小集》的转抄系统本。也就是说，在樊晃编成《杜工部小集》仅仅六十年之后，其转抄本就已经被传入了日本，传播速度之迅速，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在圆仁之后，我们则可以在10世纪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文人大江维时（888—963）编撰的唐诗佳句集《千载佳句》中找到杜诗传入日本的确凿证据。《千载佳句》一共收入了六联的杜甫佳句，全文如下：

　　秦城楼阁莺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清明〕

　　林花着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遇雨〕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对两峰寒。〔（九日）蓝田崔氏庄〕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天春色醉仙桃。〔早朝大明宫〕

　　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城西（陂）泛舟〕

　　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也不辞。〔陪阳傅贺兰长史会乐游原〕

　　通过与现存各种杜集的对校，可知以上诗文及诗题均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文字异同，例如第六句之《陪阳傅贺兰长史会乐游原》，今日通行本作《乐游园歌》。从时间来看，大江维时编撰《千载佳句》时所使用杜诗底本应该早于现存最早的北宋王洙编集本，因此，其所录杜甫诗句虽然只有六句，但文献价值却不容忽视。此外，再稍后一点，大江维时的后裔大江匡房（1041—1111）还在其言行语录《江谈抄》中提到了一部《注杜工部集》。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的平安时代，杜诗已经的确有了一定范围的传播。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杜甫在日本平安时期的贵族文人之中的知名度并不高，最多不过只能算是为数众多的唐代诗人中的一位而已。他的诗歌也还没有被平安贵族文人予以特别地赞赏推崇。本来在当时日本能够有能力且有兴趣去广泛阅读大量唐诗的贵族文人就极为有限，因此《杜甫诗集》的传播范围应该也不会超出平安宫廷贵族的这一文化小沙龙的圈子。

　　另外，从现有史料来看，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杜甫诗集》不但没有进一步扩大影响，反而逐渐淡出了平安文人的视野，彻底失去了读者。在煌煌众多的平安史料之中，没有留下谈及用平安古抄本与北宋王洙以后诸刊本进行对校的任何文字记载，这就是证明平安中后期文人基本没有关心过杜诗的最好证据。这种冷漠的受容态度与白居易的《白氏文集》恰好相反，可以说是这两部文集正好可以被看作是东亚汉籍传播中的截然不同的两个典型。

　　由此可知，随着平安贵族文化的衰退，最早传入日本的《杜甫诗集》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杜甫的诗文，宛如神龙一现，就又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二、14—15世纪：《杜甫诗集》之日本再传与五山禅林

杜甫的诗文再次出现在日本文人的视野之中，要后推到中国的元末明初，也就是日本的镰仓末期与室町时代。

　　在这一时期，杜甫诗歌最初开始流行于一些禅僧，特别是代表了京都禅林寺院的五山僧侣之间。与中国大陆的诗僧一样，五山僧侣们在佛道修行的同时也热衷于讽咏汉诗，通过各种“文会”与禅林之外的文人贵族进行诗歌唱和，具有非常高的文学欣赏水平。在享受杜诗的同时，他们往往还从一种禅僧所独具有的视角来尝试对杜甫诗文进行诠释与讲义。这些杜诗讲义中的一部分随后被弟子整理成书，流传至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江西龙派（1375—1446）的《杜诗续翠抄》、雪岭永瑾（1447—1537）《杜诗抄》等。此外，对于杜诗的议论还散见于禅僧们的各类文集之中，如虎关师炼（1278—1346）的诗文集《济北集》二十卷之第十一卷中收入的对《登岳阳楼》、《巳上人茅斋》、《别赞上人》、《秋日虁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四首诗的笺注。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本土开始对中国大陆所传杜诗笺注本进行覆刻。现存奈良天理图书馆《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可以确认为元时高崇兰所编纂的宋末元初文人刘辰翁集注批点本之忠实的覆刻本。但尽管杜诗以及《杜甫诗集》的传播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认识到，这一时期对杜诗仍然没有像白居易诗文一样被吸收融入日本文化之中。其实，即使是在五山禅僧之中，最受欢迎的还是苏东坡与黄山谷，而非杜甫。而且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此一时期对杜甫诗的关心并非源于杜甫诗歌本身的魅力，亦与之前平安文人对杜诗享受无甚关联，只是五山禅林宋诗崇拜的一个间接的产物。说明白一点，五山禅林对杜甫诗歌的认识不外是建立在是苏、黄等宋代大诗人对杜诗的评论之上，属于一种爱屋及乌的现象。且以五山为中心的禅林文化本身也并没有延续多久，到了15世纪后半期，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乱（诸如1467—1477年的应仁之乱），其文化也迅速走向衰退，不久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由五山禅僧所传来的《杜甫诗集》，也再次淡出了人们的阅读视野。

　　另外，这一时期的杜诗享受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杜甫形象曾一度出现在了日本绘画（画赞）之中。与日本遣明使一起入明，继承了以宁波为中心的大陆江南一带画风的雪舟等杨（1420—1506）的作品目录中有一幅题为《杜甫骑驴图》的绘画。这种以杜甫骑驴为题材的绘画不可能完全出于雪舟的独创，应该是对大陆江南绘画的一个继承。不过，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个画题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文人绘画之中基本没有得到因袭。当然，雪舟的这幅画其后并不乏好事者予以模拟，但有趣的是，这些模仿之人却基本上都没有将画中之人与杜甫联系起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山文化退潮之后杜甫知名度在日本文化阶层中基本降到了冰点，几可戏称之为日本杜诗受容的第二个的冰冻期。杜甫有幸两次进入日本的主流文化，但不幸的是两次都没能逃脱被遗忘的悲剧命运。

　　再附言一句，《杜甫骑驴图》之所以没有能够在日本扎下根来，极有可能还与一些看似与文化传播本身无关的外在因素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日本自古以来就没有饲养驴马的习惯，因此日本本土文人基本上没有见过驴马的实际形象，也就谈不上将其演变为绘画的一个主要题材了。

三、17—18世纪：《杜甫诗集》之第三次传入日本与明代古文辞派的诗学

可以说，直到17世纪以后的江户时代，杜诗在日本才真正地得到广泛的阅读与受容。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直接导致杜诗大流行的，不是平安时期的古抄本，也不是室町时期的五山版本，竟然是明万历年间刊刻于福建的一部不起眼的杜诗通俗选本！

　　邵傅（字梦弼）撰、明万历十六年（1588）陈学乐（字以成）序刊六卷本《杜律集解》，是一部由388首五言律诗（四卷）与135首七言律诗（二卷）构成的杜诗选集，注释极为简洁，在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基本上找不到此书的原刻本了。然而，正是这部分量不重的小书，被京都书肆风月宗智加以训读（和训）出版（1643年·日本宽永二十年）之后，如燎原之火，立即成为当时的一大畅销书。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之中，又不断有各种覆刻本以及增订本问世。以下是我对日本各个机关图书馆所调查的《杜律集解》的部分版本目录，附于下，以供大家参考：

　　明刊本……明万历十六年刊本，国立公文书馆·国会图书馆所藏：

　　1．宽永二十年（1643）京都·风月宗智刊本，东洋文库·国会·东北大·九州大等。

　　2．万治二年（1659）京都·丸屋庄三郎刊本，二松学舍大等；另有万治3年刊本、田中庄兵卫覆刻本。

　　3．万治二年（1659）京都·前川茂右卫门刊本，九州大。

　　4．宽文五年（1665）上村次郎右卫门刊本（小本），九州大。

　　5．宽文五年（1665）书肆不明。书名《杜律集解大全》12卷，立命馆大。

　　6．宽文十年（1670）丸屋庄三郎刊本（鳌头注本），东北大等；另有前川茂右卫门刊本（鳌头注本），九州大。

　　7．宽文十三年（1673）油屋市郎右卫门刊本，滋贺大·东北大等。

　　8．天和三年（1683）书肆不明（旁训本），宫城县立图书馆。

　　9．贞享二年（1685）井上忠兵卫刊本（新版改正），国会·九州大等；另有书肆无记名本。

　　10．贞享三年（1686）京都西村市郎兵卫·江户西村半兵卫刊本，二松学舍大等。

　　11．元禄七年（1694）西村市郎右卫门刊本（音注），广岛大。

　　12．元禄九年（1696）美浓屋彦兵卫刊本（鳌头增广），各地多数；《杜律集解详说》无刊记（和训本），九州大。

　　那么，为何日本17世纪后半期杜诗能风靡整个江户呢？我想，其最根本原因还是要将其归溯到明代后期中国诗学思想的嬗变，即以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等为代表所提倡的古文辞派思想的流行。也许最初看到明版《杜律集解》的京都书肆店主并没有过分在意到这部书的诗学背景，但邵傅在编撰此书时，一扫宋元时代积累下来的繁杂而难佶的旧注，这明显就是在古文辞派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观。在这部小书之中，邵傅有意选取了一大批初学者比较容易理解的律诗并附以简单的诠释，使得其易懂好读。更重要的是，这一时代的日本人虽然不懂中国语，但训读文化的确立，已经逐渐使得一般的市民阶层也已经开始能够读懂诸如《论语》、《史记》这类经典的古文作品，汉籍的需求市场（这一时期的书籍主要受容阶层，不是贵族，亦非僧侣，已经扩大到了中下阶层的士人以及一般的庶民）得到了明显的扩大。在日本出版的杜甫诗集之中，也毫无例外地被附上了和训，也正是为了迎合这一庞大读者群体的需要。而《杜律集解》六卷本这种不多不少的分量，价廉物美，又正暗合了普通读者层的价格要求！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专门或特别爱好杜诗的学者，已经失去了究读数量繁多的宋元古注（出典、语例以及训诂）之必要了。一般的读者，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和训来对杜甫的诗歌进行自由的享受。要之，这部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的闽本杜诗集，之所以能在日本成为风靡一时的一大畅销书，乃是因为被加上了简单的和训符号的《杜律集解》覆刻本，正赶上了17世纪后期日本的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时代潮流。因为《杜律集解》的流行，杜甫也因此一跃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文化偶像，终于在日本知识阶层中得到了一定的地位。

　　另外，《杜甫诗集》会在中国与日本呈现出如此不同的受容面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日本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不无关联。中国之所以会编撰出如此数量繁多的杜诗笺注，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被当作科举士人的参考书。而在日本，科举制度本身并不存在，日本人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对宋元时代超过百家之多的杜诗笺注予以关心，因此难懂的杜诗也就很难在日本得到流行。直到明代万历之后，在中国大陆庶民文化得到进一步扩张的文化背景之中，开始出现了一批直接与科举考试本身没有多大联系、为一般庶民家庭之幼学儿童的古文学习课本，而这些通俗易懂的古文读本也迅速地传入了日本得以流行。和刻本《杜律集解》在日本的滥觞与这一时代东亚汉文化圈的大背景亦有密切的联系。

　　然而，有花开就有花落。虽然杜诗在18世纪以后依旧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但《杜律集解》之出版风潮却在17世纪末落下了帷幕，这是因为李攀龙《唐诗选》的传入日本，一跃成为日本阅读唐诗时最权威的选本。《唐诗选》对日本近世影响之深远已是一个众人周知的事实了，相关研究甚多，于此就不再赘言了。

　　明代文化对于日本近世文化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本文所提到的《杜律集解》只不过是其第一波浪潮的肇端。沿袭着这股潮流，日本之后还相继出现了不少本土编撰的杜诗选本。日本正德四年（1714）度会末茂撰《杜律评丛》三卷就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本。这部书是由京都书肆奎文堂瀬尾源兵卫出版发行，选入了133首杜甫的七言律诗以及相关汇评，大量引用了《瀛奎律髄》、《石林诗话》、《诗薮》、《艺苑巵言》、《冰川诗式》等宋明诗话笔记中的记载。由此可知当时日本还传入了大量的宋明随笔书籍，其中一部分还被日本书肆予以覆刻。度会末茂对这些随笔书籍予以通读，汇集其中有关杜诗的评论，从而编撰出这部独具特色的《杜律评丛》。

　　此外，在《杜律评丛》刊刻的一年之前，京都书肆白松堂唐本屋佐兵卫还出版了一部二卷本的《杜律诗话》。《杜律诗话》的作者为清初大儒陈廷敬（1639—1712），由其门人林佶最终汇总而成。非常有趣的是，这部书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被单行版刻。日本出版的《杜律诗话》，是京都市井文人松冈玄达（1672—1746）将陈廷敬全集《午亭文编》五十卷之该当部分之最末二卷抽出加上和训编纂而成的。《午亭文编》刊刻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现在还不清楚这部书籍是何时被舶到长崎的。但此书在出版之短短五年之后就已经受到了日本文人的瞩目，估计这是陈廷敬本人不曾想到过的吧！还要强调一点的是，松冈玄达并非专业文人，其本职乃是医生，他从《午亭文编》将《杜律诗话》抽出编辑成和刻本，这无疑是证明这一时代杜诗流行之广、影响之深远的最好的一则证例。

　　此外，在这一时期日本还先后出版了好几部和刻《杜甫诗集》，此处就不再一一枚举。但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此时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被誉为杜甫诗注集大成的仇兆鳌二十五卷本《杜诗详注》（1714年刊）及浦起龙六卷本《读杜心解》（1725年刊），然而日本的书肆却对这两部大著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这两部诗集最终也没能在日本得到翻刻刊行。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两部书籍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久之后就已经舶至日本，但是其传播范围极为狭窄，数量也极为有限，只限流传于一部分有名的藏书家以及学者之中。

　　19世纪初，乾隆帝之侍读沈德潜（1673—1769）所编撰的四卷本《杜诗偶评》被覆刻成了和刻本（底本为乾隆十二年／1747年序本）。第一次覆刻于享和三年（1803），由江户幕府之官学昌平黉刻版刊行（此后又出现了不少此本之再覆刻本）。第二次覆刻于文化六年（1809），由江户千钟房须原屋茂兵卫刊行。第三次覆刻于文政六年（1823），由江户的堀野屋仪助与冈田屋嘉七共同出版。直到明治时期，这部书还被改名为《杜诗评钞》附上鳌头注被京都文求堂田中治兵卫再次刊刻（明治三十年／1897）。与以往的和刻《杜诗诗集》不一样，沈德潜编撰的这部《杜诗偶评》并没有被附加上和训。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日本人的汉文读解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即使是中低阶层的知识分子，也不用借助和训来阅读欣赏杜诗了。

　　如上所述，日本的杜诗传播，一波三折，最终还是借助了明清诗学思想之滥觞，才终于在日本确立了其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之代表的经典地位。

四、结语：近代文艺与《杜甫诗集》

上文对日本杜甫受容及阅读史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与回顾。最后，让我再来谈谈明治维新（1868）以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对杜诗受容的情况。

　　时至近代日本，可以说杜诗已经占据了东亚汉文学鳌头之经典地位，因此有关杜诗的各种评注以及概说的书籍还不断地在日本被刊刻出版，参与这项活动的知识分子也覆盖了各个层面，如近代诗人之岛崎藤村（1872—1943）、小说家之堀达雄（1904—1953）、画家之小杉放庵（1881—1964）、和歌歌人之土岐善麿（1885—1980）等，都留下了不少有关杜诗的论著。甚至连当时的一些著名的西洋文学大家，如英文学者之斋藤勇（1887—1982）、法文学者之桑原武夫（1904—1988）、德文学者之田木繁（1907—1995）亦都涉及了这一领域。可以看出，近代日本之杜诗，在帮助日本知识分子理解、审视西洋文学这异文化接受的方面也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或许正因如此，即使是在西风东渐的明治时期，杜诗在日本还是拥有着一大批忠实的读者。

　　总而言之，在明治时期，杜诗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唐诗，而是被看成为明清诗学之集大成的一个重要象征。借助对杜诗的论评，明清诗学之精华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传播，对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学术思想的形成以及文艺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以毕生研究杜诗为大任的吉川幸次郎（1904—1980），开创了日本的中国文学学科，也确立了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独自的学术传承。对于这一问题，请允许我撰别稿予以详谈。

　　附录：伊藤东涯（1670—1736）《杜律诗话序》：

　　本朝延天以还，荐绅言诗者，多模白傅，户诵人习，尸而祝之。降及建元之后，丛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治之殆如治经，解注之繁，几充栋宇。今也承平百年，文运丕阐，杜诗始盛于世矣。呜呼，白之稳实，苏之富赡，黄之奇巧，要亦非可废者也。然校之杜，则偏霸手段，不可谓之集大成矣。然则诗道之于今日，亦可谓渐于正欤。书铺刊《杜律诗话》，请序。此清相国午亭陈廷敬所著，其书虽略，亦足以补赵邵之阙，为序。（正德癸巳1713孟夏）

　　静永健，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陈翀，日本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副教授。